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主义”圆桌论坛在京举行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价值观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外交工作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我们在国内也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多中小学校都会要求孩子们进行背诵核心价值观，中国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清晰，棱角越来越鲜明，是非标准和好坏原则也越来越凸显。然而，在这之前，特别是在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并不是很重视价值观，而是更强调国家利益，尤其是发展利益。事实上，我们处理国家政治关系一直以战略意义为中心，其余因素并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即使有影响，也不会持久。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视价值观，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其一，我们的价值观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受伤害最大的就是价值观。社会上存在一种只认钱不认人的风气，觉得只要能挣钱就是好的，不管是否合乎价值观。事实上，价值观与利益究竟哪一个重要，一直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在古典时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十分重视价值观，不符合价值观的事情，被视为不应该做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上流社会的贵族很少去经商，因为他们不会去做这种有失身份的事情。然而，在中国，随着现代化战略的启动，赚钱成了人们的第一要务，只要能赚钱的事，人们都会抢着去做。更糟糕的是，随着中国走向国际化，我们把我们自身的价值观问题输出到了世界上，这些更成为反对中国、批评中国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有的中国游客会在国外的名胜古迹上刻写某某某到此一游的字迹，还有人甚至坐到泰国的佛龛里面假装自己是佛像。这些行为都源于我们现在存在问题的价值观，认为只要我们花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对于此种问题，如果始终不引起重视的话，就有可能在国际上引发很大的摩擦。所以，重视价值观正是因为过去三十年我们漠视价值观的反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发展主义的矫正。 其二、全球化使价值观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过去，中国外交往往关注的是领土纷争、国际冲突等重大政治军事和战略问题，而今天人们更关心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比如最近的股市崩盘引起了全民的关注与热议。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迅速解决可能引发社会上更多不满的声音，甚至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中国今天的问题不再是自身的问题，只要中国出了问题全世界都会进行关注。就像美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美国只要一感冒，全世界都跟着打喷嚏。这就表明，今天的世界出现了一个轴心时代的再调整，五百年以来世界的轴心一直以国家为轴心，但全球化时代到来后，世界变得以民众为轴心。评价一个国家好坏，不再只是看其综合实力如何，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幸福？因而反映人民思想和看法的价值观问题也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其三、网络化使得价值观产生新变化。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思想，改变了人的本质。现在生活中很多新词来源于网络。以“和主义”来说，互联网一族基本不太关注，他们的价值观是求新、求奇、求快，不喜欢慢悠悠的和主义，更喜欢极端的渲染，更关注网络暴力，热衷人肉搜索，猎奇心态充斥在网络的各个角落。换句话说，网络价值观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冲击已经是大势所趋。对于此种趋势，我们只能顺应，无法改变。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对自身价值观的内涵进行重新思考： 首先，我们应主动关注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前段时间中国警察拘留了几个女权运动的激进活动者，这在世界引起了一系列质疑的声音。从中国法律的角度来讲，拘留手段符合法律程序。但是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来讲，对那些关注环境、关注女性问题、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来说，这却是对其价值观的挑战。所以，今天的价值观不完全是以国家为中心，而是以民众为中心的，这是中国人需要正视的问题 其次，我们应正确对待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东西方价值观就像一个钟摆，在一个时代偏向于东方价值观，另一个时代则偏向于西方价值观。现在所讲的西方价值观无非是现代性的价值观，这也是西方对世界的贡献。我们不应受阴谋论的影响，先入为主的认为某种源于欧美的价值观就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我们现在应该倡导的价值观无非三方面：和平(peace）、欢乐（joy)与爱(love)。这与欧美价值观也有重叠的地方，西方价值观中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同样，我们价值观中好的东西，西方也应该接受。当然，接受与不接受，应该民众自己的选择，不得强迫，更不得干涉。 最后，我们应合理汲取中国古代的价值观。中国古代思想中存在很多糟粕，我们必须要承认，比如说一团和气，这明显是消极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并不具有吸引力。但是，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尤其是先秦以前很多思想派别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琢磨的地方。而之前所提到的和平、快乐与爱，墨子的思想都有，除此之外儒家和道家中的古老精神都值得我们借鉴。我们不要只盯住秦汉以来的主流价值观，那样会窒息思想，我们要越过秦汉以来的价值观主流，从先秦以前的古老智慧中汲取力量，这样才会真正将古老的中华精神发扬光大，也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 在考虑清楚我们价值观的内涵后，我们应该想明白如何推动我们的价值观外交： 首先，价值观外交不该放大差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组织了实话实说代表团，北美反华的参议院议员更愿意跟中国农民交流。一位议员问中国农民：中美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中国农民说最大的不同是语言不一样。这就说明中美之间的差异被放大了。从另一个侧面看，价值观外交也一定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不能单靠国家自己推动价值观外交，民间组织也应该成为中国价值观外交推行的主力。 其次，价值观外交应该具有包容性。中国有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推动价值观外交则是己所欲，不一定施于人。价值观之间存在差异不代表部可以相互包容，不可以对话探讨。除此之外，价值观外交还应该要接地气，只有接地气，才会有底气。事实上，中国社会底层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系统是极其紊乱的。因此，我们价值观外交要走世界阳光大道，不要另辟蹊径，我们要顺应时代主流，要支持年轻人的价值观，不要做阻碍他们价值观发展的绊脚石。 最后，价值观外交不是回避国内改革。我们不能借助于复兴中华文明去倡导用中国的价值观来回避改革。我们其实是要用古老的智慧解决西方人办不到的事情。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要探索，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本文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在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上的发言整理而成。）[详情]

　　摘要： 我们说普世价值不会是简单的西方的价值观，但是也不可能脱离西方的价值观。既然能够为所有不同的文化共同接受的交往秩序要存在，交往秩序一大特征在于一定是只能追求形式正义，而不是实质正义。 正文： 外交需要的是可以被制度化的价值观，而不只是口号 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是：“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我认为，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必须要提出自己的价值观。 第一，如果我们始终没有提出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主张的话，就会使其他国家无法对你的相关政策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他们就不能对你的行为进行有效地判断，人们是无法信任你的。 第二，无论大国或是小国，在国际社会上都必须提出某种正当的国际秩序观的主张，这种主张一定会呈现出某种价值观。价值观会为世界提供一种秩序，即使这种秩序未必马上就能落实，但它可以为世界勾勒出一种方向。正是这种可欲的秩序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为各个国家内外政策的演化提供一个基本的方向引导，同时也就构成了国际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当代的中国，之所以人们经常会怀疑价值观的重要性，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往太习惯空谈价值观、空谈口号。价值观假如不能够外化为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的法律秩序的话，就不能起到软实力的作用，不可能使得一个国家在外部获得他国的信任，也不可能真地让你能够以更巧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硬实力,以获得相应的、也是应得的影响力。价值观倘若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作为支撑，就完全无法做到四两拨千斤，甚至常常会出现千斤拨四两的后果，使得我们的外交事倍功半。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得有价值观，而且我们所谈的价值观不能是空谈，不能是口号。它必须得能够外化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并且也应该外化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任何由价值观外化的制度安排，都需要考虑外在约束条件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外化的制度安排都需要考虑外在的约束条件。例如，今天在希腊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很多人担心会对整个欧盟的前景带来很大的阴影。也就是说，欧洲统一是一种价值观，它要外化为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必须要以现实的财政逻辑作为一个硬性约束条件。希腊的财政危机有可能导致欧盟的制度安排遭受到巨大的挑战。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制度的有效的实践，必须有具体的财政方案相匹配。这个具体的财政方案又必须与现实存在的经贸秩序相匹配;而这种经贸秩序现在不再是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运转的——过去也许勉强能维持贸易秩序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运转，但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经济日益以全球为单位运转的，一旦自外于全球的经济秩序的话，结果只能类似于今天的朝鲜。 于是，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世界市场构成了任何有效的制度安排的硬性的外部约束条件，世界市场可以说具体表现为全球的经贸秩序。这个经贸秩序不仅仅是指现在看到的WTO等制度安排，同时包含内部具体的经贸过程。比如中国为中心的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的中心、以及欧美日渐去工业化的节奏，都包含着前面谈到的经贸秩序。全球的经贸秩序、金融秩序都会对具体国家所设定的制度安排、财政机制、制度本身的动力机制等构成深刻的影响。 由于世界市场是以全球为单位的，必然是普遍、开放、分布式运转的。不是在哪个中心进行中央决策式的安排的。每个国家的政治政策、经济政策，其他方面的政策制订出来以后，并不会按照政策制订者的初衷形成它的结果。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与其他国家的各种政策不断地PK、博弈、磨合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也一定是超出所有人的预期的。每逢你看到结果跟你的初衷有所违背，要去调整政策的话，此时演化方向也会改变，始终会跟你最初的预想不一样，这是普遍的、开放式的、分布式的世界市场一定会呈现的效果。也就是说，这种秩序是自生的，是人的活动而非人的设计的结果。 可以外化为一个制度安排的价值观才是有意义的价值观，因此，大国的价值观或者外交层面的价值观必须与世界市场普遍的、开放的、分布式的价值观有同构关系，否则就无法和世界市场同步波动，那样的价值观是没有意义的。 普遍与开放的价值观助推英美胜利 从世界历史来看，推行价值观外交最成功的就是英国、美国这两个国家。如果我们将它们提出的价值观与曾经试图与其争霸的国家的价值观进行比对的话，前者所提出的价值观都是与世界市场有同构性的，有普遍性、开放性、分布式的特征。早期的法国、德国、苏联的价值观对于英美都具有正相反对的特征。比如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拿破仑试图对英国进行大陆封锁，但从具体的历史后果来看，几乎可以说对英国的封锁是拿破仑自绝于人类，英国是代表人类对拿破仑进行封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后果?因为英、美所提出的价值观外交，在这里刚好与世界市场的普遍性、开放式的结构有同构性。这与早期的法、德等有着本质区别。 英国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就是自由。对英国人来说自由首先在于对财产权的保障，以及财产权的自由运用，这是英国所提出的价值观的核心。财产权的自由应用被亚当斯密表达为自由的经济、自由的贸易。而且斯密进一步提到经济自由、贸易自由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在国内推行自由的经济尽量少管制，在国际上各国之间自由贸易。这会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最有效率，从而使得人类福利普遍提升。斯密在《国富论》中进一步提出，人类福利获得普遍提升的过程中，东方国家随着福利水平不断提升，国力增强，也会获得相应的应有的实力，基于这种实力西方会出于恐惧表达敬意，于是人类的普遍自由会实现。 这种价值观如何外化为制度安排呢?斯密是1775年出版了《国富论》，这本书只在学界、思想界有一定影响力，但在政界一直没有获得真正的影响力。一直到1846年英国取消了贸易保护当中最后一个法律——《谷物法》，自此英国开始推行单方向自由贸易政策。单方向的自由贸易政策之下会有更具体的双边贸易协议，即使双边贸易协议没有达成的情况下，仍然会允许其他国家对英国自由贸易，亦即，其他国家对英国是否征收关税，英国无所谓，而英国单方面地决定不收取其他国家的关税。 在十九世纪七十或者八十年代以前而言，英国搞单方面的自由贸易，看上去太高尚了，太伟大了，一个国家居然会为了一个价值理念做这么大的牺牲。其实，英国的国家利益全都在其中了。因为当时英国是全球唯一的工业国，它的出口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因此，无论收不收关税，其他国家都必须从英国进口。同时，英国进口的是原材料、粮食，取消进口关税就意味着综合成本控制能力最强，它的工业品就会永远占领整个世界市场。其他国家除非出现当时无法想象的新技术革命，否则永远没有机会晋升为新的工业国。 英国基于这种特征的经济政策，重构全球经贸秩序、格局，特别是全球的金融格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渐地在十九世纪初期至二十世纪中期构成世界的经济支柱。卡尔·波兰尼称这段时间国际政治秩序的几大支柱，包括均势政治、自由贸易体系、国际金本位等，这些都基于英国的前述政策。 英国把它的价值观外化为一整套国际制度安排，这套制度安排又有价值观作为合法性的论证。在这套体系下，其他国家即使无法成为工业国，只要进入了这套开放的经济秩序，就可以获利，即使利益比英国少很多。如果其他国家想和英国竞争的话，比如看德国，就需要推翻英国的国际秩序。德国在十九世纪后期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国，它觉得自己应该获得阳光下的地盘。由于它和英国在国际经贸秩序当中所处的位置不一样，英国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操盘者，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的运转有一种主导性的影响力，但德国没有。加之英国的金融能力非常发达，伦敦主导着是国际金融秩序，德国为了获得与英国差不多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值，就必须以比英国快三倍的速度发展生产，这就让德国觉得非常不公平。 德国要做的不仅是推翻原有的英国的制度安排，他还需要提出另一个完整的秩序安排，它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都提出了这种安排。德国设计的战后秩序安排，原则上，战后的优势地位必须符合德国的利益，所有国家的利益要绕着德国转。而英美的秩序则是普遍开放，即使其他国家无法改变英美在这套秩序中占有优势，但这套秩序起码提供了其他国家占有优势的可能和获得部分利益的机会。因此，中小国家肯定会在战争中支持英美。世界大战这种规模的战争是比拼资源动员能力的过程，谁能够动员起更多的中小国家谁就能获胜。英美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通过制度捆绑到一起，并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了自己的优势所在。 价值观外交需要的是具有普世精神的价值观，不必过分在意东西方 公元819年，韩愈写下了名篇《谏迎佛骨表》，极力说佛教是“西方的阴谋”。但是今天还有谁说佛教是来自西方的阴谋吗?经过三百年的融合，到宋代时人们已经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当今，整个世界进化速度大大加快，我们用不着花三百多年的时间，也许再花一百年、两百年的时间，现在那些“西方的价值观”就已经会被认为是中国的了。从短时间段来看，我们今天争论哪些是西方价值观，哪些是中国特色，可能还有些意义。但放在长一点的历史视野下来看的话，意义有多大? 价值观外交需要的是一个普世价值观。我们可能会有疑问，这种普世的价值观真的存在吗?姑且假设是没有这么一个跨文明的普世价值存在的，那么英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地区，和伊斯兰地区之间即便没有普世文明存在，仍然需要打交道。如何沟通呢?最有效率的肯定是贸易过程，而不是战争过程。战争过程可以确立贸易权，但从长期来看更有效率的、成本最低的应该还是贸易过程。一旦贸易过程被确立起来，对应的一系列的过程全都会跟上。一定会有超越文明之上的一整套的法权制度安排，而思想家们会从中提炼出伦理内涵出来，此时就可以诞生普世主义的价值观。 我们说普世价值不会是简单的西方的价值观，但是也不可能脱离西方的价值观。既然能够为所有不同的文化共同接受的交往秩序要存在，交往秩序一大特征在于一定是只能追求形式正义，而不是实质正义。正义最根本的来源是信仰、宗教，不同的宗教彼此之间对于何为“正义”的定义肯定不同，也就难以有共同的对于“实质正义”的理解。而“形式正义”要求对一套程序的遵守，这一点对于不同文化的国家来说是可以达成共识的。这也是西方的国际秩序转化为法权安排的时候所努力的方向。西方在追求际秩序转化为法权安排的时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给出的秩序、规则的确是有形式正义的取向的。虽然由于西方的主导带来的是实质的不正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形式正义抛弃掉。 形式正义最初的创造者并不是来源于我们，它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技术，这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擅长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学习。我们在对抗实质不正义的过程，在直观上会呈现为中美对抗。假如我们只从短时段来看，这种对抗是不可调解的。一旦把时段放长点来看，中美对抗只是为了实现人类共存普遍秩序中大家不断磨合，最终达到形式正义的过程。 (本文由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在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上的发言整理而成)[详情]

　　中国正在经历三大文明的转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内陆文明到海洋文明，从地域性文明到全球文明。价值观外交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从我们自己的文明复兴中创新出“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价值观。 “价值观”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倡导过很多价值观，比如说国际主义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少人寄希望于中国尽早融入到西方主流价值观当中去，近年来“普世价值”滥觞于世就是明证。可是，现在中国的发展正面临一个瓶颈，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价值观作为支撑，我们的发展难以持续，国际社会也担心中国如何使用崛起的巨大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由此提上日程。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内政外交上必须有价值观的表述。 除了必要性外，中国也到了可以谈价值观外交的时候，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崛起为此创造了条件。中国崛起以后的复兴必然是文明的复兴与崛起。上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西方文明出现很大危机，拯救西方世界要靠东方文明。然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两河流域文明的传承已经断裂，难以复兴，而中华文明不然，不仅在复兴，还在转型。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积淀为文明的复兴提供了基础，“一带一路”建设又在催生中华文明的三大转型。以前我们讲文明复兴是着眼于东亚，考虑的是时间的逻辑;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变化则成为文明复兴的空间逻辑。长期以来，中国的大战略通常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如今“一带一路”不然，同时着眼于空间与时间，尤其是空间进取既是历史性的，也是时代性的，其要旨在于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这对我们既是考验，更是机遇。 中国到了需要谈价值观外交的时候，这是因为大国崛起避不开掌握话语权的问题。《大国崛起》的纪录片介绍了西方殖民国家兴起的历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大国崛起必然是话语权的崛起，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适应了时代需求，才最终奠定价值观的基础。普世价值观就是一种话语霸权。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就是要把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同等重大的课题。想当年，美国也用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来挑战英国霸权。近代以来，人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话语权。美国强调自由才是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英国强调的公正、平等。以英国代表的欧洲宣扬的民主的核心是平等，是人人有投票权与参与权，到美国却变成自由的选择，用自由解构了平等作为民主的核心。这是因为美国需要通过价值观输出超越英国的价值观从而掌握话语权的主导。 “和主义”则是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切入点。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西方也强调和平，但是他们提出的和平理念有两个缺陷。第一，和平而不安全。现在，国际社会表面和平，但是并不安全。第二，和平与安全的不持续、不包容，很多国家自身的安全是建立在他人不安全的基础上。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国跟随美国60年，但依旧没有安全感。二十一世纪的新安全理念需要解决的，是美国所倡导的传统安全模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传统安全模式所提倡的安全观局限于国家之间。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所以一直存在冲突，就是因为我们的安全观没有上升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新的安全观需要超越传统的和平与安全的概念，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这是西方和平理念没有真正做到的，而这正是中国价值观层面的相对的优势。“和主义”就是希望能够给以此世界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共建更有包容性的，更有幸福感、安全感的世界。 “和主义”除了作为安全以外还包含发展的观念，和平发展就是“和主义”在中国式发展学的集中体现。除了和平发展外，中国发展学还倡导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包容性发展及可持续发展。西方所提出的发展观也不是可持续的发展，而是建立在他人不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自身可持续发展。本质上还是不能超越基督教文明，不能超越二元对立。中国于近日加入了经合组织发展中心，这是践行中国发展理念的良好开端。西方体系下的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很多美好的设想，但在落实上都存在问题。中国在落实工作上却做得很好，因为我们讲知行合一。马克思批评说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中国的行动者、革命家既解释世界，又改造世界。我们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就在提出跟发达国家搞第三方市场合作。西方国家有很多理念和高新技术，但是真正要以讲民主为条件，否则资金不能到位。中国人不向受援国提出附加条件，也更善于把核心技术大规模推广，比如说高铁、核电等，这是中国成为南北、南南合作桥梁角色的体现。 由此看来，我们应该把“和主义”作为中国价值观可能的选项讨论继续深入。“和主义”并不指的是和稀泥。我们的文化强调致中和。很多西方的思想家从康德、汤因比都认识到，未来如果要调和基督教和其他文明矛盾的还是要中和的理念。我们要的是包容，而不是对抗。不仅如此，中国应该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价值基础，这是希望之所在。“和主义”的提出也不是要推翻哪种价值，而是从复兴中华文明开始说起，提倡包容与创新。讨论“和主义”就是为了实现各种文明、发展模式的包容互鉴，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间的和谐。中国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是没有被西方殖民过的古老东方文明，这是中国“和主义”价值观的源泉。当然“和主义”的规范性与制度性建设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也存在许多可变性。 (本文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上的发言整理而成)[详情]

　　察哈尔圆桌 （总第33 期） “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 主办单位 察哈尔学会 时间：2015 年7 月4 日09:00-12:20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 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305E 厅 欢迎关注察哈尔学会 微信号：charhar 微信号：冲突与和解 议程 08:30—09:00 嘉宾记者报到，相互介绍 09:00—09:05 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主持人：于凡（察哈尔学会研究项目主管） 09:05—09:10 嘉宾致辞（5 分钟）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 第一场 09:10—09:50 嘉宾发言（每人10 分钟） 施展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张鹏 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关系学系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安翊青 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范磊 山东政法学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09:50—10:30 自由讨论（40 分钟） 10:30—10:50 茶歇（20 分钟） 第二场 10:50—11:30 嘉宾发言（每人10 分钟）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赵可金 清华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葛红亮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柯银斌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 11:30—12:20 自由讨论（50 分钟） 参会嘉宾名单 赵可金 清华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李晨阳 云南大学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施展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范磊 山东政法学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张鹏 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关系学系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葛红亮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安翊青 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金相淳 东亚和平研究会会长、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王群 北大政治发展与政府治理研究所所长助理 柯银斌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详情]

　　7月4日，察哈尔学会举办的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主题讨论，暨察哈尔圆桌第33期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赵可金，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张鹏，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葛红亮，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讲师范磊，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翊青，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东亚和平研究会会长金相淳等学会研究员以及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柯银斌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还邀请了来自中新社、中国网、光明网以及今日俄罗斯等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会报道。 圆桌讨论由察哈尔学会研究项目主管于凡主持。 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先生在嘉宾致辞中，欢迎各位与会专家学者和参会人员加入察哈尔的主题圆桌讨论。希望在座各位就“和主义”问题积极发表看法，互相交流。 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首先做了主题为：“价值观的条件”的发言。施老师强调价值观外交是必须的，也必须外化为制度安排。历史上英美均通过建立普遍的、开放的、分布式的市场获得制度化的价值观，这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翊青的发言主题为：“中国不应回避价值观外交”。安律师指出和谐、敬业、平等是中国“走出去”企业最重要的三个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外交不能脱离国民，也要更多的体现在公共外交中，更需要找到人格载体。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讲师范磊的发言主题为：“‘和主义’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范老师肯定中国外交中的价值观已经产生的很多积极影响。从“和”本身来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精髓，但在运用中应注意表述方式和国际法要求。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张鹏的发言主题为：“‘和与序’：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的地方角色”。张老师认为鸦片战争前的古代中国一直讲究“和而有序”的参与对外关系。但晚清以后出现了“无序失和”的状态。新时代我们需要对传统央地关系结构进行扬弃：和为积极之和，序为协力之序。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的发言主题为：价值观外交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必然。王老师认为文明是价值观外交的精髓。中国价值观外交主要两方面，一是和主义，因为只有安全与和平是可持续的，才能真正改造这个世界。另一方面是发展主义，这也是中国对世界贡献的重要领域。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民大东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葛红亮的发言主题为：“中国‘新安全观’及其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实践”。葛老师指出“新安全观”产生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对话中，在实践中面临了一系列挑战。中国唯有与时俱进，抓住契机才能维护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赵可金的发言主题为“中国外交应重视价值观”。赵老师强调目前中国价值观面临全球化、网络化和功利化的挑战。因此，我们要格外关注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支持年轻人的观念，顺应时代主流。价值观外交要依靠民间力量，更要走世界阳光大道。 在圆桌讨论阶段中，听会学者积极提出问题，参与讨论，深入探讨了“和主义”和价值观的相关问题。察哈尔学会柯银斌秘书长在总结发言中也表示学会新一季《公共外交季刊》将会以“‘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为专题，欢迎各位投稿！ 此次会议是察哈尔圆桌总第33次。察哈尔圆桌是察哈尔学会主办或与其他相关高校、研究机构联合主办的圆桌讨论，旨在就外交与国际关系、公共外交与和平领域的相关主题进行探讨。每次圆桌由1-2位知名人士，围绕某个特定主题进行主旨发言；4-5名相关专家为就主旨发言进行点评；最后请所有在场听众参与交流讨论。每次圆桌会邀请10名左右的媒体记者参与讨论并进行报道。[详情]

　　中新网北京7月4日电 (记者 张素)由中国知名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主办的“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主题讨论会4日在北京举行。学者在会上首次探讨“和主义”。 “和主义”一词由察哈尔学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赵启正率先提出。他解释，中国的“和”包含“和平”、“和谐”、“和善”、“和解”等多种意思，是处理国家之间、个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至高的理想标准。他认为西方没有这种概念，西方语汇体系也没有能与之对应的词汇，故而译为“Hehism”。 事实上，从已成为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经典语句，中国官方在外交实践中屡屡表达中国文化精神。而有“走出去”的企业代表说，向当地人阐述中国‘和’的思想时往往会彼此达成一致。 赵启正表示，对“和”的意义进行历史的挖掘和现实的展开，讲好“和”在当今中国和中国人的表现，从理论上阐述好中国“和”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综合学者观点，倡导类似于“和主义”的价值观外交有两重战略意义。一方面，便于打消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走向的质疑和担忧。“中国的崛起已引起世界的关注，关注的结果是提出‘你是谁，你想干什么’。”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说，发展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才能回答世界对今日中国之问。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为世界做出贡献，亦属于“中国梦”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指出，西方现有的和平理论存在“不够安全、不够包容、不够可持续”等缺陷，西方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的理念和实践超越了“二元对立”，寄望中国经验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 学者们谈到，在向世界传播“和主义”时应注意将价值观外化为制度安排。比如英、美等国均曾成功展开与世界市场具有同构特征的价值观，即“普遍的、开放的、分布式的”，建议中国汲取经验，揭示出“和”的历史哲学意义，更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实践和传播“和主义”。(完)（原标题：中国学者：“和主义”是中国思想走出去的最好选择）[详情]

　　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主题讨论4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图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在会上发言。 吴丹 摄 中新网北京7月4日电 (于凡张素)由察哈尔学会举办的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主题讨论，4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在致辞时表示，欢迎各位与会专家学者和参会人员加入察哈尔的主题圆桌讨论。希望各位就“和主义”问题积极发表看法，互相交流。 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首先做了主题为“价值观的条件”的发言。他强调，价值观外交是必须的，也必须外化为制度安排。历史上英、美均通过建立普遍的、开放的、分布式的市场获得制度化的价值观，这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翊青的发言主题为“中国不应回避价值观外交”。她指出，和谐、敬业、平等是中国“走出去”企业最重要的三个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外交不能脱离国民，也要更多的体现在公共外交中，更需要找到人格载体。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讲师范磊的发言主题为“‘和主义’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他肯定中国外交中的价值观已产生很多积极影响。从“和”本身来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精髓，但在运用中应注意表述方式和国际法要求。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张鹏的发言主题为“‘和与序’：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的地方角色”。他认为鸦片战争前的古代中国一直讲究“和而有序”的参与对外关系。但晚清以后出现了“无序失和”的状态。新时代需要对传统央地关系结构进行扬弃：和为积极之和，序为协力之序。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的发言主题为“价值观外交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必然”。他认为文明是价值观外交的精髓。中国价值观外交主要两方面，一是和主义，因为只有安全与和平是可持续的，才能真正改造这个世界。另一方面是发展主义，这也是中国对世界贡献的重要领域。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民大东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葛红亮的发言主题为“中国‘新安全观’及其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实践”。他指出“新安全观”产生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对话中，在实践中面临了一系列挑战。中国唯有与时俱进，抓住契机才能维护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赵可金的发言主题为“中国外交应重视价值观”。他强调目前中国价值观面临全球化、网络化和功利化的挑战。因此，要格外关注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支持年轻人的观念，顺应时代主流。价值观外交要依靠民间力量，更要走世界阳光大道。 在圆桌讨论阶段中，听会学者提出问题，探讨了“和主义”和价值观的相关问题。察哈尔学会柯银斌秘书长在总结发言中表示，学会新一季《公共外交季刊》将会以“‘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为专题。 察哈尔圆桌是察哈尔学会主办或与其他相关高校、研究机构联合主办的圆桌讨论，旨在就外交与国际关系、公共外交与和平领域的相关主题进行探讨。(完)（原标题：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在北京举行）[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