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财经》三亚论坛上，提出了中美战略互疑与互信这个话题。这的确是个好话题，这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基础性问题。
中国能不能与美国建立起新型的大国关系呢？基辛格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共同进化”。这个词来自于他的一个助手，是指生物的进化。意指如果双方按照自己的发展模式，自己的既定道路前进，会达成一种互补型的经济关系，就像现在的“中美国”的提法。
这个关系可能建成么？回答这个问题，先需要回答的是，互补性在于什么，这个答案很明显，那就是美国的创新型、资本密集型与中国的承接技术转移，劳动密集型经济的互补。只有这样，双方才有基本的共同利益。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种互补的本质是什么？答案是落差、差距、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是落后。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创新与承接技术转移，显然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意味着领先，后者的可替代性虽然很难，在世界范围内现在找不到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稳定，基础设施良好，劳动力相对便宜，有着低人权优势的国家。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不可替代，现在美国就在搞再工业化，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在其他国家寻求替代也是可能的，当然成本会高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前者具有更大优势，而后者必须是落后的，这样才能有共同进化的基础。
既然是共同进化，也就是说关系是动态的，进化的。这就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都在发展，美国经济发展了，中国经济也发展了。第二问题是，相对的经济落差，技术落差，这个本质性的东西不能改变，否则就没有共同进化的基础了。还有一个潜在的东西是意识形态的，不能有剧烈的左转，甚至也不能有剧烈的引起社会动荡的右转。没有了政治稳定，也就同样没有了共同进化的基础，这一点，也许很多人并不赞同。
在短期内，不管的双方的经济情况，还是意识形态情况，都不会有大的变动，所以，共同进化的趋势不会变，中美国会更加紧密，但是长期来看，就不那么确定了。
1948年后，美国“连日制华”，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底子就这么定下了，虽然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在苏联是共同威胁的基础上，尼克松在文革时访华，中美关系缓和，到后来改革开放，搞“和平典范”，苏联崩溃，冷战结束，中美关系的底子还是没有变。
中美关系的底子，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核心利益问题。戴秉国在2010年说，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国的国体、政体、政治稳定、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然后才是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2011年中国发表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是这种说法，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第一核心利益。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条是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说白了，美国人首先需要尊重共产党，其次需要尊重中国人。
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过来，其心必异，就肯定非我族类。人类历史大大小小的战争、冲突，背后的意识形态、宗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美国人很达到中国人的要求。比如奥巴马对中国人演讲，他会讲到自由，言论的自由这些东西。再如TPP的问题，它符合美国，但架空WTO，中国可以参与，但对修改国内法提出了要求。对中国来说，修改法律，执行法律，即使是经济方面的，但达成这个目标，必然需要更大的政治改变，侵蚀政治，比如国企地位、体量。所以，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中国的核心利益可以总结为红色江山，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经济概念。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共同进化的基础就是保持差距，只有在保持差距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双方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方面，经济利益超越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有足够保障的时候，没有威胁的时候，这种共同进化才可能存在。
但是，这个威胁可能比他们想象中来的快。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仍然很穷，人均数据很差，改革这么多年之后人均GDP才占美国的20%多。所以很多人认为不能取代美国。但是，再大的数字，除以13亿就很小，再小的数字，乘以13亿就很大。大国之争，总量非常重要，所以也不能完全说是虚骄之气。即便缺乏最新的技术在全球范围能不能与美国抗衡，但让美国不能在地区内平衡，甚至在国内问题的逼迫下，以损人不利己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点，却是有可能的。
而且，即使抛开意识形态，但大国之间的竞争永远不会结束。长期来看，中国肯定会与美国有着战略竞争。但谈中美关系，中美的战略竞争，零和的或者非零和的，很大程度上看我们怎么定义自己的核心利益，怎么定义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该怎么看待中国的核心利益排序。当然，这不解决全部问题，但能解决很多问题，起码，有利于国内的创新，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美在全球层面达成一种非零和的竞合，这是最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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