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
《“产业空洞化”：制造业的隐忧》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林左鸣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产业空洞化就曾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讨论过。1985年，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签订了“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日本企业纷纷将工厂转移到海外，日本认为这使得日本的产业空洞化了，于是进行了激烈讨论。之后平静一段时间后，1993年初伴随着日元的持续升值，有关产业空洞化的讨论又重新燃起。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珠三角”、“长三角”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纷纷倒闭，加上目前世界经济仍然低迷，美国高调提出再工业化，“产业空洞化”又被炒作起来。下面，我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欧美国家的产业并没有“空洞化”，而是“内核化”
“产业空洞化”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是个伪命题，欧美发达国家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其实是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现象。工业化国家曾经都拥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原有的工业体系出现了“碎片化”。发达国家往往留下高科技内核，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且在转移过程中，伴随着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整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形成了由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微笑曲线”与高科技产业的“倒微笑曲线”共同构成的“元宝曲线”。
以美国为例，美国以军工为代表的核心高科技、前沿高科技的产业从来就没有外流过。美国的实际情况是整个国家产业非但没有“空洞化”，反而是更加“内核化”。这种“内核化”恰恰使得整个美国产业的布局形成了一个“元宝曲线”。美国的整个产业布局基本上是由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为两端，由军工高科技、前沿科技产业为中间凸起部分构成的“元宝曲线”，即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形成了微笑曲线翘起来的两个“嘴角”，而以军工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尤其是成套装备制造业在本土制造，使美国的产业形成了一个垄断性的“倒微笑曲线”，两者构成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元宝曲线”。所以美国从宏观产业布局上看是“元宝曲线”，从微观上看，一些重要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是按“元宝曲线”运作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元宝化 ”的产业发展战略，所以美国根本就不存在产业空洞化，反而是产业体系“内核化”，使得核心技术更加突出。
同样，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牢牢控制着研发和营销等产业链的高端，从来也没有将高科技的核心部分转移出去，并且精心打造出一个能够绑定全球相关企业的产业链。表面看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也步入本土产业链“碎片化 ”的过程，但实际上发达国家依托自己的先发优势，始终有效地主导和控制着整个产业链，这就是所谓的产业“软化”。
因此，对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说，并不存在“产业空洞化”的隐忧，而且出现了产业软化的现象，并且更具有粘性力和控制力。
二、中国产业链在“碎片”化过程中无奈处于低端
所谓“产业空洞化”对中国来说，倒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来就一直面临的问题。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工业水平并不先进，但产业体系基本上是完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在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成为了制造业大国，而这个过程恰恰是中国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被摧毁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是被动的，因此只能处于制造业的低端，实际上这种状况才存在“产业空洞化”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诸多制造行业没有竞争“内核”。虽然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但我们的诸多产业缺乏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关键元器件、关键和成套设备，对国外核心技术、关键元器件、关键和成套设备的依存度非常大。我们的绝大多数制造行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一些企业实际上只是国外企业的生产车间，被发达国家所绑定或者控制，盈利水平和能力受到严重挤压，绝大部分产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碎片化 ”，失去了核心竞争力，成为了没有“内核”的产业，这是中国早已出现的“产业空洞化”。
二是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受到抑制。中国在成为所谓制造业大国的过程中，大量资本由境外流入，因而抑制了本土金融服务业全面发展。同时，由于失去了自主研发、复杂产品集成、营销服务等核心环节，使得信息服务业也同样受到了抑制，加上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因数，成为中国产业始终难以摆脱低端的重要原因。
三、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更体现新机遇
我认为中国不必对一些低端加工业外流和所谓的“产业空洞化”谈虎色变。
第一，所谓“产业空洞化”是国际分工的必然。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需要转移部分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或者服务业，因而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这是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后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不能笼统称之为“产业空洞化”，并谈虎色变。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上升，已形成的制造业会向更低成本的地区转移，但这也是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必须经历的阶段。一方面沿海制造业可向内地转移，但由于内地运输成本、资源环保要求等方面的提升，可能导致外向型的企业竞争力不够；另一方面是资本走出去，中国的资本连同生产线向国外低成本的地区转移，这也许恰恰是中国加大力度发展金融服务业的良好机遇，因此中国在产业发展方面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实现“元宝曲线”。
第二，发达国家不可能大规模回归传统制造业。在中国形成的低端制造业几乎没有向发达国家回流的可能性，就算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制造成本已经过高了，也只会选择成本更低的地方。当然，对于一些新的、前沿或高端产品，如果本土能够承受成本的话，发达国家有可能降低转移出去的比重。但是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大分工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如果一个国家什么都做，在一个国家内把全产业链都包了，拒绝国际分工，核心竞争力就会不突出，整体竞争力就会下降，因此发达国家还必然会向外转移低端制造业。当代发达国家，产品设计都外包了，如波音787的设计就大量外包，退回去怎么会有出路呢？我认为不可能。实际上，现在看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启动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自工业化时代的一个前奏曲。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所谓回归制造业，再工业化，绝不能理解为它们会对已有的产业外包停止实施。如果真的把这样的做法大规模付诸行动，则必然是对历史的反动，结果一定是适得其反，但不能排除发达国家加速推进自工业化或发展再制造，并力争把这一类新技术尽可能留在本土发展。
第三，中国的应对方式是加速转型升级，快速形成自己的竞争内核。要围绕金融、信息服务业、前沿和高科技产业形成整个国家产业的“元宝曲线”。要大力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包括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比如中国的电子商务企业做得不比外国的同类企业差。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形成中国的竞争内核，这可能和发达国家的商业模式有一些趋同，但具体内容会有所区别，新的技术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弯道超越的机遇，或许过去更多的是非竞争式的互补，今后则多半是竞争性的互补，但中国必须抓住机遇形成自己的竞争内核。如果中国形成自己的产业内核，人家不愿意把低端制造业转包出去，中国倒是乐观其成，完全可以把低端制造业转包出去，则胜算在谁一方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许能够真正解决“产业空洞化”。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云计算等数字化为核心，引起生产方式由“大规模生产”向“自生产”的一场巨变，这种变革将使人类进入“自工业化”时代。这种“自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制造业可以在继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链大分工的基础上，在全球进行“分布式”的生产，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甚至个人都可以成为制造中心，而这恰恰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更高发展阶段的延续。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可以较好地解决 “产业空洞化”的问题，还会对人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产生巨大变革。回顾人类社会以往各种社会形态的阶级关系，在奴隶社会，主要是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农业社会，主要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大量中产阶级的出现，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大为缓和，其他阶级成为少数的附属阶级。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这一情况可能又将发生新的巨变，或许绝大多数人成为构建新的自工业化平台的主要力量，社会中大多数人不仅是这个平台的共享者，也是这个平台的拥有者，在自工业化时代，资产软化了、无形化了，因此这些人拥有共同的“资产”，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共产阶级”，其他阶级或者阶层所占比例极小，仍是附属阶级。这样，不仅社会矛盾得到进一步的缓和，人们所忧虑的“产业空洞化”所造成的有人占据产业链高端，有人被迫只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这种不平等现象，也许会从此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