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据了解，十八大以来，山东曲阜、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这不是各地第一次集中清理专职秘书。(4月28日《新京报》)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部分专职秘书及办公室工作“有恃无恐”的批评，受到了追捧，引发了热议。早在1980年中办印发的《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才可以配专职秘书。但实际情况却是，“95%地方领导违规配专职秘书”。此语境下，许多地方发文取消专职秘书之举，可谓走在了改革的前列。套用秘书给领导写稿时经常用的内容就是——取消专职秘书，“此处应停顿、有掌声”！
要明确的是，取消专职秘书只是“矫枉”，是“常识归位”和“价值还原。按理讲，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但是，官场专职秘书并不简单是多了一个人员配置，而是事关特权与权力运行，也事关腐败与清廉：一者，专职秘书，已然是“二号首长”，在地位方面甚至可以大过其他班子成员；二者，秘书容易成为一个中介，很容易成为“腐败温床”，石油系统“秘书帮”便属于“你懂的”的范畴；三者，秘书代笔，已经让诸多“一把手”失去了逻辑能力和思考能力，许多领导成为念稿机器；四者，秘书所带来的“站队效应”，容易让官场形成“站好队、跟对人”的价值观……因此，取消专职秘书的意义便可以无限延伸，不仅能够减少特权，压缩腐败空间，还能够规范权力运行机制，更能够唤回已经丧失的公信力。
专职秘书，本没有原罪。包括公司里，包括行政部门，在一定的级别之上的领导人员，都应该配备负责打理工作事宜的专职秘书。但是，当行政系统里官员无论县处，还是地厅，也都配上了专职秘书，同时，每一位贪官落马同时伴随着秘书的落马，这种现象就已经说明秘书成领导“标配”已经玷污了秘书这个职业。笔者认为，根本的问题是，罪在领导的权力得不到约束，罪在秘书权力从领导权力那里分了一杯羹，专职秘书的特权化不过是领导干部特权化的一个具化形式。
取消专职秘书，需要提防“秘书变形记”。对于一些地方而言，取消专职秘书仅仅相当于在办公厅、办公室的人员配置里删掉“专职秘书”的职位，而具体到某个人，工作内容或许并不会发生太多的改变，因为在官场里，“伺候领导是最重要的”，这样的意识和潜规则有很多粉丝。办公厅、办公室里的普通工作人员，也很容易变形为新的专职秘书。而在一些小单位，一些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也会直接成为单位领导的异化秘书。事实上，只有约束好某系统领导班子尤其是约束好“一把手”手中的权力，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秘书的“春风吹又生”。取消专职秘书，才不会像“割韭菜”。
关于取消专职秘书，公众至少有两个期待：一是，希望更多的地方政府、更多的单位，更多的“一把手”能够进行这方面的革命，或者，对取消专职秘书直接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刀切”也并不过分；二是，希望和专职秘书一样的“标配”，比如，套间办公室、至少一辆专属公务车之类的特权都能被取消。如此，则相信权力运行就会更加健康，腐败空间会大大压缩，行政开支也会大大缩减。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因此，希望关于取消专职秘书的改革早日到来，让中国不再有“二号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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