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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终于住上了自己的新楼房，之所以说“终于”是因等了3年，2013年首付的期房，2016年元旦交房，入夏装修完，正式住人是立冬。
说起来是有房人了，但并不特别兴奋：一是跨省买房，我在北京城上班，房子却在河北大厂县，跨省没“跨”到外省的城，而是“跨”到外省的一个小镇，只怪咱收入不好。二是上班远了，以前在北京城的胡同租着蜗居，上班骑自行车20分钟，现在骑电动摩托车90分钟，正是路远，我赖着胡同的小平房而不愿早搬进新楼房，这么拖了两月吧。三是跨省的路不好走，每天上下班走河堤路，很窄，来往的汽车和摩托车很多，常看到交通事故，心里满是恐惧。12月的一晚上，一水泥块顶翻了我的摩托车，我瘸了整整一礼拜。其实，这路还能近些，修个“跨省桥”的话，但听人说北京不让修，怕“外省”近了，肥水流外人田。
搬到新楼房，我忽而发现自己是一个“三栖动物”：户口在甘肃农村，工作在北京城区，住房在河北小镇。本来嘛，当初买房时开发商许诺送城镇户口，可交房时不算话了。“三栖动物”，拧巴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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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回了一次甘肃秦安老家，是8月底，村里摘花椒的尾期。刚一到家，就听大家说本家的三婆得了大病，先是送到县城，再送到天水市，最后送到兰州抢救。是什么病，他们说了，我没记住，但大家说的病因是过度劳累。她家的花椒多，即使雇了七八个外地人也得摘上一个月，而她是最累的。
你想想：摘花椒早晨5点多就要到地里，三婆得4点起来给大家做饭，然后跟着一起去地里干活，中午吃在地里，晚上吃完饭，她得把摘的湿花椒烤干，弄完都是半夜12点后了，每天只睡4小时吧，这么敖了20多天，结果晕倒在地。因为治病，她花了9万多元。这几年，我们那边花椒丰收，听着一家人一年平均弄5万元，但都是拿命换来的。说来花椒树是我们那一片的“脱贫树”，但有些人家因摘花椒病倒，或雇的外人出事，又“返贫”了。
因为花椒，我们那山里贼多了起来，好几个庄的花椒被偷。4斤湿花椒晒1斤干花椒，1斤干花椒60元，有些小偷翻墙进院偷走两大麻包就是400斤2万多元。我回家时，邻村抓住了小偷，你猜是哪儿人，都是县城人骑摩托车进山偷花椒。其它村里抓住的贼也是县城人。世道变了，以前是山里人跑到县城偷，现在是县城人跑到山里偷。拧巴的世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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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7日，我在朋友圈晒捐款账目，这一年捐了660元，心想是这一年的“总共”。殊不知节外生枝，12月24日老家一个堂兄突然离世，留下5个小孩，我又捐款。堂兄40多岁，那天帮别人干活呢，晚上吃饭时还说说笑笑，突然倒地，赶紧拉到县城再转院到天水，医院说是脑溢血，没抢救住。堂兄是家里的顶梁柱，有5个孩子，2个大的上大学，3个小的上中学。本家人打来电话，说是看社会上能帮着捐款不，我说本家人先捐款，这样才好意思让别人捐，于是我带头捐1000元，其他本家人也跟着捐。
我是想给本家人立个先例：不要一开始就想着“社会救助”，先应该家族自救，再是村里自救，还不行才考虑“社会救助”。现在一些人的公益观念很拧巴，亲戚或本家人有困难不是主动捐款，而是让社会上陌生人捐钱——这种思维真得校正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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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还是在一家民营医院工作，写些宣传材料。单位里写的人很多，人家都是正规大学毕业生，而我没上过大学，差不多天天在宣传上“打架”。我以前扫大街、上工地，对来之不易的文字工作很珍惜，很反感虚假宣传。
但是，那些大学毕业生个个虚假宣传，我特别发现，新闻系的毕业生是民营医院造假的“中流砥柱”。打比方吧，我们医院是做植发手术的，他们动不动在宣传稿中说“我院累积8万例手术”，而我的稿子专戳谎言，“整个行业，单个植发机构累积手术量最多的不超过4万，只要超出这一数字就是造假”。
其它民营医院多是吹牛，但吹牛上“保持数字一致”，而我们医院在公开宣传稿中相互“掐架”，看着很拧巴。有时候，我感觉整个行业（植发手术被整个民营医院垄断了）就我一个人努力在说真话，好孤单的。如果新的一年，我还在这民营医院，“掐架”还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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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巴的城市，拧巴的农村，拧巴的工作，是不是希望2017年我不再有拧巴？不是的，现实就在那放着呢，只希望拧巴少一点，或者还是2016年那么多，不要增加而已。
（作者为甘肃秦安农民工，现在北京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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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