作者：黄清龙
两年多前在台北一场晚宴上，难得与著名的大陆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桌共餐，特别趁机向他请教大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谈着谈着我提到最近刚看了林毅夫教授的新书，很有收获……只见老人家开朗的表情突然沉闷了下来，直到餐会结束，他都没有说出林毅夫3个字，让我好不尴尬。
当晚我带著他签名的赠书和一脑子的疑惑回到家。那本书叫《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是1991年他与3名学生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联名出版的著作，至今仍受到推崇；但我一直不明白：为何林毅夫这3个字让他这么反感，他们不都是在北大任教的同行吗？这个疑问悬在心中两年多，直到最近看了张维迎与林毅夫的大辩论，这才恍然大悟。
张林大辩论的重点，简单说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到底政府重要还是市场重要？两人的分歧，早在1995年就已点燃，并延烧至今。今年8月，在黑龙江亚布力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峰会上，张维迎发表题为“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演讲，未点名地将矛头指向林毅夫。林毅夫随即撰文《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做出还击。张维迎继又发表文章题为《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的4个错误》，林毅夫也再以《回应张维迎指出的所谓4个错误》针锋相对。
关注张林之争，不可避免要提及另一场林毅夫与杨小凯的论战。2001年杨小凯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对于当时学界一面倒主张所谓的“后发优势”，极不表认同。他认为，恰恰是因为落后国家可以轻易利用技术模仿发展经济，因此缺乏动力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制度变革，长此以往，这种制度环境将带来严重的腐败与收入分配上的巨大不公，“后发优势”将成为“后发劣势”。
不久后，林毅夫写了一篇《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反驳文章，力主后发国家应该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完善大可以与经济发展同时进行。两位杰出学者之间鲜明的立场差异，使得这个话题迅速成为热门的经济学事件。
如今大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继续保持着令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似乎足以印证林毅夫的主张正确；但另一方面，腐败与贫富差距也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必须正视的病症，许多人将这些现象与杨小凯有关“国家机会主义”的论述联系起来。2014年张维迎接受《中国青年报》访问认为，杨小凯在十几年以前的说法和思想之所以到现在仍被讨论，“或许就是因为他当年所担心的问题如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他表示，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人替代杨小凯的角色，而他愿意成为那个人。
也有人从杨、林不同的出身背景来解析。杨小凯经历过文革时期国家机器的迫害，日后经济学思想中对于政府体制的怀疑和警惕，与他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不无关系。
不只杨小凯，人称“厉股份”的厉以宁，恐怕都难免有这样的心结，难怪他会对高举大政府主张的林毅夫不以为然。与他们相比，林毅夫没有经历过“文革”与“下放”，又曾见证了台湾经济奇迹前期中“大有为政府”的作用，特别是他的论点符合过去30多年大陆经济发展的基调，因此被认定为中国模式经济掘起的宣导者。
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经济长期陷入困境，令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功效饱受质疑。与之相比，中国计划经济下的市场发展观，由政府对特定产业提供政策扶持，反而让发展经济学逐步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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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