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房子划分的人生,精神生活何处安放

2016年03月04日10:00  新闻专栏  作者:彭晓芸  
被房子划分的人生,精神生活何处安放 被房子划分的人生,精神生活何处安放

  文/彭晓芸

  夜里两三点,睡了几个钟头起床,一是看到我的硕博同学群在谈论转行去赚钱的事,再则看到我的前同事郭宇宽发出的感慨:“北京房价猛涨,客观上讲我也是受益者,但想到我一介书生,平生所学,十分之一还尚未施展,靠买房居然在账面上挣出这些对社会对同胞没有什么贡献的不义浮财,思之有凄凉羞愧之感!”

  我在微博上回应他:“老郭这是知识分子思维,思考社会正义的人才有此感慨。因为在四千块买入又放弃过一套房子,我这七十年代末生人一夜之间成为 85后90后,顿感精神振奋,白赚了一把年轻好几岁的感觉。也因此特别理解85后90后的挣扎。当一个社会因急遽变化的资产价格而在事实上呈现财富的阶层分化时,知识分子何为?”

  因微博字数所限,我的话还没说完:在这种境况之下,知识分子是从一己之私偷着乐或偷着哭,还是深入思考社会分配的正义问题及其制度根源?对青年人来说,一套房子就划分一个阶层,遭遇这样的时代,他们能做什么?这篇文章打算面向青年人而不是决策者,主要谈第二个问题。

  1. 现实抉择:入场时机与边际效益递减

  在媒体人的转型中,有一大批媒体人奔向了北京。

  确实,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各种机会更多,尤其当媒体业的前沿阵地广州衰落以后,在广州找到合适的媒体工作是比较难的,来来去去就那么几家。如果你早已把这几家都走过一遍,很少有人愿意重复路径或在高度同质化的职场里打转。

  去北京,你可以有无限多的选择,无论你政治立场偏左还是偏右,无论你偏好市场化的媒体还是更官方更威权的大媒体。

  我是带着研究者的心态去北京的。溜达了一圈凤凰网和央视,对体制外体制内媒体都进行了深入观察——带着一种同理心和去政治标签的细部分析态度。事实上,我也确实发现,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媒体人总是有某些共同的特质的,在业务追求上,只要是在自主范围内的,他们都有追究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但我的情况与转型不同,去北京之前,我已无意于在传媒行业内部谋求职位,已在准备考博,把这个实情告诉了邀请的老总,他表示支持,考上了随时可以去深造。于是,我的北京之旅,是一个实验性质的考察研究。譬如,去网媒看看,大家在激烈讨论的“纸媒末路网媒崛起”究竟怎么回事,网媒和我之前从事过的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又有什么不同。

  因为无意于在北京定居,房价问题暂不需要考虑,我租着4500一个月的公寓,住得奢侈舒服,好好地体验了一把独居的快乐。

  但是,如果你是要在一个城市长期定居,成家立业,抚养孩子的话,入场时机的问题不得不考虑。就像郭宇宽所言,他因为早就在北京,已早早从房产获得资产性收益,他现在可以心无旁骛地尝试自己喜欢的事业。

  一线城市尤其是北京这样的高房价城市,事业追求与生活品质的边际效益已经在递减。

  如果你不是家财万贯,轻而易举就可以在北京购房,而你又不打算做个蜗居千把块钱合租房的快乐单身汉、无忧单身女的话,那么,就需要仔细衡量生活成本与事业机遇之间的关系,是否值得入场?入场的最佳时机是否已经流逝。

  最终,我选择了性价比高一些的广州。尽管四千块房价已经不再,但一万五(现在是两万出头了)的单价可以买到极好的低密度又交通便捷的住宅,还能兼顾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户外活动生活空间的需求。

  2.身份定位:决定了你赚哪些钱,不赚哪些钱

  我的一位还在纸媒当评论员的广州朋友,时不时有逃离纸媒的念头,时不时也有企业邀请他。跟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心有戚戚焉,他说:“如果去杭州等地,收入是高了,企业可以一下子给你年薪几十万,但是,去那里我感觉没有精神生活了。”

  是的,当一个人对精神生活有要求,这决定了他的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决定了有些钱他可能不会去赚。

  我说,去企业,意味着你要转身成为一个职业的职场人,而不是传统媒体评论员那种带有知识分子性质的读书人身份,意味着你必须把你的闲暇时间和思考空间悉数卖出,去换一个合格到位的企业人的身价。如果你对企业很有兴趣,愿意放弃闲暇和思考,全力以赴投身商业大潮,那倒无妨,可以一试。但有一点,你就不要怀念写文章带给自己及读者“精神生活”的那种生活方式了,你要习惯,你说话再也没人把你当知识分子,而是当你在代表一个企业、一种商业利益说话。

  最终,我的朋友放弃了企业,仍然在做一个吭哧吭哧码字的评论员,写稿任务之外,他也在写自己的东西,寻找自己的研究旨趣。

  这样说,不是指知识分子身份高人一等,而是说,每个人都应当认准自己的定位。转行不是转型,转行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全然颠覆,这时需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需要仔细考量自己的能力和性格特质。

  很多人把媒体人赚了钱就称之为某某转型成功,这是很奇怪的说法。完全混淆了转型和转行的概念。

  转型是还做原来的内容,还是报道、评议公共事务的媒体人,只是介质变了,如纸媒变APP,纸媒变视频;转行是干别的职业去了,如当企业管理人员、律师、开客栈、办教育、卖牛肉丸……搞个帐号发布明星穿啥吃啥,搞个帐号点评汽车品牌,搞个帐号给企业排行,这些是商业营销或广告,属于广告营销类行业,不能称之为媒体人转型。

  分清转型和转行概念,既可客观评估媒体人的职业成就,也方便个人寻找自己的定位和身份认同。传统媒体行业所能给予的经济回报低了,有人转行去赚钱,这无可厚非,但不要混淆概念。还有的转行是兴趣转移,更加无可厚非,没有人必须一辈子只干一个行业。

  也许是我的个性比较固执又简单,记事起就从未动摇过“学者或学者型记者”的职业理想,从未考虑过从商,从未考过任何一次公务员。小学时回答老师、爷爷关于长大干什么的问题,就坚定地说:“当记者,因为记者可以打抱不平。”不知道是不是当时“射雕英雄传”看多了,竟然对“抱打不平”怀有如此敬意。

  到了中学阶段,我的理想是做学问、做学者。大概是那时“钱钟书杨绛”看多了。本科读到大二大三时,就决定考中大哲学专业的硕士,觉得自己显然没有什么文学敏感性,倒是对理论很感兴趣。

  但我对学术之路尤其是读哲学充满敬畏——本科囫囵吞枣地读了几年的哲学,智力密度上倒是很有快感,但始终觉得贫瘠的阅历支撑不起文学创作,同样支撑不起哲学洞见。于是,准备好了的哲学考研资料送人,自己暂且放下考哲学,选择了轻松可以考上的本专业——中文系的文艺学。

  哲学学者陈嘉映倒是说过这么一段话:“二十啷当岁花了那么多时间读大部头的哲学,是我学习生涯的一个大错。柏拉图主张三十岁以后研读哲学,我从自己的经验教训深表赞成……我一贯主张取消本科哲学,固然由我后来的教师经验验证,但这个想法实缘起于自己从学的教训。对我日后哲学思考有益的,更多的倒来自另外两个方面。一是生活中的种种感悟。我和身边的人,经常灵魂相会,让我常有机会敏感人性深处的东西。二是广泛的知识积累(注:这里他当是指广泛涉猎各种学科的知识)。”

  本科时的我倒是没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仅仅就是对自己思考力的不自信。大概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宁愿默默爱一个人,也不敢接近,生怕自己的轻浮幼稚亵渎了爱情的高贵。

  此后,我在工作的多年时间里继续自学哲学,持续准备,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永远都觉得自己没准备好——那就只能长期与这种感觉和平共处了。这个理想迟了近十年才去实现,即便今天,作为哲学系的高龄学生,我仍战战兢兢。哲学在我心目中有至高的位置,甚至觉得缺乏科学素养尤其是物理学基础知识也读不好哲学。

  哲学系的一位硕士师弟说他正在学习编程技术,“五年以上资深工程师年薪能拿到500k”,他说。在讨论中,我回应:“找个抓手挺好的,类似一技之长的意思。”

  硕士时,我也曾觉得中文系的学生光写文章多没技术含量,谁不会码字啊,所以去做了半年电视编导。那时和同学几乎没有往来,夜里两点还在电视台编片子,学会了基本的编导技术:写剧本,设计分镜头,指挥摄影按编导意图拍摄,作为记者采访,灯光,拍完做场记,剪辑,撰稿写旁白,主持人台词,配乐,上字幕……除了摄影师和出镜主持人的活没干,其他全干了。离开凤凰网,我工作的最后一站是央视经济频道,对电视我完全不陌生。

  这大概就是追求形而上的人也需要一技之长的意思,尽管几乎没有怎么用上——但找到第一份工作,几乎就靠那些独立编导的片子打动聘用我的人,他们觉得这个应届生有点不一样。

  硕士毕业时,我再一次没去考哲学的博士。那时,觉得该出来赚钱了,应届生读博的身份意味着没有多少赚钱的能力,而且长期连续读书,这样的人生太缺乏想象力了。当然,满足多样尝试的人生是有代价的,譬如你可能大段大段的经验积累需要归零,你的职业规划也许充满不确定性,不像“本硕博连读—留校”的生活那么目标明确,直线路程最短。

  如果你像我这样,有一个觉得跳起来才能摸得到的理想,你愿不愿意蜿蜒曲折地去靠近它呢?

  我把哲学研究的学术理想分为了两步:第一步,是谋求一份便于持续思考的准读书人又高薪的工作,媒体尤其是一周才上一两天班的周报周刊在当时是最符合要求的;第二步,积累生活阅历和经济能力,为读博做准备。

  当然,我这计划受到的重创是后来为自由而付出的经济代价,放弃低价位买入的房子,意味着我一夜之间从70后的占尽先机“沦为”85后90后。房子,将我划分在了房价暴涨之后的承担者即房奴行列,而非高房价的既得利益者。

  这时,该不该转行赶快去赚钱呢?孩子的同龄父母可多是占据房价暴涨先机的中产阶层啊,他的同学们动不动就出国旅行,而我连带孩子国内旅行也要思量再三。

  个人定位和身份认同的顽固认知再次让我止步了。你可以说这是牢笼,也可以说是非常自我的生活方式:不愿意为了赚钱而失去思考的闲暇。或者说,这是对个人能力范围非常谨慎的估计——我想我肯定不是一个能够做好各种琐事的创业者,也不是一位能放下码字工作、思考阅读生活方式的管理者。在我全部的职业履历中,即便担任所谓中层管理者,那也是做着类似带一个学术小组的内容原创的研究型工作,如果脱离内容生产环节,去做一个应对上级会议、广告客户的管理者、经营者角色,我想,我肯定表现糟糕。

  于是,我日益坚定自己只能赚提供精神产品的写作或研究工作的钱的信念,即便这样的谋生模式极其古老,陈旧落伍,在创业大潮、融资大潮面前显得像个生存的低能儿。

  有一日,我通宵写文章,发出后到中午还没睡过觉,从房间出来,告诉母亲,昨晚发的文章很不错耶,打赏已经七百多。我得意地问她,我这赚钱方式不错吧,足不出户,也没干啥事,就有生活补贴啦。母亲大人“鄙视”了我一眼,连声哀叹,表示无可救药的意思。

  是的,在资产增值才是赚钱利器的年代,靠写文章像街头卖艺似的讨几个打饭的钱,这是多么缓慢又“可笑”的谋生方式呀。

  从初中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稿费”成为了我自认为的最自由的谋生方式。在稿费日益跟不上房价的时代,还打算以稿费为收入主要来源,这大概是路径依赖和性格的慵懒。

  3.价值共同体、斜杠青年与打赏经济的思考

  沈阳传来消息,关于鼓励高校、职业学校在校生、新毕业生购房的优惠政策,已经连夜“熔断”了。消息传出的那个晚上,满屏的讥笑声,觉得这个政策已陷入去库存行政压力的荒诞逻辑中。

  这个政策究竟荒诞不荒诞,大概可参阅我此前写过的文章——“制度性啃老”的伦理困境 (点击可直接阅读)。这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决策者是从头到尾都预设着“人人啃老”的。如果人们预期房价处于上升通道,且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三代同堂、经济同体、家庭养老的,那么,产生“晚啃不如早啃,买得迟不如买得早”的心理简直是再经济理性不过了,成为了家庭经济决策的一个策略性选择。

  但是,但是的是,如今,这个国家的房价已驶入疯狂的轨道,连合肥这样的城市,房价竟也逼近两万甚至超过两万时,谁也不敢打包票说现在“早啃老”的大学生会不会正在透支父母的养老钱,会不会使得家庭的经济决策出现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失误。至少,我这样非经济学专业人士的撰稿人不敢提供意见。

  在这个夜晚,看见一篇文章标题赫然写着:“偷了年轻人的命,灭了年轻人的梦——去你妈的房价!”

  很长很暴力的一个标题。但是,你能说这个标题没有说中一些事实吗?起码我不敢。

  我的确看见一些年轻人的梦正在被高房价偷走。

  诸如我前面提及的报纸评论员朋友,当我说,如果你向往知识分子式的生活,不妨像我这样,去读个博士吧,你比我年轻,更有优势,但是他不敢。全职读书意味着经济收入一落千丈,房贷谁去还呢?如果他还想生孩子的话,还面临着小房换大房的需求,未来的经济压力,只会越来越重,而不可能停止工作选择读书深造。

  当我以一个工作多年的评论员身份重返校园时,所预设的条件是,我还时不时能依靠写稿、出镜节目赚点生活补贴。事实也如此,我的稿费收入虽然微薄,但高于学校发放的博士生助学金。即便这样,如果你要支付孩子的教育经费,还要还房贷,而不是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仍是勉为其难的。

  如果仅仅是自己的生活开销,极简主义的我大概花不了多少钱。我可以长期足不出户地隐居读书,可以一年不买一次化妆品、护肤品——因为买了也总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面膜和瓶瓶罐罐过期。对于一个极其慵懒的人而言,中等的外部供应足以生活得很好。

  这就说到要感谢打赏经济了。自从开启微博、微信文章打赏以来,我从读者那里获益良多,得到了很多的支持鼓励。

  通过观察可以看到,读者乐于打赏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格主体,而不是没有人格主体的资讯供应商。也因此,我们看到,很多订阅量阅读量极大的营销帐号机构帐号,由于谁也不知道内容提供者是谁,复制黏贴再精彩的内容,也得不到读者的打赏。当然,他们往往因流量巨大而获得广告。

  而我也发现,读者的打赏,并非一种简单的消费行为,而是投注了他们对“价值共同体”的情感渴求。与其说是在消费,不如说是通过打赏显示了他们的价值主张,实现了他们参与公共舆论的意愿。

  价值的认同无价,也是自定价的。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新消费观,所谓”消费”精神产品的行为里,包含了价值的自我满足。

  买个报纸两块五块钱,可以看许多篇文章,读者为什么要用三块九块一百块两百块看一篇文章呢?而且是不给钱也能看的。这就是价值的内在驱动主导的精神生活的新品质。

  去掉中间环节的市场活动,将不再仅仅是一种买卖关系,而是全新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为谋求“价值共同体”而自主选择。

  前几天有浙江的一个电视台记者采访,问,关于那种文章让你读一部分,再读需付费的模式,你怎么看?我说这种比较适合什么炒股“神预测”之类的“实用”信息,我不会用,因为不符合我的价值定位。我喜欢目前这街头卖艺式打赏的模式,我提供精神产品,首先是自我满足,然后是分享,再其次是读者自发的价值认同式自定价,我希望打不起赏的读者也能读到或许对他们有所助益的文章。

  这个过程好玩有趣,它颠覆了传统的价格理论,实际上是社会成员的互为承担,共享与分摊社会责任。我写是表达意见,尤其是为有共同认知但职业不在此务的人代言,而读者打赏也同时在为免费阅读者买单。这不存在占便宜之嫌,一个好社会,不在于均摊责任,而在于依能力自愿承担责任。每个人选择自己“愿为”与“能为”,这是义务之外的一种社会担当,也是更为自主生发、更有活力的社会生态。

  当然,我们都知道海量打赏的多是炒股投资、情感咨询、求医问药之类的,但随着读者对自己打赏行为的价值意义的认知,更多读者会意识到打赏是一种态度和价值主张:你希望公共舆论生态更健康,那你的打赏就是其中一份力量。

  打赏正在改变媒体格局和媒体生态,读者从内容的被动接收者成为了公共舆论和精神益品的制衡力量。

  读者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鼓励,让我有写下去的勇气——此前我总是边写边自我怀疑,码字怎么能作为职业啊,我该去别处赚钱再来写。但事实是,一旦去别处赚钱,在别处创造别种价值,我就和读者一样,成为打赏的订阅者了,很难再有时间精力写字。

  人生总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贪婪地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共享与共同承担才使我们更有力地成为每个人自己。

  这也是写本文的缘由所在。对一个读哲学的人来说,讲述自己是一件极其难为情的事。每每看见写作者事无巨细地描述自己的爱情故事时,我总是暗自庆幸,幸好终于逃离了文学。如果仍沉浸于文学式的写作,个人情感的敏感与体悟似乎总是文学最偏好的议题。而哲学、社会学式的思考可能有所不同,我所能涉及的个人故事,仅仅是抽象的学思历程,而很难描述细节。

  为什么与读者分享学思历程,正是源于读者在打赏行为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共同体”诉求。当我提供一种生活方式的样本时,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知识分子式的生活是最优选择,而是主张我的读者朋友们也能找到自己的“最优”并坚守之。

  正如我的博士同学们正在讨论的,读了博士就一定要在学术界工作吗?大家说,未必。未来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单一职业和价值单向度生长的社会。最大的可能是——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MarciAlboher写的一本叫做《One Person / multiplecareers》的书所预言的那样,多重职业多重身份成为一种新的职业范式。

  这样的社会形态,要求人们以更快的速度寻找到自己的“价值共同体”,以便随时摆脱身边的“组织共同体”对你的束缚和裹挟。

  如果说我能为读者做什么,大概,我的读者之间的联结就是一种“价值共同体”。(现已开通留言功能,读者可在文末自由讨论。如有必要,还可为读者朋友们开设交流的兴趣小组和微信群,欢迎提供意见建议。)

  未来,你的名片上也许印着“物理学家/小提琴家/制片人/议员”几个头衔,你是一个多面手,你是一个有着强烈好奇心和旺盛创造力的天才,那么,未来的技术变革和共享经济将为你提供多维度展示自己的机遇和空间。

  而像我这样懒洋洋的人,大概没有名片,如果非要“斜杠”一把,也许只能是:“喜欢与年轻人厮混以便装嫩的教师/渴望被打赏的撰稿人/总是弄伤手的园艺师/五音不全的高龄琴童/不会画画的涂鸦师/专事恋爱的浪漫主义者/沉浸形而上的思考者……”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房子 人生 精神

分享到:
保存  |  打印  |  关闭

推荐阅读

热文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