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云“献”图:“助力”巧渡金沙江
新华网 | 2019年07月22日 12:40
金江水暖渡红军
金江水暖渡红军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七送红军五斗江,江上船儿穿梭忙,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7月21日中午,伴随着《十送红军》的歌声,记者来到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在大新村文化活动中心,当地村民们正在演出自编自排的舞蹈《金沙江畔话红军》。 舞蹈展现的是1936年红军在石鼓镇抢渡金沙江的感人场景。1936年,奉朱德总司令“北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电令,红二、六军团急进滇西,神速抢渡金沙江,摆脱了长征以来一直穷追不舍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北上抗日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如今再访当年红军渡江地,但见金沙江浊浪排空,滚滚南流。两天以来,从当地群众的口中,记者了解到当年红军战士抢渡天堑的经过。 1936年4月24日夜,红二军团先遣红四师用火把照明,急速西进,25日凌晨占领石鼓镇。石鼓镇地理位置显要,是南下大理、北进藏区的古道,历来兵家必争。“路上,队伍都是打着火把行军的,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火龙在滚腾前进。”当年的红军向导、丽江群众桑乐天后来撰文回忆当时情景。 抢渡!部队到达石鼓,当即组织渡江。当时沿江船只被勒令隐藏,只有海洛塘一只小船来不及藏匿,被先头部队截获。侦察、择点、渡江,红4师先遣队就是靠着这一叶小舟迅速渡江,抢占上游渡口。当天下午,先锋部队就已全部渡江,占领对岸滩头阵地,随即部署警戒,控制码头,以保证后续部队顺利渡江。 争渡,争渡,昼夜不停。上有敌机袭扰,后有敌军追击,强敌压境时间紧迫。从25日到28日,红军在从石鼓到巨甸长达100多里的江岸上,通过木取独、格子、巨甸等5个渡口,利用7只船、十几只木筏,在28名船工的帮助下,不分昼夜轮流摆渡,18000余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在渡江的四天三夜里,当地乡亲抬木料、打榫口、扎筏子,帮助红军渡江。为了给红军扎筏渡江,一些群众拆了自家的门板,有的老人甚至将自己的喜床(棺材)拆掉,供红军渡江使用。28日傍晚,担负维西方向警戒任务的47团张铚秀营,最后在巨甸安全渡江,进抵格鲁湾宿营,至此,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宣告胜利。4月30日,朱德总司令等发来渡江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 生怕儿孙忘昔日,金沙江上话长征。红二、六军团过境丽江、渡江北上已经过去80多年了,当地群众还在追忆长征往事,说着红军的故事。七河镇东关村的和文戬老汉不知多少次用脚步丈量红军进城时走过的茶马古道;玉龙锁脉寺旁,当年趴在父亲背上看红军的孩童和锡群,如今已是耄耋老人;桑乐天的侄孙桑增光,多年来乐此不疲地向人们讲述着丽江群众焚香摆案三迎红军的故事;当年收留过红军战士的85岁老人木映荣,将红军后代还给他家的一床军被“当作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在木取独渡口,当年借船给红军的鲁桥乡副乡长王缵贤之孙王曙轩,对当年贺龙写给王缵贤的信倒背如流。“我孙子现在还小,等他长大些,我要把这封信教给孩子背,把这段故事讲给孩子听,让他们记住这段历史!” (光明日报云南丽江7月21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陈城 光明日报通讯员 梁鹤)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人民网 | 2019年07月22日 10:21
一场推迟了半个月的战斗
一场推迟了半个月的战斗

  原标题:【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一场推迟了半个月的战斗 央视网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7月16日从重庆綦江区来到渝东南,红三军曾在这里转战,并建立了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革命根据地。 7月16日 再走长征路第36天 酉阳县 酉阳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素有“渝东南门户、湘黔咽喉”之称。1934年,贺龙率领红三军以酉阳南腰界为军事中心创建川黔边苏区,并在此迎来了与红六军团的会师大会。 酉阳南腰界群山清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静静矗立在这里。时间倒回85年,1934年6月,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来到南腰界,这里就成了红三军在川黔边的大本营。同年8月,趁红三军主力外出作战,巩固和扩大川黔边苏区,一直躲在深山老林的国民党民团头目冉瑞廷带领其团防武装,扑回南腰界疯狂杀害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员。贺龙得知后,派部队围歼冉瑞廷。自知难以抵抗,冉瑞廷外逃搬救兵,他的儿子冉崇侯则退入大坝祠堂,妄图负隅顽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海霞: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坝祠堂,过去这里是冉氏宗祠。当年,祠堂的周围是比眼前看到的更大的成片的水田,只有这一条独路可以进出。而祠堂的四周围着厚厚的石墙,还有瞭望的碉堡等防御工事,形成了一道牢固的防卫圈,可以说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围墙它2米多高,实际上当时的围墙有3米高,我们看到这个平台,就是当时守卫的团丁站的位置,他蹲在这个地方,你要上来他就用梭镖给你弄下去。这就是射击孔,你看里面要宽的多,里面打出去容易,外面打进来不容易。 1934年8月28日,红军和游击大队一齐包围了大坝祠堂,组织火力准备强攻,但很快就停了下来。 大坝村村民 冉崇群:听我父亲说,红军来了过后,冉崇侯他们就说红头发来了,如果你们不进来要如何如何,后来老百姓就被冉崇侯他们逼到祠堂里面来了,包括我父亲、爷爷奶奶,都进来的。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贺龙知道里面有老百姓就马上叫停(强攻),我们打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吗,不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吗?我们想另外的办法,不能让老百姓受伤。 为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红军选择了暂时围而不攻。一边严密封锁,困死敌人,同时设法争取里边的群众尽快脱险,等待围剿的时机。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围了十多天半个月这个样子,慢慢的吃的就没有了,有些老百姓悄悄就出来了。红军做了几门土炮,(用)当地的一种好的木材做的一个炮,一打就把这个城墙就轰了一个缺口。 这一仗,红军击毙了冉瑞廷的儿子冉崇侯,歼灭冉瑞廷团防武装四十多人。 大坝村村民 冉崇群:我父亲就说,那红军真正是来解救百姓的,百分之百的人都说红军好。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通过打下大坝祠堂,既鼓舞了南腰界军民的势气,也巩固了黔东特区的苏区。这一仗打下来以后,老百姓发现我们的红军就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是可以追随的一支军队。 追随这支队伍,不到半年的时间,红三军的人数从刚来时的3000多增加到4000多人,当地的游击队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今年62岁的符宁江,父亲就是游击队员。 红岩村村民 符宁江:“我们是工农红军,打倒土豪,穷人要翻身——”这是当年在南腰界的红军教我父亲唱的,我父亲在发动乡亲们闹革命的时候,又教给老百姓唱,我从小听所以也就会了。我父亲说,那会儿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立了好多支游击队,有八九百人。 红三军在酉阳南腰界呆了近半年的时间,建立了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特区,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1934年10月27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决定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第二天,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北挺进,在湘鄂川黔地区先后粉碎敌人的多次围攻,有效牵制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策应主力红军长征。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今天,在酉阳南腰界,我们仍能看到保存完好的的红军大学、红三军医院、红三军宣传队等旧址,多达56处。 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黎洪:这些旧址经过80多年还能系统完整地保留下来,跟当地百姓与红军的鱼水深情分不开。比如说,红军在的时候,在当地这座土地庙的后墙上书写了“共产党十大政纲”的宣传标语,在红军主力撤离后,白色恐怖反扑,当地百姓用稻草盖住红军留下的标语,再敷上厚厚的泥巴,今天我们才能再次看到。 把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当年红三军团用半个月的守候替代强攻,让乡亲们记住了这支时刻记挂着人民的队伍。他们在这里播下了中国革命火热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断生根发芽,指引着当地人民在新的长征路上不断前行。[详情]

央视 | 2019年07月17日 10:53
探寻地震孕育的奥秘
探寻地震孕育的奥秘

  原标题:【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蹲点笔记】探寻地震孕育的奥秘 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作为我国自行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地震观测台站,是集地球物理场野外观测、观测技术研发与质量检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科普与培训园地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学观测研究站,其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显著科学成就是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6月17日22时55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应急管理队伍第一时间集结驰援灾区;有关地震的权威判定和辟谣信息及时而广泛推送;“愿四川灾区同胞平平安安”的网络热搜话题寄托了全国人民的牵挂和祝福——一系列完备及时的地震应急举措让人们“心安”。 眼望江山如画、万木葱茏的地球,辽阔的土地上绵延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歌。然而,地震灾难就像自然界里的一头猛兽,每当它咆哮时,都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1955年,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在京郊温泉镇上的白家疃村拔地而起。它的建立翻开了我国地震探测科技发展的新篇章,见证了我国防震减灾救灾事业在风雨砥砺中奏响的时代凯歌。 抗战烽火中的坚守  北京西山,林海莽莽的鹫峰森林公园内,掩映着一幢银灰色小楼,正门一侧挂有“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研究室”的牌子。小楼前还伫立着一座仪态庄重、惟妙惟肖的半身铜像,引人注目。这是谁的铜像?铜像与这座简洁、朴素的小楼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一切还要从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说起。 我国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但由于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地震观测与研究水平十分落后。1920年,宁夏海原发生8.5级大地震,地震灾区的惨烈景象,对赶赴现场开展灾情调查的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触动极大——他萌发了要建立地震台的想法,随后得到热情于科学事业的北平大律师林行规的鼎力支持,主动提出把自己鹫峰别墅旁的空地和几个房间无偿捐赠,用作建造地震台之用。 海原地震10年后,青年学生李善邦在恩师、我国物理学一代宗师叶企孙先生的举荐下,应翁文灏的邀请,在鹫峰创建了中国人自行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座地震台。为了更快掌握地震监测知识和技能,李善邦先后到日本、德国学习前沿的地震监测技术。1930年9月20日,我国首个地震监测记录在鹫峰地震台诞生,这标志着中国地震事业正式扬帆启航。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地处半山腰的鹫峰地震台基础设施落后,根本不能通电。火苗如豆般的煤油灯下,只听见山风呼啸。李善邦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观测了7个寒暑。 7年中,鹫峰地震台共记录到2472次地震,并与国外50多个地震研究机构开展资料交换和学术交流。不论从仪器设备、管理水平、记录质量还是数据分析,鹫峰地震台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鹫峰地震台的监测工作被迫停止。李善邦辗转来到重庆,克服重重困难,于1943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现代地震仪——霓式地震仪,并在战火硝烟中坚持地震观测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霓式地震仪升级为“五一式”地震仪,装备在我国黄河流域布设的20多个地震台,成为我国地震台网的雏形。 1955年,为迎接两年后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地震台在北京西郊白家疃得以重建,后演化为今天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下属的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在积极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科学活动之际,观象台又在开展地震监测的同时增加地磁观测。 2002年9月28日,在纪念“李善邦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其铜像被中国地震学界竖立在鹫峰地震台那幢银灰色小楼前。 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办公区域。 (资料图片) 朝数字化时代迈进 古人通过“夜观天象”探得先兆。可上天容易入地难。“我们必须借助专业仪器,才能探测到来自地球深部的信号。装备了各种地球物理仪器的地震台站正是获取地球内部讯息的前沿哨所,为地震研究提供一手的观测资料。”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副研究员王红强自豪地说,观象台属于综合性观测台站,16套观测仪器日夜不停地监测地球动向。 残酷的地震从不等待人类的点滴进步。1966年3月,河北邢台先后发生6.8级和7.2级两次强烈地震,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震情与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地震台站建设由此起步。 1971年,在刚成立的国家地震局领导下,分两批建设了北京、佘山、昆明等24个国家基准台,形成当时的国家地震台网。“一旦发生地震,台站人员快速处理,将有关数据上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值班室。震情值班室承担着当时大陆5级以上与国外7级以上地震速报,震情信息直接报送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刘瑞丰说。 上世纪90年代,刚分配到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工作的朱占斌经历过旧时模拟记录地震图洗相、更换记录图纸、用磁带或胶片保存数据的阶段。他曾24小时值守在台站监测地震,警报一旦响起,必须即刻处理。“现在,大大小小的地震都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直接速报,科技的发展已然改变生活。” 改变,得益于国际合作数字地震台网的建设。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周公威说,我国数字地震观测技术开发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地震观测质量,使大家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获取与分析处理海量信息,增进对地球内部结构的认识。 为建立可用于多种科学研究目的的全国性高质量数字地震数据库,1982年,国家地震局做出建设中国数字地震台网的决定,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成为第一批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台站。此后,乘着数字化改革的春风,观象台从众多台站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领头兵:我国第一座数字化地震台(1986年)和数字化地磁台(1997年)、保存有长期连续的地球物理观测数据、制定了我国面波震级标准、建立了我国地磁测量实用标准。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郑重介绍,数字地震台网建设与传统的机械感应式和模拟记录仪器相比,能大幅提升地震震级监测范围和精度。 “九五”期间,我国开始成规模推动地震数字化观测。2000年前后,我国建成了由47个国家数字测震台和33个有人值守台组成的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中国数字地震台网与前兆台网运行及连续率和技术能力总体达到国际同类台网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地震台网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预警能力显著提升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潘华介绍,地震安全服务可以说是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经历了70年的光辉历程,“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合理的抗震设防标准、有效的抗震设计和施工是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 1957年,以李善邦为首的编图组与苏联专家合作完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地震区划图的编制工作,填补了当时我国对国土地震危险性评价的空白。“1978年起,各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以及各行业的抗震设计规范均以现行地震区划图衔接,从而在法规层面上使国土地震安全有了保障。”潘华说。 直到2015年,由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高孟潭研究员主编的我国第五代地震区划图,彻底取消不设防地区。以此为据,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和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在全国铺开,抗大震救大灾能力明显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地震台网建设也更趋科学规范。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在全国构建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观测网络。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将在全国建设超过1.5万个台站。 “发生地震后,公众感受到房屋摇晃,掏出手机来看看微博便知道发生了多大地震,这是现在地震速报的状态。而我们正在做的地震预警又是什么样?是大家还没感到摇晃的时候,手机提示已经到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台网部主任黄志斌解释称,地震预警系统正是利用电磁波和地震波的时间差,让信息流“跑赢”地震波,提前几秒到几十秒向震中周边民众及时发出提醒,抢出宝贵时间完成紧急避险。 重大工程项目令人期待。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计划于2022年完成建设,将在华北地区、南北地震带等6个重点地区实现地震预警能力,并率先向中小学校等3000多个示范用户发布预警信息。 近年来,我国地震灾害防御能力有了质的飞跃,高孟潭对此深有感触,“地震科技的发展已为数以万计重大建设工程提供了抗震设计必须的地震输入参数,为数以百计的城镇防震减灾工作提供更加精细的地震震动参数、活动断裂分布和地震地质灾害预测成果,防震减灾能力提升效果显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详情]

中国经济网 | 2019年07月16日 12:32
这里的民谣说:唯独当年红军过 一来一去很清静
这里的民谣说:唯独当年红军过 一来一去很清静

  原标题:【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这里的民谣说:唯独当年红军过 一来一去很清静 綦江,是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经过的地方。这里自古是川黔边界军事交通要地,有“渝南门户”“黔蜀变,则綦江必先被兵”的说法。8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一次短暂的过境,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永恒的红色记忆。 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綦江地处大娄山脉,山高林密、关隘重重,是由黔入渝、由渝入黔的必经之地。”綦江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平介绍。 “为了保卫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一个团的兵力,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就来到兵家必争之地——綦江羊角,扼守瑶龙山下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动向。”陈平说。 1935年1月21日,遵照中革军委20日发布的《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红一军团大部队从贵州松坎镇出发,当天下午到达重庆綦江区石壕镇。当晚,一部分红军留在石壕街上宿营,一部分驻扎在李汉坝一带。22日,部队开拔,进军赤水。“中央红军过綦江只有短暂几天,像一次过境式的穿插,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形成了红军主力直逼重庆的军事态势,成功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保卫作用,也确保了中革军委经赤水北上渡江战略计划的完成。”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说。 “过别的军队,吓得心慌。共产党的兵好,对人很客气,我们不怕。”94岁的陆远贞婆婆回忆起红军过石壕的情景,最让她触动的是红军司务长的故事。 红军司务长是在綦江牺牲的5位红军烈士中的一位。当年红军过石壕镇,红军司务长和两名后勤战士,留下来检查清点归还借用老百姓的物品,并用银元兑换战士们购买物品时付给群众的苏区纸币。尾随的国民党盐防军见红军势单力薄,突然发动袭击。司务长为了掩护受伤的战士突围,不幸落入盐防军之手。 綦江博物馆馆长周铃曾深入挖掘过这段历史。他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盐防军当年用“踩杠子”“灌石灰水”“烧烙铁”等酷刑,企图让司务长交代红军的组织概况、行军路线、作战部署,以及他的姓名和职务,司务长一句话都不说。农民赵兴伍见司务长奄奄一息,偷偷送去饭菜,并示意要喂给他吃。司务长怕连累百姓,坚持不吃。 “他怕连累百姓,不吃老百姓送的饭;为了革命,不向敌人透露一点信息。他的初心就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周铃动情地说,“人们不知道司务长叫什么名字,我想他的名字就叫‘红军’。” 一首当地老百姓流传的民谣,也生动地诠释着这份初心: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 如今,石壕红军烈士纪念碑矗立在青山松树间,红军当年住过的禹王庙成为石壕小学校园内的“活教材”。一代代綦江人,耳濡目染红军故事,正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奋力前行。(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浩)[详情]

中国经济网 | 2019年07月16日 12:31
拼将己命换民心
拼将己命换民心

  原标题:拼将己命换民心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陈城 光明日报通讯员 梁鹤 一军团于八时出发,一师前卫,二师后卫。全天尽是走山路,路滑不好走。部队到达石豪(壕)宿营。行程约五十五里。 ——这是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彭绍辉写在1935年1月21日的日记。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前后,为防止国民党部队从川南进军,对遵义构成威胁,红一军团在攻克娄山关、桐梓县城后,继续向贵州新站、松坎方向挺近。遵义会议后,为给四渡赤水制造宝贵战机,红一军团从松坎进占綦江石壕,造成佯攻重庆之势,牵制兵力。重庆市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对记者说,綦江是遵义会议的最前哨,中央红军到綦江是四渡赤水的前奏曲。 7月15日,响亮的军号声响彻苍松翠柏间,再走长征路的记者来到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瞻仰石壕红军烈士墓,向红军烈士敬献花篮。 红一军团于1935年1月21日到达石壕镇,1月22日凌晨便开拔进军赤水。在这不到两天的时间里,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除了探寻断崖下村民李树清掩护红军伤员养伤的红军洞,走访见证中央红军到綦江的红军桥,记者还从綦江区博物馆馆长周铃那里,了解到一位不知名字的红军司务长血染茅坝坪的故事。 那是1935年1月,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在松坎击溃驻扎在川黔交界管控盐业的盐防军,盐防军小队长姜金全率残部40多人窜逃尧龙山寨。21日,红军队伍经过尧龙山时,姜金全指挥放枪射击,妄图阻滞红军前进,结果再次被打得落花流水。被击退后,姜金全一直鬼鬼祟祟跟在红军队伍后面。是日中午,红军在箭头垭午饭后继续前进,留一名司务长和两名战士善后,归还向群众借用的物件,用银圆兑换战士购物时付给群众的苏区纸币。 姜金全见只有少数后勤人员,便带人袭击。三名红军寡不敌众,顷刻一死一负伤。司务长掩护负伤战士突围后落入盐防军之手。盐防军将司务长的挎包、饭盒、筷子、14块银圆和苏区纸币尽数搜去,以“踩杠子”“灌石灰水”“烧烙”等酷刑,逼迫他交代红军行军路线、作战部署等。司务长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始终未吐露半句。当晚,盐防军将司务长捆送到石壕境内的羊叉龙门牛角尖,吊在农民赵兴伍坝子边的桑树上。 赵兴伍的后人赵历祥告诉记者,时值腊月天气寒冷,当天晚上,他的叔爷赵兴伍见被绑的红军司务长伤势严重,又饥又寒,就趁盐防军狂欢滥饮之际,舀碗饭喂到他嘴边,“但他一口都没吃,说吃了会连累你们”。22日,姜金全派其爪牙赵汉阳、杨安洲、张麻子等人,将司务长押到茅坝坪杀害。就义时,司务长高喊“红军万岁”,杨安洲又用匕首把他的舌头割掉。司务长牺牲后,当地农民在原地将其尸体掩埋。1966年,原綦江县石壕区公所、羊叉乡政府发动群众砌石垒土,在司务长牺牲地修建了红军烈士墓。1981年,石壕镇重修烈士墓,将在石壕牺牲的5位红军烈士遗骸迁葬于此,供后人瞻仰。红军墓下修建了一片碑林,其中一首诗就是对这位司务长事迹的写照——撤离顷刻值千金,宁舍千金为一针。知否英雄遗意重,拼将己命换民心。 在烈士墓脚下的石壕红军墓陈列馆,记者还见到了当年红军战士使用过的军号、匕首、草鞋、斗笠、粮袋。“那年腊月十五过白军,把我家柜子里的苞谷全部拿走了。腊月十七过红军,在我家坝子休息,进屋来找点水喝,都要说声谢谢。”这是在筹建陈列馆时石壕镇老人赵正先的回忆。周铃告诉记者,建馆时寻访石壕镇老人,人人尽说红军好。如今,过境的红军早已离开多年,但这样一首歌谣却在当地传唱至今——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人民网 | 2019年07月16日 12:12
为保护百姓 红三军在大坝祠堂展开半个月的“关门打狗”战斗
为保护百姓 红三军在大坝祠堂展开半个月的“关门打狗”战斗

  原标题:为保护百姓,红三军在大坝祠堂展开半个月的“关门打狗”战斗 央视网消息:1934年8月1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重庆酉阳南腰界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成立大会上,贺龙讲话说:建立苏维埃,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让穷人过好日子。为了巩固新成立的苏区政权,在南腰界大坝祠堂,贺龙率领红三军进行了一场为期半个月“关门打狗”的战斗。 1934年8月中旬,大土豪、国民党团总冉瑞廷趁红三军主力抗击外敌之际侵犯南腰界,杀害留守的红军代表、伤病员和游击队员。8月28日,贺龙命令红三军二十一团星夜兼程返回南腰界,扫荡这股残敌。冉瑞廷看到红军到来,仓惶逃往酉阳,他的儿子冉崇侯带着60多个团丁,挟持了100多名群众龟缩到大坝祠堂里负隅顽抗。 央视记者 王磊:“我身后就是南腰界红三军大坝祠堂战斗遗址,在这个祠堂外边我们可以看到用青条石砌起的这样的围墙,这个围墙的高大概是三米、宽是有七八十多厘米,在这个围墙的四个角上还有碉堡护卫。所以防护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再到里面看一下细节,这些石墩里的孔的外小内大,在这个围墙的下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孔,这个孔是外小内大的,所以从里往外是非常利于观察和射击,但是从外往里是很难打进来的。躲到这个祠堂里就犹如进入到一个乌龟壳,很难攻破。”祠堂四周构筑的工事非常坚固,突击队员几次爬上墙顶,都被敌人用梭镖捅了下来,最终突击队只能撤回阵地研究对策。 重庆酉阳红色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白明跃:“战士特别气愤,就跟贺龙讲,我们要强攻进去,贺龙一想,不对啊,这里面一百多老百姓,假设我们把这个祠堂破了,给老百姓一块消灭了,这不是让老百姓跟土匪同归于尽吗?”在不伤害群众是前提下,该如何消灭这股敌人呢?重庆酉阳红色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白明跃:“当时有一个叫周生才的战士,就给贺龙讲,依我看,我们就围他个十天半个月,看他怎么弄,贺龙讲,好啊,这个小鬼点子好,我们就把他围困起来,来一个关门打狗。” 红军把祠堂围住之后,开始发动被裹挟的群众家属在祠堂外喊话,宣传红军的政策,争取让被裹挟的群众逃出来。当年在大坝祠堂发生的事情,村民们辈辈相传。 重庆酉阳南腰界镇大坝村村民 冉启霞:“红军没伤害老百姓,妇女儿童红军都没伤害,外面老百姓就知道了,确实知道了红军是做好事,群众就在外面喊,喊他们出来,姑娘儿女、婆娘些,快出来,红军不是来打老百姓的。”十几天的时间里,不断有群众逃出来,而躲在祠堂里的敌人已无力抵抗。重庆酉阳南腰界镇大坝村村民 冉启霞:“他们饿了没有力气,晚上翻进去一个猫儿,猫儿都杀来吃了。” 9月20日,贺龙下达了总攻命令。这时很多群众也主动来帮忙,红军后代池再武从伯祖父那里听说了很多细节。 重庆酉阳南腰界镇大坝村村民 池再武:“当地老百姓听说红军要打大坝祠堂,大家有些捐献了自己的棉被,并且帮着红军出主意,棉被用水打湿了,可以抵御长矛大刀,砍不进。因为红军是利用晚上攻打祠堂,大家有的拿来柴火,并且有的把自己的老家柴,房子柱头都砍了,帮助红军点亮照明。” 红军挑选了精干强壮的战士组成几支突击队,身背大刀、短枪、冲进祠堂,冉崇侯见大势已去,率领残兵败将逃跑,被红军击毙在田坎上,其余顽敌全部被歼。 维埃的大部分地区,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仅唐家溪乡苏维埃,农民分得的田土面积达2000多亩,人均一亩多。此前逃跑的冉瑞廷等50多家土豪,除了没收他们的全部田产外,还分了他们的谷米和其他财物。重庆酉阳红色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白明跃:“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众得到了真正的实惠,这个时候鱼水关系就更加的密切,黔东特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详情]

央视 | 2019年07月16日 11:35
红军墓红军洞见证鱼水情:军爱民所以民拥军的真实写照
红军墓红军洞见证鱼水情:军爱民所以民拥军的真实写照

  原标题:红军墓、红军洞、见证鱼水情,是军爱民所以民拥军的真实写照 央视网消息:7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继续在重庆綦江采访报道。7月15日,再走长征路第35天,重庆綦江。遵义会议后,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军委于1月20日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其中红一军团从松坎进占綦江石壕,造成佯攻重庆之势,牵制川军兵力,减轻中央红军主力压力,然后迅速转道赤水。 在重庆綦江区石壕镇有一座红军烈士墓,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长征途经石壕时,牺牲了5名战士。1976年至1983年,当地将这5名红军战士的遗骨迁葬在了这里。1991年这里开始扩建成为今天的红军烈士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海霞:“在重庆綦江石壕红军烈士墓,我们发现了这样一块墓记,它讲述的是1991年修建整个墓园的时候的情景。其中介绍当时的墓园是由县里面的一十五万六千五百三十五人自发募捐修成的,那当时募集了多少钱呢,一共募集资金四十五万八千多元。这样的一笔数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綦江这样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县城来说,着实不是一笔小数目。那当地老百姓为什么对红军这么深厚的感情呢?这是我们这一站寻访的重点。” 重庆市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陈平:“我们党史部门一直在对红军长征过綦江过石壕这块的历史进行征集和研究,我们走访了很多当时的亲身经历者,我们的老百姓对红军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时一个老人叫彭吉珍,据她回忆,红军把当地的地主的谷子拉走就分给了穷苦人,大家都很高兴。”其实,当年红军途经石壕镇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只有两天的时间,也就是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当地百姓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支军队形象。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 文俊:“农民的房子是不能够随便进的,红军他们大多数都是借群众的门板和稻草睡在大街小巷,在红军离开之前,会把群众的院坝打扫干净,还会为群众的水缸挑满水,红军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就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石壕红军墓陈列室,我们看到赵正先老人的回忆,同一年的腊月十五,白军路过她家时,把她家的包谷都拿走了,甚至把连屋后树上结的柑橘也都被摘吃了,而两天后的腊月十七日,红军从她家过,向他们要点儿水喝,还要说声谢谢。红军用自己的言行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石壕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很干净。”重庆市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陈平:“这些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我们中央红军他们当时的一个初心是什么,是一心为着我们的老百姓,为了我们人民的翻身解放,能够不受压迫,能够过上好的日子,他们可以牺牲一切去英勇奋斗,正因为如此给我们老百姓结下了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鱼水深情。”以心换心,在陈列室我们看到这样一则故事。当红军大部队离开时,家住李汉坝漆树坪的一位普通农民李树清将4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收留在了自己家里。如今,老人已经过世多年,我们在当地寻访到了他的两位孙子李克春和李克友。见到他们时,他们正要去修缮当年爷爷给红军战士藏身的红军洞。 李树清的孙子 李克春:“那阵我爷爷在的时候,每年都要来维修一次,这个棚棚原来不高,现在比原来整得要高大点。我们小的时候,就听到爷爷说红军是好的,为了老百姓,他说辈辈代代都要好好地纪念他们。”说是红军洞,其实只是山上大石头夹出来的一块凹陷,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搜捕,李树清把受伤的红军转移到了这里,也是这样搭了一个小的窝棚,为红军战士遮风挡雨。那会儿,家里人每天轮流给红军战士送水送饭,为了给红军战士取暖,他们专门去买来木炭。 李树清的孙子 李克友:“如果烧明火的话,会起烟,容易被发现。”李树清的孙子 李克春:“两个战士伤要重一点,我爷爷就走到贵州请医生给红军战士医治,花了两三斗谷子,给他治疗病,也没有治疗好,还是牺牲了。”最惊险的还是一次国民党地方武装挨家挨户搜查红军,听到风声一定让李树清交出红军,李树清拒不承认,最后上缴了5担谷子才勉强过关,而这几乎是他一家半年的收成。后来,一名红军战士伤好后,出发去追赶部队,另一名最后留在了李家,但他在一次出去卖米的途中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此后只来过一封信就音信杳无。李克春说爷爷生前始终惦念他们的消息,每年都要来修缮红军洞,给学校的孩子们讲当年的故事。李树清的孙子 李克春:“窝藏红军是要砍头的,怕还是怕,但是我爷爷不后悔。每年清明节,那些读书娃来的话,带他们走这些来看,都是跟他们讲这些,红军就是不怕牺牲自己,为了我们下一代人的幸福生活,你们要学习红军精神,要好好读书,以后为国家创造一番事业出来。” 如今,綦江正在深挖红色文化资源,修建王良故居、打造重走长征路的徒步线路等,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辛,牢记和学习他们长征的“初心”。 【记者手记】望苍山而默默,怀忠烈以悠悠。石壕红军烈士墓正是一切为了人民,军爱民,所以民拥军的真实写照。当地人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后辈铭刻红色记忆,把红军精神、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详情]

央视 | 2019年07月16日 11:07
85年前的一只竹筒:革命的象征见证红军漫漫艰苦长征路
85年前的一只竹筒:革命的象征见证红军漫漫艰苦长征路

  原标题:85年前的一只竹筒,是革命的象征见证红军漫漫艰苦长征路 央视网消息:湖南也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永州蓝山县文物管理所,陈列着一只竹筒,这只看起来在南方随处可见的竹筒,在85年前,曾经伴随福建宁化的一位红军小战士,踏上艰辛的长征之路。蓝山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颜继生:“这个是1975年捐赠过来的,当时这个竹筒功能主要就是用来吃饭喝水。” 竹筒直径9.1厘米,高12.3厘米,它的主人名叫“兰发连”。 蓝山县委办副主任 原史志办主任 李嵩:“据我们史料记载,他是一位老红军,1934年过蓝山的时候,因为负伤留下来的,居住在我们蓝山县,他是福建三明市宁化县人。” 1919年,兰发连出生在福建三明宁化县治平畲族乡的一个贫苦家庭。1933年,刚满14岁的兰发连报名参加了红军。入伍后,部队给他 发了一只行军竹筒,从那时起,这只竹筒,就一直跟随着他。1934年10月,兰发连跟随部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途中,兰发连腿部受伤。兰发连与其他部队伤员共计100多人,在经过蓝山县油榨脚山地时,遭到敌军围攻。 在油榨脚的那场战斗中,红军战士大部分壮烈牺牲。仅有兰发连等少数几名受伤战士,借着夜色藏到当地村民的稻草垛中,才得以脱险。蔡国胜是湖南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村民,当年救出兰发连的人,正是蔡国胜的外婆雷善红。雷善红把兰发连和另一名红军小战士都背回家中,帮他们换衣服,做饭给他们吃,还帮他们疗伤。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蓝山实施白色恐怖,雷善红为了保全两名红军小战士,便收养了他们。 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村民 蔡国胜:“兰发连抱了一个竹筒,结果到我外婆家的时候,我外婆说这个竹筒不要了,我们这是山区,竹筒有的是,他说不行,我做一个纪念。”在雷善红的悉心照料下,兰发连的伤势日渐康复。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村民 蔡国胜:“治疗以后是想回去想找部队,结果没找到,又回来了。”多次找寻红军队伍无果后,经由雷善红的帮助,兰发连在湖南蓝山扎了根。因为怕牵连别人,不识字的兰发连,一直不敢托人写信回家。音讯全无曾被认定烈士 终得重返故乡 在他的家乡福建三明宁化县,因为长久没有兰发连的消息,亲人们都以为他已经牺牲了。这份《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上,1933年入伍、红八军团战士兰发连的名字列在其中。直到1969年的一天,福建宁化兰发连的家人,收到他女儿的一封信,才知道兰发连还活着。1985年7月,兰发连应邀参加了福建宁化县红色政权建立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终于重返故土。 兰发连的大女儿 兰开秀:“我带他回去,一进门在我奶奶的相片面前,跪了,跪下流泪。” 在与亲人山水相隔的几十年里,唯有这只竹筒,一直伴随着兰发连。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听说他手上有一只长征时留下的红军竹筒,想要高价收购。尽管家境拮据,但兰发连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而在1975年,当听说蓝山县文化馆征求革命历史文物时,他却将这只自己珍藏了40多年的竹筒,捐了出来。兰发连的四女婿 唐盛利:“他也把这个竹筒拿出来给教育小孩,这个就是我部队发的,我就是一个红军战士,它是一个革命的象征。政府能够保存,既教育了后人,用作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还又保护好了。”[详情]

央视 | 2019年07月16日 10:48
追寻红军在贵州的长征足迹:红色精神 前行力量
追寻红军在贵州的长征足迹:红色精神 前行力量

  原标题:红色精神 前行力量(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在贵州的长征足迹 本报记者 万秀斌 黄娴 程焕 遵义会议会址。涂 敏摄(人民视觉) 本报记者在猴场会议会址采访专家。涂 敏摄(人民视觉) 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涂 敏摄(人民视觉) 贵州遵义子尹路96号,一幢中西合璧的青砖灰瓦小楼里,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从解说员滔滔不绝的话语中,可以听到一个高频词:转折。 进军长达4个多月,足迹遍布40多个县份,贵州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区域范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一个个决议的出台,让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强渡乌江、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一场场拍案叫绝的经典战役,打出了一片红色新天地。 长征在贵州,红军一路前行,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今天,我们追寻着历史的足迹,重温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深刻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力挽狂澜,翻开革命道路新篇章 7月8日,贵州黎平县高屯村八舟河上,一座公路桥正在举行竣工典礼。不远处,静静伫立着一座老木桥,参与修建木桥的人,是85年前从这里经过的一支部队。 1934年12月15日,枪炮声突然响起,打破了偏远小城的宁静。一支穿草鞋、戴八角帽的队伍抢关夺隘,从东门攻破古城黎平——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拿下的第一个县城。3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研究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会议决定,红军挺进黔北建立新根据地,放弃了移师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战略转兵,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张中俞介绍,这次会议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一次尝试。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红军抵达瓮安县猴场,战士们迎接新年,各连队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事实上,此时已是危机重重,前有乌江天险拦路,后有多路重兵追击,队伍何去何从,直接关系生死存亡。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紧急会商,讨论是否继续执行黎平会议决议。 会上,博古、李德调头东进的错误主张再一次被否决,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这次会议被称之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为遵义会议召开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的历史,人们或许并不陌生,而实地寻访,仍然让记者心潮澎湃。从老槐树掩映的侧门进入遵义会议会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27平方米的客厅,方寸之间,见证了一个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历史性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的精辟批评,获得与会人员高度认可。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出奇制胜,扭转局面取得战略主动 历经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转兵西进贵州,红军又入围追堵截的险境,一次次化险为夷,完成了生死攸关的战略转移。 “纵横天下路,难过乌江渡”。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也是一道横贯贵州的天然屏障。尽管水位较当年已上升150米,站在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旁的码头边,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陡峭险峻。 1935年1月初,寒风刺骨、波浪滔天,中央红军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等渡口发起了强渡乌江战役。凭借竹筏和浮桥,红军战士顶着猛烈的炮火,向敌军阵地奋起攻击,终于把乌江天险踩在脚下,成功地将数十万追兵甩到身后。 “乌江成为长征胜利的重要转折点。”瓮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饶太明告诉记者,强渡乌江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实现从消极避战到主动出击,开始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的一首《忆秦娥·娄山关》,勾勒出一幅气势如虹而又有些许悲壮的战斗场面。 重崖叠嶂,直刺苍穹。位于遵义和桐梓之间的娄山关,因其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1月,为确保主力部队在遵义休整和遵义会议的安全,中央红军第一次夺取娄山关。 当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回师黔北,再夺娄山关,二进遵义城。这次战役歼敌两个师及8个团,俘敌3000余人。在党中央正确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壑深滩险,红浪滚滚,奔流不息的赤水河,见证了84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伟大战役。 3万红军,40万敌军,兵力悬殊。从乌江到金沙江处处皆天险,如果正面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根据敌情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指战员,巧妙地采用运动战战术,迂回穿插,声东击西,成功摆脱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的危局。 “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仁怀分会会长穆升凡说,每一渡的战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展开,将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地统一起来,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走进每一处红军战斗遗址,惊心动魄的画面仿佛历历在目。一场场出奇制胜的战斗,让红军在贵州闯过了生死关头,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播撒火种,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娄山关红军小学里,红色元素随处可见。除了常规课程的学习,最受学生欢迎的是每周固定组织的学习红色歌曲、红色故事、红色诗词等特色课程。 “要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主动了解红色历史,熟悉红色故事,发扬红色精神。”红军小学校长袁思海介绍,学校充分挖掘娄山关红色文化,运用到课程改革和教学变革中。 红色基因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老师和学生的精神血脉中。今年上三年级的马兴蕾告诉记者,她长大以后想做一名老师,把红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杜富国是遵义土生土长的排雷英雄,一句“让我来”,他救下了战友,自己倒在了血泊中,从此失去了双眼和双手。家门口是红军走过的路,听红军故事长大的他,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军人。长大后如愿以偿,在排雷现场践行着一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我现在也要走好新时期的长征路,学会好好穿衣、吃饭、生活,这是我的新使命。”杜富国说。 “这是我们的传家宝!”说起父亲留下的两枚银元,65岁的杨淑军格外激动。他的父亲杨子林十五六岁就参加了红军,是红三军团卫生部的一名看护员。长征经过瓮安时,由于负伤,便在这里落了脚,他把红军为他留下的银元作为传家宝留给了子孙。 “父亲常常一边看着银元,一边给我们讲红军对他的好。”杨淑军说,“父亲临终时嘱托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些根植于血脉中的红色基因时时彰显着生命力,闪烁着厚重的光芒。 非遗遵义通草堆画的第三代传承人李跃正带领老城小学的孩子们创作一幅幅表现长征故事的剪纸。李跃不时指导,给孩子们讲述那一段段动人心弦的革命故事,“我希望孩子们在掌握技能的同时,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意义,了解这座城市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 铭记辉煌历史,信仰根植于心。贵州的山山水水记载着长征艰苦卓绝的历程,承载着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的前因与后果,也播撒下了红色基因的火种。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言犹在耳,常听常新。[详情]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15日 12:22
娄山关 而今迈步从头越
娄山关 而今迈步从头越

  原标题:娄山关,而今迈步从头越(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看!我哥哥肖开模就是从那里带着一支红军队伍上山,包抄驻守山上的敌人。”肖开基指着远处山峰上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今年81岁的肖开基在贵州遵义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当了25年的义务讲解员。虽然因年事已高告别挚爱的岗位,老人仍会时不时前往娄山关,遇到参观的游客,他也会主动为大家讲解。 “那是红军当年埋子弹的地方”“这是当年修筑的战壕”……肖开基参与了当年战斗遗址的挖掘。厚厚的植被覆盖下,找到那场激战的痕迹并不容易,地势的险要却一览无余。娄山关(见图,娄山关摩崖石刻。本报记者张珊珊摄),四周群峰耸立,地势陡峭,中间两座山峰相连,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关口东侧是悬崖绝壁,西侧是崇山峻岭,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扎西休整期间,敌军很快从南北两面逼近,为摆脱敌军,毛泽东指挥红军迅速转兵东进。1935年2月18日至21日,红军主力二渡赤水,进军遵义。能否顺利攻下遵义与桐梓交界处的娄山关隘,关系整个红军的命运。 25日,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冒着敌人枪林弹雨,首先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然而,敌人猛烈反扑,两军对峙不下。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迂回,歼敌一部,余敌仓皇南逃。“两翼包抄,绕道迂回,白刃拼杀,可谓出奇制胜。”遵义市长征学会副会长雷光仁说。经过浴血奋战,红军夺下娄山关。“娄山关战斗是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战斗与遵义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围堵红军的企图,检验了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的正确性。”雷光仁说。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即兴填词《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词中洋溢的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至今鼓舞人心。 “独腿将军”钟赤兵,是肖开基最常讲的故事。在激烈的争夺战中,十二团政委钟赤兵的右小腿被敌人子弹击中,血如泉涌,他不顾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由于伤情恶化,必须进行截肢手术。然而手术条件简陋,钟赤兵伤口两次感染,半个月时间里,三次截肢,最后将整条右腿切除。部队希望钟赤兵留在当地养伤,钟赤兵却坚持继续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硬是咬着牙拄着拐拖着一条腿走到了陕北。 “钟将军为什么能有这么顽强的意志?这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钢铁般的信念,源于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肖开基说。 娄山关山脚下的娄山关红军小学是全国第一所红军小学,今年读四年级的张霓是一位小小红色文化宣讲员,“我们现在的好生活是红军用生命换来的,要懂得感恩,我要把红军精神告诉更多的人。”小姑娘的声音稚嫩却坚定。 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越过一个个“娄山关”,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张珊珊 周小苑 吴姗)[详情]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12日 16:50
娄山关大捷:长征首胜之战
娄山关大捷:长征首胜之战

  原标题:娄山关大捷:长征首胜之战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光明日报贵州遵义7月11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李睿宸 张青 孙云清 娄山关,雄踞大娄山巅,是贵州“北门钥匙”,也是由四川入黔北的咽喉,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7月11日,记者一行从遵义市区出发,驱车一小时来到位于汇川区板桥镇的娄山关。在这里,记者体会到何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冒着绵密而急促的雨点,踏着青石板山路登上观景平台,远望四周,山峰耸立,地势陡峭,中间两座山峰相连,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其东侧为悬崖绝壁,西侧则是高山峻岭。1935年,红军就是在这里取得娄山关大捷,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胜。 “早在遵义会议前,1935年的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红一军团四团曾攻占过娄山关关口。”遵义市红花岗区史志研究专家史晓波告诉记者。遵义会议召开后,红军决定向北到四川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但遭到敌军的阻截。红军只得被迫西渡赤水,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集结,但敌方的部队再次迫近。为迅速摆脱敌人追击,中革军委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娄山关,再占遵义城。由此,拉开了娄山关战斗的序幕。 1935年2月25日,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接到了中革军委“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命令。随后,彭德怀决定用整编后4个团的兵力,夺下娄山关,为胜利占领遵义创造条件。 摆在彭德怀和战士面前的不仅是娄山关这道天险,还有黔军的重兵把守。据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右翼的山,一律是悬崖绝壁,中间的马路被敌人用火力封锁了,而左翼的山,虽然无路,但却可以向上攀爬。彭德怀在侦察敌情后决定,由左翼部队迂回到娄山关之敌的侧右背,主力则可夺取能够俯瞰娄山关的点金山。 山上的地形复杂,为了从侧面迂回上山,红军只能求助于当地百姓带路。肖开基的哥哥肖开模就是其中的一位带路人。“上山的隐蔽小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得知红军要上山,我哥哥义无反顾地做了他们的引路人。”今年已经81岁的遵义市泗渡镇幸福村村民肖开基告诉记者。那时大概凌晨两三点,肖开模举着火把,一路翻山越岭,穿越一条隐蔽的小路,将红军送到了板桥,从而为侧面助攻主力军提供了巨大帮助。 “无论如何都要攻占娄山关!”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红军战士在薄暮微雨中,拉着藤葛和树枝,一步一步向山顶攀登。而就在他们登上山顶不久,发现十几个敌人从山的另一边也在往山顶爬,他们火速向敌群扔了几枚手榴弹,把敌人压了下去。接着,红军突击队乘胜追击接连打下了几个山头,巩固了阵地。经过25、26日的激战,经过反复争夺,最终在红军“正面攻击、两翼包抄”的沉重打击下,黔军兵败如山倒,仓皇南逃,红军则乘胜追击,最终于2月28日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了敌军两个师以及八个团。 “红军在娄山关战斗中重创黔军4个团,取得了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因此有人称娄山关是历史上中国革命的转运之关。”史晓波告诉记者,夺下娄山关就是揭开了遵义大捷的序幕,此时战士们的士气备受鼓舞,成为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转折。 如今的娄山关硝烟不再,但红军战斗过的战壕、留下的弹坑仍旧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娄山关一役后,毛泽东曾策马经过山隘,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红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打通了娄山关这条唯一的生命线,在长征路上重整旗鼓,再向前。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上观 | 2019年07月12日 11:24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原标题: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盛夏,连绵细雨浸润下的黔北大地,凉爽宜人。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临街坐落着一幢二层砖木结构的老式别墅(见图,遵义会议会址。本报记者金歆摄),门前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这里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二楼会议室正中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油灯,东壁设置了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柜,西壁是一排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围着一圈折叠靠背椅。置身其中,84年前那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仿佛刚刚结束。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此前,红军先后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的一连串失利。湘江战役后,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不满和质疑到了顶点。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接着,张闻天逻辑严谨、系统全面地作了批评博古、李德错误路线的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错误路线定下了基调。 据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副会长雷光仁介绍,与会人员的讨论非常激烈。当时,张闻天的报告刚结束,毛泽东随即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等都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赞成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的正确建议,主张由毛泽东指挥红军。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最后会议作出四项重要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三是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金歆)[详情]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11日 09:42
历史在这里转折:探访遵义会议会址
历史在这里转折:探访遵义会议会址

  原标题:历史在这里转折:探访遵义会议会址 新华社贵阳7月10日电题:历史在这里转折:探访遵义会议会址 新华社记者李惊亚、马云飞 游客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会址参观(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子尹路96号——遵义会议纪念馆。84年前,一场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此转折。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楼上悬挂着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刻字,这是中国诸多革命旧址中罕见的毛泽东亲笔手书。从纪念馆的大门进入,一座镶红青砖的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便是遵义会议会址了。 穿过宽阔的回廊和精致的转角楼梯,登上二楼,一间屋内,十多把椅子紧凑摆放在一张长木桌周围,桌下有一个火盆。这是遵义会议会议室,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连开三天。 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楼当时为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该公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从外面看去,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派”。15日晚,与会人员从临街大门进入,穿越过厅,绕过一座用五彩瓷片嵌字的砖砌影壁,来到位于主楼东走道的小客厅。 这是7月4日拍摄的遵义会议会议室。 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 记者参观了按原貌陈列的会议室,听讲解员讲述遵义会议的20名参加者,如何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 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为了让当代观众更直观了解历史,遵义会议纪念馆中设立了大型的裸眼3D情景展示,把人带回84年前开会现场。 特型演员扮演的博古首先作主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指出失败和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作为主要军事领导者之一的李德,从会议一开始就处境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3D展示重现了《红军长征史》描述的一幕:“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这是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拍摄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布币(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他的发言得到了包括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会议将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 “虽然是影像展示,但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历史的真实记录。”纪念馆的讲解员说。 “在遵义会议中,中共高层领导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攸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以及最终解决,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说。 纪念馆的一面红墙上,书写着“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大字,这被认为体现了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共党史把遵义会议定义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游客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一首《遵义会议》诗作,道出了转折后的欢欣鼓舞。遵义会议在每一位参加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遵义会议。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遵义会议会址》一书记载,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不可能大事声张,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用了4年时间。直至1957年7月1日,会址才正式对外开放。 近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面积扩大了数倍,瞻仰者不断增加,每年达400万人次。 游客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20岁的陈旭是遵义医科大学制药工程专业大一学生,他已经是第二次来纪念馆了,“参观能够开阔眼界,比在书本上了解的历史更全面。” 纪念馆承担起了更多研究职能。“我们与遵义市的其他研究者一起探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长征’这个称谓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们经过考证,确定是在红军二渡赤水后的1935年2月23日。我们还与国际上的长征研究者保持联系,互相借鉴。”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 如今,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中心,分布着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遵义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等纪念场馆和革命旧址,连接着“红军街”。在不远处的红军山上,当地群众和外地访客多年用花圈和香火祭奠着为给群众治病而不幸遭敌杀害的一名红军卫生员,并称其为“红军菩萨”,表达对红军当年保护群众生命、关心群众疾苦的感激之情。 游客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7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详情]

新华网 | 2019年07月10日 19:37
渡天险 甩开围追堵截
渡天险 甩开围追堵截

  原标题:渡天险,甩开围追堵截(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红军强渡乌江的地方。本报记者 程 焕摄 暴雨停歇,水雾升腾,江面犹如轻纱笼罩。眺望远处群山,灰蒙蒙尽失颜色,对岸岩壁上四个红色大字更加夺目——“乌江天险”。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自西南向东北斜贯全省,将沿途崇山峻岭削成陡峭绝壁,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抵达瓮安县,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在乌江北岸修筑工事,企图依托险势阻拦红军前进。 与此同时,多路追兵蜂拥而至,距离乌江只有数十公里之遥。敌军一旦形成合围之势,红军便会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 战机转瞬即逝。危急时刻,李德、博古反对北渡,主张调头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到底该往哪里走?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跨年之夜,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扩大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精神,决定抢渡乌江、挺进黔北。 “这次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前夜,如果不作出渡江决定,红军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当地党史专家谢崇禄介绍,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保障了挺进黔北的正确方针得以实施,使革命再一次转危为安。 红军先遣部队来到江界河渡口,竟然看不到几个人影。“看见当兵的来了就得赶紧跑。”原来被军阀蹂躏怕了的老百姓,以为又要遭遇劫难,匆匆躲了出去。当地村民黄志忠的岳父是当年亲历者,在世时喜欢讲红军渡江的故事,因此黄志忠对这段历史很熟悉。 挑水劈柴,打扫房屋,不私自拿走一粒粮食。老乡们偷偷观察着这支穿草鞋的队伍,发现他们十分善待村民。老乡们深受感动,纷纷回到村里。大伙从家里搬来门板和竹子,主动帮助红军扎竹筏、搭浮桥,为渡江做准备。 1935年1月初,江上寒风凛冽、波涛汹涌,红军强渡乌江的战斗在江界河渡口正式打响。3只竹筏载着第一梯队战士,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渡过乌江,与之前已过江的突击队员会合,第二梯队数十只竹筏也乘势渡江。 在南岸猛烈炮火的配合下,战士们爬上悬崖,向敌方阵营冲杀过去。此时,一座由竹排连接而成的浮桥,也在争分夺秒向对岸伸展,红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抵达北岸,夺下了主阵地。撕开江防的口子后,其他渡口的红军应声而起,全线突破了乌江防线。 “甩开了几十万追兵,为红军主力到遵义休整,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和空间。”谢崇禄说,之所以能迅速赢得乌江战役,关键在于及时斩断了“左”倾错误路线,统一战略行动方针,广大指战员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将红军战斗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前些年,因修建水利工程,这一区域水位抬升150米,淹没了悬崖,也遏住了急流。曾经的渡口已难觅踪迹,乌江天险不复当年。然而,在江界河战斗遗址纪念碑前,摆放着人们敬献的花圈,红色种子已在人们心中扎根,红色精神将代代传扬下去。(程焕 黄娴)[详情]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10日 12:53
记者再走长征路:召开遵义会议 实现伟大转折
记者再走长征路:召开遵义会议 实现伟大转折

  原标题:【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召开遵义会议 实现伟大转折 央视网消息:来看“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系列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昨天从贵州瓮安来到遵义。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对党和红军产生深远影响,遵义也因此在长征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聆听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 7月9日,再走长征路第29天,贵州遵义。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名城,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商贸市场十分繁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 来到遵义,我们首先探访了位于老城区的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原本是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从外面看去,高墙壁立、巍峨气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胡蝶:当年中央红军来到遵义后,把总司令部设置在这里,走上二楼,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住处,而这个面积不大的客厅就是当时的会议室。80多年前,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命运,就是从这里实现了伟大转折。 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包括中央领导、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共20人出席。会议主要围绕建立根据地和军事问题进行讨论,总结检阅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王志力:在会上,毛泽东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指出说,博古、李德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最终,遵义会议作出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 “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领导问题。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王志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从幼稚走向成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胡蝶:其实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一个星期,中央红军就已经进入遵义城了,他们在这里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这一面墙上,就展示一些当年的宣传口号,可以说,红军在遵义城得到了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 百姓拥护红军,红军爱护百姓。在距离遵义会议纪念馆不远的红军山上,有这么一座雕塑,形象是一个红军卫生员正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喂药。当地百姓告诉我们,这个红军卫生员叫龙思泉,他在遵义的时候,为了给一个偏远地方的村民看病,耽误了行程,没赶上和大部队一起转移,最终被敌军杀害。 遵义市红花岗区史志研究专家 史晓波:因为穷人都是拿不起医药费的,红军又是穷人的队伍,他(龙思泉)免费给他们治病,这样就逐渐出名了,国民党的乡丁把他杀害了,杀害了以后,遵义人民非常怀念他,对他感恩。 为了纪念这位红军卫生员,遵义百姓不光悄悄埋葬了他,还在后来立了这座雕塑。由于龙思泉牺牲的时候,当地百姓并不知道这位红军小战士的姓名,就一直称他叫“小红”,并且把他塑造成女性形象,红军神医活菩萨的故事也流传至今。 遵义市红花岗区史志研究专家 史晓波:他(龙思泉)已经成了一种艺术的形象,不光是故事,而且成了一个具体的雕像,这么一个艺术形式的存在,让红军精神跟遵义人民爱戴红军、感恩红军的那种精神永远流传下去。 中央红军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扩大兵力,补充物资,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从此,党和红军实现伟大转折,中国革命将从胜利走向胜利。[详情]

央视 | 2019年07月10日 11:18
八卦村的红军墓守护人:我们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八卦村的红军墓守护人:我们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原标题:八卦村的红军墓守护人:我们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新华社贵阳7月9日电 题:八卦村的红军墓守护人:我们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新华社记者李惊亚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巷口镇八卦村胜利组,距离村民徐乾坤家门口20多米,是五座无名红军墓。清明节和中元节,徐乾坤和其他村民上祖坟时,都要给这五座红军墓烧纸、上香。 “这几座红军墓在旁边,就像我的邻居一样。不止我一家,全村人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徐乾坤说。 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八卦村,据遵义市党史部门介绍,1935年初,红军离开遵义,经过八卦村北上,抵达巷口镇凉水沟、倒座石一带,遇到碉堡中的黔军阻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红军最终消灭守敌,确保了大部队通过。因为急于行军,只能将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掩埋。这些年来,当地村民自发维护红军坟,逢年过节给烈士扫墓。 2016年,红花岗区民政局下发文件,决定将辖区内零星的红军坟集中迁葬于深溪镇的南山公墓内。八卦村村民听说此事后反应强烈,始终不同意把坟搬走。 “为了红军坟的事,村党员代表、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在村委会开会两次,去镇里开会一次,区民政局多次来村里开现场会,全村老老少少100多人自发参加,都不愿意把红军坟搬走。”八卦村村支书舒中银说。 70岁的村民郑舟模说,虽然不知道这些牺牲的红军烈士来自哪里、姓甚名谁,但他们是为老百姓翻身求解放而牺牲的,长眠在这里,大家一直把他们当亲人,“我们希望在他们流血牺牲的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守护他们。” 当年,红军牺牲后被就地掩埋,比较分散,安葬环境也较为简陋。村里开会商量怎么办的时候,老党员徐乾述主动提出,无偿捐献自家一亩多的土地,“我是农民,靠种田吃饭,家里的田土也不多,但我想,没有红军战士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作为共产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巷口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徐瑞说,看到当地村民对红军的感情如此深厚,区民政局最终决定,只迁走部分红军遗骸,其余的留在八卦村,村民们在徐乾述捐赠的土地上修建了五座墓,将分散的红军尸骨集中起来迁葬于此。 记者在八卦村看到,这五座红军墓背靠青山,坐南朝北,并排而立,圆头鱼尾,毛石垒筑,规整统一。墓高约1米、宽约1.3米,每座墓前均有大小相等的石质墓碑,碑正中竖刻“红军烈士之墓”,右刻“一九三五年北上抗日战斗牺牲”,左刻“遵义市武装部立”的字样。 80多年过去,如今的八卦村物阜民丰,风景怡人,山上的碉堡遗址、山下的红军墓默默耸立,记录着不被忘却的历史。  [详情]

新华网 | 2019年07月09日 16:11
黎平 红军在这里改变战略方针
黎平 红军在这里改变战略方针

  原标题:黎平,红军在这里改变战略方针 新华社贵阳7月8日电 题:黎平,红军在这里改变战略方针 新华社记者朱超、李黔渝、张瑞杰 游客在黎平会议纪念馆里参观(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飞檐翘角,庭院座座,庙堂馆署,鳞次栉比……走进有着600年历史的黎平“翘街”,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让人有“穿越”之感。 再走长征路的记者一行,近日来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正是在这一黔、湘、桂三省区结合部,召开了红军长征以来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中写道。 “伟大转折的起点” 翘街因两头高中间低、形似扁担而得名,如今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在街心地势低处,一座造型考究的徽派建筑上书“黎平会议会址”,对面的“江西会馆”旧址现为黎平会议纪念馆。从纪念馆正门拾级而上,一行红色大字“伟大转折的起点”映入眼帘。 据《红军长征史》记载,1934年12月12日,中央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了非常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 当日,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命令,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进入黎平。“通道转兵”让红军暂时脱离了险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长征行》中写道,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 这是在黎平会议纪念馆拍摄的还原军民加工军粮场景的塑像(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 “为了改变博古、李德原定的战略方针,在政治局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多数同志,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红军长征史》记载。 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城。3天后,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距红军以伤亡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已过去半个月。受“左”倾冒险主义危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屡受挫折,由8.6万人减至3万余人。 黎平会议会址就选在翘街中间的“胡荣顺”店铺。这栋始建于清嘉庆元年的徽式建筑占地800多平方米,分前后两进,四周封火墙围砌,店铺以及周恩来、朱德办公室兼住室保留了当时原状,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店铺旁边是德国传教士郁德凯开设的福音堂,当时这里有博古和李德的居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则住在翘街另一头一位清朝进士的宅院里。 游客在黎平会议会址前参观(7月2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据党史记载,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了一天一夜,争论十分激烈,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纪念馆副馆长易同军说,当时蒋介石已经断定中央红军欲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且调集重兵,布下“口袋阵”。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的原计划行军,这可能让剩下的3万多中央红军全军覆没。 他说:“黎平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为中央红军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遵义会议完成伟大转折打下了基础。” 这是黎平会议会址一景(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 石仲泉认为,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它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错误战略方针。它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长达三年时间内毛泽东在中央受排斥的地位。 他指出,这决定了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纪念馆一面墙上写着这样的话: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 易同军说,一部红军长征史告诉我们,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这对于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意义。 这是黎平会议会址一景(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详情]

新华网 | 2019年07月08日 17:09
信仰之力 穿越时空
信仰之力 穿越时空

  原标题:信仰之力 穿越时空(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105岁的支义青老人(右一)正在讲述帮红军架设浮桥的过程。本报记者 邝西曦摄 红军后人正在观看湘江战役形势示意图。严立政摄(人民视觉) 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本报记者 刘佳华摄 一湾碧水,蜿蜒北去。 在广西兴安县城北15公里的界首古街旁,坐落着一座名为“红军堂”的砖瓦房,堂前的湘江宽不过百米。 就是这样一条不是很宽的江,1934年冬,险些阻断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也是因为这条江,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江畔那座红军堂,就是当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渡江指挥所之一。 岁月无言,江水作证。85年过去,记者再走长征路,在桂北大地追寻湘江战役的遗迹,感受穿越时空的信仰之力。 血战:用生命铺就前进道路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关于湘江战役之惨烈,桂北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评价。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接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进入广西,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以及粤军共26个师近30万人,从四面包围,妄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 既不能北进,也不能南下,更不能后退,红军唯有奋勇向前,杀开一条血路,渡过湘江。 在灌阳新圩,红三军团第五师阻击桂军,那年,红五师师长李天佑21岁,他后来回忆道:“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的兵力火力,轮番冲击……”部队十分疲惫、弹药不足、敌众我寡,严重减员,战士们在炼狱般的战场苦苦坚守。是役,红五师加上接防该阵地的红六师第十八团,共伤亡3500余人。 “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和继任团长杜中美在一天之内相继壮烈牺牲。”桂林党史专家黄利明说。 “英雄忠报党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脚山铺阻击战于1934年11月29日全面打响,战斗空前惨烈,至12月1日红军撤出白沙河防线,2000多名指战员牺牲。 为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陷入重围,被截断在湘江东岸。时任该师第一〇〇团团长的韩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敌人围歼我党中央、军委和主力红军于湘江之侧的企图未实现后,恼羞成怒,反扑过来,叫嚣杀我片甲不留。” 重兵包围之中,红三十四师孤军奋战,弹尽粮绝,“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除极少数突围幸存外,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向湘南突围,负伤后不幸落入敌手,他乘敌不备,断肠明志,英勇就义,年仅29岁。 突破:用信仰书写历史答卷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1934年12月1日凌晨,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给红一、红三军团发出的指令中有这样两句话。当天,各处战场的战斗愈发激烈。 凤凰嘴是湘江以东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渡口。“红军在江上过,两架飞机在头上扔弹、打机关枪。江面上漂着很多红军尸体,有很多是老百姓后来去埋的。”家住广西全州县凤凰嘴渡口的蒋济勇老人仍忘不了当时情景。 到12月1日下午,界首和白沙河防线相继失守,敌人封闭了湘江通道。此时,军委纵队已全部过江,主力红军也在这天渡过湘江。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这真是我生平没见过的奇观。”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12月4日,军委第一纵队开始翻越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陆定一的《老山界》记录的正是当时的情形。翻越老山界后,红军通过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离开广西,进入湖南。 “湘江战役可以说有两个突破。”广西党史专家农丕泽说,一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其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图谋,保存了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胜利达成了突破湘江的战役目的;二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通过对比,认识到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为突破教条主义的禁锢、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下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中央红军过广西,只有短短十几天,但这是挽救红军命运、扭转革命前途的十几天。正如毛泽东作于长征途中的《十六字令》所指:面对有如天塌般的劫难,红军将士们怀着如山般崇高且坚定的信仰,血战湘江,一往无前,砥柱中流,立地顶天。 爱民:用铁纪筑牢取胜基石 1934年12月,红军进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后,红三军团某部经过泗水乡周家村,邀请当地几个主事的瑶民座谈,了解疾苦,宣传民族政策和革命道理,鼓励他们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红军走后,老人们顺着他们留下的“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标语笔迹,把两句话刻进石头里,一直保留至今。 广西北部世居着瑶、侗、苗、壮四个少数民族,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铁一般的信仰熔铸铁一般的纪律,战士们的一言一行,各族同胞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湘江战役前,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个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绝对不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骚扰和侵害。1934年11月29日,《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发布,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还作出“买东西用银元或铜板,不许用苏区钞票;买粮买杂粮不买大米;不与各族同胞争井水、共厕所”等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有铁纪,更有柔情。 1934年12月10日,军委纵队驻扎在龙胜县平等一带,敌特纵火烧村寨嫁祸给红军。周恩来一面派部队警戒,侦查可疑之人,一面与其他同志指挥部队救火,保住了村寨和鼓楼。后来,红军还出资救济受灾百姓。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指挥救火的鼓楼改名为红军楼,审判敌人的地方改名为审敌堂。85年风吹雨打,两座建筑依然安静伫立,人们觉得红军仿佛从未离开。 红军军医为灌阳县水车镇水车村村民翟顺修刚满两岁的孩子免费治病开药,孩子病情好转。后来,翟顺修见红军准备架桥过灌江,把家里的大桌子、门板都扛了出来,给红军架桥,还到江心和红军一起打桩,帮助红军渡江。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老百姓为红军带路,给红军送饭,有的还参加了红军……中央红军从广西走过的十几天很短,这份鱼水深情很长。 传承:用行动告慰烈士英灵 “我爷爷就是戴着这种斗笠参加红军,参加长征的。”7月1日,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里,来自福建长汀的红军后代蔡金旺将一顶斗笠捐献给碑园。 蔡金旺的爷爷蔡开铭,1933年参加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英勇牺牲。蔡开铭留给族人最深的记忆,就是头戴斗笠参加红军去了,祖屋里没有他的画像,只能挂着一顶这样的红军斗笠。 蔡金旺说,斗笠虽易破损,“但不可破损不可焚毁的红军革命精神,却在长征沿途播撒,在中国大地播撒。” 悠悠岁月,红军后代及无数壮乡儿女传承长征精神,以行动告慰烈士英灵。 今年69岁的李清鸾,在42年前嫁到灌阳县灌阳镇排埠江村,在整理屋子时发现一面印着五角星和党徽的红旗,原来是爱人黄永富的曾祖父黄合林85年前替一名红军战士保管的。 1934年,黄合林救治了一位在湘江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伤势好转后要去找部队,临别时将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送给黄合林,让他好好保存,自己在革命胜利后会来取。 黄合林将那面红旗包了一层又一层,用一个小木箱装好,藏了起来。临终前嘱咐儿子黄荣清好好保存,等那位红军战士来取走。1979年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清鸾把红旗交给县武装部,请他们去寻找那位战士。如今,这面红旗静静地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诉说着85年前的约定。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管理处副主任尹汤怀,1996年参加工作,从对湘江战役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成长为同事心目中的“活教材”,20多年来,他也走在自己的“长征路”上。 “工作这么长时间,每天不管多晚,我都会在睡前看党史书籍。”尹汤怀表示,作为一名讲解员,有责任将湘江战役中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讲述给更多人听,将长征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版式设计:蔡华伟[详情]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08日 11:40
广西:红军留下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广西:红军留下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原标题:广西:红军留下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位于广西灌阳县的新圩阻击战发生地今貌。新华社发 位于广西全州县的湘江渡口凤凰嘴。新华社发 在湘江战役中收治受伤红军的村民的后代李青鸾在家里给孩子们讲述湘江战役的故事。新华社发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记者再走长征路”的每一步,都是沉重的历史回望;踏过每一寸土地,都更鲜明地感受到革命先烈的坚强信念。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在桂林全州、兴安、灌阳三县经历了历时7天的湘江战役。英勇的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最终突破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转移到越城岭(老山界),经过桂林资源、龙胜两县向西北进发。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经历的最大、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其中展现出的“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精神,是红军留下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红色记忆续光辉 广西灌阳县新圩镇,距当年中央红军西进前往湘江的最近点古岭头5公里。1934年11月28日发生的新圩阻击战,打响了湘江战役的第一枪。 在五角星造型的新圩阻击战陈列馆,不时可见前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团队。“我们投入大量资金,对近百处红军长征遗址进行了维护和修缮,旨在留住‘红色记忆’,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长征精神。”灌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陈春虹介绍说。 2017年9月24日,灌阳县酒海井红军纪念园,在3000多人的见证下,一场迟到83年的葬礼隆重举行,当年被残忍扔进酒海井的20名红军烈士的遗骸入土为安。此外,在灌阳,红三、红五军团指挥部旧址九如堂、灌江渡口红军亭、红军救护所下立湾祠堂等17处43个单体被列入“湘江战役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灌阳相邻的全州县是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当年的战火烧遍全州县11个乡镇。全州充分发掘、保护以湘江战役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与资源,成立了红色文化研究会,开展红军长征文物史料普查、挖掘、整理和汇编,已整理出100多个红军长征故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年来,桂林市实施“寻找桂林文化力量,挖掘桂林文化价值”战略,桂北各县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和修缮工作,把“散珠碎玉”串成“红色珍珠”。 桂北的一山一水,都有道不尽的红色记忆。兴安、灌阳、全州等地的红军纪念堂、红军楼等,均被修缮与保护起来。桂林还修建了湘江战役纪念公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等,成为全国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2。红色旅游促脱贫 走访湘江战役主战场全州县,青山绿水间传颂着一个个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故事。85载薪火相传,如今的人们在这片英雄热土上开启了幸福的生活。 “我们将红色文化优势转变为要素流动优势,将长征精神优势转变为创新驱动优势,举全县之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全州县委书记林武民说。 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全州县实施了一系列红色教育基地项目,打造集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教育、瞻仰凭吊、文化研究等于一体的经典红色旅游集中区,鼓励贫困户经营农家乐、民宿、休闲度假村等,吸收贫困户就业,促进精准脱贫。 “通过发展旅游业,我们村的农户将多余的民房租出去,靠每月租金就能养家糊口,原来的贫困户都脱贫了。”全州县庙头镇大碧头村村民宾泽艺告诉记者。近3年来,全州县依托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相关产业,实现49个贫困村8000余户近3万人脱贫。 “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这是著名作家陆定一在《老山界》中描写的老山界之陡峭险峻。 翻越当年老山界,即到今日塘洞村。在一家名为“老山界农家乐”的餐厅里,店主唐昌义和妻子忙得不亦乐乎。店内独具红色文化的装修风格和以红米饭、南瓜汤、野菜等为主的“红军饭”颇受游客欢迎。 2016年,资源县对位于塘洞村的中央红军宣传局长征驻地旧址赵氏宗祠、红军长征翻越老山界纪念馆等一批红色遗址进行修建、修缮,为塘洞村带来了“红色”希望,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红军长征的足迹遍布资源县7个乡镇,资源县将红色文化、革命故事、乡村民俗文化融入旅游发展,开发红色旅游特色产品,集中打“红军村”牌。“我们以‘红色’吸引人,用‘绿色’留住人,通过红色文化和生态旅游进行整合捆绑,将红色旅游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相结合,焕发出勃勃生机。”资源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唐文政说。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一条循环公路将红军长征经过的6个乡镇“串”起来。“这些乡镇都是瑶、苗、侗等少数民族集聚区域,公路建成后,游客可以更加便捷地前去感受当地的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丰富了龙胜的旅游项目和文化内涵。”龙胜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局长毛逸人说。 3。红色基因育新人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全州县凤凰和平红军小学校园里,琅琅读书声清脆悦耳。作为广西为数不多的红军小学之一,该校注重营造红色文化氛围,校内每一面墙、每一幅图都可见红色文化育人的影子。 距离凤凰和平红军小学1公里的凤凰嘴渡口,即是湘江战役中红军抢渡湘江的四大渡口之一。红军在抢渡湘江战斗中付出巨大牺牲,当年民间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至今仍妇孺皆知、广为流传。 “红军长征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在青少年中代代相传。”桂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韦凤云说。桂林市充分发掘、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引导广大青少年认清自己的“根”和“魂”,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培育新长征路上的接班人,让长征精神永续传承。 在兴安县界首镇中心小学,每年的少先队入队仪式都在湘江战役旧址红军堂举行。“这是学校的一项特色红色教育活动。”该校校长李敏说,“到红军堂举行入队仪式,能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起到很好的督促引领作用。” 20公里“重走长征路”军训拉练,是兴安中学新生入学必修的第一课。“从2000年至今,每年坚持这样做,从未中断。”兴安中学校长文建平告诉记者,“重走长征路”能够让学生们亲身体会当年红军长征时的艰辛,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 兴安县是广西2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重点推进县区之一。在开展青少年红色教育过程中,兴安充分发挥长征教育资源,将革命精神和革命优良传统教育列为“精品课”。除了在学校开展红色讲座、红色报告会、红色经典诵读、观看红色电影等常规形式外,兴安还跳出“课堂听课”模式,把长征革命遗址开发成现场教学课堂,增强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本报记者 周仕兴 吴春燕 本报通讯员 胡逢超)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央广网 | 2019年07月08日 04:52
记者再走长征路:经历艰辛 走向胜利
记者再走长征路:经历艰辛 走向胜利

  原标题:经历艰辛 走向胜利(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7月3日,记者沿着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路线,再走长征路。本报记者 刘书文摄 “我们决定要爬一座30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陆定一在《老山界》一文中详细记录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情形。来到红军长征途经的老山界,群山连绵,山峰陡峭。虽然战火早已远去,依然可以寻到当年红军留下的印迹。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转移到了广西桂林资源县境内的油榨坪,计划休整几天再去湘西,但蒋介石在湘桂边界布下重兵,企图将红军彻底消灭。 “12月3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决定继续西进,摆脱敌人。12月4日至8日,中革军委一、二纵队和红五、红八军团分三路翻越老山界,经龙潭江、过雷公岩、翻越百步陡、到达资源县两水苗族乡的塘洞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农丕泽介绍,三路部队会合后,继续向湘黔边界前进。 中央纵队于4日傍晚到达山脚,连夜翻爬老山界,山路狭窄湿滑,山雾时起时落,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悬崖峭壁。兴安县委党史办公室原主任罗基富说,尽管条件艰苦,红军将士们依旧信念坚定。 兴安县融媒体中心主任赵时斌的外公陈儒富当年曾给红军提供食物和杂货,“山上海拔1800多米,冬天夜里非常冷。外公说,红军战士虽穿得单薄,却个个斗志昂扬,而且他们非常讲纪律,买东西全都付了钱”。 高山虽陡,却愈发坚定了红军战胜困难的决心。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黄利明说,“红军忍受住饥饿和疲惫,扛住了牺牲的痛苦,革命从此一步步走向胜利。” 85年后的今天,记者再走“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雨滴渐密,山路崎岖,鞋子沾满泥泞,脚步变得沉重,雨水夹杂汗水,浸透了衣服。有人被路边伸出的树枝划出伤痕,有人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滑倒…… “今天再走这段路,我体会到了长征的艰辛和伟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许大为说。广西日报记者巫美桥红感叹:“红军战士突破自我,一路向前,最终迎来了曙光。” 崇山峻岭见证了红军一往无前的坚定,也见证了后人沿着先辈足迹继续奋斗的决心和勇气, “红军在异常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还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我们要继承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发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兴安县委宣传部部长庄慧琼说。(记者 薛贵峰 邝西曦 夏康健 刘书文)[详情]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05日 14:58
最后的湘江抢渡: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答卷
最后的湘江抢渡: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答卷

  原标题:最后的湘江抢渡: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答卷 新华社南宁7月4日电 题:最后的湘江抢渡: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答卷 新华社记者朱超、夏军、张瑞杰 凤凰嘴是著名的湘江渡口,位于广西全州县凤凰镇。渡口不大,一艘简易铁船固定在横跨湘江的铁索上,人们依靠摆渡人拉动铁索过江。 80多年前,最后一批红军在这里渡过湘江。当时涉渡宽约百米的江面,犹如跨越天堑。 这是位于广西全州县才湾镇的脚山铺阻击战发生地(6月29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生与死之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后,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重兵,在湘江东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在11月25日下达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 抢渡中,红军在灌阳县新圩、全州县脚山铺、兴安县光华铺阻击敌军。 12月1日,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然而,国民党湘、桂军已会师湘江边,屏山渡、大坪、界首等渡口相继失守,凤凰嘴成为湘江以东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渡口。 幸存者回忆录中描述,当时正是冬季枯水期,红军指战员们在刺骨的江水中涉行。盘旋在上空的敌机不断轰炸、扫射,敌人从四面八方拥来,炮弹呼啸着落在河滩上,红军战士向对岸冲去,在枪林弹雨中,有的成批倒下,有的被水流卷走。 96岁的蒋济勇就住在凤凰嘴渡口附近,他忘不了当时情景:“两架飞机距离江面很近,不停扔弹,还打机关枪。许多红军被炸死在岸边、江里,有的遗体被江水冲到下游。战争结束后,村民们掩埋红军遗体都埋了好几天。” “上世纪70年代,群众在附近修水渠时,挖到不少红军遗骸。直到去年,我们在江边还发现了一具红军的遗骸。”凤凰镇镇长胡年华说,战后,当地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之说。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 这是位于广西全州县城西北角的易荡平烈士之墓(6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信仰的力量 牺牲如此壮烈。这是一份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的答卷。 红三军团第六师之第十八团,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的后卫部队。他们与桂军三个师展开激战,终于完成掩护红八军团大部渡江的任务。可是,该团在撤退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没能渡过湘江的红五军团第34师战至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在此牺牲时,才26岁。 红八军团渡过湘江集结时,仅余1000余人。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记录了该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的故事。莫文骅这样描述抢渡湘江的情形: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在飞机的扫射之下行军,但是我们已不能考虑生命安全了。看到战友们在敌人的射击中倒下,真使人难过,但是,我们相信,飞机能打死打伤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使我们的前进更为困难,会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但它们不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一位研究红色文化的学者说,正是怀着建立美好新社会的崇高理想,红军将士才会不惜一切,不惜生命。 这是位于广西全州县凤凰镇的凤凰嘴(6月29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未完的答卷 立于凤凰嘴渡口,望着奔流的湘江,记者心潮难平。兴安县专家陈兴华说,他接待过许多寻访历史的中外人士,他们都想解答同一个问题: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下,红军靠什么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关于湘江之战,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更多细节。”他说。 如今,湘江上建起了水电站,高速公路把各县连接了起来。胡年华镇长指着当年红军涉渡处的江面对记者说,那里正在修建一座 “凤凰嘴大桥”,预计明年竣工之后,老渡口将停用,依靠人工摇船渡江将成为历史。 他还说,这座桥梁建成后,将以红色为装饰基调,“虽然渡口不在了,这段红色历史也要一代代传承下去。”[详情]

新华网 | 2019年07月04日 19:28
记者再走长征路:信笺轻 情谊重
记者再走长征路:信笺轻 情谊重

  原标题:信笺轻 情谊重(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王少林正在读曾广贵的来信。严立政摄 这是一张已经泛黄、发脆的信纸,信的抬头是“桂清恩公”,落款是“受恩晚生曾广贵”。像这样的信,王少林老人还有二十几封。薄薄的信纸,传递着厚重深切的情谊,承载着沉甸甸的记忆。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进入广西,红三军团一名不到17岁的战士曾广贵,在渡灌江时,因为腿部负伤不能继续赶路。 急行军不容耽搁,曾广贵的连长只好将他托付给灌阳县水车村的村民照顾,王少林的父亲王桂清主动接下这件事。“那时父亲家里很穷,但他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所以即使冒着危险,他也要救曾广贵。”王少林说,为了不被发现,王桂清将自己睡的床垫高,曾广贵睡在床底,白天只能在屋里活动。 可是曾广贵还是被当时的国民党乡政府发现了。乡警抓走了曾广贵,并威胁王桂清交出曾广贵的枪,不然就枪毙,王桂清急了,大声说:“实在没有枪,要枪毙就先枪毙我!”乡警这才放过王桂清。“后来,父亲东借西借,凑了11块大洋才把曾广贵救出来。”王少林说。 1935年12月,曾广贵家人来接他回家。“他走的那天,我父亲外出了,两人都没有好好道个别。” 回到家乡后,曾广贵凭借记忆中的地址,寄了一封又一封信,却都因“查无此人”被退回。原来,新中国成立前王桂清搬家了,与原住址相隔10多公里。1971年,曾广贵终于打听到王桂清的新住址,马上写了封信,诉说自己多年来的思念与感激。 “逢年过节,曾广贵都会写信过来,原本有将近100封信,不小心丢了好多。”王少林一封封展示着信件,“父亲识字不多,每次收到信都让我读给他听,回信也是他念我写。” 王少林回忆,曾广贵还会附赠钱物,“他并不富裕,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月工资也不过30元,但很多次他都寄20元以上。” 1996年,曾广贵来到灌阳与王桂清再度见面。“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默默流泪,好久都没有说话。”回忆起两位老人重逢的场景,王少林的眼圈泛红。王桂清去世后,曾广贵仍然每年寄信给王桂清的后代,直到2010年离开人世。两家的后人一直保持联系,让这份弥足珍贵的人间真情延续下去。(记者  董丝雨  刘佳华)[详情]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04日 17:24
记者再走长征路:宁死不屈 红军英烈浩气长存
记者再走长征路:宁死不屈 红军英烈浩气长存

  原标题:记者再走长征路·宁死不屈 红军英烈浩气长存 央视网消息:“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系列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从广西兴安来到了全州,一起来看记者从全州发来的报道。 7月3日,再走长征路第23天,广西全州。       全州,被称作广西的“北大门”。距离全州约15公里的脚山铺,在85年前发生了湘江战役中规模最大、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一场阻击战——脚山铺阻击战。 报道团队来到了脚山铺一带,脚山铺是敌人企图抢占红军渡口和封锁湘江的咽喉要地。红一军团在抢渡湘江时原想占领全州,但可惜比湘军晚了一步错失了良机,只能退守到脚山铺一带。1934年11月30日,红一军团就在脚山铺和湘军展开了惊天动地的阻击战。 桂林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文胜介绍,在战斗中,红一军团的红五团政委易荡平同志为了掩护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身受重伤,在敌人围攻的时候,他为了不拖累战友,毅然从警卫员的手中抢过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易荡平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从《聂荣臻回忆录》中,找到了对他就义经过的描述:“敌人从三面向我尖峰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峰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听当地人讲,脚山铺阻击战结束后,地村民把易荡平的遗体抬到脚山铺附近的山上掩埋。在脚山铺村,记者找到了村民王世计老人,当年就是他的父亲王寅修和其他几位村民一起埋葬了易荡平的遗体。       因为修路的原因,易荡平烈士的墓经过几次搬迁,如今,烈士的遗体安息在全州县中心广场附近的凤凰公园山坡上。穿过全州闹市区,在几栋居民楼后沿着一个小山坡拾级而上,来到了这片约一百平米的烈士陵园。 在这片面积不大的陵园中,埋葬着六位牺牲在不同时期的革命烈士,位于正中间的就是易荡平烈士墓。易荡平原名汤世积,他参加革命后改名易荡平,荡平寓意“以荡平天下为己任”。易荡平最终以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实现了自己的铮铮誓言。 在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故事还有很多。记者来到了全州县石塘镇的石脚盆村。 这里地势险要,悬崖林立,最深处的垂直距离达到150米,这种天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被当地人称作天坑,而这一片天坑群就是当年红八军团战士的殉难处。 1934年11月30日,红八军团在全州县两河地域时遭到国民党桂军的猛烈攻击,激战后红八军团绕道石脚盆、水澄向湘江前进。有一群约五六十名掉队的红军伤病员,相互搀扶着艰难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当他们从仙人桥进入石脚盆天坑群的山路时,被当地的民团包围,不幸全部遇难。听当地人说,上世纪70年代,人们在天坑群底部还发现了红军的遗骸,红军战士英勇不屈的故事在这里代代流传。 广西全州县石塘镇水澄村委石脚盆村村民黄春生介绍,敌人把红军推下去了,还有两个红军不给敌军推,宁愿自己跳。打死也是死,不如自己死,死得还伟大些,红军就跳下去了,所以这个村子零零散散,村里面都还埋过红军。       长征时期,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我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坚固城墙,他们英勇顽强,宁死不屈。死亡,可以夺走生命,却没有任何力量动摇红军长征的坚定信仰。[详情]

央视 | 2019年07月04日 09:17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

  原标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85年前的那个冬天,离开湘南的红军部队一路奔袭,挺进桂北。在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湘江这道天险。 说起湘江战役,大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7月2日,沿着当年红军战士的足迹,记者一行驱车前往中央红军主力过江的凤凰嘴等古老渡口,踏上这片曾被血染的土地,追寻那段舍生忘死的壮烈往事。 坪山渡口、大坪渡口、凤凰嘴渡口、界首渡口,从北向南沿湘江依次排开,这是湘江战役时红军过江的四大渡口。跟随桂林市委党史办宣教科副科长欧松,记者来到如今位于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凤凰镇建安司村的凤凰嘴渡口,此时眺望湘江,100多米宽的江流一路奔腾向北,数十年前的那天,红军战士于此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杀出一条血路,跨越渡口,勇闯湘江。 红军长征以来,突破了敌人在赣、粤、湘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为避免中央红军和湘鄂西红军会合,敌军在桂北的湘江两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意图剿灭红军于湘漓两水以东的地区。 欧松告诉记者,那时,摆在红军面前的是这样的险境——西面有湘江和越城岭的阻挡,北、南、东有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敌人已经张开一张“口袋”,等着红军往这“口袋”里钻。不能北进、不能南下、更不能后退,唯一的出路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抢渡湘江,向西挺进! 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看到在凤凰嘴渡口上游有座八字堰,那里的江面较为宽阔,枯水季节的水深大概到腹部,可以直接涉渡。1934年12月1日,红军的九、五、八军团正是在这里抢渡湘江。 说起湘江战役,凤凰镇建安司村的村民每人都有无法磨灭的记忆。村民蒋济勇老人今年已经96岁了,坐在凤凰嘴渡口边,他向记者讲述起他在11岁时经历的湘江战役。当时他躲在墙角,看到有两架飞机在江上低空盘旋,不停向正在渡江的红军扔弹、打枪。红军战士踏着冰冷的河水过江,那时正是白天,红军目标明显,蒋济勇看到一个个战士倒在江水里。 遭到敌机狂轰滥炸的红军损失惨重。随后赶来的桂军更是架起机枪对过江的红军疯狂扫射,战士们成片倒在了血水之中。12月1日下午,湘江东岸的红军才终于渡过了湘江。 今年57岁的建安司村村民蒋仕发没有经历过湘江战役,但自打幼时起,红军过湘江的这段往事就经常被爷爷蒋朝庭和父亲蒋庭忠提起。“红军大部队过江后,继续向西前行。但有十几个红八军团的战士留在了村里养伤。”蒋仕发对记者说,他的爷爷就收留了两位战士,一个姓李,一个姓张。 蒋朝庭将红军战士藏在家中的“窖眼”里,并找来村里的医生为他们治疗。“窖眼”是当地囤积过冬粮食的地窖,为了不让来村里搜查的保安团发现,蒋朝庭特意在这个2米多深的地窖里用木板设置了一个夹层,将战士藏在木板下,上面堆满了红薯、粮食。20多天后,伤情好转的几位战士谢别蒋朝庭等几位老乡,一路沿江追赶部队。 英勇红军血染湘江渡口的壮举印刻在当地每个百姓的记忆里,在距凤凰嘴不远处的大坪渡口,大坪村村民唐咸井告诉记者,那时爷爷唐修河目睹了红军在经过大坪渡口时,有些战士不谙水性,在涉水过滩涂时便倒在了冰冷的江里。恶劣的环境并未阻挡红军坚定的步伐,一批又一批将士前仆后继,在敌人的追击下跨越了100余米宽的湘江。 湘江战役是壮烈的。“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尸体遍江底。”当年红军战士的遗体顺流而下,被冲到了河边,村民不忍看到他们暴尸江中,便自发捡捞尸体。这些战士大多都是年轻人,在1934年的那个冬天,他们永远沉睡在了湘江冰冷的江底。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为红军的这次长征迎来转机,为革命的胜利带去希望的曙光。 走进距离凤凰嘴渡口不远处的凤凰镇和平红军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孩子们正在教室里齐声朗诵《七律·长征》,其中一个名叫蒋福的同学声音尤为洪亮,说起红军的故事,他滔滔不绝,因为这些他从记事起就听老师、家中长辈讲述。在凤凰镇和平红军小学,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红军长征精神已经浸入他们的血液,在心中生根发芽。 80余年后,一个崭新的江山在世人面前呈现,这场史诗般的远征至今仍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光明日报广西全州7月2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李睿宸 张青 孙云清 周仕兴)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人民网 | 2019年07月03日 16:35
红军恩情永不忘 老人守护无名红军墓39年
红军恩情永不忘 老人守护无名红军墓39年

  原标题:再走长征路第22天丨红军恩情永不忘 老人守护无名红军墓39年 7月2日,再走长征路第22天。  1934年底,红军在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进行了多次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损失惨重,这方土地浸染着红军的鲜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团队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来到了榕江镇佑安村。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然而当年却有不少红军战士长眠于此。 △无名红军烈士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劳春燕:在这片山上有一座无名红军烈士墓,安息了多位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 。39年前,徐昭英老人把自家房屋建在了无名烈士墓的附近,此后她就陪伴着那些不知道姓名的红军烈士直到现在。在这份漫长的守护背后有哪些故事?我们一起去探访这位守墓老人。 我们来到徐昭英老人家里的时候,她正在地里劳动。今年已经82岁的她,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老人告诉我们,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仗的时候,她的父亲为红军带过路,送过饭。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我父亲他总是做好事,红军来没得饭吃,我们家有饭,给饭给他们吃。 老人听父亲说,红军来到村里的时候正是冬天,那年天气特别寒冷,红军还穿着草鞋,国民党部队在沿途埋上了许多淋过桐油、浸过毒药的钉子。她父亲趁敌人不备,悄悄把钉子都锤进了地里。 广西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搞些钉子,钉钉子戳烂他那个鞋子,戳烂他的脚板。我爸爸在那个地方,别人走了,他就在后头不走。他们问“你做什么不走?” (我爸爸说) 我肚子饿了,没吃饱,我要坐一下先。他就把那些钉子锤锤锤,锤没了,脚就踩不到了,所以红军打仗就没有踩到脚板。他(国民党)说我爸爸是汉奸、是探子,用枪抵着我爸爸打。跑远了,没打上。所以这个人看来看去,有时我爸说的话,要放好良心就走天下。 老人说,当年战斗打得猛烈,牺牲了很多红军战士,乡亲们偷偷把红军遗体埋在了山上,后来就在山上建起了这座无名红军烈士墓。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红军饿死了好多,打死了好多。所以讲这个事情想不完,哭不完。 村里人都说,红军生前为老百姓打天下,死后红军的英灵也会保佑大家。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红军是正正规规的队伍,为人民群众。日本鬼子污辱群众,打骂群众,收群众的粮食、窗户,强奸妇女,道德败坏。蒋介石的部队也是一样的。最好的就是红军,救苦救难救农民。 徐昭英的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商量从山下的住处搬了出来,在山上建起了房子和红军墓作伴,这一住就住了39年。39年里,每天她都会到山上和烈士说说话,在墓地除除草。如今老人年纪大了,家人劝她搬出去住,她却说什么都不愿意。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有感情 。红军是爹,他们是妈。我就在这里,我还有舍不得红军的好心好意。 老人虽然没有上过学,却自学了读书写字。没事的时候,她总爱把村头的红色标语抄下来,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练着。老人说现在的字写得还不好,等她把字练好了,就把这些红色标语专门写在一个小本子上。这样即使哪天出远门,离开了屋旁的红军墓,身上带着这个小本子,就像红军亲人在自己身边一样。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我就是舍不得,我要抄到书(本子)上,我天天要看到。不管去什么地方,我都想放在身上。还没写好,我还要抄好一点。 老人说,红军为了老百姓流血牺牲,红军的恩情永远都不能忘。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忘记了红军就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吃饭你就饿死。如果一个人没有天没有地你踩在哪里?没有天拿什么晒太阳?没有山拿什么柴来烧?没有地拿什么种菜去?你没有房屋拿什么去躲雨? 39年的守护,老人用生命坚守着一份对红军烈士的敬仰。军爱民,民拥军,峥嵘岁月铸就了军民鱼水情深、生死与共,跨越时空、恒心永驻。[详情]

央视 | 2019年07月03日 16:31
红军的故事永难忘
红军的故事永难忘

  原标题:红军的故事永难忘(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兴安县华江瑶族乡的千家寺红军标语楼。本报记者 邝西曦摄 “红军战士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在广西桂林兴安县华江瑶族乡,105岁的老人支义青坐在堂屋前,讲述着红军的故事。 1934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布下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妄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当时湘江宽百余米,没有一座桥。红军部队为加快行军速度,只好架设浮桥。支义青和乡亲们卸下了自家门板,划着平时运米的商船,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到架桥的队伍中。 “开始我们都害怕,但看到红军战士遍体鳞伤依然拼命往前冲,我们被感动了。” 支义青说起来仍很激动,“红军不让老百姓吃亏,每干一天,就给1块光洋。” 说起架浮桥的细节,支义青现场演示起来。“首先将船排成一排固定在江中,然后将木头搭在船上,把木板和门板铺在木头上,浮桥就架好了。” 距支义青家不远处,有一座二层小楼,外墙虽已斑驳,“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等字迹仍清晰可见,落款是“红军宣”。 华江瑶族乡副乡长黄磊介绍,这里曾是千祥村的寺庙,也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的临时休整地,标语就是红军路过时留下的。红军走后,桂军下令毁掉这些标语,当地百姓舍不得,就用纸浆和泥灰覆盖在上面。直到1988年冬,一场火灾使得主楼外墙壁部分脱落,标语才重见天日。 “全楼23处红军标语,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时任兴安县博物馆副馆长陈兴华说,“这是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 华江瑶族乡中心小学是人民解放军援建的八一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红军故事和长征精神在这里延续传承。“《红军过华江》等书籍是学生的必读书,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刘华连和邓炳彪两位老红军家打扫卫生,听他们讲红色故事。”副校长曹高凤说。 “长征精神给了孩子们巨大鼓舞,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格。”华江瑶族乡人大主席、华江瑶族乡中心小学原校长李萍说。离别之际,六年级学生梁彤吟唱了一首歌:“你的鲜血告诉我,过去的牺牲正是为了今天的时代……”梁彤说,唱起这首歌时,总会想起革命先烈。“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了,但精神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薛贵峰 刘书文 夏康健 邝西曦)[详情]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03日 10:13
江水为证永志英雄
江水为证永志英雄

  原标题:江水为证永志英雄——来自广西全州县的报道 “请看那边河道,两边高出一块,1934年一部分红军就是从那里渡的江。”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党史研究人员周雄站在湘江边,手指向凤凰嘴湘江渡口不远处的一片河道说。 沿着周雄手指的方向望去,河道在那里收窄,江水依然缓缓流淌,两岸树木苍翠。据介绍,凤凰嘴湘江渡口位于广西全州县凤凰镇,是1934年红军渡过湘江的主要渡口之一。 1934年,红军选择在凤凰嘴湘江渡口一带600米左右的江面渡江,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距离凤凰嘴渡口约10公里的兴安县界首渡口当时可能已被敌军占领,二是这里江面宽阔且江水不深,红军战士可以涉水通过。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已到最后关头。当日凌晨,全军12个师,有三分之二还在江东。凌晨1时半,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两个小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名下达指令,指出“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此时,红军多个军团的部队正在渡江或前往湘江,而敌军已从东、北、南面疯狂逼近。从全州南下的湘军,与坚守在白沙河阻击线一带的红一军团进行激战;从新圩北上的桂军,已到古岭头一带;同时,光华铺的桂军正在向界首猛攻。 随后战斗进入白热化。“进入冬季,江水冰冷刺骨,红军正在渡江的时候,有两架飞机飞了过来,发现了渡江的红军。”凤凰嘴渡口所在的建安司村村民蒋仕发听爷爷说起过当年的场景,“当时江水都被鲜血染红了”。 据党史专家介绍,红八军团在凤凰嘴渡口上游一浅水处过江时,遭敌机狂轰滥炸,而随后一路追截红军的桂军也追到了湘江边,对正在渡江的红军,架起机枪疯狂扫射。上有飞机轰炸,后有敌军追击,红军伤亡惨重,最终付出巨大的牺牲才渡过了湘江——红八军团过江后集结时只剩下1000多人。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史》写道,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党史专家告诉记者,湘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的图谋,保全了党中央和红军主力。 在1934年的冬天,成百上千的红军战士永远沉睡在了湘江冰冷的水底。1984年全州县党史办到湘江西岸的李家村调查,据当年的见证者回忆,战斗过后,村民们掩埋了3天的红军战士遗体,而更多遗体则是沉入江底或被江水冲走。当地的老百姓也一直守护红军墓地,缅怀英灵。 江水无言。85年过去,人们已很难想象,当年红军为了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青山为证。正如《湘江祭文》写道,“山河呜咽,日月无光,鬼神哭泣,大地神伤……英雄事迹,牢记心上,千秋万代,永志不忘。”(记者 陆敏 童政)[详情]

经济日报 | 2019年07月03日 06:04
记者再走长征路:难忘“红军渡”
记者再走长征路:难忘“红军渡”

  原标题:难忘“红军渡”(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是湖南通往广东、广西的要塞。湘江支流潇水穿道县县城而过。 85年前,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这里夜渡潇水,奔袭道州城,为红军主力渡潇水开辟了道路。 6月30日,记者来到水南村一处名为“红军渡”的浮桥。当年支撑浮桥的木船早已换成了铁壳船,两条铁链串起来20多只铁船,密实的木条整齐排列。如今,浮桥仍是两岸百姓往来的重要通道。 “耿飚带领的红四团,成功抢渡潇水,为红军主力渡潇水,进而突破湘江天险赢得了主动。”原道县史志办副主任唐小峰说。1996年,道县人民政府在浮桥边立下了“红军渡”石碑,以纪念这段历史。 道县的“红军渡”有很多,每个渡口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 审章塘乡葫芦岩村邱声彪老人有一个竹碗,是一位红军战士当年所赠。 邱声彪的父亲邱家儒当时是船夫。因为渡河部队人数众多,渡船远远不够,当地村民便自发卸掉自家门板、床铺板,帮助红军架设起浮桥,大部队得以迅速通过。一位红军战士乘坐邱家儒的船过河后,将竹碗送给了邱家儒。这只竹碗,也成为烽火岁月中红军与百姓鱼水情深的见证。红军主力分别从水南、洲背、茶园、白马渡等渡口抢渡潇水。凭借着潇水这个天然屏障,红军形成一道长达百里的防线,将敌人阻击在潇水以东。(何勇 邝西曦 申智林)[详情]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02日 15:02
广西兴安:一封紧急电报 满腔赤胆忠心
广西兴安:一封紧急电报 满腔赤胆忠心

  原标题:【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广西兴安:一封紧急电报 满腔赤胆忠心 央视网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昨天(6月30日)从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来到了广西兴安县,一起来看记者从兴安发来的报道。 6月30日,再走长征路第20天,广西兴安。 1934年11月29日,红军与国民党桂军在界首镇的光华铺展开了浴血奋战。红军死守阵地,阻击了数倍于己敌军的多次进攻,确保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离开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驱车200多公里,来到了桂林兴安县界首镇的三官堂。 三官堂原是一座小庙,因湘江战役中红一、红三军团先后在这里设立临时指挥部而更名为红军堂。光华铺阻击战期间,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曾在这里亲自指挥过战斗,光华铺阵地距离军委纵队渡江的界首渡口仅有5公里,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只可守不可丢。 作战图、发报机、煤油灯,红军用过的布衣草鞋干粮袋,枪支弹药冲锋号,这里的陈设仿佛把我们带回到85年前的战火硝烟中。特别是这一段复制的浮桥模型,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当年红军抢渡湘江的情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劳春燕:我们注意到,在三官堂的墙上有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标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句话出自1934年12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给红一、红三军团的紧急电报,光华铺阻击战当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这封紧急电报以无比坚决的语气,激励着红军将士死守阵地,冲锋陷阵。 在界首镇老街住了一辈子的马有益老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红军来到界首渡口渡江,街上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帮助红军搭临时浮桥。 兴安县界首镇老人 马有益:拿门板架个便桥,架在红军堂对面。点火把走夜路,白天不敢走,红军武器很少,门板上写了号码,他们走的时候家家都搞清楚,不动你一毫一厘。 老人告诉我们,当时国民党桂军的飞机飞到了界首上空,对红军和渡口狂轰滥炸,红军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 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罗基富:当时战线阻击过长,我们以一个团应付桂军几倍的人员,悬殊比较大,再加上装备也不如桂军,国民党利用熟悉的路径偷袭红军阻击阵地,红军将士与国民党桂军进行胶着战。 在和敌人的反复冲杀中,我红军战士坚决服从电报命令,顽强抵抗,誓死捍卫光华铺,光华铺几次失守后又被红军顽强夺回。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在指挥作战中不幸牺牲,年仅26岁,接任团长的杜宗美随后也中弹牺牲。最终,红十团以牺牲4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任务,确保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 如今,界首渡口的纪念碑默默矗立在军委纵队曾经渡江的地方,三官堂门前的湘江水也依旧缓缓流淌,明媚的阳光下,孩子们在江边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这一片宁静详和似乎在告慰85年前英勇捐躯的红军将士。 来到光华铺阻击战遗址墓园,红十团同一天倒下的两任团长以及16位无名烈士就长眠在这里。当年在战斗结束后,界首镇的老百姓自发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就在这片山林周边,还散葬着几百名红军烈士。新中国成立后,兴安县政府对墓园进行了修缮。这座战场遗址上的墓园,被青松翠柏环绕,静静地诉说着当年战役的悲壮。 一封紧急电报,满腔赤胆忠心。红军能杀出重围、征服千难万险,与红军视纪律高于生命的观念和严守军纪的自觉行动密不可分。听党指挥、服从命令、顾全大局,是红军长征最终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详情]

央视 | 2019年07月01日 10:05
龙云“献”图:“助力”巧渡金沙江
龙云“献”图:“助力”巧渡金沙江

  原标题:龙云“献”图: “助力”巧渡金沙江 新华社昆明7月22日电(记者浦超、林碧锋)“曲靖公路上,巧获两件宝;地图辨方向,白药治伤号;渡江走捷径,龙云有‘功劳’。”这是云南省曲靖市经开区西城街道西山脚下一带至今仍在流传的诗句,讲的是红军当年途经曲靖时发生的一个故事。 行军打仗,军事地图至关重要。红军长征途中,正是龙云“献”图,让红军得以巧渡金沙江,甩掉国民党数十万追兵。 红军进入云南后,困扰行军的大难题就是没有军用地图。云南地形、地貌复杂,仅靠一份行政区划略图无法行军,红军搞不清金沙江渡口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只有依靠问路、向导探索着前进。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成信江介绍,1935年4月27日,红军主力部队进入曲靖县时,县城已被红军先头部队围困,大部队经公路向昆明疾速前进。当部队行至曲靖县城西10公里左右的关下村时,突然发现前面尘土飞扬,从昆明方向迎面驶来一辆汽车,车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标识清清楚楚。随同部队行军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立即命令部队冲上去,截住卡车。 “啪啪……”几声枪响,汽车“瘫”在地上无法跑动。包围汽车的战士命令车上的人下来,带车的国民党军官从车上下来,假装镇静地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有紧急任务,不要开玩笑了!”红军战士不客气地说:“谁跟你开玩笑,你已经被我们俘虏了!”说着,缴了他们的枪。 周恩来下令立即审问,原来这名军官是贵阳尾追红军的国民党第二路总指挥薛岳的副官。据他口供,他是薛岳派来向“云南王”龙云索要云南地图的,龙云本来要用飞机派送,但因飞机驾驶员突然生病,只好改用军车押送。 红军战士对汽车进行清查,发现车上除带了有龙云送给薛岳的10箱云南白药和普洱茶、宣威火腿等云南特产外,最让人惊喜的,就是20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了! 晚上到了宿营地,缴获的战利品被送到了位于三元宫的红军总部。首长们饶有兴趣地谈论龙云“献”地图的事。“我们缺什么,他们就送什么,而且不要任何报酬……正为没有地图发愁,就送来了地图;伤员缺药,就送来了云南白药。”在场同志们一阵大笑。 曲靖市经开区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徐艳琼介绍,红军总部的首长们当晚就在三元宫召开会议,结合缴获的军事地图进行形势分析,提出了“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作战部署和指示。 成信江认为,红军缴获的这些物品,特别是军用地图,为红军迅速从云南省禄劝县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掌握主动权,起到了巨大作用。 而今,关下村的村前矗立着一块纪念碑,“红军战斗遗址”几个红色大字格外显眼。村民一直为此感到自豪,村旁一座老桥特意命名为“红军桥”。47岁的村民陈粉香说,她的儿子从小就喜欢听红军的故事,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军人,现已在部队服役多年。[详情]

金江水暖渡红军
金江水暖渡红军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七送红军五斗江,江上船儿穿梭忙,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7月21日中午,伴随着《十送红军》的歌声,记者来到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在大新村文化活动中心,当地村民们正在演出自编自排的舞蹈《金沙江畔话红军》。 舞蹈展现的是1936年红军在石鼓镇抢渡金沙江的感人场景。1936年,奉朱德总司令“北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电令,红二、六军团急进滇西,神速抢渡金沙江,摆脱了长征以来一直穷追不舍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北上抗日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如今再访当年红军渡江地,但见金沙江浊浪排空,滚滚南流。两天以来,从当地群众的口中,记者了解到当年红军战士抢渡天堑的经过。 1936年4月24日夜,红二军团先遣红四师用火把照明,急速西进,25日凌晨占领石鼓镇。石鼓镇地理位置显要,是南下大理、北进藏区的古道,历来兵家必争。“路上,队伍都是打着火把行军的,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火龙在滚腾前进。”当年的红军向导、丽江群众桑乐天后来撰文回忆当时情景。 抢渡!部队到达石鼓,当即组织渡江。当时沿江船只被勒令隐藏,只有海洛塘一只小船来不及藏匿,被先头部队截获。侦察、择点、渡江,红4师先遣队就是靠着这一叶小舟迅速渡江,抢占上游渡口。当天下午,先锋部队就已全部渡江,占领对岸滩头阵地,随即部署警戒,控制码头,以保证后续部队顺利渡江。 争渡,争渡,昼夜不停。上有敌机袭扰,后有敌军追击,强敌压境时间紧迫。从25日到28日,红军在从石鼓到巨甸长达100多里的江岸上,通过木取独、格子、巨甸等5个渡口,利用7只船、十几只木筏,在28名船工的帮助下,不分昼夜轮流摆渡,18000余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在渡江的四天三夜里,当地乡亲抬木料、打榫口、扎筏子,帮助红军渡江。为了给红军扎筏渡江,一些群众拆了自家的门板,有的老人甚至将自己的喜床(棺材)拆掉,供红军渡江使用。28日傍晚,担负维西方向警戒任务的47团张铚秀营,最后在巨甸安全渡江,进抵格鲁湾宿营,至此,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宣告胜利。4月30日,朱德总司令等发来渡江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 生怕儿孙忘昔日,金沙江上话长征。红二、六军团过境丽江、渡江北上已经过去80多年了,当地群众还在追忆长征往事,说着红军的故事。七河镇东关村的和文戬老汉不知多少次用脚步丈量红军进城时走过的茶马古道;玉龙锁脉寺旁,当年趴在父亲背上看红军的孩童和锡群,如今已是耄耋老人;桑乐天的侄孙桑增光,多年来乐此不疲地向人们讲述着丽江群众焚香摆案三迎红军的故事;当年收留过红军战士的85岁老人木映荣,将红军后代还给他家的一床军被“当作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在木取独渡口,当年借船给红军的鲁桥乡副乡长王缵贤之孙王曙轩,对当年贺龙写给王缵贤的信倒背如流。“我孙子现在还小,等他长大些,我要把这封信教给孩子背,把这段故事讲给孩子听,让他们记住这段历史!” (光明日报云南丽江7月21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陈城 光明日报通讯员 梁鹤)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一场推迟了半个月的战斗
一场推迟了半个月的战斗

  原标题:【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一场推迟了半个月的战斗 央视网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7月16日从重庆綦江区来到渝东南,红三军曾在这里转战,并建立了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革命根据地。 7月16日 再走长征路第36天 酉阳县 酉阳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素有“渝东南门户、湘黔咽喉”之称。1934年,贺龙率领红三军以酉阳南腰界为军事中心创建川黔边苏区,并在此迎来了与红六军团的会师大会。 酉阳南腰界群山清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静静矗立在这里。时间倒回85年,1934年6月,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来到南腰界,这里就成了红三军在川黔边的大本营。同年8月,趁红三军主力外出作战,巩固和扩大川黔边苏区,一直躲在深山老林的国民党民团头目冉瑞廷带领其团防武装,扑回南腰界疯狂杀害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员。贺龙得知后,派部队围歼冉瑞廷。自知难以抵抗,冉瑞廷外逃搬救兵,他的儿子冉崇侯则退入大坝祠堂,妄图负隅顽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海霞: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坝祠堂,过去这里是冉氏宗祠。当年,祠堂的周围是比眼前看到的更大的成片的水田,只有这一条独路可以进出。而祠堂的四周围着厚厚的石墙,还有瞭望的碉堡等防御工事,形成了一道牢固的防卫圈,可以说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围墙它2米多高,实际上当时的围墙有3米高,我们看到这个平台,就是当时守卫的团丁站的位置,他蹲在这个地方,你要上来他就用梭镖给你弄下去。这就是射击孔,你看里面要宽的多,里面打出去容易,外面打进来不容易。 1934年8月28日,红军和游击大队一齐包围了大坝祠堂,组织火力准备强攻,但很快就停了下来。 大坝村村民 冉崇群:听我父亲说,红军来了过后,冉崇侯他们就说红头发来了,如果你们不进来要如何如何,后来老百姓就被冉崇侯他们逼到祠堂里面来了,包括我父亲、爷爷奶奶,都进来的。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贺龙知道里面有老百姓就马上叫停(强攻),我们打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吗,不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吗?我们想另外的办法,不能让老百姓受伤。 为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红军选择了暂时围而不攻。一边严密封锁,困死敌人,同时设法争取里边的群众尽快脱险,等待围剿的时机。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围了十多天半个月这个样子,慢慢的吃的就没有了,有些老百姓悄悄就出来了。红军做了几门土炮,(用)当地的一种好的木材做的一个炮,一打就把这个城墙就轰了一个缺口。 这一仗,红军击毙了冉瑞廷的儿子冉崇侯,歼灭冉瑞廷团防武装四十多人。 大坝村村民 冉崇群:我父亲就说,那红军真正是来解救百姓的,百分之百的人都说红军好。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通过打下大坝祠堂,既鼓舞了南腰界军民的势气,也巩固了黔东特区的苏区。这一仗打下来以后,老百姓发现我们的红军就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是可以追随的一支军队。 追随这支队伍,不到半年的时间,红三军的人数从刚来时的3000多增加到4000多人,当地的游击队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今年62岁的符宁江,父亲就是游击队员。 红岩村村民 符宁江:“我们是工农红军,打倒土豪,穷人要翻身——”这是当年在南腰界的红军教我父亲唱的,我父亲在发动乡亲们闹革命的时候,又教给老百姓唱,我从小听所以也就会了。我父亲说,那会儿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立了好多支游击队,有八九百人。 红三军在酉阳南腰界呆了近半年的时间,建立了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特区,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1934年10月27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决定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第二天,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北挺进,在湘鄂川黔地区先后粉碎敌人的多次围攻,有效牵制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策应主力红军长征。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今天,在酉阳南腰界,我们仍能看到保存完好的的红军大学、红三军医院、红三军宣传队等旧址,多达56处。 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黎洪:这些旧址经过80多年还能系统完整地保留下来,跟当地百姓与红军的鱼水深情分不开。比如说,红军在的时候,在当地这座土地庙的后墙上书写了“共产党十大政纲”的宣传标语,在红军主力撤离后,白色恐怖反扑,当地百姓用稻草盖住红军留下的标语,再敷上厚厚的泥巴,今天我们才能再次看到。 把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当年红三军团用半个月的守候替代强攻,让乡亲们记住了这支时刻记挂着人民的队伍。他们在这里播下了中国革命火热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断生根发芽,指引着当地人民在新的长征路上不断前行。[详情]

探寻地震孕育的奥秘
探寻地震孕育的奥秘

  原标题:【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蹲点笔记】探寻地震孕育的奥秘 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作为我国自行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地震观测台站,是集地球物理场野外观测、观测技术研发与质量检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科普与培训园地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学观测研究站,其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显著科学成就是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6月17日22时55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应急管理队伍第一时间集结驰援灾区;有关地震的权威判定和辟谣信息及时而广泛推送;“愿四川灾区同胞平平安安”的网络热搜话题寄托了全国人民的牵挂和祝福——一系列完备及时的地震应急举措让人们“心安”。 眼望江山如画、万木葱茏的地球,辽阔的土地上绵延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歌。然而,地震灾难就像自然界里的一头猛兽,每当它咆哮时,都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1955年,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在京郊温泉镇上的白家疃村拔地而起。它的建立翻开了我国地震探测科技发展的新篇章,见证了我国防震减灾救灾事业在风雨砥砺中奏响的时代凯歌。 抗战烽火中的坚守  北京西山,林海莽莽的鹫峰森林公园内,掩映着一幢银灰色小楼,正门一侧挂有“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研究室”的牌子。小楼前还伫立着一座仪态庄重、惟妙惟肖的半身铜像,引人注目。这是谁的铜像?铜像与这座简洁、朴素的小楼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一切还要从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说起。 我国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但由于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地震观测与研究水平十分落后。1920年,宁夏海原发生8.5级大地震,地震灾区的惨烈景象,对赶赴现场开展灾情调查的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触动极大——他萌发了要建立地震台的想法,随后得到热情于科学事业的北平大律师林行规的鼎力支持,主动提出把自己鹫峰别墅旁的空地和几个房间无偿捐赠,用作建造地震台之用。 海原地震10年后,青年学生李善邦在恩师、我国物理学一代宗师叶企孙先生的举荐下,应翁文灏的邀请,在鹫峰创建了中国人自行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座地震台。为了更快掌握地震监测知识和技能,李善邦先后到日本、德国学习前沿的地震监测技术。1930年9月20日,我国首个地震监测记录在鹫峰地震台诞生,这标志着中国地震事业正式扬帆启航。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地处半山腰的鹫峰地震台基础设施落后,根本不能通电。火苗如豆般的煤油灯下,只听见山风呼啸。李善邦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观测了7个寒暑。 7年中,鹫峰地震台共记录到2472次地震,并与国外50多个地震研究机构开展资料交换和学术交流。不论从仪器设备、管理水平、记录质量还是数据分析,鹫峰地震台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鹫峰地震台的监测工作被迫停止。李善邦辗转来到重庆,克服重重困难,于1943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现代地震仪——霓式地震仪,并在战火硝烟中坚持地震观测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霓式地震仪升级为“五一式”地震仪,装备在我国黄河流域布设的20多个地震台,成为我国地震台网的雏形。 1955年,为迎接两年后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地震台在北京西郊白家疃得以重建,后演化为今天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下属的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在积极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科学活动之际,观象台又在开展地震监测的同时增加地磁观测。 2002年9月28日,在纪念“李善邦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其铜像被中国地震学界竖立在鹫峰地震台那幢银灰色小楼前。 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办公区域。 (资料图片) 朝数字化时代迈进 古人通过“夜观天象”探得先兆。可上天容易入地难。“我们必须借助专业仪器,才能探测到来自地球深部的信号。装备了各种地球物理仪器的地震台站正是获取地球内部讯息的前沿哨所,为地震研究提供一手的观测资料。”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副研究员王红强自豪地说,观象台属于综合性观测台站,16套观测仪器日夜不停地监测地球动向。 残酷的地震从不等待人类的点滴进步。1966年3月,河北邢台先后发生6.8级和7.2级两次强烈地震,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震情与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地震台站建设由此起步。 1971年,在刚成立的国家地震局领导下,分两批建设了北京、佘山、昆明等24个国家基准台,形成当时的国家地震台网。“一旦发生地震,台站人员快速处理,将有关数据上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值班室。震情值班室承担着当时大陆5级以上与国外7级以上地震速报,震情信息直接报送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刘瑞丰说。 上世纪90年代,刚分配到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工作的朱占斌经历过旧时模拟记录地震图洗相、更换记录图纸、用磁带或胶片保存数据的阶段。他曾24小时值守在台站监测地震,警报一旦响起,必须即刻处理。“现在,大大小小的地震都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直接速报,科技的发展已然改变生活。” 改变,得益于国际合作数字地震台网的建设。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周公威说,我国数字地震观测技术开发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地震观测质量,使大家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获取与分析处理海量信息,增进对地球内部结构的认识。 为建立可用于多种科学研究目的的全国性高质量数字地震数据库,1982年,国家地震局做出建设中国数字地震台网的决定,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成为第一批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台站。此后,乘着数字化改革的春风,观象台从众多台站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领头兵:我国第一座数字化地震台(1986年)和数字化地磁台(1997年)、保存有长期连续的地球物理观测数据、制定了我国面波震级标准、建立了我国地磁测量实用标准。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郑重介绍,数字地震台网建设与传统的机械感应式和模拟记录仪器相比,能大幅提升地震震级监测范围和精度。 “九五”期间,我国开始成规模推动地震数字化观测。2000年前后,我国建成了由47个国家数字测震台和33个有人值守台组成的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中国数字地震台网与前兆台网运行及连续率和技术能力总体达到国际同类台网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地震台网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预警能力显著提升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潘华介绍,地震安全服务可以说是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经历了70年的光辉历程,“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合理的抗震设防标准、有效的抗震设计和施工是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 1957年,以李善邦为首的编图组与苏联专家合作完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地震区划图的编制工作,填补了当时我国对国土地震危险性评价的空白。“1978年起,各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以及各行业的抗震设计规范均以现行地震区划图衔接,从而在法规层面上使国土地震安全有了保障。”潘华说。 直到2015年,由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高孟潭研究员主编的我国第五代地震区划图,彻底取消不设防地区。以此为据,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和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在全国铺开,抗大震救大灾能力明显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地震台网建设也更趋科学规范。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在全国构建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观测网络。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将在全国建设超过1.5万个台站。 “发生地震后,公众感受到房屋摇晃,掏出手机来看看微博便知道发生了多大地震,这是现在地震速报的状态。而我们正在做的地震预警又是什么样?是大家还没感到摇晃的时候,手机提示已经到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台网部主任黄志斌解释称,地震预警系统正是利用电磁波和地震波的时间差,让信息流“跑赢”地震波,提前几秒到几十秒向震中周边民众及时发出提醒,抢出宝贵时间完成紧急避险。 重大工程项目令人期待。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计划于2022年完成建设,将在华北地区、南北地震带等6个重点地区实现地震预警能力,并率先向中小学校等3000多个示范用户发布预警信息。 近年来,我国地震灾害防御能力有了质的飞跃,高孟潭对此深有感触,“地震科技的发展已为数以万计重大建设工程提供了抗震设计必须的地震输入参数,为数以百计的城镇防震减灾工作提供更加精细的地震震动参数、活动断裂分布和地震地质灾害预测成果,防震减灾能力提升效果显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详情]

这里的民谣说:唯独当年红军过 一来一去很清静
这里的民谣说:唯独当年红军过 一来一去很清静

  原标题:【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这里的民谣说:唯独当年红军过 一来一去很清静 綦江,是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经过的地方。这里自古是川黔边界军事交通要地,有“渝南门户”“黔蜀变,则綦江必先被兵”的说法。8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一次短暂的过境,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永恒的红色记忆。 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綦江地处大娄山脉,山高林密、关隘重重,是由黔入渝、由渝入黔的必经之地。”綦江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平介绍。 “为了保卫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一个团的兵力,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就来到兵家必争之地——綦江羊角,扼守瑶龙山下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动向。”陈平说。 1935年1月21日,遵照中革军委20日发布的《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红一军团大部队从贵州松坎镇出发,当天下午到达重庆綦江区石壕镇。当晚,一部分红军留在石壕街上宿营,一部分驻扎在李汉坝一带。22日,部队开拔,进军赤水。“中央红军过綦江只有短暂几天,像一次过境式的穿插,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形成了红军主力直逼重庆的军事态势,成功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保卫作用,也确保了中革军委经赤水北上渡江战略计划的完成。”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说。 “过别的军队,吓得心慌。共产党的兵好,对人很客气,我们不怕。”94岁的陆远贞婆婆回忆起红军过石壕的情景,最让她触动的是红军司务长的故事。 红军司务长是在綦江牺牲的5位红军烈士中的一位。当年红军过石壕镇,红军司务长和两名后勤战士,留下来检查清点归还借用老百姓的物品,并用银元兑换战士们购买物品时付给群众的苏区纸币。尾随的国民党盐防军见红军势单力薄,突然发动袭击。司务长为了掩护受伤的战士突围,不幸落入盐防军之手。 綦江博物馆馆长周铃曾深入挖掘过这段历史。他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盐防军当年用“踩杠子”“灌石灰水”“烧烙铁”等酷刑,企图让司务长交代红军的组织概况、行军路线、作战部署,以及他的姓名和职务,司务长一句话都不说。农民赵兴伍见司务长奄奄一息,偷偷送去饭菜,并示意要喂给他吃。司务长怕连累百姓,坚持不吃。 “他怕连累百姓,不吃老百姓送的饭;为了革命,不向敌人透露一点信息。他的初心就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周铃动情地说,“人们不知道司务长叫什么名字,我想他的名字就叫‘红军’。” 一首当地老百姓流传的民谣,也生动地诠释着这份初心: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 如今,石壕红军烈士纪念碑矗立在青山松树间,红军当年住过的禹王庙成为石壕小学校园内的“活教材”。一代代綦江人,耳濡目染红军故事,正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奋力前行。(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浩)[详情]

拼将己命换民心
拼将己命换民心

  原标题:拼将己命换民心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陈城 光明日报通讯员 梁鹤 一军团于八时出发,一师前卫,二师后卫。全天尽是走山路,路滑不好走。部队到达石豪(壕)宿营。行程约五十五里。 ——这是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彭绍辉写在1935年1月21日的日记。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前后,为防止国民党部队从川南进军,对遵义构成威胁,红一军团在攻克娄山关、桐梓县城后,继续向贵州新站、松坎方向挺近。遵义会议后,为给四渡赤水制造宝贵战机,红一军团从松坎进占綦江石壕,造成佯攻重庆之势,牵制兵力。重庆市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对记者说,綦江是遵义会议的最前哨,中央红军到綦江是四渡赤水的前奏曲。 7月15日,响亮的军号声响彻苍松翠柏间,再走长征路的记者来到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瞻仰石壕红军烈士墓,向红军烈士敬献花篮。 红一军团于1935年1月21日到达石壕镇,1月22日凌晨便开拔进军赤水。在这不到两天的时间里,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除了探寻断崖下村民李树清掩护红军伤员养伤的红军洞,走访见证中央红军到綦江的红军桥,记者还从綦江区博物馆馆长周铃那里,了解到一位不知名字的红军司务长血染茅坝坪的故事。 那是1935年1月,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在松坎击溃驻扎在川黔交界管控盐业的盐防军,盐防军小队长姜金全率残部40多人窜逃尧龙山寨。21日,红军队伍经过尧龙山时,姜金全指挥放枪射击,妄图阻滞红军前进,结果再次被打得落花流水。被击退后,姜金全一直鬼鬼祟祟跟在红军队伍后面。是日中午,红军在箭头垭午饭后继续前进,留一名司务长和两名战士善后,归还向群众借用的物件,用银圆兑换战士购物时付给群众的苏区纸币。 姜金全见只有少数后勤人员,便带人袭击。三名红军寡不敌众,顷刻一死一负伤。司务长掩护负伤战士突围后落入盐防军之手。盐防军将司务长的挎包、饭盒、筷子、14块银圆和苏区纸币尽数搜去,以“踩杠子”“灌石灰水”“烧烙”等酷刑,逼迫他交代红军行军路线、作战部署等。司务长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始终未吐露半句。当晚,盐防军将司务长捆送到石壕境内的羊叉龙门牛角尖,吊在农民赵兴伍坝子边的桑树上。 赵兴伍的后人赵历祥告诉记者,时值腊月天气寒冷,当天晚上,他的叔爷赵兴伍见被绑的红军司务长伤势严重,又饥又寒,就趁盐防军狂欢滥饮之际,舀碗饭喂到他嘴边,“但他一口都没吃,说吃了会连累你们”。22日,姜金全派其爪牙赵汉阳、杨安洲、张麻子等人,将司务长押到茅坝坪杀害。就义时,司务长高喊“红军万岁”,杨安洲又用匕首把他的舌头割掉。司务长牺牲后,当地农民在原地将其尸体掩埋。1966年,原綦江县石壕区公所、羊叉乡政府发动群众砌石垒土,在司务长牺牲地修建了红军烈士墓。1981年,石壕镇重修烈士墓,将在石壕牺牲的5位红军烈士遗骸迁葬于此,供后人瞻仰。红军墓下修建了一片碑林,其中一首诗就是对这位司务长事迹的写照——撤离顷刻值千金,宁舍千金为一针。知否英雄遗意重,拼将己命换民心。 在烈士墓脚下的石壕红军墓陈列馆,记者还见到了当年红军战士使用过的军号、匕首、草鞋、斗笠、粮袋。“那年腊月十五过白军,把我家柜子里的苞谷全部拿走了。腊月十七过红军,在我家坝子休息,进屋来找点水喝,都要说声谢谢。”这是在筹建陈列馆时石壕镇老人赵正先的回忆。周铃告诉记者,建馆时寻访石壕镇老人,人人尽说红军好。如今,过境的红军早已离开多年,但这样一首歌谣却在当地传唱至今——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为保护百姓 红三军在大坝祠堂展开半个月的“关门打狗”战斗
为保护百姓 红三军在大坝祠堂展开半个月的“关门打狗”战斗

  原标题:为保护百姓,红三军在大坝祠堂展开半个月的“关门打狗”战斗 央视网消息:1934年8月1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重庆酉阳南腰界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成立大会上,贺龙讲话说:建立苏维埃,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让穷人过好日子。为了巩固新成立的苏区政权,在南腰界大坝祠堂,贺龙率领红三军进行了一场为期半个月“关门打狗”的战斗。 1934年8月中旬,大土豪、国民党团总冉瑞廷趁红三军主力抗击外敌之际侵犯南腰界,杀害留守的红军代表、伤病员和游击队员。8月28日,贺龙命令红三军二十一团星夜兼程返回南腰界,扫荡这股残敌。冉瑞廷看到红军到来,仓惶逃往酉阳,他的儿子冉崇侯带着60多个团丁,挟持了100多名群众龟缩到大坝祠堂里负隅顽抗。 央视记者 王磊:“我身后就是南腰界红三军大坝祠堂战斗遗址,在这个祠堂外边我们可以看到用青条石砌起的这样的围墙,这个围墙的高大概是三米、宽是有七八十多厘米,在这个围墙的四个角上还有碉堡护卫。所以防护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再到里面看一下细节,这些石墩里的孔的外小内大,在这个围墙的下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孔,这个孔是外小内大的,所以从里往外是非常利于观察和射击,但是从外往里是很难打进来的。躲到这个祠堂里就犹如进入到一个乌龟壳,很难攻破。”祠堂四周构筑的工事非常坚固,突击队员几次爬上墙顶,都被敌人用梭镖捅了下来,最终突击队只能撤回阵地研究对策。 重庆酉阳红色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白明跃:“战士特别气愤,就跟贺龙讲,我们要强攻进去,贺龙一想,不对啊,这里面一百多老百姓,假设我们把这个祠堂破了,给老百姓一块消灭了,这不是让老百姓跟土匪同归于尽吗?”在不伤害群众是前提下,该如何消灭这股敌人呢?重庆酉阳红色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白明跃:“当时有一个叫周生才的战士,就给贺龙讲,依我看,我们就围他个十天半个月,看他怎么弄,贺龙讲,好啊,这个小鬼点子好,我们就把他围困起来,来一个关门打狗。” 红军把祠堂围住之后,开始发动被裹挟的群众家属在祠堂外喊话,宣传红军的政策,争取让被裹挟的群众逃出来。当年在大坝祠堂发生的事情,村民们辈辈相传。 重庆酉阳南腰界镇大坝村村民 冉启霞:“红军没伤害老百姓,妇女儿童红军都没伤害,外面老百姓就知道了,确实知道了红军是做好事,群众就在外面喊,喊他们出来,姑娘儿女、婆娘些,快出来,红军不是来打老百姓的。”十几天的时间里,不断有群众逃出来,而躲在祠堂里的敌人已无力抵抗。重庆酉阳南腰界镇大坝村村民 冉启霞:“他们饿了没有力气,晚上翻进去一个猫儿,猫儿都杀来吃了。” 9月20日,贺龙下达了总攻命令。这时很多群众也主动来帮忙,红军后代池再武从伯祖父那里听说了很多细节。 重庆酉阳南腰界镇大坝村村民 池再武:“当地老百姓听说红军要打大坝祠堂,大家有些捐献了自己的棉被,并且帮着红军出主意,棉被用水打湿了,可以抵御长矛大刀,砍不进。因为红军是利用晚上攻打祠堂,大家有的拿来柴火,并且有的把自己的老家柴,房子柱头都砍了,帮助红军点亮照明。” 红军挑选了精干强壮的战士组成几支突击队,身背大刀、短枪、冲进祠堂,冉崇侯见大势已去,率领残兵败将逃跑,被红军击毙在田坎上,其余顽敌全部被歼。 维埃的大部分地区,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仅唐家溪乡苏维埃,农民分得的田土面积达2000多亩,人均一亩多。此前逃跑的冉瑞廷等50多家土豪,除了没收他们的全部田产外,还分了他们的谷米和其他财物。重庆酉阳红色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白明跃:“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众得到了真正的实惠,这个时候鱼水关系就更加的密切,黔东特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详情]

红军墓红军洞见证鱼水情:军爱民所以民拥军的真实写照
红军墓红军洞见证鱼水情:军爱民所以民拥军的真实写照

  原标题:红军墓、红军洞、见证鱼水情,是军爱民所以民拥军的真实写照 央视网消息:7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继续在重庆綦江采访报道。7月15日,再走长征路第35天,重庆綦江。遵义会议后,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军委于1月20日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其中红一军团从松坎进占綦江石壕,造成佯攻重庆之势,牵制川军兵力,减轻中央红军主力压力,然后迅速转道赤水。 在重庆綦江区石壕镇有一座红军烈士墓,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长征途经石壕时,牺牲了5名战士。1976年至1983年,当地将这5名红军战士的遗骨迁葬在了这里。1991年这里开始扩建成为今天的红军烈士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海霞:“在重庆綦江石壕红军烈士墓,我们发现了这样一块墓记,它讲述的是1991年修建整个墓园的时候的情景。其中介绍当时的墓园是由县里面的一十五万六千五百三十五人自发募捐修成的,那当时募集了多少钱呢,一共募集资金四十五万八千多元。这样的一笔数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綦江这样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县城来说,着实不是一笔小数目。那当地老百姓为什么对红军这么深厚的感情呢?这是我们这一站寻访的重点。” 重庆市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陈平:“我们党史部门一直在对红军长征过綦江过石壕这块的历史进行征集和研究,我们走访了很多当时的亲身经历者,我们的老百姓对红军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时一个老人叫彭吉珍,据她回忆,红军把当地的地主的谷子拉走就分给了穷苦人,大家都很高兴。”其实,当年红军途经石壕镇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只有两天的时间,也就是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当地百姓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支军队形象。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 文俊:“农民的房子是不能够随便进的,红军他们大多数都是借群众的门板和稻草睡在大街小巷,在红军离开之前,会把群众的院坝打扫干净,还会为群众的水缸挑满水,红军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就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石壕红军墓陈列室,我们看到赵正先老人的回忆,同一年的腊月十五,白军路过她家时,把她家的包谷都拿走了,甚至把连屋后树上结的柑橘也都被摘吃了,而两天后的腊月十七日,红军从她家过,向他们要点儿水喝,还要说声谢谢。红军用自己的言行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石壕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很干净。”重庆市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陈平:“这些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我们中央红军他们当时的一个初心是什么,是一心为着我们的老百姓,为了我们人民的翻身解放,能够不受压迫,能够过上好的日子,他们可以牺牲一切去英勇奋斗,正因为如此给我们老百姓结下了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鱼水深情。”以心换心,在陈列室我们看到这样一则故事。当红军大部队离开时,家住李汉坝漆树坪的一位普通农民李树清将4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收留在了自己家里。如今,老人已经过世多年,我们在当地寻访到了他的两位孙子李克春和李克友。见到他们时,他们正要去修缮当年爷爷给红军战士藏身的红军洞。 李树清的孙子 李克春:“那阵我爷爷在的时候,每年都要来维修一次,这个棚棚原来不高,现在比原来整得要高大点。我们小的时候,就听到爷爷说红军是好的,为了老百姓,他说辈辈代代都要好好地纪念他们。”说是红军洞,其实只是山上大石头夹出来的一块凹陷,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搜捕,李树清把受伤的红军转移到了这里,也是这样搭了一个小的窝棚,为红军战士遮风挡雨。那会儿,家里人每天轮流给红军战士送水送饭,为了给红军战士取暖,他们专门去买来木炭。 李树清的孙子 李克友:“如果烧明火的话,会起烟,容易被发现。”李树清的孙子 李克春:“两个战士伤要重一点,我爷爷就走到贵州请医生给红军战士医治,花了两三斗谷子,给他治疗病,也没有治疗好,还是牺牲了。”最惊险的还是一次国民党地方武装挨家挨户搜查红军,听到风声一定让李树清交出红军,李树清拒不承认,最后上缴了5担谷子才勉强过关,而这几乎是他一家半年的收成。后来,一名红军战士伤好后,出发去追赶部队,另一名最后留在了李家,但他在一次出去卖米的途中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此后只来过一封信就音信杳无。李克春说爷爷生前始终惦念他们的消息,每年都要来修缮红军洞,给学校的孩子们讲当年的故事。李树清的孙子 李克春:“窝藏红军是要砍头的,怕还是怕,但是我爷爷不后悔。每年清明节,那些读书娃来的话,带他们走这些来看,都是跟他们讲这些,红军就是不怕牺牲自己,为了我们下一代人的幸福生活,你们要学习红军精神,要好好读书,以后为国家创造一番事业出来。” 如今,綦江正在深挖红色文化资源,修建王良故居、打造重走长征路的徒步线路等,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辛,牢记和学习他们长征的“初心”。 【记者手记】望苍山而默默,怀忠烈以悠悠。石壕红军烈士墓正是一切为了人民,军爱民,所以民拥军的真实写照。当地人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后辈铭刻红色记忆,把红军精神、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详情]

85年前的一只竹筒:革命的象征见证红军漫漫艰苦长征路
85年前的一只竹筒:革命的象征见证红军漫漫艰苦长征路

  原标题:85年前的一只竹筒,是革命的象征见证红军漫漫艰苦长征路 央视网消息:湖南也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永州蓝山县文物管理所,陈列着一只竹筒,这只看起来在南方随处可见的竹筒,在85年前,曾经伴随福建宁化的一位红军小战士,踏上艰辛的长征之路。蓝山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颜继生:“这个是1975年捐赠过来的,当时这个竹筒功能主要就是用来吃饭喝水。” 竹筒直径9.1厘米,高12.3厘米,它的主人名叫“兰发连”。 蓝山县委办副主任 原史志办主任 李嵩:“据我们史料记载,他是一位老红军,1934年过蓝山的时候,因为负伤留下来的,居住在我们蓝山县,他是福建三明市宁化县人。” 1919年,兰发连出生在福建三明宁化县治平畲族乡的一个贫苦家庭。1933年,刚满14岁的兰发连报名参加了红军。入伍后,部队给他 发了一只行军竹筒,从那时起,这只竹筒,就一直跟随着他。1934年10月,兰发连跟随部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途中,兰发连腿部受伤。兰发连与其他部队伤员共计100多人,在经过蓝山县油榨脚山地时,遭到敌军围攻。 在油榨脚的那场战斗中,红军战士大部分壮烈牺牲。仅有兰发连等少数几名受伤战士,借着夜色藏到当地村民的稻草垛中,才得以脱险。蔡国胜是湖南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村民,当年救出兰发连的人,正是蔡国胜的外婆雷善红。雷善红把兰发连和另一名红军小战士都背回家中,帮他们换衣服,做饭给他们吃,还帮他们疗伤。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蓝山实施白色恐怖,雷善红为了保全两名红军小战士,便收养了他们。 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村民 蔡国胜:“兰发连抱了一个竹筒,结果到我外婆家的时候,我外婆说这个竹筒不要了,我们这是山区,竹筒有的是,他说不行,我做一个纪念。”在雷善红的悉心照料下,兰发连的伤势日渐康复。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村民 蔡国胜:“治疗以后是想回去想找部队,结果没找到,又回来了。”多次找寻红军队伍无果后,经由雷善红的帮助,兰发连在湖南蓝山扎了根。因为怕牵连别人,不识字的兰发连,一直不敢托人写信回家。音讯全无曾被认定烈士 终得重返故乡 在他的家乡福建三明宁化县,因为长久没有兰发连的消息,亲人们都以为他已经牺牲了。这份《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上,1933年入伍、红八军团战士兰发连的名字列在其中。直到1969年的一天,福建宁化兰发连的家人,收到他女儿的一封信,才知道兰发连还活着。1985年7月,兰发连应邀参加了福建宁化县红色政权建立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终于重返故土。 兰发连的大女儿 兰开秀:“我带他回去,一进门在我奶奶的相片面前,跪了,跪下流泪。” 在与亲人山水相隔的几十年里,唯有这只竹筒,一直伴随着兰发连。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听说他手上有一只长征时留下的红军竹筒,想要高价收购。尽管家境拮据,但兰发连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而在1975年,当听说蓝山县文化馆征求革命历史文物时,他却将这只自己珍藏了40多年的竹筒,捐了出来。兰发连的四女婿 唐盛利:“他也把这个竹筒拿出来给教育小孩,这个就是我部队发的,我就是一个红军战士,它是一个革命的象征。政府能够保存,既教育了后人,用作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还又保护好了。”[详情]

追寻红军在贵州的长征足迹:红色精神 前行力量
追寻红军在贵州的长征足迹:红色精神 前行力量

  原标题:红色精神 前行力量(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在贵州的长征足迹 本报记者 万秀斌 黄娴 程焕 遵义会议会址。涂 敏摄(人民视觉) 本报记者在猴场会议会址采访专家。涂 敏摄(人民视觉) 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涂 敏摄(人民视觉) 贵州遵义子尹路96号,一幢中西合璧的青砖灰瓦小楼里,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从解说员滔滔不绝的话语中,可以听到一个高频词:转折。 进军长达4个多月,足迹遍布40多个县份,贵州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区域范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一个个决议的出台,让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强渡乌江、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一场场拍案叫绝的经典战役,打出了一片红色新天地。 长征在贵州,红军一路前行,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今天,我们追寻着历史的足迹,重温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深刻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力挽狂澜,翻开革命道路新篇章 7月8日,贵州黎平县高屯村八舟河上,一座公路桥正在举行竣工典礼。不远处,静静伫立着一座老木桥,参与修建木桥的人,是85年前从这里经过的一支部队。 1934年12月15日,枪炮声突然响起,打破了偏远小城的宁静。一支穿草鞋、戴八角帽的队伍抢关夺隘,从东门攻破古城黎平——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拿下的第一个县城。3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研究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会议决定,红军挺进黔北建立新根据地,放弃了移师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战略转兵,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张中俞介绍,这次会议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一次尝试。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红军抵达瓮安县猴场,战士们迎接新年,各连队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事实上,此时已是危机重重,前有乌江天险拦路,后有多路重兵追击,队伍何去何从,直接关系生死存亡。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紧急会商,讨论是否继续执行黎平会议决议。 会上,博古、李德调头东进的错误主张再一次被否决,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这次会议被称之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为遵义会议召开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的历史,人们或许并不陌生,而实地寻访,仍然让记者心潮澎湃。从老槐树掩映的侧门进入遵义会议会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27平方米的客厅,方寸之间,见证了一个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历史性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的精辟批评,获得与会人员高度认可。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出奇制胜,扭转局面取得战略主动 历经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转兵西进贵州,红军又入围追堵截的险境,一次次化险为夷,完成了生死攸关的战略转移。 “纵横天下路,难过乌江渡”。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也是一道横贯贵州的天然屏障。尽管水位较当年已上升150米,站在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旁的码头边,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陡峭险峻。 1935年1月初,寒风刺骨、波浪滔天,中央红军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等渡口发起了强渡乌江战役。凭借竹筏和浮桥,红军战士顶着猛烈的炮火,向敌军阵地奋起攻击,终于把乌江天险踩在脚下,成功地将数十万追兵甩到身后。 “乌江成为长征胜利的重要转折点。”瓮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饶太明告诉记者,强渡乌江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实现从消极避战到主动出击,开始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的一首《忆秦娥·娄山关》,勾勒出一幅气势如虹而又有些许悲壮的战斗场面。 重崖叠嶂,直刺苍穹。位于遵义和桐梓之间的娄山关,因其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1月,为确保主力部队在遵义休整和遵义会议的安全,中央红军第一次夺取娄山关。 当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回师黔北,再夺娄山关,二进遵义城。这次战役歼敌两个师及8个团,俘敌3000余人。在党中央正确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壑深滩险,红浪滚滚,奔流不息的赤水河,见证了84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伟大战役。 3万红军,40万敌军,兵力悬殊。从乌江到金沙江处处皆天险,如果正面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根据敌情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指战员,巧妙地采用运动战战术,迂回穿插,声东击西,成功摆脱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的危局。 “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仁怀分会会长穆升凡说,每一渡的战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展开,将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地统一起来,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走进每一处红军战斗遗址,惊心动魄的画面仿佛历历在目。一场场出奇制胜的战斗,让红军在贵州闯过了生死关头,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播撒火种,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娄山关红军小学里,红色元素随处可见。除了常规课程的学习,最受学生欢迎的是每周固定组织的学习红色歌曲、红色故事、红色诗词等特色课程。 “要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主动了解红色历史,熟悉红色故事,发扬红色精神。”红军小学校长袁思海介绍,学校充分挖掘娄山关红色文化,运用到课程改革和教学变革中。 红色基因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老师和学生的精神血脉中。今年上三年级的马兴蕾告诉记者,她长大以后想做一名老师,把红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杜富国是遵义土生土长的排雷英雄,一句“让我来”,他救下了战友,自己倒在了血泊中,从此失去了双眼和双手。家门口是红军走过的路,听红军故事长大的他,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军人。长大后如愿以偿,在排雷现场践行着一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我现在也要走好新时期的长征路,学会好好穿衣、吃饭、生活,这是我的新使命。”杜富国说。 “这是我们的传家宝!”说起父亲留下的两枚银元,65岁的杨淑军格外激动。他的父亲杨子林十五六岁就参加了红军,是红三军团卫生部的一名看护员。长征经过瓮安时,由于负伤,便在这里落了脚,他把红军为他留下的银元作为传家宝留给了子孙。 “父亲常常一边看着银元,一边给我们讲红军对他的好。”杨淑军说,“父亲临终时嘱托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些根植于血脉中的红色基因时时彰显着生命力,闪烁着厚重的光芒。 非遗遵义通草堆画的第三代传承人李跃正带领老城小学的孩子们创作一幅幅表现长征故事的剪纸。李跃不时指导,给孩子们讲述那一段段动人心弦的革命故事,“我希望孩子们在掌握技能的同时,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意义,了解这座城市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 铭记辉煌历史,信仰根植于心。贵州的山山水水记载着长征艰苦卓绝的历程,承载着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的前因与后果,也播撒下了红色基因的火种。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言犹在耳,常听常新。[详情]

娄山关 而今迈步从头越
娄山关 而今迈步从头越

  原标题:娄山关,而今迈步从头越(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看!我哥哥肖开模就是从那里带着一支红军队伍上山,包抄驻守山上的敌人。”肖开基指着远处山峰上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今年81岁的肖开基在贵州遵义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当了25年的义务讲解员。虽然因年事已高告别挚爱的岗位,老人仍会时不时前往娄山关,遇到参观的游客,他也会主动为大家讲解。 “那是红军当年埋子弹的地方”“这是当年修筑的战壕”……肖开基参与了当年战斗遗址的挖掘。厚厚的植被覆盖下,找到那场激战的痕迹并不容易,地势的险要却一览无余。娄山关(见图,娄山关摩崖石刻。本报记者张珊珊摄),四周群峰耸立,地势陡峭,中间两座山峰相连,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关口东侧是悬崖绝壁,西侧是崇山峻岭,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扎西休整期间,敌军很快从南北两面逼近,为摆脱敌军,毛泽东指挥红军迅速转兵东进。1935年2月18日至21日,红军主力二渡赤水,进军遵义。能否顺利攻下遵义与桐梓交界处的娄山关隘,关系整个红军的命运。 25日,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冒着敌人枪林弹雨,首先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然而,敌人猛烈反扑,两军对峙不下。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迂回,歼敌一部,余敌仓皇南逃。“两翼包抄,绕道迂回,白刃拼杀,可谓出奇制胜。”遵义市长征学会副会长雷光仁说。经过浴血奋战,红军夺下娄山关。“娄山关战斗是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战斗与遵义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围堵红军的企图,检验了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的正确性。”雷光仁说。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即兴填词《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词中洋溢的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至今鼓舞人心。 “独腿将军”钟赤兵,是肖开基最常讲的故事。在激烈的争夺战中,十二团政委钟赤兵的右小腿被敌人子弹击中,血如泉涌,他不顾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由于伤情恶化,必须进行截肢手术。然而手术条件简陋,钟赤兵伤口两次感染,半个月时间里,三次截肢,最后将整条右腿切除。部队希望钟赤兵留在当地养伤,钟赤兵却坚持继续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硬是咬着牙拄着拐拖着一条腿走到了陕北。 “钟将军为什么能有这么顽强的意志?这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钢铁般的信念,源于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肖开基说。 娄山关山脚下的娄山关红军小学是全国第一所红军小学,今年读四年级的张霓是一位小小红色文化宣讲员,“我们现在的好生活是红军用生命换来的,要懂得感恩,我要把红军精神告诉更多的人。”小姑娘的声音稚嫩却坚定。 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越过一个个“娄山关”,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张珊珊 周小苑 吴姗)[详情]

娄山关大捷:长征首胜之战
娄山关大捷:长征首胜之战

  原标题:娄山关大捷:长征首胜之战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光明日报贵州遵义7月11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李睿宸 张青 孙云清 娄山关,雄踞大娄山巅,是贵州“北门钥匙”,也是由四川入黔北的咽喉,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7月11日,记者一行从遵义市区出发,驱车一小时来到位于汇川区板桥镇的娄山关。在这里,记者体会到何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冒着绵密而急促的雨点,踏着青石板山路登上观景平台,远望四周,山峰耸立,地势陡峭,中间两座山峰相连,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其东侧为悬崖绝壁,西侧则是高山峻岭。1935年,红军就是在这里取得娄山关大捷,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胜。 “早在遵义会议前,1935年的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红一军团四团曾攻占过娄山关关口。”遵义市红花岗区史志研究专家史晓波告诉记者。遵义会议召开后,红军决定向北到四川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但遭到敌军的阻截。红军只得被迫西渡赤水,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集结,但敌方的部队再次迫近。为迅速摆脱敌人追击,中革军委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娄山关,再占遵义城。由此,拉开了娄山关战斗的序幕。 1935年2月25日,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接到了中革军委“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命令。随后,彭德怀决定用整编后4个团的兵力,夺下娄山关,为胜利占领遵义创造条件。 摆在彭德怀和战士面前的不仅是娄山关这道天险,还有黔军的重兵把守。据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右翼的山,一律是悬崖绝壁,中间的马路被敌人用火力封锁了,而左翼的山,虽然无路,但却可以向上攀爬。彭德怀在侦察敌情后决定,由左翼部队迂回到娄山关之敌的侧右背,主力则可夺取能够俯瞰娄山关的点金山。 山上的地形复杂,为了从侧面迂回上山,红军只能求助于当地百姓带路。肖开基的哥哥肖开模就是其中的一位带路人。“上山的隐蔽小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得知红军要上山,我哥哥义无反顾地做了他们的引路人。”今年已经81岁的遵义市泗渡镇幸福村村民肖开基告诉记者。那时大概凌晨两三点,肖开模举着火把,一路翻山越岭,穿越一条隐蔽的小路,将红军送到了板桥,从而为侧面助攻主力军提供了巨大帮助。 “无论如何都要攻占娄山关!”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红军战士在薄暮微雨中,拉着藤葛和树枝,一步一步向山顶攀登。而就在他们登上山顶不久,发现十几个敌人从山的另一边也在往山顶爬,他们火速向敌群扔了几枚手榴弹,把敌人压了下去。接着,红军突击队乘胜追击接连打下了几个山头,巩固了阵地。经过25、26日的激战,经过反复争夺,最终在红军“正面攻击、两翼包抄”的沉重打击下,黔军兵败如山倒,仓皇南逃,红军则乘胜追击,最终于2月28日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了敌军两个师以及八个团。 “红军在娄山关战斗中重创黔军4个团,取得了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因此有人称娄山关是历史上中国革命的转运之关。”史晓波告诉记者,夺下娄山关就是揭开了遵义大捷的序幕,此时战士们的士气备受鼓舞,成为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转折。 如今的娄山关硝烟不再,但红军战斗过的战壕、留下的弹坑仍旧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娄山关一役后,毛泽东曾策马经过山隘,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红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打通了娄山关这条唯一的生命线,在长征路上重整旗鼓,再向前。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原标题: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盛夏,连绵细雨浸润下的黔北大地,凉爽宜人。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临街坐落着一幢二层砖木结构的老式别墅(见图,遵义会议会址。本报记者金歆摄),门前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这里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二楼会议室正中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油灯,东壁设置了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柜,西壁是一排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围着一圈折叠靠背椅。置身其中,84年前那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仿佛刚刚结束。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此前,红军先后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的一连串失利。湘江战役后,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不满和质疑到了顶点。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接着,张闻天逻辑严谨、系统全面地作了批评博古、李德错误路线的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错误路线定下了基调。 据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副会长雷光仁介绍,与会人员的讨论非常激烈。当时,张闻天的报告刚结束,毛泽东随即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等都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赞成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的正确建议,主张由毛泽东指挥红军。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最后会议作出四项重要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三是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金歆)[详情]

历史在这里转折:探访遵义会议会址
历史在这里转折:探访遵义会议会址

  原标题:历史在这里转折:探访遵义会议会址 新华社贵阳7月10日电题:历史在这里转折:探访遵义会议会址 新华社记者李惊亚、马云飞 游客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会址参观(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子尹路96号——遵义会议纪念馆。84年前,一场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此转折。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楼上悬挂着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刻字,这是中国诸多革命旧址中罕见的毛泽东亲笔手书。从纪念馆的大门进入,一座镶红青砖的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便是遵义会议会址了。 穿过宽阔的回廊和精致的转角楼梯,登上二楼,一间屋内,十多把椅子紧凑摆放在一张长木桌周围,桌下有一个火盆。这是遵义会议会议室,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连开三天。 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楼当时为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该公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从外面看去,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派”。15日晚,与会人员从临街大门进入,穿越过厅,绕过一座用五彩瓷片嵌字的砖砌影壁,来到位于主楼东走道的小客厅。 这是7月4日拍摄的遵义会议会议室。 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 记者参观了按原貌陈列的会议室,听讲解员讲述遵义会议的20名参加者,如何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 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为了让当代观众更直观了解历史,遵义会议纪念馆中设立了大型的裸眼3D情景展示,把人带回84年前开会现场。 特型演员扮演的博古首先作主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指出失败和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作为主要军事领导者之一的李德,从会议一开始就处境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3D展示重现了《红军长征史》描述的一幕:“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这是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拍摄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布币(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他的发言得到了包括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会议将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 “虽然是影像展示,但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历史的真实记录。”纪念馆的讲解员说。 “在遵义会议中,中共高层领导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攸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以及最终解决,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说。 纪念馆的一面红墙上,书写着“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大字,这被认为体现了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共党史把遵义会议定义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游客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一首《遵义会议》诗作,道出了转折后的欢欣鼓舞。遵义会议在每一位参加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遵义会议。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遵义会议会址》一书记载,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不可能大事声张,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用了4年时间。直至1957年7月1日,会址才正式对外开放。 近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面积扩大了数倍,瞻仰者不断增加,每年达400万人次。 游客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20岁的陈旭是遵义医科大学制药工程专业大一学生,他已经是第二次来纪念馆了,“参观能够开阔眼界,比在书本上了解的历史更全面。” 纪念馆承担起了更多研究职能。“我们与遵义市的其他研究者一起探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长征’这个称谓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们经过考证,确定是在红军二渡赤水后的1935年2月23日。我们还与国际上的长征研究者保持联系,互相借鉴。”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 如今,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中心,分布着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遵义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等纪念场馆和革命旧址,连接着“红军街”。在不远处的红军山上,当地群众和外地访客多年用花圈和香火祭奠着为给群众治病而不幸遭敌杀害的一名红军卫生员,并称其为“红军菩萨”,表达对红军当年保护群众生命、关心群众疾苦的感激之情。 游客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7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详情]

渡天险 甩开围追堵截
渡天险 甩开围追堵截

  原标题:渡天险,甩开围追堵截(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红军强渡乌江的地方。本报记者 程 焕摄 暴雨停歇,水雾升腾,江面犹如轻纱笼罩。眺望远处群山,灰蒙蒙尽失颜色,对岸岩壁上四个红色大字更加夺目——“乌江天险”。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自西南向东北斜贯全省,将沿途崇山峻岭削成陡峭绝壁,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抵达瓮安县,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在乌江北岸修筑工事,企图依托险势阻拦红军前进。 与此同时,多路追兵蜂拥而至,距离乌江只有数十公里之遥。敌军一旦形成合围之势,红军便会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 战机转瞬即逝。危急时刻,李德、博古反对北渡,主张调头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到底该往哪里走?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跨年之夜,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扩大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精神,决定抢渡乌江、挺进黔北。 “这次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前夜,如果不作出渡江决定,红军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当地党史专家谢崇禄介绍,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保障了挺进黔北的正确方针得以实施,使革命再一次转危为安。 红军先遣部队来到江界河渡口,竟然看不到几个人影。“看见当兵的来了就得赶紧跑。”原来被军阀蹂躏怕了的老百姓,以为又要遭遇劫难,匆匆躲了出去。当地村民黄志忠的岳父是当年亲历者,在世时喜欢讲红军渡江的故事,因此黄志忠对这段历史很熟悉。 挑水劈柴,打扫房屋,不私自拿走一粒粮食。老乡们偷偷观察着这支穿草鞋的队伍,发现他们十分善待村民。老乡们深受感动,纷纷回到村里。大伙从家里搬来门板和竹子,主动帮助红军扎竹筏、搭浮桥,为渡江做准备。 1935年1月初,江上寒风凛冽、波涛汹涌,红军强渡乌江的战斗在江界河渡口正式打响。3只竹筏载着第一梯队战士,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渡过乌江,与之前已过江的突击队员会合,第二梯队数十只竹筏也乘势渡江。 在南岸猛烈炮火的配合下,战士们爬上悬崖,向敌方阵营冲杀过去。此时,一座由竹排连接而成的浮桥,也在争分夺秒向对岸伸展,红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抵达北岸,夺下了主阵地。撕开江防的口子后,其他渡口的红军应声而起,全线突破了乌江防线。 “甩开了几十万追兵,为红军主力到遵义休整,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和空间。”谢崇禄说,之所以能迅速赢得乌江战役,关键在于及时斩断了“左”倾错误路线,统一战略行动方针,广大指战员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将红军战斗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前些年,因修建水利工程,这一区域水位抬升150米,淹没了悬崖,也遏住了急流。曾经的渡口已难觅踪迹,乌江天险不复当年。然而,在江界河战斗遗址纪念碑前,摆放着人们敬献的花圈,红色种子已在人们心中扎根,红色精神将代代传扬下去。(程焕 黄娴)[详情]

记者再走长征路:召开遵义会议 实现伟大转折
记者再走长征路:召开遵义会议 实现伟大转折

  原标题:【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召开遵义会议 实现伟大转折 央视网消息:来看“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系列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昨天从贵州瓮安来到遵义。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对党和红军产生深远影响,遵义也因此在长征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聆听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 7月9日,再走长征路第29天,贵州遵义。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名城,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商贸市场十分繁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 来到遵义,我们首先探访了位于老城区的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原本是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从外面看去,高墙壁立、巍峨气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胡蝶:当年中央红军来到遵义后,把总司令部设置在这里,走上二楼,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住处,而这个面积不大的客厅就是当时的会议室。80多年前,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命运,就是从这里实现了伟大转折。 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包括中央领导、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共20人出席。会议主要围绕建立根据地和军事问题进行讨论,总结检阅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王志力:在会上,毛泽东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指出说,博古、李德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最终,遵义会议作出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 “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领导问题。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王志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从幼稚走向成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胡蝶:其实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一个星期,中央红军就已经进入遵义城了,他们在这里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这一面墙上,就展示一些当年的宣传口号,可以说,红军在遵义城得到了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 百姓拥护红军,红军爱护百姓。在距离遵义会议纪念馆不远的红军山上,有这么一座雕塑,形象是一个红军卫生员正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喂药。当地百姓告诉我们,这个红军卫生员叫龙思泉,他在遵义的时候,为了给一个偏远地方的村民看病,耽误了行程,没赶上和大部队一起转移,最终被敌军杀害。 遵义市红花岗区史志研究专家 史晓波:因为穷人都是拿不起医药费的,红军又是穷人的队伍,他(龙思泉)免费给他们治病,这样就逐渐出名了,国民党的乡丁把他杀害了,杀害了以后,遵义人民非常怀念他,对他感恩。 为了纪念这位红军卫生员,遵义百姓不光悄悄埋葬了他,还在后来立了这座雕塑。由于龙思泉牺牲的时候,当地百姓并不知道这位红军小战士的姓名,就一直称他叫“小红”,并且把他塑造成女性形象,红军神医活菩萨的故事也流传至今。 遵义市红花岗区史志研究专家 史晓波:他(龙思泉)已经成了一种艺术的形象,不光是故事,而且成了一个具体的雕像,这么一个艺术形式的存在,让红军精神跟遵义人民爱戴红军、感恩红军的那种精神永远流传下去。 中央红军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扩大兵力,补充物资,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从此,党和红军实现伟大转折,中国革命将从胜利走向胜利。[详情]

八卦村的红军墓守护人:我们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八卦村的红军墓守护人:我们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原标题:八卦村的红军墓守护人:我们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新华社贵阳7月9日电 题:八卦村的红军墓守护人:我们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新华社记者李惊亚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巷口镇八卦村胜利组,距离村民徐乾坤家门口20多米,是五座无名红军墓。清明节和中元节,徐乾坤和其他村民上祖坟时,都要给这五座红军墓烧纸、上香。 “这几座红军墓在旁边,就像我的邻居一样。不止我一家,全村人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徐乾坤说。 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八卦村,据遵义市党史部门介绍,1935年初,红军离开遵义,经过八卦村北上,抵达巷口镇凉水沟、倒座石一带,遇到碉堡中的黔军阻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红军最终消灭守敌,确保了大部队通过。因为急于行军,只能将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掩埋。这些年来,当地村民自发维护红军坟,逢年过节给烈士扫墓。 2016年,红花岗区民政局下发文件,决定将辖区内零星的红军坟集中迁葬于深溪镇的南山公墓内。八卦村村民听说此事后反应强烈,始终不同意把坟搬走。 “为了红军坟的事,村党员代表、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在村委会开会两次,去镇里开会一次,区民政局多次来村里开现场会,全村老老少少100多人自发参加,都不愿意把红军坟搬走。”八卦村村支书舒中银说。 70岁的村民郑舟模说,虽然不知道这些牺牲的红军烈士来自哪里、姓甚名谁,但他们是为老百姓翻身求解放而牺牲的,长眠在这里,大家一直把他们当亲人,“我们希望在他们流血牺牲的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守护他们。” 当年,红军牺牲后被就地掩埋,比较分散,安葬环境也较为简陋。村里开会商量怎么办的时候,老党员徐乾述主动提出,无偿捐献自家一亩多的土地,“我是农民,靠种田吃饭,家里的田土也不多,但我想,没有红军战士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作为共产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巷口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徐瑞说,看到当地村民对红军的感情如此深厚,区民政局最终决定,只迁走部分红军遗骸,其余的留在八卦村,村民们在徐乾述捐赠的土地上修建了五座墓,将分散的红军尸骨集中起来迁葬于此。 记者在八卦村看到,这五座红军墓背靠青山,坐南朝北,并排而立,圆头鱼尾,毛石垒筑,规整统一。墓高约1米、宽约1.3米,每座墓前均有大小相等的石质墓碑,碑正中竖刻“红军烈士之墓”,右刻“一九三五年北上抗日战斗牺牲”,左刻“遵义市武装部立”的字样。 80多年过去,如今的八卦村物阜民丰,风景怡人,山上的碉堡遗址、山下的红军墓默默耸立,记录着不被忘却的历史。  [详情]

黎平 红军在这里改变战略方针
黎平 红军在这里改变战略方针

  原标题:黎平,红军在这里改变战略方针 新华社贵阳7月8日电 题:黎平,红军在这里改变战略方针 新华社记者朱超、李黔渝、张瑞杰 游客在黎平会议纪念馆里参观(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飞檐翘角,庭院座座,庙堂馆署,鳞次栉比……走进有着600年历史的黎平“翘街”,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让人有“穿越”之感。 再走长征路的记者一行,近日来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正是在这一黔、湘、桂三省区结合部,召开了红军长征以来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中写道。 “伟大转折的起点” 翘街因两头高中间低、形似扁担而得名,如今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在街心地势低处,一座造型考究的徽派建筑上书“黎平会议会址”,对面的“江西会馆”旧址现为黎平会议纪念馆。从纪念馆正门拾级而上,一行红色大字“伟大转折的起点”映入眼帘。 据《红军长征史》记载,1934年12月12日,中央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了非常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 当日,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命令,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进入黎平。“通道转兵”让红军暂时脱离了险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长征行》中写道,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 这是在黎平会议纪念馆拍摄的还原军民加工军粮场景的塑像(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 “为了改变博古、李德原定的战略方针,在政治局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多数同志,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红军长征史》记载。 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城。3天后,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距红军以伤亡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已过去半个月。受“左”倾冒险主义危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屡受挫折,由8.6万人减至3万余人。 黎平会议会址就选在翘街中间的“胡荣顺”店铺。这栋始建于清嘉庆元年的徽式建筑占地800多平方米,分前后两进,四周封火墙围砌,店铺以及周恩来、朱德办公室兼住室保留了当时原状,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店铺旁边是德国传教士郁德凯开设的福音堂,当时这里有博古和李德的居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则住在翘街另一头一位清朝进士的宅院里。 游客在黎平会议会址前参观(7月2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据党史记载,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了一天一夜,争论十分激烈,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纪念馆副馆长易同军说,当时蒋介石已经断定中央红军欲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且调集重兵,布下“口袋阵”。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的原计划行军,这可能让剩下的3万多中央红军全军覆没。 他说:“黎平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为中央红军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遵义会议完成伟大转折打下了基础。” 这是黎平会议会址一景(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 石仲泉认为,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它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错误战略方针。它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长达三年时间内毛泽东在中央受排斥的地位。 他指出,这决定了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纪念馆一面墙上写着这样的话: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 易同军说,一部红军长征史告诉我们,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这对于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意义。 这是黎平会议会址一景(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详情]

信仰之力 穿越时空
信仰之力 穿越时空

  原标题:信仰之力 穿越时空(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105岁的支义青老人(右一)正在讲述帮红军架设浮桥的过程。本报记者 邝西曦摄 红军后人正在观看湘江战役形势示意图。严立政摄(人民视觉) 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本报记者 刘佳华摄 一湾碧水,蜿蜒北去。 在广西兴安县城北15公里的界首古街旁,坐落着一座名为“红军堂”的砖瓦房,堂前的湘江宽不过百米。 就是这样一条不是很宽的江,1934年冬,险些阻断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也是因为这条江,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江畔那座红军堂,就是当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渡江指挥所之一。 岁月无言,江水作证。85年过去,记者再走长征路,在桂北大地追寻湘江战役的遗迹,感受穿越时空的信仰之力。 血战:用生命铺就前进道路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关于湘江战役之惨烈,桂北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评价。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接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进入广西,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以及粤军共26个师近30万人,从四面包围,妄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 既不能北进,也不能南下,更不能后退,红军唯有奋勇向前,杀开一条血路,渡过湘江。 在灌阳新圩,红三军团第五师阻击桂军,那年,红五师师长李天佑21岁,他后来回忆道:“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的兵力火力,轮番冲击……”部队十分疲惫、弹药不足、敌众我寡,严重减员,战士们在炼狱般的战场苦苦坚守。是役,红五师加上接防该阵地的红六师第十八团,共伤亡3500余人。 “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和继任团长杜中美在一天之内相继壮烈牺牲。”桂林党史专家黄利明说。 “英雄忠报党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脚山铺阻击战于1934年11月29日全面打响,战斗空前惨烈,至12月1日红军撤出白沙河防线,2000多名指战员牺牲。 为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陷入重围,被截断在湘江东岸。时任该师第一〇〇团团长的韩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敌人围歼我党中央、军委和主力红军于湘江之侧的企图未实现后,恼羞成怒,反扑过来,叫嚣杀我片甲不留。” 重兵包围之中,红三十四师孤军奋战,弹尽粮绝,“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除极少数突围幸存外,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向湘南突围,负伤后不幸落入敌手,他乘敌不备,断肠明志,英勇就义,年仅29岁。 突破:用信仰书写历史答卷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1934年12月1日凌晨,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给红一、红三军团发出的指令中有这样两句话。当天,各处战场的战斗愈发激烈。 凤凰嘴是湘江以东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渡口。“红军在江上过,两架飞机在头上扔弹、打机关枪。江面上漂着很多红军尸体,有很多是老百姓后来去埋的。”家住广西全州县凤凰嘴渡口的蒋济勇老人仍忘不了当时情景。 到12月1日下午,界首和白沙河防线相继失守,敌人封闭了湘江通道。此时,军委纵队已全部过江,主力红军也在这天渡过湘江。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这真是我生平没见过的奇观。”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12月4日,军委第一纵队开始翻越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陆定一的《老山界》记录的正是当时的情形。翻越老山界后,红军通过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离开广西,进入湖南。 “湘江战役可以说有两个突破。”广西党史专家农丕泽说,一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其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图谋,保存了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胜利达成了突破湘江的战役目的;二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通过对比,认识到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为突破教条主义的禁锢、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下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中央红军过广西,只有短短十几天,但这是挽救红军命运、扭转革命前途的十几天。正如毛泽东作于长征途中的《十六字令》所指:面对有如天塌般的劫难,红军将士们怀着如山般崇高且坚定的信仰,血战湘江,一往无前,砥柱中流,立地顶天。 爱民:用铁纪筑牢取胜基石 1934年12月,红军进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后,红三军团某部经过泗水乡周家村,邀请当地几个主事的瑶民座谈,了解疾苦,宣传民族政策和革命道理,鼓励他们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红军走后,老人们顺着他们留下的“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标语笔迹,把两句话刻进石头里,一直保留至今。 广西北部世居着瑶、侗、苗、壮四个少数民族,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铁一般的信仰熔铸铁一般的纪律,战士们的一言一行,各族同胞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湘江战役前,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个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绝对不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骚扰和侵害。1934年11月29日,《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发布,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还作出“买东西用银元或铜板,不许用苏区钞票;买粮买杂粮不买大米;不与各族同胞争井水、共厕所”等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有铁纪,更有柔情。 1934年12月10日,军委纵队驻扎在龙胜县平等一带,敌特纵火烧村寨嫁祸给红军。周恩来一面派部队警戒,侦查可疑之人,一面与其他同志指挥部队救火,保住了村寨和鼓楼。后来,红军还出资救济受灾百姓。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指挥救火的鼓楼改名为红军楼,审判敌人的地方改名为审敌堂。85年风吹雨打,两座建筑依然安静伫立,人们觉得红军仿佛从未离开。 红军军医为灌阳县水车镇水车村村民翟顺修刚满两岁的孩子免费治病开药,孩子病情好转。后来,翟顺修见红军准备架桥过灌江,把家里的大桌子、门板都扛了出来,给红军架桥,还到江心和红军一起打桩,帮助红军渡江。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老百姓为红军带路,给红军送饭,有的还参加了红军……中央红军从广西走过的十几天很短,这份鱼水深情很长。 传承:用行动告慰烈士英灵 “我爷爷就是戴着这种斗笠参加红军,参加长征的。”7月1日,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里,来自福建长汀的红军后代蔡金旺将一顶斗笠捐献给碑园。 蔡金旺的爷爷蔡开铭,1933年参加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英勇牺牲。蔡开铭留给族人最深的记忆,就是头戴斗笠参加红军去了,祖屋里没有他的画像,只能挂着一顶这样的红军斗笠。 蔡金旺说,斗笠虽易破损,“但不可破损不可焚毁的红军革命精神,却在长征沿途播撒,在中国大地播撒。” 悠悠岁月,红军后代及无数壮乡儿女传承长征精神,以行动告慰烈士英灵。 今年69岁的李清鸾,在42年前嫁到灌阳县灌阳镇排埠江村,在整理屋子时发现一面印着五角星和党徽的红旗,原来是爱人黄永富的曾祖父黄合林85年前替一名红军战士保管的。 1934年,黄合林救治了一位在湘江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伤势好转后要去找部队,临别时将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送给黄合林,让他好好保存,自己在革命胜利后会来取。 黄合林将那面红旗包了一层又一层,用一个小木箱装好,藏了起来。临终前嘱咐儿子黄荣清好好保存,等那位红军战士来取走。1979年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清鸾把红旗交给县武装部,请他们去寻找那位战士。如今,这面红旗静静地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诉说着85年前的约定。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管理处副主任尹汤怀,1996年参加工作,从对湘江战役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成长为同事心目中的“活教材”,20多年来,他也走在自己的“长征路”上。 “工作这么长时间,每天不管多晚,我都会在睡前看党史书籍。”尹汤怀表示,作为一名讲解员,有责任将湘江战役中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讲述给更多人听,将长征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版式设计:蔡华伟[详情]

广西:红军留下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广西:红军留下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原标题:广西:红军留下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位于广西灌阳县的新圩阻击战发生地今貌。新华社发 位于广西全州县的湘江渡口凤凰嘴。新华社发 在湘江战役中收治受伤红军的村民的后代李青鸾在家里给孩子们讲述湘江战役的故事。新华社发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记者再走长征路”的每一步,都是沉重的历史回望;踏过每一寸土地,都更鲜明地感受到革命先烈的坚强信念。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在桂林全州、兴安、灌阳三县经历了历时7天的湘江战役。英勇的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最终突破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转移到越城岭(老山界),经过桂林资源、龙胜两县向西北进发。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经历的最大、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其中展现出的“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精神,是红军留下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红色记忆续光辉 广西灌阳县新圩镇,距当年中央红军西进前往湘江的最近点古岭头5公里。1934年11月28日发生的新圩阻击战,打响了湘江战役的第一枪。 在五角星造型的新圩阻击战陈列馆,不时可见前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团队。“我们投入大量资金,对近百处红军长征遗址进行了维护和修缮,旨在留住‘红色记忆’,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长征精神。”灌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陈春虹介绍说。 2017年9月24日,灌阳县酒海井红军纪念园,在3000多人的见证下,一场迟到83年的葬礼隆重举行,当年被残忍扔进酒海井的20名红军烈士的遗骸入土为安。此外,在灌阳,红三、红五军团指挥部旧址九如堂、灌江渡口红军亭、红军救护所下立湾祠堂等17处43个单体被列入“湘江战役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灌阳相邻的全州县是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当年的战火烧遍全州县11个乡镇。全州充分发掘、保护以湘江战役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与资源,成立了红色文化研究会,开展红军长征文物史料普查、挖掘、整理和汇编,已整理出100多个红军长征故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年来,桂林市实施“寻找桂林文化力量,挖掘桂林文化价值”战略,桂北各县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和修缮工作,把“散珠碎玉”串成“红色珍珠”。 桂北的一山一水,都有道不尽的红色记忆。兴安、灌阳、全州等地的红军纪念堂、红军楼等,均被修缮与保护起来。桂林还修建了湘江战役纪念公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等,成为全国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2。红色旅游促脱贫 走访湘江战役主战场全州县,青山绿水间传颂着一个个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故事。85载薪火相传,如今的人们在这片英雄热土上开启了幸福的生活。 “我们将红色文化优势转变为要素流动优势,将长征精神优势转变为创新驱动优势,举全县之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全州县委书记林武民说。 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全州县实施了一系列红色教育基地项目,打造集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教育、瞻仰凭吊、文化研究等于一体的经典红色旅游集中区,鼓励贫困户经营农家乐、民宿、休闲度假村等,吸收贫困户就业,促进精准脱贫。 “通过发展旅游业,我们村的农户将多余的民房租出去,靠每月租金就能养家糊口,原来的贫困户都脱贫了。”全州县庙头镇大碧头村村民宾泽艺告诉记者。近3年来,全州县依托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相关产业,实现49个贫困村8000余户近3万人脱贫。 “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这是著名作家陆定一在《老山界》中描写的老山界之陡峭险峻。 翻越当年老山界,即到今日塘洞村。在一家名为“老山界农家乐”的餐厅里,店主唐昌义和妻子忙得不亦乐乎。店内独具红色文化的装修风格和以红米饭、南瓜汤、野菜等为主的“红军饭”颇受游客欢迎。 2016年,资源县对位于塘洞村的中央红军宣传局长征驻地旧址赵氏宗祠、红军长征翻越老山界纪念馆等一批红色遗址进行修建、修缮,为塘洞村带来了“红色”希望,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红军长征的足迹遍布资源县7个乡镇,资源县将红色文化、革命故事、乡村民俗文化融入旅游发展,开发红色旅游特色产品,集中打“红军村”牌。“我们以‘红色’吸引人,用‘绿色’留住人,通过红色文化和生态旅游进行整合捆绑,将红色旅游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相结合,焕发出勃勃生机。”资源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唐文政说。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一条循环公路将红军长征经过的6个乡镇“串”起来。“这些乡镇都是瑶、苗、侗等少数民族集聚区域,公路建成后,游客可以更加便捷地前去感受当地的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丰富了龙胜的旅游项目和文化内涵。”龙胜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局长毛逸人说。 3。红色基因育新人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全州县凤凰和平红军小学校园里,琅琅读书声清脆悦耳。作为广西为数不多的红军小学之一,该校注重营造红色文化氛围,校内每一面墙、每一幅图都可见红色文化育人的影子。 距离凤凰和平红军小学1公里的凤凰嘴渡口,即是湘江战役中红军抢渡湘江的四大渡口之一。红军在抢渡湘江战斗中付出巨大牺牲,当年民间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至今仍妇孺皆知、广为流传。 “红军长征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在青少年中代代相传。”桂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韦凤云说。桂林市充分发掘、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引导广大青少年认清自己的“根”和“魂”,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培育新长征路上的接班人,让长征精神永续传承。 在兴安县界首镇中心小学,每年的少先队入队仪式都在湘江战役旧址红军堂举行。“这是学校的一项特色红色教育活动。”该校校长李敏说,“到红军堂举行入队仪式,能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起到很好的督促引领作用。” 20公里“重走长征路”军训拉练,是兴安中学新生入学必修的第一课。“从2000年至今,每年坚持这样做,从未中断。”兴安中学校长文建平告诉记者,“重走长征路”能够让学生们亲身体会当年红军长征时的艰辛,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 兴安县是广西2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重点推进县区之一。在开展青少年红色教育过程中,兴安充分发挥长征教育资源,将革命精神和革命优良传统教育列为“精品课”。除了在学校开展红色讲座、红色报告会、红色经典诵读、观看红色电影等常规形式外,兴安还跳出“课堂听课”模式,把长征革命遗址开发成现场教学课堂,增强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本报记者 周仕兴 吴春燕 本报通讯员 胡逢超)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记者再走长征路:经历艰辛 走向胜利
记者再走长征路:经历艰辛 走向胜利

  原标题:经历艰辛 走向胜利(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7月3日,记者沿着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路线,再走长征路。本报记者 刘书文摄 “我们决定要爬一座30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陆定一在《老山界》一文中详细记录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情形。来到红军长征途经的老山界,群山连绵,山峰陡峭。虽然战火早已远去,依然可以寻到当年红军留下的印迹。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转移到了广西桂林资源县境内的油榨坪,计划休整几天再去湘西,但蒋介石在湘桂边界布下重兵,企图将红军彻底消灭。 “12月3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决定继续西进,摆脱敌人。12月4日至8日,中革军委一、二纵队和红五、红八军团分三路翻越老山界,经龙潭江、过雷公岩、翻越百步陡、到达资源县两水苗族乡的塘洞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农丕泽介绍,三路部队会合后,继续向湘黔边界前进。 中央纵队于4日傍晚到达山脚,连夜翻爬老山界,山路狭窄湿滑,山雾时起时落,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悬崖峭壁。兴安县委党史办公室原主任罗基富说,尽管条件艰苦,红军将士们依旧信念坚定。 兴安县融媒体中心主任赵时斌的外公陈儒富当年曾给红军提供食物和杂货,“山上海拔1800多米,冬天夜里非常冷。外公说,红军战士虽穿得单薄,却个个斗志昂扬,而且他们非常讲纪律,买东西全都付了钱”。 高山虽陡,却愈发坚定了红军战胜困难的决心。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黄利明说,“红军忍受住饥饿和疲惫,扛住了牺牲的痛苦,革命从此一步步走向胜利。” 85年后的今天,记者再走“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雨滴渐密,山路崎岖,鞋子沾满泥泞,脚步变得沉重,雨水夹杂汗水,浸透了衣服。有人被路边伸出的树枝划出伤痕,有人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滑倒…… “今天再走这段路,我体会到了长征的艰辛和伟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许大为说。广西日报记者巫美桥红感叹:“红军战士突破自我,一路向前,最终迎来了曙光。” 崇山峻岭见证了红军一往无前的坚定,也见证了后人沿着先辈足迹继续奋斗的决心和勇气, “红军在异常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还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我们要继承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发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兴安县委宣传部部长庄慧琼说。(记者 薛贵峰 邝西曦 夏康健 刘书文)[详情]

最后的湘江抢渡: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答卷
最后的湘江抢渡: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答卷

  原标题:最后的湘江抢渡: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答卷 新华社南宁7月4日电 题:最后的湘江抢渡: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答卷 新华社记者朱超、夏军、张瑞杰 凤凰嘴是著名的湘江渡口,位于广西全州县凤凰镇。渡口不大,一艘简易铁船固定在横跨湘江的铁索上,人们依靠摆渡人拉动铁索过江。 80多年前,最后一批红军在这里渡过湘江。当时涉渡宽约百米的江面,犹如跨越天堑。 这是位于广西全州县才湾镇的脚山铺阻击战发生地(6月29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生与死之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后,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重兵,在湘江东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在11月25日下达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 抢渡中,红军在灌阳县新圩、全州县脚山铺、兴安县光华铺阻击敌军。 12月1日,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然而,国民党湘、桂军已会师湘江边,屏山渡、大坪、界首等渡口相继失守,凤凰嘴成为湘江以东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渡口。 幸存者回忆录中描述,当时正是冬季枯水期,红军指战员们在刺骨的江水中涉行。盘旋在上空的敌机不断轰炸、扫射,敌人从四面八方拥来,炮弹呼啸着落在河滩上,红军战士向对岸冲去,在枪林弹雨中,有的成批倒下,有的被水流卷走。 96岁的蒋济勇就住在凤凰嘴渡口附近,他忘不了当时情景:“两架飞机距离江面很近,不停扔弹,还打机关枪。许多红军被炸死在岸边、江里,有的遗体被江水冲到下游。战争结束后,村民们掩埋红军遗体都埋了好几天。” “上世纪70年代,群众在附近修水渠时,挖到不少红军遗骸。直到去年,我们在江边还发现了一具红军的遗骸。”凤凰镇镇长胡年华说,战后,当地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之说。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 这是位于广西全州县城西北角的易荡平烈士之墓(6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信仰的力量 牺牲如此壮烈。这是一份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的答卷。 红三军团第六师之第十八团,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的后卫部队。他们与桂军三个师展开激战,终于完成掩护红八军团大部渡江的任务。可是,该团在撤退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没能渡过湘江的红五军团第34师战至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在此牺牲时,才26岁。 红八军团渡过湘江集结时,仅余1000余人。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记录了该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的故事。莫文骅这样描述抢渡湘江的情形: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在飞机的扫射之下行军,但是我们已不能考虑生命安全了。看到战友们在敌人的射击中倒下,真使人难过,但是,我们相信,飞机能打死打伤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使我们的前进更为困难,会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但它们不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一位研究红色文化的学者说,正是怀着建立美好新社会的崇高理想,红军将士才会不惜一切,不惜生命。 这是位于广西全州县凤凰镇的凤凰嘴(6月29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未完的答卷 立于凤凰嘴渡口,望着奔流的湘江,记者心潮难平。兴安县专家陈兴华说,他接待过许多寻访历史的中外人士,他们都想解答同一个问题: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下,红军靠什么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关于湘江之战,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更多细节。”他说。 如今,湘江上建起了水电站,高速公路把各县连接了起来。胡年华镇长指着当年红军涉渡处的江面对记者说,那里正在修建一座 “凤凰嘴大桥”,预计明年竣工之后,老渡口将停用,依靠人工摇船渡江将成为历史。 他还说,这座桥梁建成后,将以红色为装饰基调,“虽然渡口不在了,这段红色历史也要一代代传承下去。”[详情]

记者再走长征路:信笺轻 情谊重
记者再走长征路:信笺轻 情谊重

  原标题:信笺轻 情谊重(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王少林正在读曾广贵的来信。严立政摄 这是一张已经泛黄、发脆的信纸,信的抬头是“桂清恩公”,落款是“受恩晚生曾广贵”。像这样的信,王少林老人还有二十几封。薄薄的信纸,传递着厚重深切的情谊,承载着沉甸甸的记忆。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进入广西,红三军团一名不到17岁的战士曾广贵,在渡灌江时,因为腿部负伤不能继续赶路。 急行军不容耽搁,曾广贵的连长只好将他托付给灌阳县水车村的村民照顾,王少林的父亲王桂清主动接下这件事。“那时父亲家里很穷,但他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所以即使冒着危险,他也要救曾广贵。”王少林说,为了不被发现,王桂清将自己睡的床垫高,曾广贵睡在床底,白天只能在屋里活动。 可是曾广贵还是被当时的国民党乡政府发现了。乡警抓走了曾广贵,并威胁王桂清交出曾广贵的枪,不然就枪毙,王桂清急了,大声说:“实在没有枪,要枪毙就先枪毙我!”乡警这才放过王桂清。“后来,父亲东借西借,凑了11块大洋才把曾广贵救出来。”王少林说。 1935年12月,曾广贵家人来接他回家。“他走的那天,我父亲外出了,两人都没有好好道个别。” 回到家乡后,曾广贵凭借记忆中的地址,寄了一封又一封信,却都因“查无此人”被退回。原来,新中国成立前王桂清搬家了,与原住址相隔10多公里。1971年,曾广贵终于打听到王桂清的新住址,马上写了封信,诉说自己多年来的思念与感激。 “逢年过节,曾广贵都会写信过来,原本有将近100封信,不小心丢了好多。”王少林一封封展示着信件,“父亲识字不多,每次收到信都让我读给他听,回信也是他念我写。” 王少林回忆,曾广贵还会附赠钱物,“他并不富裕,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月工资也不过30元,但很多次他都寄20元以上。” 1996年,曾广贵来到灌阳与王桂清再度见面。“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默默流泪,好久都没有说话。”回忆起两位老人重逢的场景,王少林的眼圈泛红。王桂清去世后,曾广贵仍然每年寄信给王桂清的后代,直到2010年离开人世。两家的后人一直保持联系,让这份弥足珍贵的人间真情延续下去。(记者  董丝雨  刘佳华)[详情]

记者再走长征路:宁死不屈 红军英烈浩气长存
记者再走长征路:宁死不屈 红军英烈浩气长存

  原标题:记者再走长征路·宁死不屈 红军英烈浩气长存 央视网消息:“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系列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从广西兴安来到了全州,一起来看记者从全州发来的报道。 7月3日,再走长征路第23天,广西全州。       全州,被称作广西的“北大门”。距离全州约15公里的脚山铺,在85年前发生了湘江战役中规模最大、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一场阻击战——脚山铺阻击战。 报道团队来到了脚山铺一带,脚山铺是敌人企图抢占红军渡口和封锁湘江的咽喉要地。红一军团在抢渡湘江时原想占领全州,但可惜比湘军晚了一步错失了良机,只能退守到脚山铺一带。1934年11月30日,红一军团就在脚山铺和湘军展开了惊天动地的阻击战。 桂林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文胜介绍,在战斗中,红一军团的红五团政委易荡平同志为了掩护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身受重伤,在敌人围攻的时候,他为了不拖累战友,毅然从警卫员的手中抢过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易荡平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从《聂荣臻回忆录》中,找到了对他就义经过的描述:“敌人从三面向我尖峰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峰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听当地人讲,脚山铺阻击战结束后,地村民把易荡平的遗体抬到脚山铺附近的山上掩埋。在脚山铺村,记者找到了村民王世计老人,当年就是他的父亲王寅修和其他几位村民一起埋葬了易荡平的遗体。       因为修路的原因,易荡平烈士的墓经过几次搬迁,如今,烈士的遗体安息在全州县中心广场附近的凤凰公园山坡上。穿过全州闹市区,在几栋居民楼后沿着一个小山坡拾级而上,来到了这片约一百平米的烈士陵园。 在这片面积不大的陵园中,埋葬着六位牺牲在不同时期的革命烈士,位于正中间的就是易荡平烈士墓。易荡平原名汤世积,他参加革命后改名易荡平,荡平寓意“以荡平天下为己任”。易荡平最终以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实现了自己的铮铮誓言。 在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故事还有很多。记者来到了全州县石塘镇的石脚盆村。 这里地势险要,悬崖林立,最深处的垂直距离达到150米,这种天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被当地人称作天坑,而这一片天坑群就是当年红八军团战士的殉难处。 1934年11月30日,红八军团在全州县两河地域时遭到国民党桂军的猛烈攻击,激战后红八军团绕道石脚盆、水澄向湘江前进。有一群约五六十名掉队的红军伤病员,相互搀扶着艰难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当他们从仙人桥进入石脚盆天坑群的山路时,被当地的民团包围,不幸全部遇难。听当地人说,上世纪70年代,人们在天坑群底部还发现了红军的遗骸,红军战士英勇不屈的故事在这里代代流传。 广西全州县石塘镇水澄村委石脚盆村村民黄春生介绍,敌人把红军推下去了,还有两个红军不给敌军推,宁愿自己跳。打死也是死,不如自己死,死得还伟大些,红军就跳下去了,所以这个村子零零散散,村里面都还埋过红军。       长征时期,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我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坚固城墙,他们英勇顽强,宁死不屈。死亡,可以夺走生命,却没有任何力量动摇红军长征的坚定信仰。[详情]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

  原标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85年前的那个冬天,离开湘南的红军部队一路奔袭,挺进桂北。在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湘江这道天险。 说起湘江战役,大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7月2日,沿着当年红军战士的足迹,记者一行驱车前往中央红军主力过江的凤凰嘴等古老渡口,踏上这片曾被血染的土地,追寻那段舍生忘死的壮烈往事。 坪山渡口、大坪渡口、凤凰嘴渡口、界首渡口,从北向南沿湘江依次排开,这是湘江战役时红军过江的四大渡口。跟随桂林市委党史办宣教科副科长欧松,记者来到如今位于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凤凰镇建安司村的凤凰嘴渡口,此时眺望湘江,100多米宽的江流一路奔腾向北,数十年前的那天,红军战士于此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杀出一条血路,跨越渡口,勇闯湘江。 红军长征以来,突破了敌人在赣、粤、湘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为避免中央红军和湘鄂西红军会合,敌军在桂北的湘江两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意图剿灭红军于湘漓两水以东的地区。 欧松告诉记者,那时,摆在红军面前的是这样的险境——西面有湘江和越城岭的阻挡,北、南、东有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敌人已经张开一张“口袋”,等着红军往这“口袋”里钻。不能北进、不能南下、更不能后退,唯一的出路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抢渡湘江,向西挺进! 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看到在凤凰嘴渡口上游有座八字堰,那里的江面较为宽阔,枯水季节的水深大概到腹部,可以直接涉渡。1934年12月1日,红军的九、五、八军团正是在这里抢渡湘江。 说起湘江战役,凤凰镇建安司村的村民每人都有无法磨灭的记忆。村民蒋济勇老人今年已经96岁了,坐在凤凰嘴渡口边,他向记者讲述起他在11岁时经历的湘江战役。当时他躲在墙角,看到有两架飞机在江上低空盘旋,不停向正在渡江的红军扔弹、打枪。红军战士踏着冰冷的河水过江,那时正是白天,红军目标明显,蒋济勇看到一个个战士倒在江水里。 遭到敌机狂轰滥炸的红军损失惨重。随后赶来的桂军更是架起机枪对过江的红军疯狂扫射,战士们成片倒在了血水之中。12月1日下午,湘江东岸的红军才终于渡过了湘江。 今年57岁的建安司村村民蒋仕发没有经历过湘江战役,但自打幼时起,红军过湘江的这段往事就经常被爷爷蒋朝庭和父亲蒋庭忠提起。“红军大部队过江后,继续向西前行。但有十几个红八军团的战士留在了村里养伤。”蒋仕发对记者说,他的爷爷就收留了两位战士,一个姓李,一个姓张。 蒋朝庭将红军战士藏在家中的“窖眼”里,并找来村里的医生为他们治疗。“窖眼”是当地囤积过冬粮食的地窖,为了不让来村里搜查的保安团发现,蒋朝庭特意在这个2米多深的地窖里用木板设置了一个夹层,将战士藏在木板下,上面堆满了红薯、粮食。20多天后,伤情好转的几位战士谢别蒋朝庭等几位老乡,一路沿江追赶部队。 英勇红军血染湘江渡口的壮举印刻在当地每个百姓的记忆里,在距凤凰嘴不远处的大坪渡口,大坪村村民唐咸井告诉记者,那时爷爷唐修河目睹了红军在经过大坪渡口时,有些战士不谙水性,在涉水过滩涂时便倒在了冰冷的江里。恶劣的环境并未阻挡红军坚定的步伐,一批又一批将士前仆后继,在敌人的追击下跨越了100余米宽的湘江。 湘江战役是壮烈的。“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尸体遍江底。”当年红军战士的遗体顺流而下,被冲到了河边,村民不忍看到他们暴尸江中,便自发捡捞尸体。这些战士大多都是年轻人,在1934年的那个冬天,他们永远沉睡在了湘江冰冷的江底。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为红军的这次长征迎来转机,为革命的胜利带去希望的曙光。 走进距离凤凰嘴渡口不远处的凤凰镇和平红军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孩子们正在教室里齐声朗诵《七律·长征》,其中一个名叫蒋福的同学声音尤为洪亮,说起红军的故事,他滔滔不绝,因为这些他从记事起就听老师、家中长辈讲述。在凤凰镇和平红军小学,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红军长征精神已经浸入他们的血液,在心中生根发芽。 80余年后,一个崭新的江山在世人面前呈现,这场史诗般的远征至今仍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光明日报广西全州7月2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李睿宸 张青 孙云清 周仕兴)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红军恩情永不忘 老人守护无名红军墓39年
红军恩情永不忘 老人守护无名红军墓39年

  原标题:再走长征路第22天丨红军恩情永不忘 老人守护无名红军墓39年 7月2日,再走长征路第22天。  1934年底,红军在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进行了多次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损失惨重,这方土地浸染着红军的鲜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团队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来到了榕江镇佑安村。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然而当年却有不少红军战士长眠于此。 △无名红军烈士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劳春燕:在这片山上有一座无名红军烈士墓,安息了多位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 。39年前,徐昭英老人把自家房屋建在了无名烈士墓的附近,此后她就陪伴着那些不知道姓名的红军烈士直到现在。在这份漫长的守护背后有哪些故事?我们一起去探访这位守墓老人。 我们来到徐昭英老人家里的时候,她正在地里劳动。今年已经82岁的她,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老人告诉我们,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仗的时候,她的父亲为红军带过路,送过饭。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我父亲他总是做好事,红军来没得饭吃,我们家有饭,给饭给他们吃。 老人听父亲说,红军来到村里的时候正是冬天,那年天气特别寒冷,红军还穿着草鞋,国民党部队在沿途埋上了许多淋过桐油、浸过毒药的钉子。她父亲趁敌人不备,悄悄把钉子都锤进了地里。 广西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搞些钉子,钉钉子戳烂他那个鞋子,戳烂他的脚板。我爸爸在那个地方,别人走了,他就在后头不走。他们问“你做什么不走?” (我爸爸说) 我肚子饿了,没吃饱,我要坐一下先。他就把那些钉子锤锤锤,锤没了,脚就踩不到了,所以红军打仗就没有踩到脚板。他(国民党)说我爸爸是汉奸、是探子,用枪抵着我爸爸打。跑远了,没打上。所以这个人看来看去,有时我爸说的话,要放好良心就走天下。 老人说,当年战斗打得猛烈,牺牲了很多红军战士,乡亲们偷偷把红军遗体埋在了山上,后来就在山上建起了这座无名红军烈士墓。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红军饿死了好多,打死了好多。所以讲这个事情想不完,哭不完。 村里人都说,红军生前为老百姓打天下,死后红军的英灵也会保佑大家。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红军是正正规规的队伍,为人民群众。日本鬼子污辱群众,打骂群众,收群众的粮食、窗户,强奸妇女,道德败坏。蒋介石的部队也是一样的。最好的就是红军,救苦救难救农民。 徐昭英的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商量从山下的住处搬了出来,在山上建起了房子和红军墓作伴,这一住就住了39年。39年里,每天她都会到山上和烈士说说话,在墓地除除草。如今老人年纪大了,家人劝她搬出去住,她却说什么都不愿意。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有感情 。红军是爹,他们是妈。我就在这里,我还有舍不得红军的好心好意。 老人虽然没有上过学,却自学了读书写字。没事的时候,她总爱把村头的红色标语抄下来,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练着。老人说现在的字写得还不好,等她把字练好了,就把这些红色标语专门写在一个小本子上。这样即使哪天出远门,离开了屋旁的红军墓,身上带着这个小本子,就像红军亲人在自己身边一样。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我就是舍不得,我要抄到书(本子)上,我天天要看到。不管去什么地方,我都想放在身上。还没写好,我还要抄好一点。 老人说,红军为了老百姓流血牺牲,红军的恩情永远都不能忘。 兴安县榕江镇佑安村村民 徐昭英:忘记了红军就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吃饭你就饿死。如果一个人没有天没有地你踩在哪里?没有天拿什么晒太阳?没有山拿什么柴来烧?没有地拿什么种菜去?你没有房屋拿什么去躲雨? 39年的守护,老人用生命坚守着一份对红军烈士的敬仰。军爱民,民拥军,峥嵘岁月铸就了军民鱼水情深、生死与共,跨越时空、恒心永驻。[详情]

红军的故事永难忘
红军的故事永难忘

  原标题:红军的故事永难忘(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兴安县华江瑶族乡的千家寺红军标语楼。本报记者 邝西曦摄 “红军战士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在广西桂林兴安县华江瑶族乡,105岁的老人支义青坐在堂屋前,讲述着红军的故事。 1934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布下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妄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当时湘江宽百余米,没有一座桥。红军部队为加快行军速度,只好架设浮桥。支义青和乡亲们卸下了自家门板,划着平时运米的商船,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到架桥的队伍中。 “开始我们都害怕,但看到红军战士遍体鳞伤依然拼命往前冲,我们被感动了。” 支义青说起来仍很激动,“红军不让老百姓吃亏,每干一天,就给1块光洋。” 说起架浮桥的细节,支义青现场演示起来。“首先将船排成一排固定在江中,然后将木头搭在船上,把木板和门板铺在木头上,浮桥就架好了。” 距支义青家不远处,有一座二层小楼,外墙虽已斑驳,“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等字迹仍清晰可见,落款是“红军宣”。 华江瑶族乡副乡长黄磊介绍,这里曾是千祥村的寺庙,也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的临时休整地,标语就是红军路过时留下的。红军走后,桂军下令毁掉这些标语,当地百姓舍不得,就用纸浆和泥灰覆盖在上面。直到1988年冬,一场火灾使得主楼外墙壁部分脱落,标语才重见天日。 “全楼23处红军标语,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时任兴安县博物馆副馆长陈兴华说,“这是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 华江瑶族乡中心小学是人民解放军援建的八一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红军故事和长征精神在这里延续传承。“《红军过华江》等书籍是学生的必读书,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刘华连和邓炳彪两位老红军家打扫卫生,听他们讲红色故事。”副校长曹高凤说。 “长征精神给了孩子们巨大鼓舞,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格。”华江瑶族乡人大主席、华江瑶族乡中心小学原校长李萍说。离别之际,六年级学生梁彤吟唱了一首歌:“你的鲜血告诉我,过去的牺牲正是为了今天的时代……”梁彤说,唱起这首歌时,总会想起革命先烈。“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了,但精神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薛贵峰 刘书文 夏康健 邝西曦)[详情]

江水为证永志英雄
江水为证永志英雄

  原标题:江水为证永志英雄——来自广西全州县的报道 “请看那边河道,两边高出一块,1934年一部分红军就是从那里渡的江。”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党史研究人员周雄站在湘江边,手指向凤凰嘴湘江渡口不远处的一片河道说。 沿着周雄手指的方向望去,河道在那里收窄,江水依然缓缓流淌,两岸树木苍翠。据介绍,凤凰嘴湘江渡口位于广西全州县凤凰镇,是1934年红军渡过湘江的主要渡口之一。 1934年,红军选择在凤凰嘴湘江渡口一带600米左右的江面渡江,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距离凤凰嘴渡口约10公里的兴安县界首渡口当时可能已被敌军占领,二是这里江面宽阔且江水不深,红军战士可以涉水通过。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已到最后关头。当日凌晨,全军12个师,有三分之二还在江东。凌晨1时半,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两个小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名下达指令,指出“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此时,红军多个军团的部队正在渡江或前往湘江,而敌军已从东、北、南面疯狂逼近。从全州南下的湘军,与坚守在白沙河阻击线一带的红一军团进行激战;从新圩北上的桂军,已到古岭头一带;同时,光华铺的桂军正在向界首猛攻。 随后战斗进入白热化。“进入冬季,江水冰冷刺骨,红军正在渡江的时候,有两架飞机飞了过来,发现了渡江的红军。”凤凰嘴渡口所在的建安司村村民蒋仕发听爷爷说起过当年的场景,“当时江水都被鲜血染红了”。 据党史专家介绍,红八军团在凤凰嘴渡口上游一浅水处过江时,遭敌机狂轰滥炸,而随后一路追截红军的桂军也追到了湘江边,对正在渡江的红军,架起机枪疯狂扫射。上有飞机轰炸,后有敌军追击,红军伤亡惨重,最终付出巨大的牺牲才渡过了湘江——红八军团过江后集结时只剩下1000多人。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史》写道,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党史专家告诉记者,湘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的图谋,保全了党中央和红军主力。 在1934年的冬天,成百上千的红军战士永远沉睡在了湘江冰冷的水底。1984年全州县党史办到湘江西岸的李家村调查,据当年的见证者回忆,战斗过后,村民们掩埋了3天的红军战士遗体,而更多遗体则是沉入江底或被江水冲走。当地的老百姓也一直守护红军墓地,缅怀英灵。 江水无言。85年过去,人们已很难想象,当年红军为了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青山为证。正如《湘江祭文》写道,“山河呜咽,日月无光,鬼神哭泣,大地神伤……英雄事迹,牢记心上,千秋万代,永志不忘。”(记者 陆敏 童政)[详情]

记者再走长征路:难忘“红军渡”
记者再走长征路:难忘“红军渡”

  原标题:难忘“红军渡”(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是湖南通往广东、广西的要塞。湘江支流潇水穿道县县城而过。 85年前,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这里夜渡潇水,奔袭道州城,为红军主力渡潇水开辟了道路。 6月30日,记者来到水南村一处名为“红军渡”的浮桥。当年支撑浮桥的木船早已换成了铁壳船,两条铁链串起来20多只铁船,密实的木条整齐排列。如今,浮桥仍是两岸百姓往来的重要通道。 “耿飚带领的红四团,成功抢渡潇水,为红军主力渡潇水,进而突破湘江天险赢得了主动。”原道县史志办副主任唐小峰说。1996年,道县人民政府在浮桥边立下了“红军渡”石碑,以纪念这段历史。 道县的“红军渡”有很多,每个渡口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 审章塘乡葫芦岩村邱声彪老人有一个竹碗,是一位红军战士当年所赠。 邱声彪的父亲邱家儒当时是船夫。因为渡河部队人数众多,渡船远远不够,当地村民便自发卸掉自家门板、床铺板,帮助红军架设起浮桥,大部队得以迅速通过。一位红军战士乘坐邱家儒的船过河后,将竹碗送给了邱家儒。这只竹碗,也成为烽火岁月中红军与百姓鱼水情深的见证。红军主力分别从水南、洲背、茶园、白马渡等渡口抢渡潇水。凭借着潇水这个天然屏障,红军形成一道长达百里的防线,将敌人阻击在潇水以东。(何勇 邝西曦 申智林)[详情]

广西兴安:一封紧急电报 满腔赤胆忠心
广西兴安:一封紧急电报 满腔赤胆忠心

  原标题:【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广西兴安:一封紧急电报 满腔赤胆忠心 央视网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昨天(6月30日)从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来到了广西兴安县,一起来看记者从兴安发来的报道。 6月30日,再走长征路第20天,广西兴安。 1934年11月29日,红军与国民党桂军在界首镇的光华铺展开了浴血奋战。红军死守阵地,阻击了数倍于己敌军的多次进攻,确保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离开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驱车200多公里,来到了桂林兴安县界首镇的三官堂。 三官堂原是一座小庙,因湘江战役中红一、红三军团先后在这里设立临时指挥部而更名为红军堂。光华铺阻击战期间,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曾在这里亲自指挥过战斗,光华铺阵地距离军委纵队渡江的界首渡口仅有5公里,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只可守不可丢。 作战图、发报机、煤油灯,红军用过的布衣草鞋干粮袋,枪支弹药冲锋号,这里的陈设仿佛把我们带回到85年前的战火硝烟中。特别是这一段复制的浮桥模型,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当年红军抢渡湘江的情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劳春燕:我们注意到,在三官堂的墙上有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标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句话出自1934年12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给红一、红三军团的紧急电报,光华铺阻击战当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这封紧急电报以无比坚决的语气,激励着红军将士死守阵地,冲锋陷阵。 在界首镇老街住了一辈子的马有益老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红军来到界首渡口渡江,街上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帮助红军搭临时浮桥。 兴安县界首镇老人 马有益:拿门板架个便桥,架在红军堂对面。点火把走夜路,白天不敢走,红军武器很少,门板上写了号码,他们走的时候家家都搞清楚,不动你一毫一厘。 老人告诉我们,当时国民党桂军的飞机飞到了界首上空,对红军和渡口狂轰滥炸,红军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 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罗基富:当时战线阻击过长,我们以一个团应付桂军几倍的人员,悬殊比较大,再加上装备也不如桂军,国民党利用熟悉的路径偷袭红军阻击阵地,红军将士与国民党桂军进行胶着战。 在和敌人的反复冲杀中,我红军战士坚决服从电报命令,顽强抵抗,誓死捍卫光华铺,光华铺几次失守后又被红军顽强夺回。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在指挥作战中不幸牺牲,年仅26岁,接任团长的杜宗美随后也中弹牺牲。最终,红十团以牺牲4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任务,确保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 如今,界首渡口的纪念碑默默矗立在军委纵队曾经渡江的地方,三官堂门前的湘江水也依旧缓缓流淌,明媚的阳光下,孩子们在江边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这一片宁静详和似乎在告慰85年前英勇捐躯的红军将士。 来到光华铺阻击战遗址墓园,红十团同一天倒下的两任团长以及16位无名烈士就长眠在这里。当年在战斗结束后,界首镇的老百姓自发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就在这片山林周边,还散葬着几百名红军烈士。新中国成立后,兴安县政府对墓园进行了修缮。这座战场遗址上的墓园,被青松翠柏环绕,静静地诉说着当年战役的悲壮。 一封紧急电报,满腔赤胆忠心。红军能杀出重围、征服千难万险,与红军视纪律高于生命的观念和严守军纪的自觉行动密不可分。听党指挥、服从命令、顾全大局,是红军长征最终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详情]

湖南汝城:半条被子 温暖初心
湖南汝城:半条被子 温暖初心

  原标题:[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湖南汝城:半条被子 温暖初心 央视网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昨天来到了湖南汝城的沙洲村。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这里的时候,3位女红军送给当地百姓半条被子的故事,如今已经广为流传。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去往沙洲村,回首那段艰苦岁月里的血脉情深。 沙洲村是一个瑶族村,是汝城县面积最小的村。1934年11月初,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在这里休息整顿,得到瑶族老乡的热情拥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劳春燕:走在沙洲村,我们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漂亮的湘南新民居,一下子好像很难与8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联系起来,不过在这些新房子的后面,村子里的老房子都还完好地保存着,这个门里面就是当年红军总卫生部的旧址,这老房子一看就有年头了,他们告诉我说这老房子已经有300年历史了,而和这个卫生部仅仅隔着一条巷子的,就是村民徐解秀家,现在根据半条被子改编的电影正在这里拍摄。 当时,红军军纪严明,红军战士们绝对不能随便进入老百姓家中。沙洲村村民徐解秀看到这些红军战士夜宿街头很心疼,虽然家里只有一张床,但还是把卫生部的3位女红军请到了家里一起住。现如今,故事的发生地:这间有着近300年历史的老房子已不再住人,但徐解秀的二儿子朱中雄还时常回来坐坐,81岁的他对妈妈给他讲的那段故事记忆犹新。 徐解秀的二儿子 朱中雄(81岁):那时候没有条件,3位女红军就和我妈妈睡一张床,加上我哥哥小孩,五个人睡在这里。床边放那个长板凳,脚就放在这个凳子上,盖着她们的行军被,我家里的烂棉絮、烂蓑衣就加盖在上面住了6个晚上。 3位女红军在徐解秀家住的这6天,帮着家里做家务、挑水、带小孩,和徐解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等到第七天军队要离开的时候,她们看到徐解秀家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就决定把自己的整条行军被留给徐解秀。 徐解秀的二儿子 朱中雄(81岁):当时我妈妈就不肯收,说你们出门的人,又是冬天来了,我家里再穷也不会要你们的被子,你们是为老百姓打仗的。那3位女红军又想出个办法来,就问我妈妈有没有剪刀,我妈妈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她们会剪被子,认为她们路上有用,女红军打开她们的行军被就对半剪开,这半条被子一定要妈妈收下。    3位女红军临走前,还对徐解秀说等革命胜利了会再回来看她。新中国成立后,徐解秀就一直在等她们来,不过一直到1991年去世也没有等到3位女红军的消息。 徐解秀的二儿子 朱中雄(81岁):解放以后,她们就没有来,我妈妈就年年盼望她们来。她和我们讲,为什么当时那3位女红军还没来?可能在长征路上就牺牲了,她们当时走也没有留姓名,一直没有找到。我妈妈没有文化,她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好,他有一条被子,也送半条给我们老百姓啊。 什么是好?好就是他有一条被子,也会送半条给我们老百姓。徐解秀老人一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话,却道出了红军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使命担当。半条被子不仅仅温暖了那段艰苦的长征岁月,也将一直温暖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详情]

红军过夜睡门板
红军过夜睡门板

  原标题:红军过夜睡门板(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6月26日,湖南郴州桂东县,寨前镇党委书记方会康向记者讲述红军故事。本报记者 何 勇 申智林摄影报道 湖南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广场上,6米多高的雕塑,旌旗猎猎,战马腾空,红军威武。广场石板上刻着的“红六军团长征路线图”,将时光带回85年前。 1934年8月11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小镇驻扎。8月12日,在沤江河滩上,连以上干部集合举行西征誓师大会。此前,红六军团进行战略转移,从江西遂川县突围,4天之内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跳出重重包围圈。 转战多日,疲惫的红军指战员在寨前圩得以休整。70多岁的黄维忠老人说,那时他的岳父陈祥文还是孩童,让陈祥文意外的是,红六军团“睡觉都不在百姓家,征得户主同意后,他们拆下门板铺在地上,睡门板过夜。早晨起来,又把门板原封不动装回去”。寨前镇70多岁的黄汉尤老人也曾接待过红军,“他们用银元买村民的食物,还请村民和孩子们吃肉”。 1934年8月12日,誓师结束后,红六军团踏上了艰苦卓绝的西征之路。10月24日,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师。此时,红六军团仅剩约3300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转移任务,并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 如今,黄维忠老人常常给来此参观的人们义务讲解那段历史:“要把红军的故事、红军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详情]

重返红军长征先遣队誓师地:记住我们从哪里来
重返红军长征先遣队誓师地:记住我们从哪里来

  新华社长沙6月26日电题:记住我们从哪里来——重返红军长征先遣队誓师地 新华社记者袁汝婷、张瑞杰、柳王敏 76岁的黄维忠经常到家附近的广场散步。他抬头就能看到一座6米多高的纪念雕塑——战马嘶鸣,旌旗猎猎,红军指战员威风凛凛。 雕塑的深色石砖上雕刻着巨幅《红六军团长征路线图》。黄维忠骄傲地指着它说:“就是这,我们寨前。” 湖南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光荣名字。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85年前曾来到这里。 “他们不肯惊扰老百姓” 黄汉尤今年75岁,他说,父亲黄先谨时常向他讲述一个情景:一天晚上,镇上来了很多红军,当时没有大路,他们是从江西那边走小路过来的。 “红军穿着草鞋,有年纪大点的,有年纪小的,就这样住下来了。”他说。 这支队伍来自——井冈山。士兵们都是些贫苦的农民,平均年龄不到20岁。 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由于局势日益恶化,7月23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与红七军团的北上一道,这应被视作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准备。 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出发,突破国民党军多道封锁线,于8月11日进到湖南桂东县城以南的寨前圩。 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桂东,此地路途高险,山岭奇绝,云雾缭绕。县志这样形容位于罗霄山脉腹地的桂东:“山开八面,水汇双溪,虽弹丸之地,卓有金汤之固,环山以为城。” 这是在湖南郴州市桂东县沙田镇纪律文化中心展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场景(6月13日摄)。 新华社发(陈泽国 摄) 毛泽东在这里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疲劳的红六军团在寨前圩稍事休整,用银元向村民们购买食物。黄维忠说,他的岳父陈祥文那时还是孩童,好奇地跑到红军的驻扎地,看见部队从老百姓那里买回一头猪,杀了给伤病员们煮肉。伤员很多,但红军招呼岳父过去,把肉分给他和村里孩子,又把剩下的肉分给村民。 “岳父总跟我说,红军好像家里的亲人。”黄维忠说。 黄汉尤说,六军团军部驻扎的地方,在他家街对面的药铺。“他们不肯惊扰老百姓。在征得主人同意后,他们把门板拆下来铺在街上,睡在上面过夜。早晨起来,他们又把门板原封不动装回去,并将地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担起水桶,到河边帮老百姓挑水。” 探路者要有牺牲精神 “红军突围的消息,震惊了敌人。国民党军展开围追堵截。”桂东县党史专家罗健东介绍,红军决定放弃在桂东发展游击战争的计划,以强行军越过耒阳、宜章公路,经过新田等地,抢渡湘江,继续西进。 8月12日,部队在寨前圩的河滩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誓师西征。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 “那天,就在那个河滩上,站着许多荷枪实弹的红军,有的还带了伤,但个个精神抖擞。”黄汉尤站在纪念广场,讲述父亲对他重复过多遍的场面。 当日,红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西征之路。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写道,后来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后,就走在红六军团走过的路上。 萧克曾回忆说,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长征早两个月,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黄维忠(右一)等在湖南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红六军团誓师西征旧址参观(6月13日摄)。新华社发(陈泽国 摄) 石仲泉说,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西征”“远征”。使用“长征”一词,最早是在1935年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发布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他说,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西征,带有探路性质。 “当时要战略转移,肯定要有人先牺牲先探路,探路的队伍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前方的千难万险都不知道,要讲大局、讲纪律,要有不畏牺牲的精神。”罗健东说。 红六军团千里转战,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血战,损失很大。羊东坳一次战斗后,当地400名农民用了整整一天,才把红军遗体全部掩埋。 红六军团终于10月抵达贵州北部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长征的序幕”一章记载,“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转移任务,并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 后来,二、六军团主力北上长征,被编入红二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完成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王树增写道。 6月桂东,山风习习。金色阳光洒在红六军团誓师西征的旧址上,年轻母亲牵着学步的孩童从雕塑边走过。 黄汉尤说,去年有一些学生重走长征路,来到桂东,听他讲红军故事。“我要让孩子们记住,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详情]

广东仁化县:铜鼓岭上洒热血 红军碗盛鱼水情
广东仁化县:铜鼓岭上洒热血 红军碗盛鱼水情

  原标题:广东仁化县:铜鼓岭上洒热血 红军碗盛鱼水情 6月24日,记者乘车来到广东韶关仁化县,行至铜鼓岭时,远远望见依山而立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矗立于苍松翠柏间。 这里是红军长征入粤后铜鼓岭阻击战的遗址。1934年,那个落叶纷飞的深秋,红军来到仁化县城口镇一带,智取城口镇、血战铜鼓岭,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5万余名红军陆续在城口境内行军、作战、休整,足迹几乎遍布每一个村庄,留下了许多军民鱼水情深的佳话。 “红军不怕死,那可不是拍电影!” “从懂事起,就常听到村里的长辈们谈起铜鼓岭战斗的历史。红军勇敢作战,上战场不怕死,是真实可信的,那可不是拍电影!”铜鼓岭脚下大水坝村村民王久军告诉记者。 1934年11月初,平静的小山村里突然来了一支部队,战士们看起来都很年轻,他们行军匆忙。不一会儿,村里人就听到不远处有枪声响起。这时,全村10多户男女老少慌慌张张地向深山里逃,躲了几天几夜后,铜鼓岭方向的枪声才消停下来。 铜鼓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王久军说,乡亲们从当地向导那儿打听到:战斗打得相当惨烈。国民党兵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还组织敢死队,在战场上摆下了白花花的银元,悬赏说每打死一个红军当场发10个银元。而红军战士迎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往岭上冲,前面的一批战士倒下了,后面的一批又冲上去。后来,双方又展开白刃战,激战持续了两天一夜,红军牺牲140多人。 为何会发生惨烈的铜鼓岭阻击战?仁化县红色文化讲解员黄本洲告诉记者:“这得从红军智取城口的精彩一役说起。” 地处湘粤边界的城口镇,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国民党军将其建成堵截红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南端的中心据点。他们在城口筑碉堡20多座,密布成网。红军部队研究后决定,不可强攻,而要智取。 1934年11月2日,待夜幕降临,雾色朦胧之际,红1军团2师6团1营排成纵队,阔步走向这次奇袭行动的突破口——水东桥。敌人哨兵问:“什么人?”营长曾宝棠一边沉着应答“自己人”,一边飞速过桥。等敌人哨兵发现情况不妙时,慌忙开枪报警,曾宝棠果断应对,哨所内的敌军也在红军“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纷纷缴械投降。 占领城口镇后,行军多日、疲惫不堪的主力红军需要休整。然而,从广州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已抵达17公里外的铜鼓岭。为阻击粤军,红2师6团1部从城口南下铜鼓岭,一番血战,为主力部队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 “保管好这个碗,红军还会回来的。” 1934年11月2日至9日,连续多天,城口境内军旅匆匆。长征大部队过后,一些掉队的伤员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悉心照料。“保管好这个碗,红军还会来的。”半山村97岁的张堂英珍藏的一个“红军碗”就是见证。老人家的女儿蒙日娇向记者讲述了她的母亲讲述了一辈子的故事。 那是一个夜晚,张堂英家门口突然有人敲门,“我们是过路的红军,想在你们家煮点饭吃、借宿一晚”。门外的人平和地说。起初,不明情况的张堂英父母蒙家财、黄乙秀夫妇并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蒙家财,是我把他们带来的,他们是红军、是好人,请你开门”。门外有人用家乡话喊道。 蒙家财打开了门,只见十几个身穿灰色军装、背包上横着大刀的红军走了进来,抬着一个满身血迹的重伤员,其他红军身上也都挂了伤。 蒙家财是村里的土中医,安顿好红军后,他连夜打着火把上山,采挖草药给伤员疗伤。黄乙秀在家把沾了血迹的军服收集起来,连夜清洗,将自家干净衣服换给红军穿。年仅12岁的张堂英也帮着母亲照顾伤员。 那位重伤员姓徐,是排长。七八天后,其他同志追赶大部队去了,他不能行走,便留下养伤,又敷了10多天的药,伤口才慢慢愈合。徐排长临行前,蒙家财硬塞了两块银元给他。“真要感谢你们啊,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红军悉心照料,我一辈子都会记着你们的!我没有什么好的礼物感谢你们,就这么一个随军喝水、吃饭的瓷碗,给你们留作纪念。等革命胜利后,我一定来这里报答你们。”徐排长拉着蒙家财的手流泪说。 这场离别,此后再无音讯。 1967年,蒙家财去世前,一家人围在他身边,他拉着张堂英的手叮嘱:“要保管好这个碗,红军还会回来的。” 几十年来,张堂英一直用红绸布包着碗,收藏在她的睡房阁楼中。在她的心里总期待着有一天,那位徐排长能够回来,看看这个饱含情谊的碗,看看这片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幸福生活的百姓。 今天,年事已高的张堂英又把这个碗托付给蒙日娇。她知道,红军不会忘记来时的路,而历经革命斗争风雨的老区人民,也不会忘记长征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经济日报 记者:郑杨 责编:张倩)[详情]

一只瓷碗的故事
一只瓷碗的故事

  原标题:一只瓷碗的故事(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记者在倾听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村民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本报记者 姜晓丹摄 “这里是红军露宿的街巷,当时他们人虽多,但纪律严明、秩序井然。这里是红军的秘密联络站,这里是当年红军通过的桥……”进入广东韶关市仁化县的城口镇,红色文化讲解员黄本洲介绍着镇里的红色故事。 从东至西、从北到南,城口镇每一个村庄几乎都留有红军的足迹。 1934年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举旗西进。其间,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中央纵队先后从江西崇义经过仁化长江、城口、红山等地。城口至铜鼓岭一线,是红军主力必经之路,敌人封锁最为严密。 奇袭城口镇、血战铜鼓岭之后,红军成功突破敌军第二道封锁线,为继续前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脚下,就是当年铜鼓岭战斗打响的地方。两昼一夜,战火连天,红军战士140多人阵亡。战斗结束后,当地老百姓上山捡的弹壳都有几箩筐。”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内,黄本洲讲述着那段悲壮的历史。 战争虽然残酷,但红军经过前后,留下许多温情。其中,一只瓷碗的故事,凝聚着祖孙五代对红军的特殊情感,在这里广为传颂。 1934年冬,城口镇东坑半山村村民张堂英家里,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我们是路过的红军,想在你们家借宿一晚。”见是本地向导介绍,张堂英的父母为他们送米送菜、煮饭洗衣,还医治了一名受伤的徐姓红军排长。养伤一个月后,徐排长要追赶大部队,便留下一只瓷碗在张堂英家,约好革命胜利后再相聚。但这一别,再没有等到送碗的红军回来,当年11岁的张堂英,现已近百岁。 80多年过去了,原先包碗的红布早已破碎,但那只瓷碗还完好地保存在张堂英家里。 张堂英的女儿蒙日娇说:“母亲以前常讲这个故事给重孙辈听,这两年她虽然耳聋得厉害,但还是时常提到这个碗,说一定要好好保管着。” 红军碗念红军,红军街宿红军,红军桥送红军,红军碑祭红军……红色是城口的底色。这段历史虽已数不清讲过多少遍,但每一次讲,黄本洲都十分动容:“村里的老人经常说起当年红军打仗多么英勇壮烈,我们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一定要感恩和珍惜。” 站在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碑下,抬头望去,红军战斗雕塑、高耸的纪念碑以及山上的战壕,仿佛在诉说着峥嵘岁月。回首远眺,蓝天绿树古村,宁静而祥和。这正应了碑文上的那句话:“为有牺牲多壮志,英雄碧血铸新天”。[详情]

访红军长征入粤首胜地新田:西进 西进
访红军长征入粤首胜地新田:西进 西进

  新华社广州6月24日电 题:西进,西进——访红军长征入粤首胜地新田 新华社记者 刘斐、李松、梅常伟 丘陵起伏,杂草丛生,两座高坡之间有成片农田静卧。日前,“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团来到广东省南雄市乌迳镇新田村,站在坡上,仿佛看到当年红军突破封锁、激烈战斗的场面。 6月22日,在广东省南雄市乌迳镇新田村,媒体记者在红军入粤第一仗旧址采访广东省南雄市史志办原副主任李君祥(中)。新华社记者 李任滋 摄 “在这里,红军在长征途中打了入粤的第一仗。”广东省南雄市史志办原副主任李君祥说。 1934年10月26日,红一军团抵达南雄市乌迳镇。蒋介石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堵截,在红军必经的乌迳、新田、锦陂等地设置障碍,企图阻止红军长征部队向西转移。 为了迅速扫除长征路上的这些障碍,不让敌人在这些地区站稳脚跟,红一军团给直属侦察连下了一道命令:坚决把乌迳、新田之敌消灭。 李君祥说,若不消灭掉这部分敌人,后续通过的红军队伍会不断受到附近敌军的骚扰袭击,对红军迅速通过粤北的既定目标造成威胁。 接到命令后,160多人的侦察连分三路向目的地紧急进发。这支部队军政素质高,八成以上是党团员,装备也比较优良,全连分为机枪、冲锋枪、步枪、短枪四个排。 彼时,敌人尚在构筑工事,准备迎击红军,却不料红军有如天降,仓促应战中,被红军几轮冲锋便打得仓皇而逃。 “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个胜仗,不仅提升了军队的士气,也保证了红一军团和长征部队顺利通过乌迳,沿着梅岭山麓向西前进。”李君祥说。 6月22日,在广东省南雄市乌迳镇新田村,李梅德老人在讲述红军的故事。新华社记者 李任滋 摄 91岁的新田村村民李梅德对当年红军获胜的往事仍记忆犹新。在村口的一棵巨大古树下,李梅德对记者说,当年战斗打响时,自己才6岁,但记得红军进村就住在祠堂里,不进百姓家中,怕损坏百姓的东西,也不想过多打扰百姓。 “那时红军的生活是真苦啊。他们从江西带来的粮食都坏了,还继续吃,也不吃老百姓家的粮。”李梅德说,红军还买来猪肉,给村民发了五大箩筐。 弧形房檐,青砖石刻,自西晋建村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的新田村散布着数十座祠堂。有的民居墙上仍有红军留下的标语,其中,“焚烧地契借约”字样清晰可见。 “红军来了,就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李梅德说,红军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也都感激红军,有人帮助红军抬担架、送伤员,更有不少年轻人还参加了红军。 尽管红军队伍在此驻留时间不长,没能对当地土豪劣绅进行彻底打击,也没能有效开展土地革命,但红军的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还是给当地民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粤北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6月22日,在广东省南雄市乌迳镇新田村,李梅德老人在为媒体记者讲述红军的故事。新华社记者 李任滋 摄 “鱼儿离水活不成,咱离开老百姓就不能打胜仗,老百姓爱护咱如同爱儿郎,咱爱护老百姓如同爱爹娘。”说到动情处,李梅德唱起了仅记得的几句歌词。 他说,红军队伍要离开村子时,老百姓不舍得,都到村口的桥头去送,端上了茶水和土特产。红军战士也是含着泪说,不要送啦,不要送啦,你们快回去吧。 据李梅德回忆,红军走后,国民党军反扑回来,杀害了不少曾帮助红军的村民,也杀了不少游击队员的亲属。 红军的英勇善战、军民的鱼水情深、国民党军的残酷压迫……都在李梅德的心里播下了种子。1949年9月,李梅德参加了解放军。在解放云南的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架设的两挺重机枪,为了让后面的队伍顺利通过,李梅德所在的步枪班毅然冲锋,伤亡惨重,仅有五人幸存。 “我们应该珍惜今天得来不易的好日子。”历经战争生死考验的李梅德说。[详情]

红歌 在代代传唱
红歌 在代代传唱

  原标题:红歌,在代代传唱(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广东南雄市油山镇大塘中心小学学生在徐氏宗祠前齐唱《当红军歌》。本报记者 林小溪摄 阴雨绵绵,村路崎岖,记者一行人踩着碎石子追随红军当年的足迹,忽闻一段歌声从街巷传出,稚嫩清脆、宛转悠扬,便立刻循声而去。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谁来压迫人……”在广东韶关南雄市上朔村徐氏宗祠前,十来名身着红军装的小学生正高唱着《当红军歌》。宗祠门口的石阶布满青苔,墙壁愈显斑驳,右侧墙上的词谱原迹仍依稀可辨。义务讲解员、南雄市油山镇人大主席黄树材介绍,这首歌是目前南雄发现的唯一一首有曲谱、有歌词、能传唱的完整红军歌曲。 “入学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唱这首歌,现在我们也天天唱。”油山镇大塘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谢逸说,“红军是一支不怕苦、不怕累的队伍,我们想用歌声缅怀革命先烈。” 上朔村是南雄著名的革命老区和红色苏区。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出发,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从江西信丰进入南雄,一路侦察踩点,过关斩将,来到上朔村。 “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作为红军后代,黄树材了解很多红军故事。他告诉记者,虽然当时村民们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 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给村庄修复水利、加固水井,自己却婉拒村民捐献的衣被布料,或是打上欠条,承诺日后定当归还……在上朔村,这样的故事被村民们反复讲述,革命先烈的精神也流传至今。 开国少将彭显伦就是上朔村人,在长征期间,他担任红一军团一师二团供给处主任。“因为红军行动严格保密,我的父亲长征路过家门而不入。”说起父亲,女儿彭霄言语里满是自豪,“他们有着伟大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认为革命肯定会成功。” “我们几个红军后代三次重走长征路,一路上看到许多烈士纪念碑和陵园。”彭显伦将军的儿子彭勃说,“正是在这些传承红色精神的活动中,我们得以感受到父亲当年是如何冒着枪林弹雨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如今,前来彭显伦将军家乡学习和感受红色文化的人们络绎不绝。历史昭示未来,红军长征广场上刚刚浇铸完成的一串铜脚印喻示着大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村里有棵古榕树,被火烧、被雷劈、被枪打、被炮轰,却依然还在那里。”顺着黄树材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棵老树在风雨中摇摆着枝叶,傲然挺立,就好像85年前开始长征的红军队伍,虽饱受沧桑、历经磨难,但其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薛贵峰 林小溪 崔璨 夏康健)[详情]

长征路上的初心使命 “记者再走长征路”赣闽粤见闻
长征路上的初心使命 “记者再走长征路”赣闽粤见闻

  原标题:长征路上的初心使命——“记者再走长征路”赣闽粤见闻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题:长征路上的初心使命——“记者再走长征路”赣闽粤见闻 新华社记者刘羽佳 硝烟早已散尽,精神火种不灭。 记者从江西出发,再走红军长征路,看见赣闽粤干部群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快马加鞭,奋勇前进。 延续作风 苏区谱新篇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80多年前的山歌唱出了革命岁月中,苏区干部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的革命作风。 85年前的他们,从于都出发,踏上远征,缔造奇迹; 85年后的他们,初心不改,怀揣使命,再谱新篇—— “要怀揣着真感情去扶贫,让贫困村的父老乡亲尽早实现脱贫致富。”这是江西于都宽田乡桂龙村第一书记王国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王国华针对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不同的脱贫措施。想法子,摸路子,依托山林优势,引进公司,解决村内几十个劳动力就业,极大激发了困难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 王国华拿出只争朝夕、勇往直前的精神,冲在前、干在前,把贫困户当亲人,为桂龙村的发展献计出力,在干部群众中传为佳话。 在赣南,还有许许多多像王国华这样的基层干部正在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努力。 近7年来,改造农村危旧土坯房69.52万户,解决546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解决近300万山区群众不通电和长期“低电压”问题……长期以来困扰赣南苏区的住房难、喝水难、用电难、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 党心连民心,奋斗无穷期。赣南这片苏区干部好作风发源地,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脚踏实地 播种幸福生活 新变化、新气象,在长征路上不断涌现。 位于闽赣交界地区的福建长汀四都镇楼子坝村姜畲坑,河水清冽、道路平坦、植被茂盛。“党和政府时刻挂念着我们老区人民,持续投入专项帮扶资金,我们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楼子坝村党支部书记陈先发说。 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此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在近6年时间里,位于闽西山区的长汀,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红军重要的兵源地和给养地之一。 “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几年来,在政府的指导下,陈先发带头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450亩,发展台湾大肉黄姜、槟榔芋种植,探索杂交水稻育种和中药材淫羊藿种植项目。合作社累计吸收多名贫困户,解决其就业问题。“老区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陈先发说。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闽西大地上,昔日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波澜壮阔。今天,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一派生机盎然—— 2019年龙岩市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发展对接会上现场签约项目36个,其中产业项目17个,技术合作项目12个,资本合作项目7个,总投资152.84亿元。 以“福林贷”为切入点,三明市的绿色金融创新的脚步加快,截至今年5月末,三明全市银行已累计为10900余户农户授信11.7亿元,全市农林产业下游相关产业入库税款超过2.08亿元…… 饮水思源 延续革命火种 在广东清远连州市瑶安乡田心村,有一个特别的节日:“红军节”。1934年,红军长征前后,先后有几支红军部队经过或在这里开辟游击根据地,留下了红色足迹,谱写了动人故事。 村主任李六旺介绍,“红军节”的举办让村民对家乡的红色故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不能忘记这段红色历史,当年红军和瑶族人民的情谊,将一直传颂下去。” 在连州市东坡镇革命将领冯达飞的故居内,一群师生正在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 “老师带我们来参观革命先烈故居,听他们的故事,向他们学习。”连州市西溪中心学校小学三年级学生马颖乐说。该校带队老师邓丽琼介绍,学校经常组织师生参观纪念馆、博物馆,学习红色历史故事,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楼子坝村四处可见与红军有关的建筑:医院旧址、兵工厂旧址、造币厂旧址和毛泽覃同志故居…… 陈先发说,村民历来注重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如今,村民生活富裕了,我们更要牢记历史,珍惜现在。” 无论是设立节日纪念红军,抑或从小教育孩子了解红色文化,还是四处走访记录口述历史……在红军踏过的土地上,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先烈的缅怀、对革命历史的敬意。 时光见证历史,历史催人奋进。 跨越历史烟云,被热血浇灌的长征路上,红军故事代代相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念在人民心中愈发坚定……[详情]

追寻 踏着红色的足迹
追寻 踏着红色的足迹

  原标题:追寻,踏着红色的足迹(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福建省清流县林畲镇毛泽东旧居。余杉芳摄(人民视觉) 福建省宁化县泉上土堡,红军战斗遗址。余杉芳摄(人民视觉) 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提供 梧桐秋雨,风雷激荡。 85年前的那个秋天,在福建省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前,6000多人的军队悄然集结。他们是即将踏上长征路的红九军团,刚刚从战场上撤下,不远处仍有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红九军团的出发地,是长征的又一重要起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将其描述为“福建的最远的地方”。这片“最远的地方”,是“风展红旗如画”的红色热土,凝聚着坚定的信仰和朴素的信念,也付出了悲壮惨烈的巨大牺牲。85年后,我们再次踏上闽西这片热土,追寻红色历史的点滴足迹,追寻那伟大不屈的精神力量。 无私支援,铸就长征坚强后盾 宁化县石碧村,当负重的战马和打着绑腿的士兵一同走进这个武夷山东麓的千年古村落时,新奇和疑虑同时在村民们心里积聚。 “跟以往那些拿着枪的兵老爷相比,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几天后,村民张国令发现了这支部队的与众不同:他们是穷人的军队,取消苛捐杂税,给穷人分田分地;他们军纪严明,从不乱拿村民的东西,会用银元向村民买柴火,借村民的土灶煮饭还付钱。 1930年6月,红四军在石碧村的短暂驻扎改变了张国令的一生。他本是村里的猎户,孔武有力。部队离开前,他成为红军中的一员,还特意带上了自己打猎用的鸟铳。“听部队首长的话,好好打仗,为穷人争口气。”母亲嘱咐他。 张国令再没有回来,4年之后,他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湘江边。 闽西苏区,像这样的从军故事再普通不过,背后的信念简单而朴素:跟着红军走,穷人有出路。 在长汀县,红军被服厂的工人们听说红军要转移,带着缝纫机就上了路。“移动工厂”随红军经历枪林弹雨,工人们常在露天地里干活。这样的场景让朱德同志多年难忘,后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记录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红军到长汀以后,工人的工资比红军来之前增加了3到4倍。从这一点上来说,工人们把红军看成自己的贴心人,是发自内心地跟着红军走。”长汀县党史专家张鸿祥分析。 发自内心的情感点滴汇聚,铸就红军长征的强大后盾。长征前夕,闽西苏区倾其所有,保障军需: 筹粮——1934年6月,在粮食供给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各县群众采取借谷、开展节约运动等办法千方百计收集粮食,以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的要求。至9月初,福建长汀县完成30954担,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上杭县完成5241担,新泉县完成3010担,全部超额完成计划,为红军长征供应了十数万担军粮。 筹物——仅在1934年6月15日至22日的8天中,就收集了铜3200斤、锡410斤、铁1500多斤,还有子弹壳180多斤。长汀县的赤男区一次就向红军部队送去了1700多双草鞋。长汀红军斗笠厂1934年8月的产量超过了20万顶;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的工人们,1934年5月后天天加班生产军用被服。 筹款——长汀县在1934年5、6月间共筹款7000余元,兆征县7月一个月筹款1.7万余元…… 生死相依,鲜血中挺立红色丰碑 毛毯,油布包,铜脸盆……长汀县博物馆,一组珍贵的国家级文物,勾连起一段悲怆往事。 文物的主人叫唐义贞,1929年与陆定一同志结为伉俪,长征前分娩在即,行动不便,留在了苏区。 她忍痛将3岁的女儿托付给中央苏区卫生材料厂的同事,在转移至长汀后产下一子,又不得不与儿子诀别。身边仅留的一条毛毯、一个铜脸盆和一个油布包,全都赠与收养儿子的那对夫妇,并用中文和俄文写下湖北武昌老家的地址。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即来联系。如果我没有来,就说明我已不在人世了,但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 25岁的母亲最终为革命而死。被捕时,她把身上一份党的机密文件揉成团,强咽下去。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闽西红土地上,有“风展红旗如画”的豪迈,更有无数烈士鲜血浸染的殷红。 “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1934年4月,福建省和闽赣省掀起了扩红热潮。到6月底,福建省参军人数达7160多名,闽赣省达1300多名。 9月,根据中央最新指示,征兵动员工作马不停蹄。至长征前夕的9月26日,宁化县又有200多人参加红军,长汀县再次超额完成计划,送到补充团的新战士多达1292人。闽西青壮年几乎全部上了前线。 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长汀县濯田镇,烈士的名单刻满了纪念馆整整一面墙。镇里同志在一旁介绍:在册烈士917名,几乎都在长征途中牺牲。 参加长征的近3万福建子弟兵,到达陕北时仅剩下2000余人。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会议旧址动情地说:“长征出发时,闽西子弟积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 长汀县中复村红军后代钟鸣,家中6位烈士,其中3位倒在湘江边。每年,他都要跟村里的乡亲们一起赶往湘江战役纪念地,那里的石碑上,镌刻着他们家人的名字。“更多的烈士最终没有留下姓名,他们同样不应该被忘记。”钟鸣说。 在中复村,钟根基是活着回来的极少数幸存者之一。长征前,钟根基等17位同村青年一同走向战场,临行前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谁就要为各自父母尽孝!上世纪50年代,老红军回村,余生30多年,都在默默践诺。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我死后,请让我把军功章全部带走,它们是我的兄弟们用生命换来的,我要把这些军功章还给他们。” 矢志不渝,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长汀人钟宜龙是烈士后代,刚出生不久,他的父母就被反动民团杀害。此后,钟宜龙被抱养至松毛岭脚下的一户人家。6岁那年,他在后方见识过那场战斗的惨烈——山头一场大火,草丛燃尽,参与医疗救治的养母,常跟其他大人抬回一名名伤员,那一幕带来的震撼至今难忘。 钟宜龙噙着泪,与当地村民们遍寻山头,将一块块散落的遗骸捡回,集中安葬。墓碑高约2米,由于无从知晓英烈的名字,村民们只简单刻上了两个字——红军。 钟宜龙常常看着这两个字发呆、流泪。他们为红色信仰献身,死后连名字都未曾留下。钟宜龙决心做一名“打捞者”,打捞尘封历史,为英烈“正名”。 工作极其艰难。有的政府没有登记入档,有的烈士家庭全部遇难。他只得四处走访幸存的老红军战士,足迹覆盖了长汀县,又覆盖了周边县市。 每找到一个名字,他都会买上香烛,来到墓碑前,用一种简单的“仪式”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平日里,他也会上那儿转转,清除杂草,擦拭墓碑。从风华正茂到风烛残年,风雨无阻。九旬老人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但尽其所能不让那段光荣的历史堙没。 闽西红土地上,越来越多的纪念碑和纪念馆挺立,它们标注着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代表着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 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退休后的钟宜龙拿出毕生积蓄,腾出祖屋,自费筹起红色展馆。展馆内,是他后半辈子苦心收集的红色历史。门口,一副对联赫然入目:“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那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时代过去了,但我们不能忘却。守护他们,就是守住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守住一个国家和民族血液里那股荡气回肠的信念。”钟宜龙说。 (蒋升阳 颜珂 钟自炜)[详情]

闽西子弟多牺牲 红34师血染湘江
闽西子弟多牺牲 红34师血染湘江

  原标题:“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闽西子弟多牺牲 红34师血染湘江 央视网消息:6月20日,再走长征路第10天。       福建清流 清流苏区始创于1930年,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诗词中就曾提到过清流。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这首《如梦令·元旦》是毛泽东在挺进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取得胜利后填的一首词,描绘了风展红旗如画的革命前景。诗词中所提的地名,包括了宁化、清流和归化。 这里是清流县林畲镇,这栋民居始建于清朝的光绪年间,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堂名“诒燕第”。在1930年1月毛泽东曾经在这里短暂地居住,这里也成为了福建保留最完好的毛泽东旧居之一,之后各路红军以及地方红色武装,把这里当做战地指挥机关,并且发挥了很好的红色堡垒作用。 当年,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二纵队抵达清流林畲。在这里,组织部队修整、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纲领,发动群众,播下了清流人民的革命火种。 在这所旧居的房屋墙壁上,留有一条红军标语“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落款是红军七师一团。据考证,这条标语写于1932年下半年。红军七师一团当时属于福建军区独立七师,后来和其他部队一同整编为红34师。这是闽西人民铭记在心的一支英雄部队。       红34师是红军整个长征战斗序列中的全军总后位,铁血后卫,湘江一战,红34师为了掩护主力红军渡江西行,在湘江东岸与国民党军队血战,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自己断肠而死,政委程翠林火线战死,只有100团的团长韩伟在弹尽粮绝后跳崖被当地瑶民救起,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也是长征中壮烈、关键的一仗。绝大部分由闽西子弟组成的红34师,近6000人几乎全员壮烈牺牲,他们因此被称为“绝命后卫师”。       跳崖被救幸存的韩伟之子韩京京,不久前来到清流林畲镇毛泽东旧居,追寻红军当年的足迹,回忆父辈英勇无畏的故事。 1934年12月,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突围时腹部中弹,重伤被俘,在押送途中,他自己撕开伤口,用力绞断肠子,慷慨就义,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年仅29岁。       英雄红军的故事,流传在闽西大地。在主力红军长征后,清流苏区在失去主力红军依托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斗争了近两个月。后来又与闽赣、闽西等地方红色武装并肩作战,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拖住了国民党大量有生力量,极大减轻了北上红军的压力。 闽西人民以自己的重大牺牲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们的姓名很多甚至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世长存。长征精神回荡在闽西山川之间,激励后人坚定信仰,无畏前行。[详情]

风展红旗如画:来自长征出发地长汀、宁化的红色信仰报告
风展红旗如画:来自长征出发地长汀、宁化的红色信仰报告

  原标题:风展红旗如画——来自长征出发地长汀、宁化的红色信仰报告 新华社福州6月20日电 题:风展红旗如画——来自长征出发地长汀、宁化的红色信仰报告 新华社记者谢良、刘斐、陈弘毅、吴剑锋 这是一次生命的伟大远征—— 福建长汀誓师西征的红九军团,宁化出发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等将士们,虽不知此去何方,但他们有一个信念:“改造中国”; 把一切献给红军的苏区百姓,有一个心愿:“胜利了红军就会回来”。 这是一次信仰的伟大胜利—— 黑云压城城欲摧,他们坚信:“跟着党才有出路!” 长征万里雄关道,他们坚信:“革命最终会成功!” 相信就是力量,信仰就是力量。 今天,走进长汀、宁化,无须刻意寻找,就能感受到:当天色还是黝黑时,他们信仰的翅膀,已迎着曙光飞翔。红土地上,风展红旗如画。 信心,令他们矢志追随 中复村观寿公祠前,“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石碑静立无声。 一队身着红军军装参观的队伍,整齐划一拾级而入公祠。时光仿佛回到1934年9月30日。 正是秋天,稻浪金黄。而炮声正隆。红九军团誓师大会前的歌声特别嘹亮,当天许多村的赤卫模范连、少先队补充加入。 送行的村民路过战士身边,就顺手把鸡蛋、苞米塞进他的口袋;有的妇女赶了十里路,寻见丈夫红着眼说:“我不是拉你回家的,好好干,等你回来”…… 十送红军,为何不舍?踊跃参军,舍家为何? 一担担沾着泥巴的鞋可以作答—— 出发前,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挑来群众送来的一担担布鞋、草鞋,战士们好奇,许多鞋上怎么还沾着泥巴? 原因让战士落泪。听说红军又要出征,老百姓从脚上把鞋脱下来,交给村里的支前队。他们说:“鞋来不及做了,把这些穿过的鞋拿去吧,行军打仗少不得。” 一双沾泥的鞋,丈量出军民的鱼水之情。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亲眼看到,红军把他们从地主、民团、国民党军的压迫下解救出来,能不拥戴?他们相信,这的确是一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 长汀县红色文化讲解员赖光耀的奶奶,亦是送行百姓其中一个。红军长征前,她每天要挑两担粮食、物资,走60公里路,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又为当地游击队运粮。“年轻时走路用膝盖太多了,结果奶奶才60多岁就走不动路了。” 60公里,两条腿。在拥戴的人面前,何惧更长的路,更高的山?他们相信,一颗红星就是一个希望!赖光耀说:“朴素的情感让他们就算一命换一命,也要报答红军。” 中复村红军桥头的一道刻痕见证—— 这是一条红军招兵的最低门槛:一支长枪加一柄刺刀的高度,大约一米五。这样,可以确保新兵背起枪,走上战场。 红军桥上的一幕,在战士钟根基此后战斗生涯里一直难忘。行至红军桥,向于都集结时,钟根基和16个同村发小齐刷刷地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就要替死去的兄弟尽孝!” 20多年后,钟根基解甲归田,履行起昔日的誓言,无论本村还是邻村,他都去帮助入殓抬丧,直到耳聋背驼抬不动了为止。 在长汀,在宁化,参军的儿郎,少有人生还。即便是这样,许多身高不足的少年在鞋里垫上报纸,在鞋底绑上几层草,甚至晚上偷偷改矮刻痕,以达到参军标准。 这是生命的丈量,面对红军的召唤,他们选择投身革命,向死而生,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他们于水火,只有跟党走才有出路。 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处长钟兆云说,苏区的老百姓哪怕不大懂革命大道理,也都愿意相信红军所说的美好社会,而这种相信的来由之一,就是看到家家分田地,不再吃苦挨饿。所以,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信心。 这信心,迸发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蓬勃伟力。 信念,令他们前赴后继 长汀松毛岭上,鲜血浸入沙土,漫山杜鹃。 85年前,面对国民党军火炮、飞机轮番轰炸、敌人三个整装师疯狂“围剿”,红军和数以万计的长汀地方武装坚守阵地达七天之久。 在红九军团撤出战斗后,红二十四师仍继续捍卫这个阻挡国民党军西进的重要关口,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集结长征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此役,红军牺牲4000余人。 阵地一次次被攻占,红军又一次次地夺取回来;前面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后面的士兵又一个个拿起枪冲上去…… 一位被担架抬下来,胸部中弹“开花”的战士,抓着卫生员的手说:“帮我包上,一会儿我再上去打。”还没来得及包扎,他却再也无法醒来。 谁不珍爱生命?手握步枪、大刀的红军,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为什么能不畏牺牲、前赴后继? 答案是信念。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信念战胜恐惧,才有英勇无畏。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是他们前赴后继的朴素志向。 “普通士兵和老百姓或许不懂‘主义’,但他们坚信,就算自己死了,只要革命成果保住了,子孙后代都能过上好日子。”长汀县红色文化讲解员钟鸣说,为别人而活、为后世而死,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续下去,这样的奉献也是“红军精神之魂”。 信念创造奇迹。有人惊叹: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还是神? 你能想象一个师,担起后卫掩护中央红军数万人的重任? 湘江战役中,6000名闽西子弟组成的“绝命后卫师”红三十四师为掩护主力红军突围,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接到作战任务,这些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没有人知道命令下达的那一刻他们是否意识到,这或是永别。 中央红军部队离他们远去,敌人从各方向包围而来,红三十四师孤立无援—— 寻找敌人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 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就是将士的宣言。胸怀信念,他们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搏斗,他们的壮举气吞山河。 数据统计显示,在整个苏区时期,闽西先后有10万工农子弟参加红军和赤卫队,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万闽西儿女,到达陕北时仅存2000多人,长征每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儿女倒下。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 在理想面前选择献身,用意志和勇气对抗险阻,这就是红军将士之所以谱写出壮丽史诗的根本所在。 1935年1月,唐义贞在长汀被国民党军抓获前,将一份党的机密文件吞入肚中,国民党军竟残忍地剖开她的腹部,予以杀害,时年25岁。 同年2月,何叔衡在长汀遭国民党军围捕,不愿拖累队伍,纵身跳崖后被枪杀,时年59岁。 同年6月,瞿秋白在长汀坦然走向刑场,用俄语高唱《红军歌》《国际歌》,从容就义,时年36岁。 …… 那一刻,他们放弃了生命,却没有放弃“必定为革命奋斗”的坚定信念。 信仰,令他们坚韧不折 直到40年前,罗广茂在拆建家中谷仓时,发现了被油纸布包裹的军号谱,霎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这本用于行军打仗的“密码本”,他视同生命。1934年,罗广茂作战负伤四处藏匿,颠沛流离中军号谱不知去向。解放后,罗广茂多次在长汀、宁化寻找未果。心结化不开,他常常独自坐在院中,翻出号嘴,吹上几段,然后紧紧攥在手里。 上交组织的那一刻,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对他而言,40多年漫长等待,每一天都是煎熬,这天终于实现了当初“人在,号谱就在”的诺言。 是什么力量支配他能够忍受痛苦,为之等待,为之倾心? 翻阅中央红军主力开启载入人类史册的长征史,我们寻找答案—— 在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的路上,他们愈挫愈勇、英雄辈出;在途中被打散了、负伤了,但他们找寻队伍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龙岩籍红军烈士张仰的孙子张敏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长征中担任红三十四师101团参谋的张仰在广西左江负伤,伤情略好便取道寻找部队,沿途求乞,终于回到龙岩游击区找到党组织。 张敏说,信仰在支撑着爷爷,“只要尚存一息,就要找到组织”。 三年留守苏区的游击战中,国民党军采用“车干池塘水,捉尽水底鱼”的狠辣手段,隔绝了游击队与群众的一切联系,致使游击队一连数月无粮吃、无衣穿,甚至完全靠野草、野果、野菜充饥。游击队员们依然英勇作战,多次打击了敌人,并发展壮大了队伍。 怀着信仰去战斗,他们就有了双重武装! 国际社会越来越多人认为,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他们也在追问,这支队伍衣衫褴褛、缺枪少弹,信仰从何而来? 这信仰来自党对真理的孜孜追寻。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与悲壮的革命征程中,这种追寻也从未止步。三湾改编,确立“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的根本原则;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鲜明底色……一支农民为主的军队建设成了强大的新型人民军队。 这信仰来自党的宗旨在人民群众中的扎根实践。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一组数据让人慨叹: 在长汀,1.72万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 在宁化,长征前夕民众广泛支前,共筹集粮食950多万斤、钱款54万元 ……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91岁的钟宜龙在长汀家中的这对门联,刻画了闽西大地上人们对长征精神、红色基因的传承。 钟宜龙一家有40名烈士。2016年,钟宜龙自费20多万元将祖屋修缮一新,把半个世纪来搜集的长征故事张贴到墙上,做成一个草根红色文化展。 “万里江河总有源。”钟宜龙说,“我只希望把他们的光辉事迹传承下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参与采写:李松、梅常伟、刘羽佳)[详情]

红军好作风 暖了百姓心
红军好作风 暖了百姓心

  原标题:红军好作风 暖了百姓心(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福建宁化县湖村镇巫坊村锣鼓坪的红军长征集结地纪念碑。余杉芳摄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1930年1月,在红军挺进闽西时,毛泽东豪情满怀地写下这首《如梦令·元旦》。 当年,福建三明是红军的重要活动区域和主要集结地。三明苏区人民每年为中央苏区政府和红军募集“千担纸、万担粮”,特别是宁化苏区扩红支前运动筹集了粮食950多万斤、钱款近54万元和大量被装支援前线,组织了2万多人次的担架队、运输队,承担支前后勤保障任务。三明3万多人参加红军,约1.4万人从宁化出发踏上长征之路。他们大都编入红三军团第4师和红五军团第34师,分别负责长征中最艰巨的前卫和后卫任务。红军到达陕北后,三明籍红军战士幸存的仅有76人。 循着红军的足迹走进这片红土地,历史长河中的点滴细节令人感动。 “祖母常给我讲毛主席在我家住的故事。”三明市清流县林畲镇塘堀村内,一座两进的木构建筑,是邱梅香家的祖产,1930年1月中旬,毛泽东来到林畲时曾住宿于此。 站在祖厝前,邱梅香打开了话匣,“毛主席住进家后,当晚与祖父聊了很久,主要是宣传红军政策。” “祖母每每回忆,总说红军很和善。”邱梅香说,红军的好作风,暖了百姓心。毛泽东走后,邱家祖厝还多次接待红军。 林畲镇外山脚竹园,曾家烈士墓肃然矗立。沥沥细雨中,红军后代曾丽红的讲述,把记者带入“一门三烈士”的感人故事里。 “祖辈们与红军的渊源,要从几袋豆子说起。”曾丽红说,1930年初,第一批红军队伍来到林畲,“当时红军在家里的菜园子摘了一些豆子,第二天就把钱送上了门,这让曾祖父曾富良大为感动。”1931年6月,又一批红军进抵林畲时,曾富良带着一家老少毅然加入红军。 “我家有5人参加红军,曾祖父曾富良、祖父曾其应、祖母谢玉姬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曾丽红说。 感念英雄,新中国成立后村民们将曾家三烈士的遗物殓在一起,修建了烈士墓。如今,曾丽红成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向往来游客讲述革命故事。“曾家的故事,只是苏区人民无私无畏、献身革命的一个缩影。没有革命先烈们的付出,哪有如今的美好生活!”曾丽红说,“作为烈士后代,我有责任把那段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让长征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钟自炜)[详情]

血雨腥风的承载 记忆中的那些经典红色意象
血雨腥风的承载 记忆中的那些经典红色意象

  原标题:血雨腥风的承载——记忆中的那些经典红色意象 新华社福州6月19日电题:血雨腥风的承载——记忆中的那些经典红色意象 新华社记者 军装、绑腿、草鞋,身后再背一个竹斗笠,这几乎成了人们心中最熟悉的红军战士形象。而这些记忆中的经典红色意象,承载着一段段血雨腥风的岁月,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竹斗笠——最鲜活的红色意象 在福建省长汀县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红军斗笠厂印制“工农红军”四个大字的铸铁模片和当时使用的桶和剪刀等工具。 1929年3月11日,红四军从江西首次进入闽西。3月14日,长岭寨围歼战打响,当日长汀县城解放,闽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 长汀地方党史专家赖光耀介绍,长汀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红四军在大量手工作坊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根据部队之需建了几十家为部队服务的军需工厂,其中就有红军斗笠厂。 1932年冬,红军斗笠厂支书廖二子听到有红军战士抱怨,生产的尖顶斗笠既笨重又不好携带,使用也不方便,还经常划破衣服,不适应战斗生活需要,就立即召集技术骨干,进行技术革新。 “原本尖尖的笠顶,被改为缠藤的平顶,竹片夹边改为竹篾缠边,竹叶原料再加一层油纸原料,斗笠面上还刷上桐油并印上‘工农红军’四个大字,笠面左右两边各刷上一个鲜艳的红五星。”赖光耀说。 1933年秋,红军斗笠厂从家家户户会做斗笠的长汀南山谢屋村等招收100多名工人,产量迅速增加。仅1934年长征前九个月,工人们就日夜兼程地生产了超过20万顶斗笠,确保红军将士和赤卫队员人人都有一顶“红军斗笠”。 这些斗笠从长汀斗笠厂出发,伴着红军将士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不少红军将士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满怀深情地提及这种具有显著苏区特征的斗笠。 草鞋——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 与斗笠相比,草鞋是长征期间红军更重要的战略物资。 “只有草鞋这种容易就地取材,制作简单的廉价鞋子才能使红军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翻山越岭不断远征。”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义务红色讲解员钟鸣说。 当年红军机关报《红星报》就曾专门刊登过题为《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文中描述道,红军开始长征时,由于准备不充分,不少战士赤脚行军,导致频频生病。 此文还要求把解决部队的草鞋提到重要位置,以减少病员,巩固红军战斗力,并提出了解决草鞋的具体办法。 “红军想尽各种办法就地取材,采用稻草、麦秸、玉米秸、乌拉草等材料,手工编织制作鞋子。虽说鞋底不耐磨,然而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这种鞋子却成了战士的必备品。”钟鸣说。 红军从长汀出征前,苏区百姓日夜加班加点赶制草鞋。“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百姓一片心。亲人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这首歌谣是红军与苏区百姓鱼水情深的历史见证。 2016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罗炳辉传》,对松毛岭保卫战和红九军团从长汀中复村出发的史实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其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描写:“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挑来一担布鞋、草鞋,有许多鞋上还沾着泥巴,显然是刚从脚上脱下来的,他们说,鞋来不及做了,把这些穿过的鞋拿去吧,行军打仗少不了它呀。” 绑腿——最耀眼的装备之一 据史料记载,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的第一套军服除了军帽、上衣、裤子之外,还有一副绑腿。 “长距离行军,一天下来血液都下积到腿部,双腿就会酸痛不已,打上绑腿,促进血液回流,能有效减轻腿部酸痛。”长汀县博物馆讲解员钟佩璇说。 钟佩璇介绍,山区多尖利岩石、多荆棘茅草、多虫蛇叮咬,绑腿还有保护腿部的作用。 “当时红军主要都是依靠徒步行军,所以绑腿也就成了红军不可或缺的个人重要装备。”钟佩璇说,“绑腿的作用很多,比如紧急情况下可以当作绷带包扎伤口或作为三角巾固定骨折部位,几根绑腿连接起来可以作为绳索来用。” 据了解,打绑腿时要站着打,才能保证绑腿松紧适度,打得太松不仅容易散落,也起不了保护腿部的作用。打得好的绑腿松紧合适,能封住鞋口,防止泥土或小石子进入鞋子。 红军的长征历程,有着太多艰辛的记忆。但那也是一个民族走向希望的光辉历程……(记者李松、梅常伟、刘斐、陈弘毅)[详情]

长征起点“守魂人”钟宜龙:一个是红字 一个是心字
长征起点“守魂人”钟宜龙:一个是红字 一个是心字

  原标题:一个是红字 一个是心字——记长征起点“守魂人”钟宜龙 新华社福州6月19日电题:一个是红字 一个是心字 ——记长征起点“守魂人”钟宜龙 新华社记者 一位老党员为松毛岭战斗牺牲的无名烈士“守魂”60余载…… 他就是今年91岁的钟宜龙老人——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党委一位退休干部。有人慕名而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来访者讲述那段历史:“我的人生两个字:一个是红字,一个是心字。” 钟宜龙刚出生不久,亲生父母就被反动民团杀害。后来,他被抱到了松毛岭脚下的养父母家。 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保卫战打响,处处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年仅6岁的钟宜龙目睹了这场恶战的惨烈。 “无数战士在这场7天7夜的血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钟宜龙声音微微颤抖着讲述:“当我看到养母和几个大人抬回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员,吓得连哭都不会。这些伤员的脸上都是泥和血,有些人没有手,有些人没有脚。家家户户都住满伤员,许多重伤员来不及抢救,就牺牲在担架上。” 那一幕幕悲壮的情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双方为争夺一个山头,时常展开白刃战,终因敌强我弱,弹尽粮绝,红军撤离阵地,松毛岭全线失守。从此,一万多名红军将士和长汀地方武装战士永远长眠于山岭间。此役成为红军长征前在闽最后一战,《长汀县志》记载:“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 1934年9月30日下午,在距离松毛岭不远的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观寿公祠前,万人誓师会举行,红九军团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钟宜龙的养父钟大廷也随第九军团出发,再也没能回家——钟大廷后来在江西与敌人作战时牺牲。 “我们村既是红军村又是寡妇村,因为参加红军去远征的男人,绝大多数都牺牲了。”钟宜龙说,“仅仅我养父那一个家族,为革命牺牲的人数就达到了40人。” 抗战胜利后,钟宜龙参加剿匪。当时,土匪藏在松毛岭的一个山窝里,为了逼土匪现身,战士们在山上放了一把火。大火过后,土匪投降了,眼前的景象令他热泪盈眶,唏嘘不已—— 茂密的青草化为灰烬,露出漫山遍野的尸骨,这些都是当年在松毛岭战役中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的无名烈士。 那一刻,钟宜龙想起战死他乡的养父,顿时泪如雨下…… 让英魂安定,这股信念像根一样深深扎进他心里。 “后来几年,我和党员干部、村民一有空闲就到山上去,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寻找,共收殓整理烈士遗骸3000多具。”钟宜龙说。1953年,他发动村民、党员干部捐献砖头,在离村十几公里的松毛岭半山腰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烈士纪念碑。 由于无从知晓这些烈士的姓名,钟宜龙在这座烈士纪念碑上为英雄们刻上了统一的名字——“红军”。 在松毛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终有了灵魂安息之所。 望着沉甸甸的“红军”二字,钟宜龙心如刀绞。这些为了信仰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身故后竟连名字都无人知晓。 钟宜龙决定为这些无名烈士“找名字”。但有的烈士家庭全部遇难,有的没有登记入档,查找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了确认烈士身份,他走访本村和邻村幸存的老红军、“五老人员”,整理1928年到1934年参加革命的烈士名单,撰写相关历史史料。 一位位英烈的名字被发现,一个个英雄的事迹被发掘,钟宜龙在一次次寻访中,内心一次又一次被打动。 每找到一个名字,他都会买上香烛,郑重地来到墓碑前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平日里,他也会去那儿转转,清除杂草,擦拭墓碑。 钟宜龙生活简朴,经常吃馒头蘸酱,多年不曾添置一件新衣,不给后辈留财产。他却拿出毕生积蓄,腾出祖屋,自费筹建红色展馆,将收集到的革命资料陈列出来。 “我花了5万多元修缮这间祖屋,又花了20多万元收集这些展品,花1万多元打印这些素材。”钟宜龙说。 在钟宜龙红色家庭展的门口两侧,显目地写着“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两行字。在红色家庭展中,重点展示了他收集的照片、文字资料等,还有红军当年在南山驻扎时留下的标语、长窠头村革命烈士的调查表等。 “万里江河总有源。那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时代过去了,但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我们不能忘记英烈。守护他们,就是守住历史,守住心灵,守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信念。”钟宜龙坚定地说,“在剩余的生命里,我将把发扬传承红色精神当作自己唯一的使命。” 钟宜龙将生命的光,悄然无声地隐于默默守望。钟宜龙,无名英烈的“守魂人”!(记者李松、梅常伟、刘斐、吴剑锋)[详情]

苏区娘子军 顶下半边天
苏区娘子军 顶下半边天

  原标题:苏区娘子军 顶下半边天(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6月12日,在福建宁化县凤山村,红色娘子军家属李三岗女讲到亲人牺牲时潸然泪下,记者替她擦去眼泪。余杉芳摄 “韭菜开花一杆心,割掉髻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万万岁,割掉髻子也甘心。”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前,原馆长陈端唱起一首婉转的山歌。 悠扬旋律唤起一段革命岁月——革命老区宁化县,是红军长征4个集结出发地之一。 “当时全县13万人,参加红军的青壮年达1.37万多人,女子顶下了红色半边天。”陈端介绍,“剪掉发髻、投身革命,这首传唱至今的红色歌谣,说的就是活跃在宁化的苏区娘子军。” 其中,苏惠珠的故事家喻户晓。苏惠珠原本不姓苏,6岁时她被卖到宁化一家巫姓的商店做婢女,取名巫珠女。宁化建立苏维埃政府后,她参加了城关妇女夜校识字班,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南郊区委妇女部长后,她就完成了妇女赤卫连的组建任务。 1933年,她与爱人到区苏维埃政府登记结婚,工作人员的一个问题难倒了她:“结婚需要个人信息,你姓啥?” “我是孤儿,从小没了父母,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苏惠珠回答,“是红军把我救出火坑,党和苏维埃政府就好比父母,从来孩子跟着父母姓,我就姓苏吧。”从此改名苏惠珠。 苏惠珠更以行动表明自己的坚定信仰:1933年5月的扩红运动,她超额完成任务;1934年夏,苏维埃政府开展借谷运动,她组织妇女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把粮食运到江西前线;1934年8月,苏惠珠调任中共宁化县委妇女部长,1935年2月不幸被捕,在漳州壮烈牺牲,年仅22岁。 翻开《宁化县志》,娘子军誓死保卫苏区的故事历历在目:1931年,宁化县委设立妇女部;1932年初,城关4个区成立妇女连;截至1933年底,全县参加妇女连、赤卫军的妇女达到770多人。 “宁化是中央红军给养和后勤保障的重要基地,为大力支援前线,宁化娘子军克服重重困难筹集给养,提供后勤保障。”陈端说,1933年“三八”妇女节期间,为完成慰问红军的任务,宁化妇女7天内赶制出1.78万双鞋。1934年1月30日到2月2日,为突击完成9000石粮食运送任务,宁化1300名妇女肩挑背驮,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将粮食运往长汀前线。 在战争前线,同样闪现娘子军的身影。1933年7月,彭德怀率领部队攻打宁化泉上土堡,前方参战的宁化红色娘子军英勇杀敌,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后方女战士组织妇女运送弹药、粮食、蔬菜到前线,并承担抬运伤员和护理任务。 谈起那段烽火岁月,宁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办公室主任刘建军感触良多:“苏区红色娘子军的传奇历史,会一直激励着一代代老区儿女奋勇向前。”[详情]

福建宁化:一本红军号谱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福建宁化:一本红军号谱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原标题:[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福建宁化:一本红军号谱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是1930年,古田会议召开之后,毛泽东从闽西转战赣南时写下的《如梦令·元旦》中的词句。开篇所指“宁化”,正是中央红军长征的4个出发地之一,毛泽东曾盛赞这里是中央苏区“东方好区域”。苏区时期,宁化的扩红支前运动如火如荼,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得最为完整,没有任何缺页、漏页,且正规出版的军用号谱,是研究红军军事生活、革命斗争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军号嘹亮雕塑前,原馆长张标发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介绍了馆里的镇馆之宝——《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是如何躲过重重战乱,安然无恙保存下来的呢? 不容丢失的“声音情报” 号谱的主人叫罗广茂,是福建宁化县泉上镇马祖庙人,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了红军。在他的二儿子罗云清的印象里,父亲个头不高,但声音洪亮。入伍后,罗广茂被选为部队司号员,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可不要小看这个兵种——战争年代,号声就是命令,不仅担负着令行禁止、提振军心的光荣使命,更发挥着震慑敌人的重要作用。 这本号谱是一本用毛边纸黑油墨印的小册子,有40页,封面两边各印有一把军号和鼓槌,顶部印有红旗、五星、齿轮和两杆交叉的枪,中间醒目地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3行文字。翻开号谱,可以看到红军生活、训练、作战指令、部队番号、职务等各类曲谱300多首,仅行军作战号就有“跑步前进”“停止前进”“左翼增加”“右翼增加”“向左包抄”“向右包抄”等指令,可以说这是一部不能让敌军得到的“声音情报”。 学习结束后,罗广茂被安排到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在一次作战中,他不幸中枪受伤,被安置在当地老乡家里养伤。伤好以后,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可是这本写满了红军机密的号谱还在自己手上。要是让敌人发现,红军在战场上将完全丧失主动权。想到这里,罗广茂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把号谱带回家藏匿起来。途中,由于军号太过显眼,他不得不忍痛把号身丢掉,只保留了号嘴。到家后,罗广茂再三叮嘱母亲妥善保管,之后便躲到了偏僻的地方,以避开敌人的视线。 失而复得的革命文物 一晃10多年过去。新中国成立后,罗广茂想要找回号谱。但母亲年事已高,记不起放在了哪里。母亲过世后,号谱的下落成了罗广茂解不开的心结,号嘴便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罗云清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父亲把号嘴看得无比神圣,号嘴就是他的命根子。他说,父亲一直把号嘴精心保管在箱子里,有时会独坐院中,拿出号嘴吹一吹。尽管听不懂号声代表的指令,但他知道父亲一定是想起了红军,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有一次,他拿着铜制号嘴想要换糖吃,恰好被父亲撞见。父亲专门在饭桌上严肃地批评教育他,说那可是红军的东西,小孩子不能随便动。 1974年,由于连日大雨,罗广茂重新修缮院中谷仓,在谷仓底板上,意外发现一块被油纸布层层包裹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原来这就是他找寻了30多年的号谱!张标发介绍说,那时候恰逢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筹建,县里正在广泛征集革命文物。罗广茂在找到号谱的第二天,便带着号嘴一起捐赠出来。为了验证罗广茂是不是真当过司号员,县里还专门找了一位懂五线谱的音乐老师与罗广茂交流。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罗云清说,音乐老师问的谱子,父亲全部都唱对了! 不忘初心的号声永续 上世纪90年代,经国家文物局近现代文物专家组鉴定,这本号谱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号嘴被认定为国家三级文物,一同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展出,为众多参观者诉说当年红军将士抛头颅洒热血,一心为国宁死不屈的故事。 令人惊喜的是,宁化师范附小的老师巫朝良与学生一起,吹奏了起床号、集合号等指令,为记者重现了这本旧号谱里的声音。巫朝良说,每次吹号总会想起革命先辈奋勇杀敌的场面,让人热血沸腾。 记者了解到,2018年10月份,我军司号制度恢复与完善工作全面展开,阔别了33年的军号再次在全军奏响。这号声,是一往无前长征精神的延续,是闻号而动纪律意识的载体,更是不忘初心红色基因的传承。 巫朝良说,我们生在老区,长在老区,号声就是革命传统和荣誉感的象征。在教学中,他也常常会用红军长征的故事来培养孩子们的纪律意识和吃苦精神。(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康琼艳)[详情]

走访福建省长汀县四都镇红色旧址:一条无名溪的红色奔流
走访福建省长汀县四都镇红色旧址:一条无名溪的红色奔流

  原标题:一条无名溪的红色奔流——走访福建省长汀县四都镇红色旧址 新华社福州6月18日电  题:一条无名溪的红色奔流——走访福建省长汀县四都镇红色旧址 新华社记者 世代居住在姜畲坑的人们,没有想过给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取名,他们甚至没有料到,有朝一日会有人问起它的名字。 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小分队在福建长汀的采访,第一站便是位于闽赣交界地区的四都镇楼子坝村姜畲坑。这是个山坳中的自然村落,只有七八户人家,依山而建的房屋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溪水两岸。 村中有四处与红军有关的建筑:医院旧址、兵工厂旧址、造币厂旧址和毛泽覃同志故居。其中,医院、兵工厂、造币厂是因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大面积被敌人攻陷,从四都镇周边转移到这里的。 “兵工厂当时有多少人?能造什么武器?数量有多少?”“医院有多少医生和护士?总共接收过多少伤员?”……楼子坝村党支部书记陈先发的回答让人遗憾:“这些情况查不到资料,也找不到当事人,已经没办法弄清楚了。” 听说兵工厂、造币厂两处旧址仍有人居住,大家便登门拜访,尝试着从房屋主人身上寻找突破口,找到与红军有关的记忆片段。然而,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村民大都被敌人杀害或已过世。 据史料记载,敌人1934年11月占领长汀后,多次猖狂进攻红军和游击队,苏区福建省委、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福建军区伤亡惨重,活动范围急剧缩小,不得不分路突围,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人员兵力损失殆尽,文献资料全部遗失。 先烈已去,故地犹存。曾经,红军先烈们为了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在这偏僻的大山深处生活、战斗,作为后辈的我们却对此无所知、也无从了解,让记者感受到更多莫名的悲壮。 沿溪而下,轮廓模糊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 村外三四百米,水口。中央红军长征后,敌人占领姜畲坑,把村里人全部抓起来,会讲当地方言的被押到镇上,不会讲的100多人在水口被就地杀害。这百余人大多是当时苏区福建省委、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和福建军区的工作人员,但具体是谁,无从知晓。 离姜畲坑约五公里,陈屋。1929年,红四军首次入闽时曾在村中短暂停留,不少村民跟着队伍参加了红军。后来,敌人疯狂报复苏区军民时,村西北的巴丘坝成了“杀人坝”。上世纪80年代,村里组织开荒时,曾挖出多具遗骸。这些人是谁,无从知晓。 溪水冲出大山,汇聚成河。河两岸,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里,水稻、烟草、山药长势正好。在红都村,立起一块1933年5月20日的“牺牲烈士纪念碑”:这块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苏区烈士纪念碑,原本刻有58位烈士的姓名,虽遭敌人破坏,但仍可辨认出50个姓名。 “烈士身份的确定和生平事迹的梳理,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成果有限。”四都镇文化站原站长赖光耀是一位红军后人,也是《四都人民革命简史》的作者。几十年来,赖光耀一直致力于整理革命历史,但大部分时间,他都面临着跟记者同样的无奈。 “有的烈士我们可能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有的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做过什么,但我们始终记得,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他们最伟大的事迹。”赖光耀说。 先烈无名,宛如奔流不止的溪,始终滋养着这片红色的土地……(记者梅常伟、李松、刘斐、吴剑锋)[详情]

记者再走长征路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记者再走长征路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原标题:[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央视网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访团队昨天(17日)离开了福建长汀县,前往福建上杭县,来到古田会议会址。6月17日,再走长征路第7天。福建上杭。 1929年,古田会议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探索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辉道路,新型人民军队由此走上了发展壮大的历史征程。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访团队从长汀出发,一路高速,穿过古田隧道,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茂密树林掩映下“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这是1969年古田会议40周年时用搪瓷烧制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何岩柯:“这里原本是一座建于清代的宗祠,后来改为学校。1929年12月28日到29日,红四军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并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也对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就是当年开会的地方,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以及地方干部和妇女代表共120多人参加了会议。《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古田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红四军前委。其中,黄益善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时,黄益善奉命将地方武装整编为三个游击大队,牵制敌人兵力,掩护红军长征。古田会议纪念馆讲解员 王叶洪:“1935年4月21日凌晨,游击队与‘追剿’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在前线指挥的黄益善不幸腿部负了重伤,而且这个时候敌人又猛扑过来,这时,黄益善为了掩护战友安全转移,他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最后他举枪自尽,牺牲时年仅36岁。”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记录下红军发展的历程。这件军服是红四军的第一款军服。红军成立之初,并没有统一的军服,1929年3月,红四军筹集了五万大洋制作了四千套军服,第一次统一了着装。特别的是,领章周围镶了黑边,这是当时为了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何岩柯:“在纪念馆里我还看到了一封留在墙壁上的信,这封信叫做‘留款信’,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内容,它说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26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里,落款是红军。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时的战事非常地紧张,但是红军战士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老百姓手中的一针一线,军纪严明,获得了百姓的拥护。”红军处处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人民群众积极参军支前。《当红军最光荣》的牌匾当时悬挂在苏区百姓家中。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的党委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对红军的领导,保证了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这是红军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重要标志。古田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洪武子:“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铸就了我们永远不变的军魂,使得我们这支军队永远跟党走,听党指挥,这也是我们军队百打不散,始终能够英勇奋战,最后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使得这支军队能够克服千难万险,能够在极其困难的长征途中,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最后取得了我们长征的胜利。”我们在采访时,遇到了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柯鸿荣老人,他是一位有着近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从近300公里外的福建莆田赶来,专程到古田会议纪念馆参观。 参观者 柯鸿荣:“我们这党很伟大的,来参观很有意义。 ”参观者 柯鸿荣之子 柯朝晖:“我这应该是第二次来,每次来每次都有新的体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要凝聚我们思想,特别建设我们新时代社会主义,我们要在习总书记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要凝聚我们全国人民的力量,要拧成一股绳来抓好建设。” 距离古田会议会址不到一公里,有一栋名叫协成店的建筑。古田会议闭幕后不久,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协成店一间简陋的房间里写下《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古田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洪武子:“这篇著作其实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这样一条中国革命道路。这一条指引应该讲在每个人心中点燃了火炬,照亮了我们革命前进的道路,所以很多人走过长征的老同志都在讲,正是跟着党走,使得我们能够克服千难万险,我们走新时期的长征路,也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 ” 今年即将迎来古田会议召开90周年,过去先辈们探寻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艰辛奋斗,今天我们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是为了深入思考当初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长征没有终点,奋斗未有穷期。[详情]

红军桥上的“等高线”
红军桥上的“等高线”

  原标题:红军桥上的“等高线”(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位于长汀县中复村的红军桥。焦 艳摄 岁月的斑驳早已爬满桥柱,那条线却依然清晰。线高大约1.5米,是一把上了刺刀的步枪的高度。“人比枪高当红军”——当地人都知道,这就是当年红军征兵处的等高线。 等高线刻在一座木质廊桥上。桥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跨过一条小河,连着千年“官道”,自古便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1929年,红军常常在此宣传革命、分田分地、动员征兵,当地人又把桥称作“红军桥”。 中复村一带,先后有2000多名子弟走过那条等高线。他们大多数直接奔赴战场,只留下最后的背影。烈士后代钟鸣告诉我们:这2000多人中,到达陕北时只剩10人,最后活着回到村里的,仅6人。 红军长征前最后一次大规模阻击战,就发生在不远处的松毛岭。1934年9月,由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等部队组成的阻击力量,坚守中央苏区东大门的最后屏障,为红军主力转移赢得时间。他们的身后是长汀,再过去,就是瑞金。 作战动员就在桥旁的一处老戏台。“台上动员,台下烧饭,刚刚参加红军的新兵领一碗肉,就直接上了松毛岭,大多数都没再回来。”在中复村长大的钟彬彬,儿时常听祖母回忆当年情景,印象深刻。 “父母送儿上战场”的故事比比皆是。一位名叫罗云然的老人,有6个儿子。前3个被他领着参了军,都牺牲在反“围剿”的战场上。得知松毛岭战事空前惨烈,红军急需补充兵源,老人又把剩下的3个儿子送到红军桥征兵处。征兵的红军干部蔡信书于心不忍:“老罗,留下你的小儿子在身边吧。”老人说:“没有红军分来的田地,孩子们早饿死了。就是断了香火,也要跟着红军!” 靠着朴素的信念,就这样筑起“血肉相连”的苏区防线。不能参军的群众,抬担架,救伤员,送补给,修工事。担架不够,老百姓就卸下自家门板——中复村至今还存留许多看似“别扭”的老房子,门口两块门板参差不齐,那是后来拼凑起的房门。砖瓦告急,蔡信书带头拆了自家房子,把砖瓦运上松毛岭,供红军修建防御工事。85年过去,老人早已过世,老房子地基仍清晰可辨。松毛岭上,那些曾经给老百姓遮风挡雨的砖瓦,又为红军战士抵御了枪弹。 新婚第二天,中复村赖二妹的丈夫钟奋然奔赴战场。临行前,丈夫答应妻子一定会回来。一别30年,妻子盼着丈夫归来,每年用手中的针线为丈夫做一套新衣裳和鞋子。最后等来的,是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赖二妹给丈夫建了一座衣冠冢,把30套衣裳和鞋子放了进去。 多年过去,钟鸣成了中复村的红色文化义务讲解员。红军桥上的那条征兵等高线前,他无数次驻足,讲述过往岁月。他和当地百姓给那条线取了个名字,叫“生命等高线”。[详情]

生命的等高线 写在刻度里的长征
生命的等高线 写在刻度里的长征

  原标题:生命的等高线——写在刻度里的长征 新华社福州6月17日电 题:生命的等高线——写在刻度里的长征 新华社记者吴剑锋、刘羽佳 数十年后行走在中复村的红军桥上,廊桥柱子上的一道刻痕依稀可见。今天,这道印记仍能轻易刻进南来北往的游人心里。 位于福建长汀的中复村,是当年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一村。红军桥上的这道刻痕,是红军招兵的最低门槛:一支长枪加一柄刺刀的长度,大约一米五。这样,可以确保新兵背起枪、走上战场。 这是看一眼就触动心灵的刻痕。凝望刻痕,仿若又看到当年刻度线前,一张张焦急等待的稚嫩面庞。昔日桥头“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又变得鲜明起来,远处松毛岭战场的枪声迎面扑来,浸润鲜血的红飘带蜿蜒向前。 这是一段丈量生死的刻度线—— 敌人围剿战事酣,保家卫国上战场。 长汀县红色文化讲解员钟鸣说,他的叔公、外公等6人先后参加红军,均壮烈牺牲。他所在的南山镇就有560多位在册红军烈士。 谁家父母不爱儿?送来参军的儿郎,十之八九,无人生还。 塘背乡的老农罗云然,先后将6个孩子送到这里。听闻老人已有多个孩子牺牲,红屋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蔡信书不忍,劝他留下小儿子在身边。罗云然却说,如果没有红军来分田地的话,孩子们早饿死了,就是断了香火,也要跟着红军干革命!最终,小儿子也战死疆场。 钟鸣说,小时候一过节,家里的老人就哭哭啼啼。那时不理解,原来这是一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愫! 哪有儿郎不念亲?在这座廊桥上,钟根基等17位同村的热血青年,一同报名参加红军,他们在出发前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谁就要为他们的父母尽孝! 在生命的等高线面前,闽西子弟向死而生,毅然完成自己对生命的选择。有关记载显示,仅参加长征的福建人民子弟兵就有近3万人。 这是一道闽西苏区人民前赴后继的战线—— 舍得一死跟党走,拿起刀枪上战场。 面对生命的等高线,有妻子因丈夫身高不足,便替夫从征,加入担架队,在惨烈的松毛岭战役中为红军运送伤员;也有儿童为了够到线的高度,半夜起来,偷偷给它改矮,“骗”进红军的队伍…… 这道线蕴含着当地百姓朴素而坚定的信念:跟着党找出路。 “尽管知道会有牺牲,但对于当地百姓来说,幸福时光是红军用牺牲换来的,值得用生命去捍卫。”钟鸣说,大家都懂得这不是一家人、一个村、甚至一个县的事,这是要千千万万人付出牺牲的事。 远处山歌嘹亮,“杀头好比风吹帽,革命就要革到头”。这样的歌声,不独在长汀,旧时代的神州处处此起彼伏。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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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6月13日 11:12|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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