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陶舜
来自最高检的消息说,天津港爆炸发生后检察机关积极介入调查,根据查明的情况,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武岱(正厅级)等10人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巡视员王金文 (副厅级),分别因涉嫌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被依法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持续多日的严重关注之后,这可以视为具体追责程序的启动之举。
让问责飞一会儿。立案侦查11名官员只是问责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这仅仅是天津问责最基础的那一部分。首先,检方的工作尚未收官,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挖事故所涉渎职犯罪案件线索,彻查渎职背后的贪污贿赂犯罪,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有学者推测,从天津港爆炸造成的严重后果看,行政处分有可能涉及更高级别的官员。其次,检方侦查职务犯罪问题,而调查组还将具体厘定安全责任。显然,一场全方位的问责已拔剑出鞘,就个案来说,此番追责覆盖的范围很广,不会再有死角。
但正如我们在8月24日的社论《立碑永志,天津应该铭记什么》中所追问的,彻底的追责绝不应止于抓住并惩办当事者,公开的罪恶缘何从未被曝光和纠正?不设防的岂止是一座城市的安全网?我们看到,此次爆炸暴露了当地多个有关部门在几乎所有环节都掉了链子,违规经营如入无人之境,连环爆炸已经达到一枚微型战术核武器的爆炸当量,教训不可谓不大。沿着这条系统的思路再往前走几步,你会发现,问责有必要往更深层次延伸。从检方披露的凌厉的第一季问责动态来看,天津问责也遵循了李克强总理所强调的“严格追责、严厉问责、严肃查处”,不会只捏软柿子。
截至8月27日,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6人,其中多数还是消防人员和民警,综合伤亡和环境破坏来看,天津港爆炸很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危化品爆炸事故。人们有理由期待这次问责,能够树立一个典范,以鉴往知来。
回望历史,对于类似的严重事故的问责,我们有过典范性的案例。1979年11月25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遇难72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700多万元。这是天津市、石油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少见的。事故导致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骥祥被判刑数年,石油部部长宋振明引咎辞职,主管石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如此严厉的处分决定,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处分并没有让石油人灰心消沉,他们深刻吸取了教训,以更大的毅力和信念继续投入到石油工业的振兴工作中去。可以说,这次问责起到了非常正面的效果。
时过境迁,今天的天津港爆炸和“渤海2号”沉船事故固然不能生硬比附,但那种问责的魄力和知耻而后勇的精神,值得传承。从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几次表态中不难发现,这种魄力和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1979是我们今天检阅的历史,今天也会成为未来镜鉴的历史。天津问责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我们相信,在问责画下句点的那一刻,一定会是对当下的精准回应,也是对历史的隔空呼应。
(本文刊登在8月31日《经济观察报》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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