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新闻专栏作者羽戈
桂林山水甲天下。然而我去桂林，却无缘徜徉于山水之间。作为一个虔诚的朝圣者，我的目的地，除了中华路22号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便是位于穿山公园的梁漱溟墓。
我知道梁漱溟先生是桂林人，不是源于他的简历，而是其父梁济死后，所遗留的文章、日记、年谱等被编成一本书，叫《桂林梁先生遗书》。由此我记住了他的籍贯。其实梁漱溟生于北京，一世奔波，四海为家，与故乡缘分极浅。据《梁漱溟先生年谱》，梁漱溟一生曾四次回乡，除第三次时长两年半外，余者相当短暂，好似旅游一般。直至百年之后，遵照遗嘱，埋骨于抗战时期所卜居的漓江畔，从此长眠故土。生为丧家之犬，死后反而守住了那一缕淡薄的乡愁。
那个秋阳杲杲的下午，我在梁漱溟墓前坐了一小时。游客往来如织，仅有一人驻足。有一对青年男女，路过墓地，男生说：“这就是那个梁什么的墓……”我看了看墓碑，梁漱溟的名字并非繁体字，为什么读不出来呢？
梁漱溟墓上，有一尊半身雕像，依稀是我们熟悉的面孔，双目睥睨，嘴角下垂，阳光之下，那一脸倔强和不屈的神色愈发深刻，可谓其人区别于同侪最显著的标识。话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儒，马一浮、熊十力、冯友兰等皆长须飘飘，有出尘之姿，钱穆雍容大度，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唯独梁漱溟，铁骨铮铮，棱角分明，令人望而生畏。这正呼应了我对他们的观感：亲近钱穆（钱穆最适合当老师，我读他的书最多，受益也是最深），景仰马一浮，敬畏梁漱溟。
对梁漱溟的敬畏，与其学问的关系，远远不如与其精神的关系之深切：他的学问，出入佛家与儒家之间；他所体现、发扬的精神，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儒家。与此相应，后世对他的纪念，往往无关学问，而重在精神，或者称之为风骨、气节。譬如我们说起梁漱溟，所津津乐道的不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不是《乡村建设理论》，而是他胆敢当面向毛泽东叫板（1953年9月18日），而是在梁漱溟批判会上，当局请他谈谈感受，他则决然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974年9月23日）……
当然，梁漱溟的精神与其学问密不可分，确切讲，其精神正由学问所支撑。这就要说到儒家。
我对儒家的态度，袭自余英时先生。余先生《现代儒学论》一书有两个经典论断：一，近世以来，儒家丧失建制而沦为游魂；二，“儒学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即“道在人伦日用间”。这两点，我都无比赞同。而且我以为，儒家沦为游魂，未必是什么坏事。从秦到清，两千年帝制绵延，执政者一直儒法并用，不过到底是内儒外法，还是外儒内法，素有争议，我倾向于后者：儒家为表，法家为里。基于此，儒家与建制脱钩，反而是一种解放，它终于摆脱了被权力绑架、盗用的困境，走向一种自由状态。诚然，它失去了“体”，只剩下“魂”，然而自由精神却可能赋予作为鬼魂的儒家以新生。
于是有“为儒家招魂”之说。有些人企图借尸（体）还魂，换言之，即为儒家之魂寻找新时代的载体或宿主。数十年来，儒家先后与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合作，从而衍生了“马克思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儒家”“儒家宪政主义”等光怪陆离的说法。然而不论哪一种，儒家的角色都像是寄生物，儒家的努力都像是投怀送抱，不是驯化权力，而是献媚权力，最终不仅失节，而且失身：与虎谋皮的儒生，被迫充当了虎牙之下的祭品与虎皮之上的装饰；非但不曾光大儒学，反而严重败坏了儒家的名声——如果儒家还有名声的话——以至有人嘲讽一位当世大儒：他自称孔子的门徒，实际上则是韩非派来的卧底。
这种种悲剧，该归结于儒家的短视与糊涂，还是对权力的追逐过于急切，从而迷失了自我，抑或根本没有弄清楚，儒家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但凡具备六十分的理性和历史感，都可发觉，儒家与这些从西方舶来的主义并不兼容，甚至势同水火，譬如儒家的大同梦固然能够会通于共产主义（形似而神不似），然而通往乌托邦之路，马克思主义讲究阶级斗争，儒家注重道德教化，两者必定冲突，不可调和；至于儒家与宪政主义，一个主张内圣外王，肉身成道，一个号召把权力者关进法治的铁笼，就对待权力的基本姿态而言，恰恰南辕北辙；更有甚者，则试图把儒家与反儒、批孔最铁腕、最有力的人结合起来，这则不仅令人怀疑其智商，还得怀疑其居心。
儒家不甘于游魂的孤苦漂泊，故而有此种种尝试，其情可悯，其行可哀。悲哀的是，儒家始终未能端正自己在新时代的位置，未能认清自己的作用与意义之所在。如果愿意承认，儒家的生命力不在形而上，而在形而下（或者说不在上行，而在下行），不在政治，而在文化，不在庙堂，而在民间，不在制度，而在生活，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家将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人伦日用之间焕发新生。它无需依附任何主义、任何势力，说白了，儒家不是三民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是自由主义，儒家就是儒家。
明确了这一点，再来说梁漱溟。他用一生的探索，为儒家开辟了一条新路：首先，他对儒家学说的身体力行，把儒家人伦日用化，塑造为一种厚重而独立的个体伦理，基于此，儒家有力量对抗一些意识形态的入侵，亦可与一些意识形态形成互补（所谓互补，不是结合，而是各尽本分，如让儒家的归儒家，宪政的归宪政）；其次，他的目光，从未偏离乡村和农民，论起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建设，他与晏阳初并称双峰，1953年9月，他在怀仁堂与毛泽东争吵，原因即为农民鸣不平，称“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最关键的一点，他虽也与时俱进，不过在历朝历代的权力者面前，都能守住底线，保持独立，不向斧钺低头，不向利益折腰，他的独立性，正源自儒家精神的滋养，试看这一段告白：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志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一人，无权无势。他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而今我读这番话，竟有些慷慨悲歌的意思。梁漱溟自称匹夫，恰在匹夫身上，我们见识了儒家最伟大的力量，如此孤独，如此强悍，哪怕令千军辟易、万民臣服的威权，都无法使其屈从。他的“倔犟自喜、骨气自负”，如一道自由而坚硬的光芒，在其死后，依然不灭，甚至穿越到其墓前，令一个来自千里之外的朝圣者，不由顶礼膜拜。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责任编辑：刘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