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莒南县前小学教师朱新梅，在离婚16个月以后生下一子，被当地计生部门认定超生，与前夫李博毓均被“双开”。随后，他们二人均投诉曾在“计生学习班”遭遇拘禁和逼迫。
这起事件缘起计生问题。朱新梅在离异状态下生育，但当地计生部门认定那是为躲避政策处罚。这种“动机推论”到底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不过，就算真是为生育选择离婚，造成夫妻形同陌路，那也堪称是人间悲情。这起事件最让人警惕的则是，公权力可能通过种种手段，在变相对民众进行非法拘禁。
按照朱新梅说法，她剖腹产刚刚出院，大雪天穿得单薄，就被当地计生局关了一夜，忍受着寒冷。后来又被送到“计生学习班”，在宾馆里接连几天几夜被“劝说”和“教育”；朱新梅的前夫也申诉称，莒南县计生部门通过关押、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违法。只不过，当地计生部门认定他们属于超生，否认非法拘禁。
通过查证，之前当地也曾有过计生干部涉非法拘禁被判刑。对于这起案件，莒南县检察院反渎局工作人员表示，仅凭非法拘禁想立案比较困难。原因不难想象，要想取证肯定不是容易的事。据说，当地计生部门对超生者的“劝说”的地点，也不只是封团在宾馆里，有时也会转到单位或村子，还故意让他们碰见一两个熟人，但又不让他们自由离开，就是为了超期羁押的法律风险。事实也证明，当地采取一些颇似“株连”的手段，通过对超生者亲戚的打击，来让受害人众叛亲离，最终获得“承认”的结果。
种种迹象表明，一些公权力就是在使用变相手段来对民众进行非法拘禁。这种变相手段，因为有太多托词，因为行为格外掩饰，更加难以受到监督，造成受害者难以取证。特别是，受害者多为底层民众，与公权力很难进行平等的话语权博弈，遭受非法拘禁最终往往也很难被确认定性，最终难以实现维权，讨回自身尊严。
比如，在这起事件中，像“计生学习班”的旗帜，名字听上去冠冕堂皇，给人感觉似乎是搭建一个平台，让民众自愿参加。实际上，它还是在种种手段，来以强制的手段方式，让被“劝说”者失去人身自由，身体遭受伤害，人权遭受侵犯、人格遭受侮辱。可以说，这样的“学习班”，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究其本质，也就是在变相进行拘禁。
在“文革”时期，各类“学习班”就一度成为太多人的噩梦，在那个被称为“小黑屋”的空间里，充斥着各种野蛮的权力迫害，制造了太多的人性灾难。时代的进步，并没有彻底消除这种有悖法治的非法拘禁现象，并没有真正铲除这种伤害文明的毒瘤。特别是计生领域，多年来一直都是非法拘禁的重灾区。不同的是，现在一些行使非法拘禁的公权力，不只是野蛮，而且变得更加虚伪，懂得采取种种变相手段来钻法律空子，来规避自身责任。
“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泰戈尔曾这样说。同样，非法拘禁不能凭借一顶“学习班”的帽子，不能靠冠冕堂皇的托词，来掩蔽其有悖于法治与文明的丑陋。不论以怎样的形式来对民众进行非法拘禁的行为，那都是在沿习社会管理的那种“有罪推定”思维，都是公权任意践踏私权的行为表现，都是违反宪法和侵犯人权的罪恶行径。现在，必须通过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来对变相非法拘禁现象进行彻底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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