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药最好不打针，能打针最好不挂水。”已经从医学院毕业5年的魏丽还记着在课堂上老师曾经传授的这句俗语。事实上这个道理各大医学院的课堂中，老师都会向在座学生传达，但是现实的治疗环境中输液的使用却和医学院中老师所教授的理念大相径庭。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从而成了“输液大国”，更是将发达国家抛在了身后。(9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又多了个“名片”----“输液大国”。国际上人均输液2.5~3.3瓶的水平，而我国人均是8瓶，是国际水平的2倍以上。“输液大国”不像经济大国、世界强国那样令人骄傲，说得严重点，是耻辱。因为“输液大国”，输掉的不仅仅是医德，还输掉了国民的身体健康。众所周知，一旦造成“输液依赖”，就会产生更大的抗药性，这样的过度输液，对于病人来说显然疗效甚微，逐步增加医疗费用。输液不当，还会造成丧命。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
从小就知道输液叫打点滴，或者叫吊瓶子，那时大人打，小孩吊，似乎成了治病的“妙手”。至今在我家乡，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习惯，这习惯实际上就是药物的“依赖”。正因为输液治病好得快，乡亲们只要得了病，首先想到的就是“吊几瓶药水”。乡村医生当然很乐意，因为输液获利更高。在乡村的观念中，输液似乎是治病的“万能药”，不管是感冒、发烧、腹泻还是头痛脑热，都习惯性地要求输液。也就是说，大病小病都输液。有年纪大的老人，认为输液可以防病，甚至当作补充营养，没病也要打打吊瓶防病，而一些医生不但不正确引导，反而对这种错误的认识进行肯定和诱导，这显然是医德的缺失。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有专家指出，输入的药液进入人体后，大部分都要经过肝脏代谢，最终由肾脏排出体外，这会加重肝肾的负担。长期输液，就可能对肝肾等器官的功能造成损伤。专家还说，静脉输液发生不良反应的比例，在所有药物剂型中“高居榜首”，是最不安全的给药方式。
我在老家鹰潭工作时，每年都要吊几瓶子。家乡的父老乡亲把输液当成了快速祛病的良方，感冒发烧，拉肚子，医生都会说服你输液，那时输液很流行，没有人觉得不好，所以只要医生说输液，就会伸出手来。后来，我到广东潮州工作，医生却劝我，先吃药，不好再去打点滴，但我形成了习惯，还是坚持打了几次点滴。但听多了“能吃药最好不打针，能打针最好不挂水”的话，观念得以改变。潮州人喜欢吃中药调理，注重食疗，这个习惯我也慢慢地习惯了，之后，打点滴的习惯也就改了。多年前回家乡，看到3岁的侄子身体状况不佳，父亲告诉我侄子几乎每个月都要打点滴，有一个星期就打了3次点滴。这么小就有“输液依赖”。父亲问我女儿打过点滴没有？我说从来没有打过，潮州没有这种打点滴的习惯，于是我把潮州注重食疗和中医调理的生活习惯告诉了父亲。父亲要我把侄子带到潮州生活一段时间。我先请老中医为侄子开药调理，同时进行食疗，以后侄子不再有“输液依赖”，长得很壮实。
其实，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输液大国。成了“输液大国”，除了习惯的问题之外，重要的还是某些医院和医生在这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乡村的个体医生，大多早已发家致富，他们只顾赚钱，早点治好病，至于依赖性，副作用，他们才不管，对于缺失医德的医生，有依赖性正中他的心意，可多赚些钱。一位市级医生对我说：同样是感冒，通过口服药以及休息的方法治疗，只需20-50元。而静脉输液，一般都要用抗病毒药、抗感染药、维生素、液体和输液器，加起来大概要200-500元。“这十倍的差距，老百姓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现在治病靠输液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看病理念。”
的确，静脉输液具有“给药直接”、“见效快”、“不过敏”等口服药不具备的优势，但输液超过一定的程度，也就是说，当新抗生素研发速度赶不上耐药性细菌的繁殖速度时，就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甚至会导致“重症感染无药可用”的危险境地。打“点滴”泛滥，其实也是抗生素滥用的一个重要推手。如何避免这种滥用，也就成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要摘掉“输液大国”这帽子，还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的医疗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