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董点招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据新华社报道，目前一些高校的自主招生沦为“点招”通道。尽管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点招”，但一些高校仍然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在一些高校，每人每年给高校捐资便可成为“校董”，获得相应的“点招”指标。这个名额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亲属用，也可以送给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员。
对于高校通过上述“校董”方式获得社会捐资，一些舆论也对高校的处境表示理解——由于国家投入不足，因此学校得想办法筹集资金，并进而呼吁加大对高校的投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建议，要解决高校办学经费问题，仅靠国家投入是不够的，必须拓宽学校经费来源渠道，尤其是加大社会募捐。目前高校的问题是，一方面缺乏拓宽办学经费渠道，发展社会募捐的积极性，总是期望通过政府拨款和增加学生学费来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另一方面则在开展社会募捐时，拿学校的资源，包括教育资源、学术资源去交换，这把社会捐资一步一步推向死胡同。
在国外一流大学，社会捐赠是十分重要的办学经费来源渠道，但学校获得社会捐赠，如今鲜有拿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去进行交换的，而是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教育声誉，以获得社会教育慈善捐赠，其中，诸多名校一直非常重视校友捐赠，校友捐赠率甚至是评价美国一流大学的一项指标，因为校友捐赠背后展示了一个学校的办学质量、与校友的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通过扩大社会捐赠，学校不但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还获得更大的自主办学空间——办学经费过多依赖政府投入，财政独立性就差。
当然，在国外大学发展社会捐赠时，也曾出现利益交换和影响学校声誉的问题，比如，一些私立学校拿出一定的招生名额给捐赠者，还有就是回报给捐赠者冠名，这也都在国外引发争议。像私立大学拿出一定名额给捐赠者，虽然师出有名——是私立大学，且操作公开——明确具体操作标准，公开进行，同时不影响教育质量——对所有学生实行“严出”要求，达不到标准无法毕业，而且所得经费全部用于办学——财务信息公开，也遭到舆论质疑，如今私立大学在这方面的操作已经大为减少。至于捐赠回报冠名之类，则通过学校的现代大学治理方式，进行妥善解决，学校董事会(或理事会)会就捐赠资金来源、捐赠冠名的地点、时间、捐赠资金使用事先听取教师、学生意见，得到同意后方接受。
由此可见，只要建立明确的制度规范，大学是可以在不进行利益交换，伤害学校办学质量、办学声誉的情况下拓展办学资源的。对于社会捐赠者，大学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回报，而是可以回报给捐赠者荣誉，尤其重要的是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让所有捐赠者从中获得更大的捐赠价值，同时也直接服务于捐赠者自身的事业发展。其实，真正关心教育、关注大学发展的捐赠者，对大学用教育资源、学位资源、学术资源去谋求社会捐赠的做法，是会十分反感的——捐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办学，可这种做法却是在伤害办学。
这正是我国大学很难拓展社会捐赠的重要原因。一些捐赠者很想向大学捐赠，却担心这些钱会被大学挥霍——我国大学的办学信息并不公开，想向大学捐赠设备，却担心这些设备被闲置——报道称，我国高校新购买的设备中有相当数量是零使用率，今年两会之上，就有代表委员曝光，高校花几千万购买的设备一次也没用过。大学一边喊着缺钱，一边却大把大把的乱花钱。
在这种情况下，拓展社会捐赠，更像是以发展为名的利益交换——高校以此光明正大地贩卖学校的学位和学术资源(学位资源指招生名额，学术资源则是教授、荣誉博士头衔等)，一些社会人士则通过此途径成为高校的座上宾，甚至成为权力、利益的掮客，帮助高校拓展社会人脉资源。本来有利于高校扩展办学经费渠道，更好独立发展的社会捐赠，就这样被败坏了名义，成为潜规则滋生的又一片土壤。这会堵死高校进一步拓展社会捐赠的空间，但有多少高校的办学者对此真正在乎？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会办每一笔钱都用到办学中，才会痛心学校的办学被利益化、功利化蚕食，而警惕任何伤害教育肌体和学术肌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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