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中书局于1946年推出了一套《边疆史地》丛书，共25册，分别论述当时中国与各邻国界务争端问题。因笔者在研究腾冲抗日战事，遂在孔夫子旧书网购得《中缅界务问题》一册，以了解与此相关的片马、江心坡的历史。
领土与国界意识，在一般公众中均有神圣化的色彩。但编著者刘伯奎却在自序中坦承：“人类就是自私的动物。我们常听见说：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那个东西是属于他的。这虽然是表明物权所有，但是不能否认这不是自私心的表露。又如一块田园，或一座房屋，亦多喜以篱笆或围墙把它围起来；再推而广之，一国和一国之间的疆界，也就是这种思想发展出来的。”这种看似“低调”之论，使得本书对于中缅界务问题的叙述和分析显得较为客观冷静。
在明代以前，当缅甸内附我国、为我国的外藩之时，尺土寸地都属中国所有，对于疆界自然无严格的划分。然自英国殖民势力到达印度之后，不久缅甸亦燃起战火。从这个时候起，不但缅甸内部起了分化，中缅之间的关系也一天天恶化起来。到了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缅关系即告断绝，于是中缅界务问题遂引起争端。
在该书编撰之时的1946年，中国的有识之士仍普遍认为，中缅边界北段应该以缅甸北部南北走向的野人山划界，其迤东的江心坡、片马均为我国领土，其法理依据可追溯至明代以前的古代史。但实际上当英国人出现在缅甸以后，已翻开了近代史。后世谈及边界问题多喜欢论理，当作学问来研究。而历史上那些拓疆者，哪里会想那么多，他仗剑走到了那里，说一句“这是我的”，若对方还混沌着，也就既成事实了。看后世的界务考据之论，常令人苦笑——力量不够，自然退而求其次热衷于讲理。
在第一个回合的接触中，中国即陷入了窘境：光绪十一年(1885年)，曾纪泽出任英法大臣，奉命赴伦敦向英政府提出：英军以武力侵占缅甸时，不得侵占中国土地。英人问：中缅边界在哪里？曾不能答，仓促回应：“中国军队和旗帜所在之处，即为中国土地。”英政府乃急令缅甸英军向云南推进，进至八莫没有遇到中国军队，又推进至红蚌河遇到马相武部，才停止下来。曾氏这一满嘴跑舌头的失策，为后来交涉带来巨大麻烦。
办政治外交，这种曾纪泽式的作风，此后没断过。曾氏思维可谓之“旗帜论”，现在类似的叫“亮剑论”，都是典型的“文青思维”，即“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
问题出来了，即开始交涉。中缅界务的商定，始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中英缅甸条约》。其后，清政府驻英公使薛福成和英外相劳偲伯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及大学士李鸿章和英使窦纳乐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付款》(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才将双方界限的分划规定在条约内。但关于中缅边界北段未定界(康藏至尖高山段)和南段未定界(南丁河至南板河段)，当时因为清政府尚不很明了边界的实际情形，在没有切实勘察之前，无法详细划定。只好在条约上规定，拟另派大员查勘确定。这时候，如清政府能及时派人勘查，早日了结，或不难收东隅之失。“不期清廷计不及此，因循延误，遂为外人所乘，酿成日后滇缅边界上不少的纠纷”。
先看看片马是怎么丢的。1910年片马属登埂土司管辖，苛捐杂税很重，引发少数民族暴动。伍嘉源、徐麟祥两个头目到永昌府(今保山)上访，知府根据申诉拘押了登埂土司。但土司行贿赂，知府又放了人。伍、徐二人遂煽动土民：汉官被土司收买了，我们只有投靠英国，就说片马是英国的土地，请求出兵保护。“上访户”遂成“带路党”，英军以两千兵力进占片马。闻听“带路党”引英军欲入境时，登埂、卯照、鲁掌各土司赶紧报永昌府，请求发兵保护，并允诺取消苛捐杂税。但永昌知府既不发兵，也压下消息不上报，遂造成英军侵占片马事实。
再看看江心坡是怎么丢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英军出动三百人侵入江心坡，坡内我山官非常愤怒，组织土民埋伏山中，暗杀一员英官。英国因此借题发挥，大肆横行，焚烧坡内大小村寨十余处，杀伤土民三百余人，并捕去我山官5人、要员6人。当年冬天，英军再度分三路进兵，当时土民一面盼望政府援救，一面积极抵抗，伏击中以弓箭射杀英军武官一名及士兵数名。英军见此，转而实施软化政策，派受过英化教育的土民潜入坡内宣传，告以此地非中国所有，中国不会出兵等语。土人久候中国援军不至，遂在英人积极煽动蛊惑下投顺。
截至此书编撰的1946年，当时的民国政府认定滇缅界址共分四段：第一段自康藏至尖高山，第二段自尖高山至南丁河，第三段自南丁河至南板河，第四段自南板河至越南。上述四段边界中，第二段和第四段系在光绪年间划定，第三段界则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18日始划定；“唯第一段界到现在还是悬案”。
此处所云由民国政府划定的“第三段界”，即一般所谓之“1941年线”。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与国民政府于6月18日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将部分班老、班洪地区划归英缅。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当时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但这次草率划界，又为后来中缅界务留下了新的麻烦。
边界问题就是这样现实：缅甸遭受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侵凌，但英国势力撤离、缅甸赢得民族独立后，却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界务遗产。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的过程中，缅甸领导人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1941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负责的中英政府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我国政府予以承认，并且要求我国政府把在1952年由于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撤回。
众所周知，中缅界务的最终解决，是1960年新中国政府与缅甸政府协商谈判中完成的。关于其过程，《周恩来年谱》中对此有如下记述：
1960年1月24日，在迎接应邀访华的缅甸总理奈温赴国宾馆途中，周恩来对客人说：中缅两国有漫长的边界，来往频繁，应该成为和平共处的范例。奈温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1月25日，周恩来同奈温总理会谈，说：亚洲国家在经济上还落后，殖民主义还在利用这一点欺侮我们。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我们必须和平友好地相处，并且很好地合作。中国政府历来希望中缅边界问题能够全盘解决，因此提出的方案包括各个方面。在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遵守平等友好的原则，强调互相协商，不但自己提出方案，而且也尊重对方提出的方案，努力在双方的方案之间从原则到具体求得逐步解决。为了友好，为了便利问题的解决，中国政府建议：一、对北段未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和独龙江流域外，可按分水岭定界，然后对这一段边界进行勘察，并且竖立界桩。二、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原属中国，对归还中国的地区的面积，建议交由双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解决。三、原属中国的南畹指定区在缅甸管辖下的时间已经很久，从交通的角度看，这个地区留在缅甸比较便当。中国政府建议把班洪、班老两个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作为交换，这样也可以使这两个部落所管辖的地区统一起来。中国政府还建议联合委员会起草一个中缅边界条约和中缅友好条约。双方商定，待奈温总理作出答复后，将分别指定人员共同起草两国总理的换文(后改换文为协定)。
1月2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九十五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草案)》，派周恩来为签订上述条约和协定的全权代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作出说明：对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我们提出：一、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分别摆在各项条文里。二、肯定地声明不参加针对对方的军事同盟，互不侵犯。三、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双方争端，不诉诸武力。这三点意见奈温都已同意。两国边界协定，也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来了。边界协定条有四项重大问题，即：一、肯定未定界。二、把古浪、片马、岗房归还中国。三、在勐卯三角地区，我国同意以这个地区换回班洪、班老两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四、过去国民党正式签订的换文，我们要修改以后才能承认，然后要定界，竖标桩。当晚，周恩来在奈温的告别宴会上讲话：中缅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缅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的签订，更有力地证明了独立了的亚非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团结友好的信念，并且为发展亚非国家的这种团结友好创造了一个新的范例。
可以说，此次中缅划界是在务实加友谊基调上促成的结果。此事解决后不久，中国转而与印度解决边界问题，并发生武力冲突。在北线燃起战火之际，南线平静祥和。
从民族感情上说，经过此次划界，中国收回了古浪、片马、岗房，但放弃了江心坡；又以班洪、班老两部落土地与勐卯三角地区相置换，仍在很多国人心中留下遗憾。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笔者以为，首先，得承认刘伯奎所言疆界归属感是人类自然的“私心”，及缅甸继承英国侵略遗产的现实——只要还存在民族国家，这种维护领土疆界的感情就很难改变，并应尊重和维护；其次，应知道解决疆界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尊重现实和运用力量均为题中应有之意，而这一切均建立在头脑清醒的基础上，如此才有来日方长。如今，台湾方面的地图上仍将江心坡、勐卯三角地区画在中国疆域内(此时它又忘掉了曾负责处理的“1941年线”中英换文)。对于一个已丧失中国政治外交“实操权”，甚至连“中国认同感”都屡屡成问题的地区，此举被很多网友讥讽为“地图开疆”，与曾纪泽的“旗帜论”和时下的“亮剑论”都是一个路子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