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联想，激发情感，诱发认同。影像在社会运动中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夕岸 / 政见观察员
相比单纯的文字，革命与抗争的影像总是能在大众心中驻留更久。从自焚的僧侣到烧伤的小贩，从枪管上的康乃馨到赛场上的黑人力量敬礼，过去几十年的社运经验告诉我们，影像不仅可以左右抗争的走势，还往往通过媒体的扩散，成为未来抗争的符号。
研究者们也从未放弃过对社运影像的关注：社运学界早就发现，一方面，主流传媒倾向于用冲突性的影像来丑化抗议者的形象，强化政府一方的权威感，从而瓦解运动的正当性；而另一方面，自从 1960 年代末大量家用照相机和摄影机进入市场，另类媒体、社运人得以使用自购设备拍摄并传播影像，部分抵消了主流媒体的偏见。
对影像的关注在社交媒体普及后达到了顶峰。本阿里在医院探望烧伤小贩的图片普遍被认为是突尼斯抗议爆发的关键，而同一时间在埃及，行动者们用自焚、涂鸦、漫画、行为艺术等方式制造反抗的影像，将身体而非武器变成了抗争的工具。这些抗争剧目也逐步被土耳其，乌克兰，香港，马来西亚等其他地区的抗议者所采纳、改编，并作为案例写入新的社运教科书。香港抗议的影像，更是已经成为最新版牛津社会运动手册的封面。
然而，拘囿于数据的限制，以往对影像的关注无法超越对单个例子的深描，因而也就无法避免事后选择的偏误：我们也许只是看到了那些造成了轰动效应的影像，更多的来不及被看到就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知道相对文字，影像是否有着更独特的动员力量。
利用 2015 年美国 “Black Lives Matter （BLM）” 运动的线上观测数据加网络实验结果，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的两位博士生试图去揭开这些疑问。
使用一系列电脑加人工的编码手段，两位研究者从推特上获取到了近一万张不同的 BLM 抗议图片。接着，一群互相独立的编码者对每张图片的情绪色彩，包括愤怒，害怕，恶心，悲伤，热烈，分别进行了打分。所有编码者的主观平均打分被视为这张图片的情绪色彩。研究者还捕捉了图片中的符号信息，以及人群的种族构成和数目（具体的数据获取和编码方式见原文）。
数据显示，BLM 的图片确实从不同方面促进了运动的传播。在控制了参与讨论用户的社交网络影响力和各种滞后变量后，整个 BLM 运动消息库中的图片比率（平均为 38%）升高，提到运动的推特数量也会增多，同时会有更多新用户加入运动相关的传播和讨论。根据模型预测，如果半小时内推特上没有出现抗议图片，相关讨论大约是 220 条，如果有 40% 的帖子包含图片，那么这个数量会是 365。如果没有图片出现，只会有大约 12 个新用户加入讨论，但有了 40% 的图片后，新用户数就上升到了 29。
这种效应为何存在？社运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强调情感因素对动员的影响。所以，是否因为特定的图片可以激发特定的情绪，从而激发了人们的参与意识？如果将消息按照不同的情绪分类，包含热烈情绪的图片确实可以导致更多的讨论，而相反，展现出恐惧情绪的图片，则对动员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较之下，悲伤虽然也是负面情绪，却可以招募更多用户参与政治讨论。
另外一些影像的性质也会对公众注意力造成影响。比如当影像中包含旗帜或者重要标志的时候，会有更多新用户加入讨论。影像中出现的人群的种族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出现的白人或者黑人比例越高，在线动员作用也越明显，而西班牙裔，亚裔和原住民群体的出镜则没有影响。这也说明，我们距离超越一切身份政治的社会抗争，还非常遥远。
除了推特的观测数据，两位研究者还设计了一个在线实验，来解决观测数据不能处理的因果推断问题。5000 名通过亚马逊招募的志愿者被邀请填写一个关于 BLM 的问卷，并在结束问卷后收到一个在线请愿的链接。其中四千人的问卷开头附上了四张传递不同信号的照片：街道上遗留的纪念物（悲伤），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军车（恐惧），街道上大量抗议的人群（规模），抗议人群中有一具披上美国国旗的死者（团结的标志）。剩下 1000 人的对照组则看不到任何图片。
尽管每个人看到图像的时间可能非常短暂，但如此短的时间足以造成影响。综合来看，看到图片的 4000 人中有 6.1% 的人最终参与了请愿，而控制组的比例只有 4.2%。其中，看到警察与军车照片的那组参与度是最高的，达到了 7.3%，这与观测数据抑制参与的结论恰好相反。
这也是这项研究最有趣之处。研究者推测认为，由于在线请愿不具备可见性，个人的政治参与并不会被其他人所看到，所以个体会表达出自己最真实的意愿。相反，在社交媒体的关系网络中，每个人的行为对家人朋友都是可见的，个体往往不太愿意公开表达自己对敏感政治话题的支持，特别当这种话题被证明是高风险的。这虽然并不构成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却点出了政治参与和社交网络间关键的交互作用。换句话说，社会网络是情感动员和政治参与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因素。
虽然两位研究者只观察了 BLM 运动，其发现已经可以被最近的社运局势所佐证。两个月前，美国北达科塔州反输油管运动的阶段性胜利，就极大得益于影像的传播。九月初独立记者 Amy Goodman 拍摄的七分钟抗议现场视频，在 YouTube 上获得了一百多万的观看数，为运动初期积累公众关注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后期立岩保护区对峙的图片，特别是抗议者在冰天雪地里扎营的场景，又进一步提高了公众对运动正当性的认同。可以说，没有这些影像的广泛传播，美国原住民的抗争会艰难很多。
随着宽带的进一步提速，手机设备的更新，无人机的普及，和城市空间中大量监控摄像头的出现，影像在未来社运中的作用只会越发重要。然而，那些激起人一时情绪的图片，并不能代替社运组织。当影像带来的震撼效果渐渐消退，内部组织和外部机会的缺乏轻易就可以消灭早期声势浩大的动员。影像让抗争的主体变得强大，但社运也变得更加无法预料，更容易受到监控甚至操纵，也更加脆弱了。这恐怕是研究者和行动者共同要面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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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