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高官(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中，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来自政协系统的居多，目前至少已有12人，如天津市 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刚，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湖北省政协 原副主席陈柏槐，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童名谦，以及辽宁省政协副 主席陈铁新。这给人一种“政协出贪官”的印象，其实是“贪在党政，倒在政协”罢了。
我们看让这些官员落马的各种违纪、贪腐行为，基本上都是 身在党政实权部门职位期间所犯，与其在政协职位无关。以童名谦为例，让他落马的衡阳人大选举弊案，与他任衡阳市委书记时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有关。又比如苏 荣落马，也不是在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上有什么重大违法违纪行为，他纵容家属经商敛财等是他担任省委书记这一实权职位的事。
但为什么官员在实权之位时没有被查，到政协之后东窗事发？这主要是官员在掌握实权时，如同“土皇帝”，一言九鼎，一手遮天，可能隐约地显露了贪腐的迹 象，但一般人畏其权力，敢怒不敢言。就算是被人抓到了某些贪腐的把柄，对其进行举报，他们也能施展权力的魔棒，摆平各方关系，能够捂得住，按得下去，最终 化险为夷，举报者非但扳不倒他们，还身陷囹圄，如苏荣任江西省委书记时，官员周建华实名举报苏荣老婆，遭到苏荣的构陷。
在这种情况下，对实 权官员反腐难度相当大，可是一旦官员被安排到政协任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政协是一个非实权部门，一个领导干部被调到政协，意味着“退居二线”(政协主席 除外，政协主席兼党职，一般是一级党委的党委成员)，预示其仕途的终结。所以，被安排任政协任副主席的官员，要么年龄上已经到了没有继续上升空间，通过平 行或升级的办法，转岗到政协，让其过度到退休。要么是没有合适的领导岗位，安排那些资格较老任职年限较长的官员，只好安排到政协做领导，说起来仍是“四大 家”领导班子成员。要么是政绩差、口碑不好，甚至屁股不干净的官员，安排到政协，平息争议，避免带病提拔。
可见，政协就是一个筐，萝卜白菜 不管好坏都往里装，简而言之，政协是官员退休前的临时“养老机构”，既然是“养老机构”，年轻有为的官员当然不愿意去，这意味着是对政治生命的“终结宣 判”。因此，那些从理论上讲，仍有仕途上升空间的领导干部，一旦被从炙手可热的党政部门调到政协，必然引人猜想，极有可能是在政治竞争或权力博弈中失利， 败退下来，手里的权力被生硬地拿走，屈居政协。他们虽然在官场还有“影响力”，但毕竟不能一手遮天了，落马官员所犯之事多为身在党政实权部门之时所为，亦 反证政协基本上是个清水衙门。
当贪官退居政协时，手里已缺少刚性权力，如果有人举报他们，他们比较难于摆平，难以掩盖；如果有政敌落井下石，进行政治报复，想不落马几无可能。所以，这就出现了有的官员还在去政协上任的路上，就已经落马，这真叫“官场凶险”、“人走茶凉”，权力成了最好的护身符。
因 此，政协官员落马几成套路——“一线贪腐，二线查处”，鉴于政协官员相对党政官员的弱势，这种打虎，即便谈不上打死老虎，也是打崴脚老虎。打崴脚老虎当然 也能显出打虎的勇气和力量，但仍然难以避免质疑：为什么老虎生猛害人时不及时打掉，而是等到伤害已经造成，损失难于挽回，且老虎崴了脚才打？这其实突显出 制度的疲软，对实权官员的审批权、自由裁量权、人事任命权等缺乏有力的制度监督，无法从制度设计上防止老虎出现，无力打生猛老虎，更多的是打崴脚老虎，这 并不能说打虎者有很大的能耐。制度是强硬的打虎拳头，能不能在打崴脚老虎中赢取时间窗口，进行治标性制度建设，才是打虎成败的关键。(本文原载东网，欢迎 下载APP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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