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戴维森（1937.4－2015.9）
编者按
美国科学院院士埃里克·戴维森(Eric H. Davidson)最近刚刚去世。这位对于世界基因调控、基因组学、重复DNA和演化等领域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对于中国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当海外华人在中国最吃香的时候、在凭海外华人身份似乎就高人一等的年代，他曾经公开批评一位忽悠型的华人教授，但相关文章在《中国科学》迟迟不能发表，他对此耿耿于怀。
文/杨海燕(北京大学医学部)
在北加州度过暑假后，我回国开始了新学期。没有想到的是，突然收到了戴维森教授9月1日猝然长逝的消息。悲伤之余颇为后悔，一再问自己为什么暑假没有南下加州理工去看望他，为什么没有及时整理出对他的访谈稿件，为什么没有推进我们商定的写作计划……
埃里克·戴维森(Eric H. Davidson)1937年4月13日出生于纽约，195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专业本科毕业。而后进入洛克菲勒大学(时称洛克菲勒研究所)，1963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1971年调至加州理工学院生物部，3年后升任教授，43岁时成为诺曼·钱德勒细胞生物学讲席教授。他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开辟了基因调控、基因组学、重复DNA和演化等领域的新方向，是基因调控网络概念的先驱。戴维森于1985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获发育生物学学会终身成就奖。
2014年8月我访问了戴维森位于加州理工的实验室，这次探访既是机缘巧合也仿佛是水到渠成之事。之前因为对华裔生物学家张民觉的研究，我在麻省医学院访问他在伍斯特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的同事彼得森教授。在交谈中，彼得森提起他1980年春在北京参加“核糖核酸在发育和生殖中的作用”会议的旧事，重点提及戴维森和牛满江之事，并说可以介绍我认识他的老朋友戴维森。这真是个意外收获——因科学史同道的相关研究，我对牛满江事件早就怀有兴趣。于是我从波士顿飞到洛杉矶，来到了加州理工大学所在的小镇帕萨迪纳。
时隔二、三十年，戴维森的观点仍旧尖锐。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他回忆了与牛满江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接触，当时和之后对其研究能力和方法的质疑，以及受《中国科学》编委邹承鲁之约提供评论意见的曲折过程。他先后以“致主编信”和科学论文的形式向《中国科学》投稿，但是由于政治对科学的不当干预，这些质疑牛满江研究工作的文字历经波折，始终没有机会面世。直到1989年论文的部分内容作为附录，收于美国科学院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编写的《中国的生物技术》一书。
谈起这篇文章，戴维森显然难以释怀。他的助理简·里格找出了相关档案，主要是1980-90年间与邹承鲁的数十封往来信件。科学家们由于共同信念结成的同盟，他们对自身社会角色和功能的思考，同行评议在政治压力下的失效，对科学共同体中的政治生态和策略的讨论等等，都在字里行间显露出来。
戴维森不拘小节，个性鲜明，言语犀利。他的办公室书架上林林总总，摆放着化石、照片、纪念摆设(包括中国挂饰)，还有威士忌。加州理工不允许师生在校园中饮酒，戴维森指着酒瓶笑言，这只是装饰品，对此我深表怀疑。访谈之后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饭店共进晚餐，看到戴维森，店主亲自出来招呼——他显然是这里的常客。戴维森行动不便，靠一辆轮椅车代步，虽没有霍金的那辆fancy，但我相信在校园乃至帕萨迪纳街头也是一道移动的风景。
戴维森对生物学的热爱源于高中的一个暑假。经由画家父亲的介绍，他来到麻省林穴(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学实验室打工，并很快展现出研究天赋，生物学就此成为他一生的事业。如果学术争论不能正常进行，以致对生物学研究产生损害，他就会格外敏感。他与中国科学家谈家桢、沈善炯、李载平、邹承鲁熟识，也希望中国的科学事业能够良性发展。也许正是当初邹承鲁信中的一句话打动了他，“我相信只有坦诚、中肯的评论才能最有助于中国科学的进步。”
大科学时代，科技的发展与外部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权力相关，也受到资本的影响。追求科技与外部因素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科技专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森不仅仅是一名科学家，也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
（作者供职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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