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闻，不时会看到这样的词句：某某理论是在学界获得普遍认同，被公认为解决当前经济局面的一剂良药……这些理论从哪里来？所谓的学界共识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理论又怎样影响了决策者的宏观政策领域的行为？
政治学者亨利·法雷尔（HenryFarrell）和约翰·奎金（JohnQuiggion）在一篇论文中以凯恩斯主义学派兴衰为例，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两位学者认为，某理论开始影响学术共同体，得到众多学者支持形成主流，同时又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反驳观点，那么外界就会认为达到了所谓学界共识。这种共识掩盖了共同体内部的细微分歧。只有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抱团”，他们才更倾向于公开自己的观点和分歧。
当然，学术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也会影响共识的形成，拥有更多资源和人脉的明星学者显然会有更大影响力。一旦学界形成某种共识，主流学术理论自然会影响现实政策制定，而且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采纳这种理论。
经济学也许是影响现实政策制定的最重要学科，经济学家不仅参与国内政策制定，在国际组织中也拥有很大影响力。斯蒂格利茨等明星经济学家经常游走于学术界和重要政策机构之间。社会学家也发现经济学界是一个联系紧密、高度国际化的社群，被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经济学者所主导。而范围更小、联系更加密切的明星经济学家们通常决定了哪些理论会更受到广泛关注。
以凯恩斯主义为例，这一理论曾是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唯我独尊的第一大门派，在二战后主流经济学界叱咤风云、号令天下。但是，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因无法应对现实和理论挑战而陷入困境，江湖地位尽失。乃至198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失去了解释力，曾经的江湖霸主趋向衰落，在实际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也不断削弱。
1970年代，经济学家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曾这样描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沉寂与落寞：“你很难找到一个四十岁以下的优秀经济学者自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时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长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的文章《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撤退》（retreatfromKeynesianEconomics）加速了凯恩斯主义学派衰落。学界的判断使得凯恩斯主义不再是毫无争议的政策选项，政策制定者开始认为经济学界已形成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共识。随凯恩斯主义“撤退”，新自由主义渐成主流，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始纷纷推崇新自由主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一时风行拉美东欧。
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伴随着学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凯恩斯主义开始重新占领舆论。到了2008年末，巴里·艾肯格林和保罗·克鲁格曼等学者纷纷在媒体上发表支持积极财政政策协调的观点。随后更多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深经济学家站到主张刺激政策一边。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也在《新共和》杂志撰文公开转向凯恩斯主义，引发众多关注。但是最令学界关注的无疑是费尔德斯坦，这位曾经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旗手，也转而支持积极财政政策。
此时，外界开始将明星经济学家轮番表态解读为学界共识正在形成——财政刺激才是应对经济衰退的正确选择。这样的印象也很快影响到与学术界联系紧密的IMF等国际组织，IMF提出占全球GDP2%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的主张。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开始认同经济危机是由需求不足造成的，英国和中国则在2008年末就启动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经济政策论争很快变成强烈支持各国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协调的美国与反对者德国之间的抗衡。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央行官员从没有被凯恩斯主义所打动。德国始终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放松监管，坚持抵制要求大规模经济刺激的主张。直到德国最具政策影响力的经济专家委员会（Sachsverstandigenrat）改变了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整个德国经济学界才开始出现松动。
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2009年初达到顶峰后很快出现衰落。2010年7月，凯恩斯主义者布拉德福德·德隆已经在哀叹凯恩斯主义也无力回天。政府救助成本和可能导致的银行业危机已严重损害一些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这时候争论的焦点已经从何时以及如何进行财政刺激，转向了宏观经济管理常态化，甚至是在必要时采取紧缩手段。财政刺激逐渐被努力恢复财政平衡所替代，这种政策思路在后来深刻影响了对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的救助。（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参见政见文章《为什么紧缩政策救不了金融危机？》）
研究者认为，一旦学界形成某种共识，将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正如2008年至2009年，美国的明星经济学家们轮番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背书。当然，明星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其舆论影响也不容忽视。但是当学界无法达成某种共识时，政策制定者则可以自由地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政策选项，学界政策影响力也就相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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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