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下跪的老师们谈谈文化尊严

2014年05月16日10:00  新闻专栏  作者:单士兵  

  最近,“遵义四中老师集体下跪抗议学校搬迁”的图片,引起无数人关注。下跪,关乎尊严。那么,这次老师下跪,是不是辱没尊严?

  先从当时具体情境说起。下跪之前,老师们选择静坐方式,对学校搬迁表示抗议。事发当天,遵义市市委副书记王秉清等人到该校做工作。据遵义四中杜方荣校长回忆,当时他与市委领导到现场要求老师理性表达诉求,但部分教师情绪激动,给校长与书记跪下,请求二人加入静坐的行列。杜方荣见状也以跪下回应,全体参与静坐的教师一同下跪。

  三连跪,令人五味杂陈。尽管现场有市委领导在,但是,按照杜方荣校长的说法,事情并非如一些网上所传的“老师集体向政府下跪”。若是如此,那一刻,下跪的教师们,面前还站着权力,心里只想着校长,想必很尴尬,也很悲苦。

  一边是学生们拉起“保卫教育尊严”的条幅,一边是老师们放下尊严悲情下跪,这样的矛盾冲突,令人情何以堪。学校搬迁到底带给带来怎样难以承受的伤害,要让老师们不惜以下跪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呢?

  从遵义四中的呼吁书看,老师们是为捍卫文化情感,是在守护教育尊严。文化尊严,对知识分子来说,很重要。

  “四中一旦失去了老城优越文化环境的滋养,便如失水之鱼,失根之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遵义人民的眼里,四中已经成为老城文化的代表、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心目中的精神圣地。四中和老城鱼水相依、互相促进、不可分割,四中离不开老城,老城也需要四中!”这样的呼吁书,看上去笔调沉痛而又激越,每个字句都意在竭力表达老师们的文化情怀。

  只不过,对这样的文化判断与公共情怀,我很难产生共鸣。甚至,我并不认同“老城文化”、“红色文化”,就足以成为一所现代中学的价值支撑。我更不认同,一所学校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价值,仅仅因为搬迁就会完全弄丢了。

  举两所经历过搬迁的学校为例,一所叫南开中学,一所叫西南联大。名头够大吧,里面出来名人,更牛。比如,南开出来过两代总理,周恩来和温家宝;西南联大里走出过两个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还有更多牛人,不再例举。在战火纷飞年代,不论是南开从天津到重庆,还是联大从长沙到昆明,千里搬迁,环境破败,都没有让这些学校丢掉文化精神。南开的爱国情怀,联大的民主自由,在动荡搬迁中反而得以提升。

  我读齐邦媛的《巨流河》,被在这两所学校担任过校长的张伯苓深深打动。他那句“国不亡,有我!”,也曾濡湿过几代人的心灵。所以,在我心里,只有文化精神不丢,只要独立风格健在,一所学校搬迁,真的不至于就要被渲染到进入生死存亡之境。特别是在今天,同城搬迁被上升到如此的文化高度,让我多少有些讶异。我倒是建议,遵义四中的老师们先仔细梳理一下今天的中学,到底应该守护怎样的价值精神,到底应该坚持怎样的文化信仰。

  当然,学校搬迁,会给教学环境和师生生活带来影响。比如,老师们强调市政府不讲诚信,“一开始说建分校,后来变成整体搬迁;最初承诺是400亩的新校区变成了现在的227亩”。地大利大。我的观点是,法律的归法律,权利的归权利,文化的归文化。遵义政府如果违法,学校如果要维权,就站着那里理直气壮去讨公道、要说法、争利益,而不是跪在哪里,去扯什么红色文化。越是对权力文化推崇,最后越容易受伤于权力。依据法律框架与公权力博弈,对学校来说难,但对普通公民,何尝不是更难?

  最后,我还想说,过度纠缠于老师下跪是否面对政府来为下跪正名,没有意义。在今天,学校校长,又何尝不是政府赋予的一种权力身份呢?最重要的是,去审视下跪的内心到底在守护怎样文化吧。的确也不是所有的下跪都在辱没尊严,比如,作为传统礼节,不过,这在今天并不常见。最常见的两种状态,一是因为奴性意识,一是表达忏悔。前者可鄙,后者可赞。

  因为中国人确实太缺少忏悔精神了,特别是面对权力文化,不能坚守独立人格,又不懂得忏悔,当然也就不可能完成救赎。从这个意义讲,为忏悔下跪,才堪称是不失尊严。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文化尊严 教师下跪 学校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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