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的办学，确实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学习。我国大学与国外大学办学的差距，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上。”一档电视节目，邀我和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谈大学排行榜，俞校长结合上海纽约大学第一批新生入校一个多月的学校办学，谈他对大学办学的全新理解。
他向我谈了三件事。一件事是，一名学生在图书馆里借阅图书，他看到图书馆有介绍，可直接向远在纽约大学的图书馆借阅图书，借阅图书的待遇，和美国纽约大学的学生是完全相同的。这名学生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向纽大图书馆借阅了一本图书，没想到四天后，学校图书馆通知他，去图书馆领取从纽约快递来的原版图书。这么高的效率，令学生很惊讶，以前就是在郊区校区图书馆借阅市区校区的图书，也要花一周才能拿到。
另一事是，上海纽约大学也有一些贫困学生，学校对贫困学生实行的帮困措施是，只要学生向学校反映其家庭贫困，校方并不审查，就给其减免学费等帮助，而事后，校方再去调查这名学生所述是否属实，一旦调查查证学生不诚信，后果会很严重。学校这样做，是让贫困生尽快得到帮助，同时也通过这一做法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与之对比，内地大学帮困助学，事先要审查学生的申请材料，有的学校还组织评议活动，“评议”学生是否真贫困，这伤害学生隐私不说，也影响学生和学校的信任。
还有一件事是，对于所有学生，上海纽约大学每周都提供校内打工的机会，学校各个部门会设立相关的岗位，严格要求学生像一名工作人员一样完成打工工作，并给予学生一定的报酬。作为一个曾在内地高校担任多年校长的教育管理者，俞校长感叹，内地高校虽然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研究生助管、助研、助教，但通常管理不严，学校只是以此为形式给学生勤工助学机会，没有让学生得到真实的锻炼。
以上这些细节，在现今流行的大学排行榜中是无法得到体现的，对于图书馆，大学排行榜最多将图书馆馆藏资源作为指标，无法深入到学校的服务细节；对于贫困学生帮困，大学排行榜最多将多少学生获得帮困作为指标，无法考虑学校的帮困是否人文，是否起到育人的作用。也于是，在不少大学排行榜上，我国内地大学的表现越来越好，比如，前不久刚发布的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排行榜，内地就有10所大学进入世界400强，可是，内地大学的社会声誉却在下降，社会满意度也不高。
前不久我去美国杜克大学考察，所到之处，都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内地大学存在的巨大差距。可以说，我国内地不少大学在实验设备、办学条件上，都已经不比国外大学差，有的甚至超过了国外大学——多年前，耶鲁大学校长就对内地大学新修校舍，购置一流的设备极为羡慕——可是在学校管理、校园文化、师生关系方面，却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比如，杜克大学有400多个学生社团，且十分活跃地开展活动，我国内地高校有哪所学校能做到这一点？
近年来，我国内地高校在一些办学显性指标上，花了很大工夫，比如规定教师必须发表论文(以及发表在何种影响因子的期刊上)、申请课题、申请专利，这确实很快提高了学校的排名，但是，校园文化、大学精神，却是很难靠下达任务完成的，甚至可以说，在大学追求显性办学指标的过程中，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反而被伤害，学校办学者和教师都变得功利，大学的管理显得粗陋，很多育人的细节，经不起追究。
一所肩负育人责任的学校，必须完善每个影响到人才成长的细节，这需要大学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而做到这一点，需要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只有实行这种办学制度的大学，才会重视学生的权益，也才能尊重教育教学的规律。上海纽约大学能做到这一点，就因为其办学实行的和纽约大学一样的制度。
笔者更进一步关心的问题是，这样的学校，对内地其他高校有触动吗？换言之，有多少内地学校会在办学细节上下工夫？目前看来，其他内地高校并没有为之所动，因为他们并没有感受到来自上海纽约大学的压力，从根本上说，我国高等教育还缺乏竞争机制，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还纳入集中录取的提前批，而招生规模并不大，怎样建立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让引进海外优质高等资源，在内地办学中发挥鲶鱼效应，这是我国开放高等教育中必须思考的。只有形成办学竞争，内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才会在育人的细节下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