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文物遭遇毁坏的悲剧频繁发生，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最近，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的一个说法令人震惊。他说，中国对文物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不是“文革”，而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此起彼伏，到现在都没有结束，这种破坏的程度比“文革”时严重。
只要对文革的特性与情状有所了解，就一定会为文物破坏“比文革时严重”这样的论断感到震惊。文革是一段极不尊重文化的时代，也是一段对历史记忆进行侮辱毁坏的年代，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遭遇毁坏的不止是传统伦理，还有太多历史文化。在意识形态疯狂缠斗之下，权力野蛮掠夺，人性沦丧趋恶，太多历史文化都被践踏成一片废墟。文物保护遭遇灭顶之灾。
谁又会想到，文革早已结束，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到现在的20多年，中国文物遭遇破坏，竟然比文革时期还严重？
在很多人看来，这些年的中国，也算是向着现代文明迈出一大步了。文物保护的意识也在不断深入人心，各地也都设有文物保护，各种文物保护的法律条文也不断出台，人们也应该懂得去保护那些文化记忆，去珍惜那些文化符号，来保护那些文物古迹了。
问题是，近20年来，中国内地文物破坏程度确实就比文革时还要严重。这也不是专家的一家之语。最近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就证明，这些年，中国文物保护情况非常糟糕。
如果说，文革时期对文物的破坏具有一种集体无意识，那么，现在对文物进行毁坏，更多还是来自于权力和资本的疯狂掠夺。这种掠夺，有一个重大背景，就是中国城镇化的大规模扩张。
近20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大规划进行拆旧建，让人看到的却是“千城一面”。太多的城市失去灵气，没有灵魂。这种尴尬与丑陋，也就是因为失去对历史文化的记忆，丢掉了各自独特的人文风貌。这背后，就与文物古迹遭遇大肆毁损有关。
城镇化原本是一本好经，但是，在一些地方，被一些官员和开发商给念歪了。可以说，没有文化的城镇化，才是真可怕的。随便看看，到处都能找到在城市兴建过程中破坏文物的恶例。比如，最近一些济南人在怀念济南老火车站，那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有典型的日耳曼风格，被二战后联邦德国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最值得一看的第一站，成为济南的标志性建筑。结果，这个标志性建筑在1992年被拆除了。如今，济南当局后悔了，想投资15亿元将之重修。
宁要假古董，不要真文物，“建新比保旧重要”，这一切，都体现在城市化进程中。而且，“建新比保旧重要”已经成为一种固化思维。问题是，那些重修的建筑，很难真正拾起人们内心的文化记忆。
在一些权力眼中，城镇化和文物保护就是不能相容的悖论，为了光鲜的政绩工程，他们纷纷拿文物古迹开刀，来为城镇化让路。在遭遇民意炮轰的时候，就拿出重建的东西来糊弄民意，甚至扛着“保护性拆除”的旗号，来与民意做躲猫猫的游戏。
文物毁坏比“文革”时期还严重，足以说明，在很多时候，权力和资本合谋之下形成对文物的破坏力，可能会远远超过普通公民。而且，每当文物古迹遭遇拆建毁坏，也总能听到一些论调在替开发商说话，为权力政绩代言，让文物保护失去话语权。
当然，现行的《文物保护法》本身还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对文物的界定认证存在滞后性，在执法保护方面也缺乏有效的制度执行，特别是一些地方文物单位势力单薄，文物部门行政级别太低，根本无法将一些伸向文物之手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无法挡阻开发商拆除文物古迹的铁蹄，只能让很多具有纪念价值的历史遗踪消毁在权力与资本的利益链条中。
文物毁坏比“文革”时期还严重，就是一面镜子，它说明，没有文化的城镇化，从本质上讲，只会沦为权力的政绩，资本的手段。如果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让推土机铲去太多的文化价值，让历史遗踪变成了僵硬冰冷的钢筋混凝土，那只会是城镇化的悲哀，是文明的耻辱，是发展的泡沫幻象。城市建设得再繁华，高楼建得再高，如果以牺牲历史文化为代价，都不会具有正当性。
文物是一种历史记忆，是一种价值符号，寄予着很多人的历史情怀和公共情感。文物毁坏比“文革”时期还严重，是一种公共警示，不能再让文物成为权力和资本的牺牲品，不能让城镇化成为文物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