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说白了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赌上个人政治影响力和面子，费时费力召集的一次非正式“PARTY”，正如一些媒体所言，这次看似轰轰烈烈的峰会，就性质而言，仅仅是联大会议前一次非正式的首脑会晤，而非正式谈判。
不过尽管如此，方方面面还是颇给联合国秘书长一份人情，峰会上登记发言的各国政要高达125人，其中不乏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等大人物。尽管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加拿大总理哈珀等令人瞩目的关键角色缺席峰会，却仍然派遣高级官员列席会议。
从账面上看，此次气候峰会显得十分高效。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就不用说了——2009年底开始讨论的共识，至今也不知“共”了多少，会上各国许下的承诺则或缩水，或偷梁换柱，已成一笔糊涂账；2012年德班大会、2013年华沙大会，会期动辄两周，还要临时“拖堂”，却仍然是“决议决议，有议无决”，华沙大会后，时任欧盟气候专员康妮。赫德加阿德称会议收获不少，“如果说以往承诺和行动间尚隔着一堵墙，如今则只差一句话了”——但这只差的“一句话”，至今也仍这么差着。
相比之下，这个“无名无分”的非正式峰会不仅冠盖云集，而且效率惊人：125个发言代表鱼贯登台，去谈节能减排这件注定要吵架、注定要得罪人的棘手事，却只用了一天时间便圆满完成(要知道历届气候大会之所以动辄两星期会期还不够，往往就是因为发言和讨论时层出不穷的吵架、插话和跑题)。非但如此，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打算通过的气候变化全球新协议，直扯皮到今天也不得要领，而本届峰会的共同宣言，居然在当天就已达成并出炉了。
按照这份宣言的精神，各国政府、跨国企业和相关机构、组织同意在2030年前阻止热带雨林减少、改善食物生产、扩大再生能源运用比例，并将电动车占新车销售比例增加至30%。
在峰会期间，各国官方和非官方机构非正式承诺，将筹集总数达2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多家跨国公司还联合推出一项目标，希望在2020年将森林破坏减少一半，2030年停止破坏森林，这些国家和机构认为，贯彻此举将能令全球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5-88亿吨——这相当于全球当前所有小轿车(约10亿辆)的总年度排放量。
然而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言，这只不过是“纸面繁荣”。
如前所述，这次峰会名头虽大，排场虽足，却充其量不过潘基文的一次私人“堂会”，各国领导人、政要固多有出面捧场，人在会堂里，心却已飞到随后举行的联大舞台上(那些缺席峰会却按时去联大“签到”者如哈珀就更不必说了)，讨论之所以高效，争执之所以点到为止，宣言之所以不拖泥带水地出炉，说到底，都因为这“非正式”三字——反正吵也白搭，承诺也无约束力，又何苦那么辛苦？
即便如此，这非正式舞台的非正式博弈，也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人以“气候搭台、经济唱戏”的感觉。
本届峰会前夕，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举行了会谈，当时就有评论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和最大新兴经济体，在气候问题上再次结成了“攻守同盟”，并以两位领导人的双双缺席为佐证。在峰会上，中国代表一如既往强调“减排和发展不能偏废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及“工业化国家必须承担补贴发展中国家义务”的一贯原则，虽然提到会“尽早”达到碳排放峰值，但并没有说“尽早”究竟有多早(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成员，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夏义善日前曾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表示，中国煤耗量在未来仍可能“小幅增长”而后才会趋稳)；印度环境部长普拉卡什。雅瓦德卡尔则在9月25日直截了当表示，印度联邦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本国贫困，提高本国经济水平，他将减排索性称为“美国等更发达经济体的责任”，并重申美国历史上一直是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甚至明确表示，明年巴黎气候峰会前，印度不会提交带有具体目标的减排方案，甚至“不排除增排的可能”，要让印度切实减排，“至少再等30年再说吧”。
很显然，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大国在其它一些问题上固然存在龃龉和矛盾，但在减排与发展关系问题上却步调一致、口径统一：减排和环保我们都很重视，但国民的温饱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样重要，因噎废食耽误了脱贫和经济发展，我们是吃不消的。
摆出同样姿态的还有另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巴西，相较“金砖伙伴”中国和印度，巴西甚至连台面上也不打算作出更多妥协姿态，因为气候峰会宣言上含有减少森林砍伐的条款，巴西代表索性以“事前未获得充分意见征询”为由，直截了当拒绝了签字。
这并不奇怪。欧美国家之积极，和新兴国家之保留，都带有浓厚的经济考量。
对于大多数欧美国家而言，其经济结构早已升级，原先高能耗的工矿业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高科技、金融、服务业等“无烟产业”，节能减排非但不是很大经济负担，相反还能创造更多效益。早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就有观察家指出，在新能源和替代能源产业方面，工业化国家的优势更明显，垄断度更高，此次纽约峰会提出电动汽车替代比例，则同样被一些观察家讥讽为“替美日等国汽车企业救市”。至于减少燃煤量，减少森林砍伐量等也同样如此——那些不依赖上述能源来源和产业收益的工业化国家乐得加大自己调门，反正对己有益无害。
相反，工业化国家中个别对燃煤或资源类产业有依赖的，态度就会迥然不同。如加拿大，尽管本国环保团体历来活跃，但近年来该国经济结构“逆转型”，较前更加依赖油砂业和软木、纸浆业，该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姿态就显得有些飘忽，一方面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另一方面却对类似气候峰会之类的减排讨论国际平台意兴阑珊，此次峰会，加拿大去点卯的是联邦环境部长利昂纳。阿卢卡克，哈珀总理却刻意晚走几天，宁愿安排出席同样在联大期间、同在纽约召开的“孕产妇和特殊儿童保健联合国会议”，也不肯光顾一下气候峰会的场子。
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国家的迥异态度也不难理解，态度虽异，采取态度的动机却如出一辙。
以印度为例，正如雅瓦德卡尔所言，该国还有20%的人口没有用上电，贫困人口总数按照莫迪政府上台后新调整的贫困线标准(更符合国际标准)高达3.6亿，占人口总数30%。在国大党政府期间，印度试图追求“跨越式发展”，即迈过工业化阶段，直接发展“后工业化产业”，但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如基础设施滞后、贫富悬殊拉大、就业问题无法解决，等等。莫迪在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就强调发展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加大制造业等的投入，改善民生，上任后更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设、发展计划，目的是夯实印度经济发展后劲，摆脱近年来的滞涨困局。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固然会表示，自己将增加可再生能源投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加强森林植被保护，固然会喊出“不用破坏的发展”这样的口号，但无论如何，“发展”才是主题词，“不用破坏”仅仅是修饰语。
巴西的情况同样如此：该国森林覆盖率占57%，木业、基于森林开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物能源产业，以及亟待“补课”的基础设施建设，无不需要和热带雨林“争地”，让巴西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牺牲自身经济命脉，去保护整个地球的“绿肺”，显然有些强人所难了。
三“金砖”中相对积极的中国，在产业结构上也是率先走到升级换代临界点的，且其排放量也是最接近峰值的。
人们曾把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上，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曾主动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用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补偿，并特别提出“快速启动资金”概念，但实际上兑现的却相当有限。此次气候峰会喊出的“2000亿美元”听上去较坎昆翻了一番，但不仅无约束力，且“掺水”更严重——这2000亿美元包括商业银行应提供的300亿“绿色债券所得”，和某些开发银行应提供的1000亿美元，各国政府(这个“各国”当然就不仅仅包含工业化国家了)需要提供的仅700亿美元，能否兑现，能兑现多少，同样是天知道。
暂时人们也只能等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了——9月23日在减排问题上最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向“气候资金”捐款10亿美元，以援助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很显然，法国这个巴黎气候大会的东道主，还是愿意为大会的成功，多少出一点“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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