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难道当前的 “阴盛阳衰”，原因之一竟然是 “文革”？
马亮 / 政见观察员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多次社会巨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等运动。这些制度变革和文化转型具体改变了人们哪些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台湾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四位研究人员研究了文革对女性的男女平等意识和竞争意识的影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台湾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四位研究人员对北京和台北的居民进行实验室实验。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哪个出生年代的北京女性，都比相同年龄段的台北女性更愿意竞争。尤为重要的是，“文革”期间受教育的北京女性比同期出生的男性和更晚出生的女性都更愿意竞争。相较而言，台北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在竞争意识上不存在显著区别，男女之间的竞争意识也差异不明显。
这项研究表明，在一个人的关键成长时期，如果遭受到社会制度和规范上的巨大变故，可能会深刻改变其态度和行为。男女之间的竞争意识差异可能不是天生的，而是会受到文化和制度的深刻影响。
“女人能顶半边天”
社会文化塑造一个人的观念和态度。其中一个方面是性别平等和女性角色。儒家文化强调男尊女卑，推崇 “夫唱妇随”。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注重男女平等，经济生产也需要妇女劳动力的贡献。因此，政府大力宣传男女平等，使传统性别观念被取代。研究人员对《人民日报》的检索显示，“女人能顶半边天” 与 “男女平等” 这两个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峰集中在三个时期：1950-1955 年新《婚姻法》颁布、1970-1976 年文革时期和 1995 年联合国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其中，又以文革时期为男女平等宣传的最高峰。因此，在此年代成长起来的女性，可能会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也更加有竞争倾向。
1978 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动摇了主导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一些传统性别观念逐渐回潮，“男主外、女主内” 的家庭分工缓慢恢复。比如，建国初期大陆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占比持续增长，一度赶上男性就业率。但在最近三十年，女性就业率却有所回落。与之相比，台湾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却稳步提升，并没有出现类似于大陆这样的大起大落。
北京女性更 “好胜”？
研究人员将北京人与台北人进行比较。北京和台北都有提倡 “男尊女卑” 的儒家文化传统，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经历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这些相同和相异之处让他们之间的差异能够一定程度上反应出社会文化对竞争意识的影响。
因为文革期间对男女平等的政治宣传最为密集，所以研究人员选择 1958 年出生的人作为研究对象（2015 年实验时他们 57 岁）。他们在文革期间刚好是 8-17 岁，正值上学年龄，最有可能受到性别平等宣传的熏染。为了与此对照，研究人员选择在 1966 年和 1977 年出生的人，他们分别在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后接受教育。研究人员以北京市和台北市的人口普查数据作为依据，招募参与实验的人员，以使他们能代表本市的人口特征。在每个城市每个年龄段，抽取约 100 人。研究对象被邀请到大学实验室参与三轮竞争游戏，以评测他们的竞争意识。分析过程中，研究人员控制了可能影响竞争意识的智力等因素。
这些游戏在许多研究中广泛使用，用于评估实验参与人员的竞争、信任、冒险和损失厌恶等方面的行为倾向。以竞争游戏为例，研究人员会请实验参与人员一组任务，比如加法运算。实验参与人员可以选择 “自娱自乐”，即根据自己算对的比例获得报酬。他们也可以选择 “锦标赛”，即同一个随机分配的对手比赛，赢了对手的话报酬可以翻倍，输了则一无所有。如果实验参与人员选择“锦标赛”，则意味着他们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研究结果显示，1958 年出生的北京女性在竞争意识方面，平均比同龄男性的高约 15%。并且，1958 年出生的女性收入也高于同龄男性，而其他年龄组则是男性收入高于女性。1966 年和 1977 年出生的女性与她们相比，并没有表现出更弱的竞争性，但她们的收入低于同龄男性。三个年龄层的北京女性都在竞争意识方面“横扫”台北的女性和男性。而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台北人，男女之间在竞争意愿方面都不存在差异。就性格而言，在受访人群中，北京女性比北京男性、台北女性和台北男性都表现出更强的外向性和开放性，更加和蔼可亲和认真负责，更少情绪化。
另外，无论年龄和性别，北京的研究对象都更倾向于认为，学校和家长教育他们的都是 “性别平等” 和 “无私奉献”。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出台政策去减少收入不平等，却不同意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与之相比，受访的台北人则不会持有这种态度，不同年龄层之间也不存在差异。
这些发现说明了人们在成长关键时期受到的意识形态灌输，会对其成年后的意识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这项研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家制度转型的影响之深，宣传机器的渗透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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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