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立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详情]
原标题:中国人的故事|“光明”医者姚玉峰 6月6日,是“世界护眼日”。 人类双眼收集聚焦光的关键部位是角膜。角膜病是一种致盲性常见病,中国角膜病人大概有1000万人,其中因角膜病致盲的有300万人,每年还新增50万人。攻克角膜病是全世界的眼科医学界从1906年开始就一直钻研的国际难题,其中角膜移植排异反应成为横亘在医学家们面前的一道世纪难题。这个难题,被一位中国科学家破解了。 他就是姚玉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全国道德模范、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中国好医生。20多年来,他诊疗过30万病人,经他手术复明的病人有近3万人。 仁术至臻,心向光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把无数人黯淡的日子变得光芒四射。 那个差点失明的小男孩, 长大后却成了个眼科医生 “医生!求您快来!我儿子的眼珠子被撞出来了!”这个孩子才7岁,受到外伤后左眼眶膜被打开,眼眶的整团脂肪溢出成一团肉球挂在眼皮外面,像眼珠被撞出来了,满脸鲜血。心急如焚的父亲当场瘫倒在地,喃喃自语:“孩子的未来断送了……” “别慌!马上手术!”医生判断,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彻底的清创缝合,医生立即进入紧张的手术步骤……手术精湛,两周后,孩子的视力居然奇迹般地完全恢复了正常!多年以后,这个差点失去光明的7岁男孩,成了一名真正的眼科医生。他就是姚玉峰。 姚玉峰和患者。资料图 “这段特殊的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大夫的感恩和崇敬,我向往着自己长大后也能当一名以仁心仁术守护患者光明的眼科医生。”姚玉峰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正因儿时外伤差点致盲的经历,他看到患者和家属时,总回想起父亲的绝望眼神:“我更能体会到一双眼睛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那位医生给我光明,我也要继续传递光明!” 姚玉峰和医生们一起查房。资料图 困扰世界角膜界一个世纪的难题, 被一个中国眼科医生破解了! 角膜病是眼科疾病里病因最多、表现最复杂的大病。它还被视为“穷病”,在发展中国家发病的比例高于发达国家,很多青壮年眼睛受到外伤致病,如不及时治疗,严重了只能摘除眼球。角膜病种类极多,初诊识别率仅30-60%,角膜病医生不但要临床好,还要精通病毒性、细菌性、真菌学、免疫学、细胞学等9个领域的知识,所以眼角膜专业也是眼科中最难学的,不少同行认为研究角膜病“性价比”太低了。 姚玉峰(右)和外国同行共同攻关。资料图 前房关联性免疫偏差对角膜移植排斥反应的影响,是世界级难题,要在只有头发丝直径十分之一厚的内皮层“雕花”。“我几乎把全世界能找到的眼科器械试了一个遍,小白鼠用了不下3000只。总觉得这个坎儿跨不过去了,又沮丧又迷茫,产生了很多动摇。有时候想做下去,有时候觉得算了做不到,自我否定,处于那个中间状态。” 国外求学时的姚玉峰。资料图 然而,他从未停止过尝试。 2999次失败了,那就再尝试3000次,重新来过!多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成千上万个患者的命运! 希望,终于在路的尽头露出了微光。1995年5月,世界上第一例采用最新剥离术进行的角膜移植手术由姚玉峰主持完成。“姚氏法”破解了排异难题,让移植排异归零。困扰世界角膜界一个世纪的难题,被一个中国眼科医生破解了! 姚玉峰访谈截图。资料图 这意味着,在全世界记录重大技术突破的角膜移植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 这意味着,由于他独创的“姚氏法”保留了患者自己角膜的最后一层内皮层,不但破解了排异难题,还可以用冰冻保存的供体角膜进行移植,突破了角膜只能在1、2天内移植的局限,让更多供体的有效利用成为了可能! “独门秘籍”公之于众,无偿献出专利, 他说,“我不怕教会别人”! 姚玉峰在2018年浙江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学术年会上讲解姚氏法。资料图 “姚氏法”的成功还意味着,只要姚玉峰不教,这种方法就永远是他的“独门秘籍”。 但姚玉峰选择了把所有的“秘籍”公之于众,并无偿献出许多专利。从2009年开始,在浙江省医学会和邵逸夫医院的支持下,姚玉峰开始了“姚氏法”的普及工作,每年举办二期培训班,每期培训超过500人。 邵逸夫医院眼科主治医师谢文佳说:“每年角膜病培训班上,有最新的病例、成果,他都无偿讲给大家,培训班非常火爆,报名非常难,负责学习班的医生经常在临近开班还接到‘哪怕没有住宿也想来旁听’的申请。还有些人一连好几年都来。慢慢我就明白了,有这种拼尽全力进行知识更新和知识普及的精神,做任何事都能成功。” 姚玉峰(右)在国外求学时,多次婉拒时任美国哈佛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斯特莱茵教授(中)的邀请,坚决回国。资料图 培训班期期爆满,姚玉峰几乎凭一己之力,为全国各地医院培训了7000多人次的角膜病专业人才,这个数字占全国眼科医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如今,全国1.5万角膜病盲人在当地受益于“姚氏法知识”。 “跨入医生这个职业,第一堂课、融入血液的就是责任,这关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治疗的每个环节,都在检验医生的知识、智力、毅力、耐心和对生命的敬畏,逼迫你学无止境。”姚玉峰说,“我不怕教会别人。有这么多同行帮我分担诊疗任务,我应该感到幸运。” 姚玉峰在培训班上授课。资料图 光明,就是一束光照向另一束光! “尊敬的习总书记,您好!我怀着无比激动和感恩的心情给您写信:在您,在江西省、浙江省、萍乡市各级组织的关爱下,著名的姚玉峰教授从杭州到萍乡市人民医院,为我成功实施了高难度的白内障手术。现在,我又看得见了,又能看书啦。” 重获光明的龚全珍。资料图 这是“农民将军”甘祖昌的夫人、96岁的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寄往北京的书信。在姚玉峰的帮助下,她刚刚重获光明。 这已经不是姚玉峰第一次给高龄患者做高难度白内障手术。2018年,他曾给93岁高龄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做白内障手术。 姚玉峰访谈截图。资料图 手术很成功,黄旭华的视力恢复得很好。手术后一年的黄旭华跟去探望他的人说:“去年的今天我们初到邵逸夫医院,一晃一年过去了,真快啊!这一年,眼睛好了,我不停地看各种材料、手稿、笔记、文件、报纸、电视新闻……什么都想看。现在是眼睛够用了,但时间不够用了!” 术后第一天的黄旭华和姚玉峰。资料图 “每当手术成功,看到纱布揭开后患者重见光明那个高兴劲儿,当医生最享受的就是这个时刻。其他职业面对的是作品,而医生这个职业面对的是生命。”姚玉峰说。 如今,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最多一天要安排近30台手术的快节奏工作之余,姚玉峰花了不少心血探索新的诊断方法,比如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角膜病例进行分析,打造全国角膜病医生辅助诊断系统;比如尝试找出角膜病的病毒根源,把误诊漏诊发生率降到最低…… 姚玉峰正在给年轻医生们讲解。资料图 他还有个小目标—— “希望成长出一批不是‘姚玉峰’的‘姚玉峰’。只有父母永远不担心孩子比自己更有出息。等我老了做不动了,看到咱们开创的眼科事业兴旺发达、人才辈出,那种喜悦、骄傲,将无可替代。” 姚玉峰从手术室出来,揉了揉太阳穴,谈到对未来的期许,他目光炯炯。(中国青年网记者 杨月 张瑞玲 实习记者 曹若鸿) [详情]
原标题:志愿者冲郎加:高原三载坚守助力山村脱贫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党巴村村支部副书记(挂职)兼村团支部书记冲郎加。本人供图 大学期间,冲郎加学习的是藏语言文学系初等教育(藏汉双语)专业,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毕业后,他将会成为一名老师。 然而,毕业季来临,冲郎加在校园里无意间看到了关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宣传海报。“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看着展板上的几行大字,冲郎加觉得热血沸腾:“那就是我想做的、也应该要做的事!” “我也是从贫困的农村走出来的,通过国家的助学金和贷款上了大学,所以我希望自己也能帮助其他人,也希望通过志愿服务来报效祖国,为国家做贡献。”没有任何犹豫,冲郎加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划”。 2016年,大学毕业的他来到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党巴村进行驻村帮扶工作。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角的党巴村是整个甘孜地区最偏远贫困的地方。这里山坡陡峭、石头遍地,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全村85户村民有一大半都是建档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仅有2000元。 冲郎加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到村子里的情形:真是吃了一鼻子的灰。“因为是土路,一刮风整个空气里弥漫的都是灰尘的味道,鼻子、嘴巴、眼睛、头发全都不能幸免。”冲郎加说,“基础设施很落后,村里人出门基本靠步行或者驴车、牛车。村民的‘等靠要’思想也比较严重。” 而这些却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此行的目标:一定要努力让党巴村发生改变,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冲郎加(右)为村里的贫困户送去慰问品。本人供图 扶贫工作开展起来绝非一帆风顺。许多村民对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表示怀疑:没有基层经验,肯定也不懂基层工作,怎么把事情做好? 面对质疑,冲郎加并未气馁。搞调研、讲政策、办夜校、引产业、修路建房……他用一个个实际行动,为党巴村带来了脱贫致富新希望。 如何摆脱“主要靠扶持”的脱贫模式,让村民真正自己富起来?冲郎加陷入深思。 这时,省里新来的扶贫队员为他带来“一剂良方”。 原来,队员们通过调研,发现当地的环境比较适合种植原产于天山脚下的雪菊。这种雪菊亩产值达上万元,收益是种小麦的十倍,而且已经在邻村试点成功。 他们本打算在党巴村推广,没成想却碰了一鼻子灰。 “雪菊是花,花怎么可能卖钱?你们不要瞎搞!” “我们本来就这么点儿地,不种粮食,如果赚不到钱你们怎么负责?” “还是种玉米和麦子稳妥!” …… 村民们祖祖辈辈都靠种粮食为生,他们并不相信,花居然也能卖钱。 游说无果,扶贫队员们都感到有些沮丧。而冲郎加知道,村民们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此前从来没有过这种认知。“我们藏区花很多,但都不是卖钱的,要让他们相信雪菊能卖钱,就得有人站出来用实际收益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真的。”冲郎加说,“必须有人做出第一步,用事实来转变大家的思想观念。” 冲郎加(右)和村民一起查看雪菊长势。本人供图 说干就干。他从村民阿扎叔家借来半分地,首先在村里种起了雪菊。“我不能让村民冒这个险,只能以身作则。” 4月底播种下去的种子,到了7月中旬已经“大获全胜”。“产量、药效都很好,能卖到很不错的价钱。”冲郎加捧着一把把晒干后的金黄色花朵耐心地劝导村民:“如果实在不放心整块地都种雪菊,可以先试着在屋旁的空地、坝埂上种,你们的房前屋后都是金子啊!” 为了解决村民对于雪菊种植技术和销售前景的担忧,他还特意开设课程教授雪菊的种植方法,并和扶贫队员们联系好成都的一家公司,与村民签订种植雪菊的保底收购协议。 有了收益保障,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在田间地头“侍弄”起了雪菊。今年,冲郎加帮扶的另一个村子郎翁村也加入了种植雪菊的大军中来。“两个村加起来差不多有七八十亩。”冲郎加说,“雪菊种植并不麻烦,采摘也很简单,老人和小孩也能做,并不需要很强的劳动力,大家都愿意种了。” 冲郎加在夜校上向村民推广雪菊种植。本人供图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由于地处山区、交通闭塞,村里的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就连一些“90后”的青年人也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所以,每月两次的夜校是冲郎加一贯的坚持。 宣讲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教授科学种养殖方法,普及卫生知识、交通知识……冲郎加每个月都会利用空闲时间把村民召集起来进行学习。 除此之外,他还十分关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在宣传国家教育帮扶政策的同时努力为村里的贫困学子寻求社会爱心帮扶。 由于工作忙碌,三年间,冲郎加很少有时间能够陪伴父母,他们一直很支持儿子的工作,每次通话都叮嘱他要努力工作,为国家、为百姓多做些贡献。 冲郎加(右)和村民在一起。本人供图 如今,党巴村的面貌早已焕然一新,不仅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突破8000元,还获得了2018年度省级“四好村”的荣誉。 种雪菊、养鸡、扩展果园……虽然志愿期接近尾声,冲郎加的工作比以前更加忙碌:忙着让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能给尽力为村民们做更多的事。”他说,“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中国青年网记者叶婉莹)[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用行动书写工匠精神 “稻草大王”8年获7项国家专利 胡润环发明的自动草绳机 文/图 金羊网记者 谢颖 历时两年多、成千上万次试验,他最终研发出了国家首台自动喂料草绳机,并因此两度受邀做客央视。 他是有着东莞“稻草大王”之称的胡润环。从技术工人到发明家,他用行动书写着大国工匠的专注与奋斗,目前已拥有7项国家专利。 因酷爱机械维修入行 在东莞市洪梅镇乌沙村的一家工厂,初见胡润环。他皮肤黝黑、衣着朴素。跟着他走进办公室,墙上整整齐齐挂着的国家发明专利书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上世纪80年代,东莞洪梅镇迎来大批港资企业落户,亟须技术工人。彼时,初中毕业的胡润环不肯遵从父愿学习木工而偏爱电器维修,因为干得一手好活,有人推荐他去港资企业做电焊工。 胡润环回忆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当时一头扎了进去,什么都干,后来又学会了修发动机。”此后,胡润环被调去农机站修手扶拖拉机,又被送去八一农机学校培训了半年。 凭着一腔热情与各类机械为邻为伴,胡润环很快成了企业里的技工熟手,1995年还凭借出色的技艺登上了《东莞工商报》。他笑称:“一个月600元港币,与当时镇上领导的收入有得一比。” 研发自动喂料草绳机 胡润环真正开始专注研发,是从他艰辛创业后开始的。2004-2011年,他在8年时间里获得了国家专利7项。特别是2009年发明了我国第一台自动草绳机,让他一时间成为了“红人”,还上了央视。 可编制7-35毫米任意直径的草绳,自动感应稻草的长短,采用高科技数码计算表记录绳子的长度……经过多年改进,胡润环及其团队研发的草绳机,已经实现各类草绳的自动化编织,帮助农户有效利用秸秆,带动他们收入增加。 “这个发明,源于一次旅行见闻。”胡润环说,当时他看到当地农民使用手工机械编织草绳,既辛苦效率又低,就想着进行机械改造。 “当时我有多项发明专利了,自信以为3个多月能搞定,没想到花了两年。”他回忆道,由于迟迟没有研发成功,不仅花掉了所有积蓄,还因此负债累累。家里人对他的执着颇有微词。但胡润环选择放手一搏,干脆把被子都搬进了工厂,睡在沙发上,夜以继日地进行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润环终于成功了!经过成千上万次的试验,一台自动喂料草绳机诞生,其效率是传统人工草绳机约5倍。 热心扶贫“授人以渔” 如今的胡润环仍未停止开拓的步伐。“我们的草绳机每年一个版本,每年更新一次。”胡润环告诉记者,为了不断改进优化产品,他还专程前往农民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对草绳机进行改装。 此前,由于稻草绳广泛应用于植树园林、工业机械包装、建筑材料包装等行业,胡润环团队一年生产的草绳机,最多近千台。自动草绳机的发明,让这些稻草有了好去处,也对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两年来,胡润环大部分时间在参与扶贫。“有很多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可以帮到人又可以帮到自己,就很好啊。”对于胡润环来说,推广草绳机可帮农户创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今年3月,他被评为敬业奉献“东莞好人”。 不久前,韩国某农业协会辗转联系上他,表示想做草绳机出口到韩国的销售代理。目前,胡润环正在着手拓宽海外市场。 虽然身背7个国家专利的光环,自主研发的草绳机品牌获得广泛青睐,但胡润环坚持认为:“一项技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最好,成功不是休止符,创新永无止境。”[详情]
【中国梦·践行者】龙舟传奇,我们续写 朱贤勤 大洋网讯 端午至,龙舟来!每年的端午,各地都会上演不同的龙舟赛事来庆祝节日。9日,九江将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九江作为佛山龙舟运动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龙舟精神激励着九江人拼搏向上。这差不多是每一个九江男儿幼时的经历:跟着龙舟沿着河边跑、与其他小伙伴争龙舟上扫水的位置、每次放学回家都会在龙舟旁久久不舍离去……如今,随着老一辈龙舟手的老去,新的龙舟手是如何接棒传承龙舟的呢?端午将至,让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看九江年轻人是如何传承龙舟文化。 年轻的非遗传承人 组建业余俱乐部传承龙舟精神 1985年出生的朱贤勤,父亲朱石明是九江传统龙舟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小与龙舟接触,让他对龙舟有着特殊的感情。大学毕业后,朱贤勤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九江传统龙舟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年轻人一起,朱贤勤十年前在九江永宁社区成立了业余的龙舟协会和俱乐部。朱贤勤坦言,作为九江传统龙舟技艺接班人的他想把龙舟精神传承给年轻人。 说起自己与龙舟的情缘,朱贤勤有些兴奋。朱贤勤告诉记者,他不到一岁时就已经下龙舟。“当时是父亲把我抱上去的。”再长大点后,每逢放学只要闻到河边飘着木油的味道,他就会跟同学一起跑到河边,走到龙舟上东摸摸西摸摸,就是不肯回家。因而,每到放学后父母要是找不到他,便会径直地来到河边找他。 说起让他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时,朱贤勤想都不想就告诉记者,有一次看着哥哥跟着龙舟出海,而自己被老爸拉下来后,他一边哭一边沿着河涌追着龙舟的场景。原来,在他小时候九江有龙舟出海的习俗,不过16岁以下的人是不能出海的。那年,朱贤勤的哥哥年满16岁可以跟着大伙出海,朱贤勤想跟着混进去,却被眼尖的父亲给拉了下来,于是便出现了之前出现的哭着追龙舟的一幕。 聚集年轻人组建龙舟队 为何会继承父亲的衣钵,朱贤勤坦言,这是潜移默化的,从小跟着父亲参加起龙习俗,对龙舟是骨子里的爱。因而大学毕业后虽然有了自己的生意,朱贤勤还是选择成为传承人。 为何会组建业余俱乐部,朱贤勤表示,村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划龙舟,不过按照传统的老规矩,每年九江举行完大型的龙舟赛事后,他们就不能再划龙舟了。由于身边志同道合的人很多,为了可以随时划龙舟,很多龙舟爱好者就提出组建一支队伍的想法。“队伍组建后,我们去很多地方参加了比赛。”朱贤勤表示,2014年是最有意义的一年,那一年龙舟队分成了两队,分别去海南和大庆比赛。 朱贤勤表示,九江爱好龙舟的人很多,九江的年轻人能将龙舟文化传承下去。说到将来的打算,朱贤勤表示,他会努力做好对龙舟文化的传承,目前已经带起了一波年轻人参与到龙舟文化的传承中来。 关祥挺 热爱“竞技龙” 90后职业选手在村里建起专业训练基地 来自南海九江沙咀社区细闸经济社的关祥挺有很多头衔,这位90后既是2017年世锦赛国家龙舟队队员,又是职业龙舟俱乐部——九江龙龙舟俱乐部的队长。如果说朱贤勤是将传统的龙舟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那么关祥挺便是传承传统龙舟文化的基础上,引入竞技龙舟,让竞技龙舟从职业的舞台上飞入寻常百姓家。关祥挺将九江龙舟训练基地的模式复制,在细闸村建起了九江第一个村居性质的职业化龙舟训练基地。关祥挺说,“我不仅想传承传统的龙舟文化,还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竞技龙舟。” 作为一名职业的龙舟运动员,关祥挺获过不少国内外龙舟赛事的大奖。说起与龙舟的结缘,关祥挺坦言,村里有一条龙舟是九江第一条龙舟。在他7岁的时候,爷爷便骑着三轮车载着他去看龙舟。传统龙舟的精彩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后,电视里播放的九江龙舟队的比赛,又让关祥挺和小伙伴们有了奋勇争先的斗志。“每次看完九江龙舟队的比赛,我们都会一起去划水泥船。”关祥挺告诉记者,就这样他便萌生了对龙舟的热爱,无论是传统龙还是竞技龙。2006年,上高中的关祥挺因为学校的一次选拔第一次接触标准龙,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龙舟的生涯。“高中期间,我们还与九江俱乐部一起比过赛,那时的九江俱乐部在我眼里是很神圣的。” 2009年是关祥挺的转折年,那一年,因为遇到了当时九江龙舟队教练,关祥挺被招进九江龙舟队。 带领村民组建标准龙舟队 跟随着九江龙舟队一起成长,关祥挺想为村里的龙舟做些什么。“村里老一辈划传统龙是很有名气的,以前的传统龙舟,以游龙为主。”关祥挺告诉记者,轮到他这一辈成长时,老一辈希望他们能传承龙舟文化,把村里的龙舟文化搞得有声有色。在与大家商量后,大家觉得不如在村里组建一支标准龙舟队。 关祥挺将九江龙舟训练基地的模式复制,在细闸建起专业的龙舟训练基地。在关祥挺等年轻人的推动下,2016年细闸建起第一支标准龙龙舟队。这些年来,这支队伍多次蝉联广佛联赛、九江联赛的冠军。关祥挺告诉记者,整个龙舟训练基地算上器材大概花费五万元左右,“我们都是一点一点凑钱去买的,也有一些热心企业家赞助。”随着龙舟训练基地的建成,年轻人的参与度更高了,“以前普遍是本村的,后来隔壁村的都来这边。”关祥挺说,村里为了支持他们,之前还将祠堂借给他们当作训练基地,后来村里特意腾出以前的一间“蚕房”给他们当基地。 关祥挺坦言,爷爷那一辈人给他的心里种下了传统龙舟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他懂事后就慢慢地发芽。在接触竞技龙舟后,出去走了一遭,他越发的想把竞技龙舟传给下一代。如今细闸龙舟队的队员们的孩子都喜欢跟着下船玩,每人都有一把小桨。接下来,他想利用这支队伍做一个平台,将传统龙舟团结和交流的精神以及竞技精神传播出去。下阶段希望走进校园,让更多年轻人、学生了解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 彭乐文 为圆龙舟梦 他俩发起“众筹”造龙舟 在南海九江金星村,两条崭新的龙舟在河涌上披荆斩棘,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观看。说起这两条龙舟,不得不提金星村两位80后小伙彭乐文和关炳华,正是他们提出的“众筹”造龙舟,让金星村摆脱了百年无龙舟的境地。在彭乐文看来,龙舟的回归让村民更加齐心了,村民的感情也在龙舟的调剂下变得更为融洽。为了推广和弘扬龙舟文化,彭乐文会跟大伙一起免费给附近的小学上课,宣传龙舟文化。 挨户送茶叶筹资金 说起“众筹”造龙舟的缘由,彭乐文有些感慨。在佛山南海九江这样一个龙舟之乡,每条村都有自己的龙舟,而在2017年以前,金星村这个拥有500多户村民、1500余人的大村却没有自己的龙舟。彭乐文告诉记者,虽然村里的老人说在数百年前村里有一条龙舟,但是老人们也都没见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要跑到隔壁村去扒龙舟。”彭乐文表示,不过都要等到邻村村民扒完后,他们才能上船。失落感一直萦绕在彭乐文和村里一些年轻人的心里。当彭乐文和关炳华分别当上村里两个经济社的社长后,他们觉得不能再等了,提出要造一艘自己的龙舟。 为了让这个想法能付诸实践,彭乐文和关炳华先取得了金星村剩下的三个经济社社长的支持,然后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将村里的一帮年轻人拉进群里筹划。随后,群里40多位年轻人筹来了第一笔造龙舟的资金——两万元。虽然取得了开门红,不过两万元的资金对于一艘造价15万元的龙舟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于是,群里有人提出用送茶叶的方法来向村民们募集资金。“不管刮风下雨,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拉着装满茶叶的斗车,挨家挨户去筹钱,总共持续了3个多月。”彭乐文说,“当时村里没有人相信我们能造出龙舟来。” 筹30多万元造出龙舟 不过,彭乐文这帮年轻的坚持,让事情迎来了转机。“我们筹到几万元钱的时候,便去广州番禺下了订金。”彭乐文说,当时心里很没底。然而就是这样的举动,让不少村民感觉到他们的诚意。随着村民们信任的升温,筹款金额也蹭蹭上涨。最后筹到了30多万元,即便是造两艘龙舟后都还有富余。 于是,2017年龙舟下水时,金星村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彭乐文看来,经过这件事情后,村里最大的变化便是越来越团结,“龙舟确实是村民之间的同心结,把彼此的心绑在了一起。” 文/广报全媒体记者刘鹏飞 图/广报全媒体记者何波[详情]
原标题:刘国栋:与未爆弹“共舞”,体内至今留有8块弹片 央视网消息:在刘国栋的文件柜里,有一套存放了近四年未曾打开过的衣服——上面带血,有些地方已经被炸烂。 “不敢打开,有点怕,怕见到它。”至今回想起2015年8月20日的那次手榴弹集训,刘国栋还心有余悸。 “我说投,结果小战士一投,环已经拉了,手榴弹没扔出去,掉到身后冒着烟。” 刘国栋顺势用手一推,把那名战士推了出去。然而就在刘国栋身体回撤扭头往回看的过程中,他发现旁边还有一名战士,他连忙呼喊,“趴下!趴下……”第三声嘴刚张开,手榴弹就炸了。 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冲进刘国栋肺内,紧接着弹片雨点般的落下,一枚弹片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左眼。 “现在我的左眼瞳孔是最大化的,没有虹膜,也没有晶状体”,天太亮的时候,刘国栋左眼一片白茫茫,只能戴变色眼镜来保护。至今,他的体内还留有8块弹片无法取出。 有人曾经问他,“爆炸的一瞬间有没有害怕过?”他说,当时真没害怕,因为来不及多想。生死两秒钟,一切都是本能反应,即使放到现在,在危险来临时,在生死边缘的人生抉择上,他还会选择推一把、喊一声,义无反顾地救人。 历经数日的恢复、治疗,刘国栋的身体慢慢恢复。然而,手榴弹爆炸后留下的心理阴影,却挥之不去。 当时心理医生告诫刘国栋尽量不要接触有关手榴弹爆炸的画面,说可能会出现应激反应。“我就不信那个邪!”天生不服输的刘国栋当时就大腿一拍,跟自己较上了劲。那段时间,他经常去看一些有爆炸镜头的电影,一遍一遍反复看,借此调适自己的心理。 从刚开始看到电影中的爆炸场景会闭上眼睛,身体不由自主地发生躲让动作,到后来毫不避讳手榴弹横飞的3D战争电影,经常是刘国栋越看越投入,而旁边的妻子却哭得稀里哗啦。 经历了一年的心理疏导以及身体康复训练,刘国栋回到了单位,这时,一个艰难的选择也随之而来。 2016年7月3日,上级决定任命刘国栋为空军某部场务技术试验中心主任,负责未爆弹的排弹任务。早在2006年,空军增设了机场遭遇轰炸后的抢修专业,其中就有未爆弹的排除,刘国栋就组织训练过。然而时隔十年之久,刘国栋又刚刚从手榴弹意外爆炸致残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此时担此重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几番斟酌之后,刘国栋决定接受挑战。 “最好的人生不是一马平川,而是带伤依然能奋力前行!”这句话不仅写在刘国栋的笔记本上,同样刻在他的心里。 “我受过爆炸伤,深知其中的痛苦,绝不能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重演。”这是当年刘国栋上任后在军人大会上拍着胸脯说的话,为此他在新的岗位上大力推动现代排弹新装备的革新与研究,提出打造一支智能化、无人化排弹应急力量的建设思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刘国栋牵头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跑遍北京、南京、西安等城市的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由于平时走得多、问得多、管得多,被官兵亲切地称为“三多主任”。 刘国栋致力推进的未爆弹探测无人机、遥控排弹机器人等一系列新装备研发课题相继立项,目前已经定型量产的某型非接触聚能引爆装置在实战保障中得到检验,实现了未爆弹药排除技术方法上质的跃升。 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再转战到山沟,面对训练任务重、基础设施差、棘手问题多的实际,刘国栋完全可以选择“向后转”。因为按照转业政策,凭借获得过2个二等功、1个三等功的荣誉,他可以在地方安排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刘国栋初心坚定、带头练兵备战,走在了研战教战训战的前沿。 “冲锋,冲锋,向着敌人冲锋;前行,前行,向着危险逆行……”这是刘国栋受伤后经常朗诵的一首诗《最美的逆行》,恰如他迎难而进的人生。[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崔景富:“八戒”退而不休变“师父” 默默耕耘在莞执教8年多 崔景富扮演的“猪八戒”。(受访者供图) 大洋网讯 最近在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的学院剧场里,每天晚上都会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一班学生正在排练节目,这台节目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准备的,而这位老人便是98版《西游记》里“猪八戒”的扮演者崔景富。崔景富作为晚会的筹备人之一,每天都会敦促学生进行排练。 艺术家变身教师,崔景富在东莞默默地耕耘8年多了。2005年,崔景富从广州话剧团退休,前后两次来到东莞教书。“能将我自己经历过的艺术表演传授给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崔景富说。 崔景富 他是老师 传授艺术表演,“我心满意足” 位于东莞的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在退休前,崔景富从来没有到过东莞;而来东莞教书,他笑说是因为朋友的“逗引”。 2005年,崔景富从广州话剧团退休,先是接拍了一部电影。“后来,我一位朋友和我说,‘教书很好玩,过来吧。’2009年,我来到东莞教书。”崔景富笑着说,“来了没多久,觉得这是一糟糕的决定,教书太累人了,不像演戏忙完还可以休息一会儿。”当时,他在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任职表演系主任,主要工作是教学。不过,崔景富这一教,就是8年。 作为老一辈人,崔景富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他说:“刚开始来学校的时候,和我们读书的时候比较,学习氛围不是很浓厚。”当学生们得知崔景富是“猪八戒”的扮演者后,学习态度改变了不少。崔景富说:“不少学生跑过来,合影留念,学习的积极性也增加了不少,孩子们来学表演,也会接受认可同行前辈。” 2016年,崔景富短暂离开过学校,直到2018年秋季,他再次任职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担任影视学院院长。不仅是教学,这次更多是想从专业层面梳理学生培养机制,多个学系再次整合成二级学院。这个含表演、摄影、服装、化妆、音效等多个专业的集合,学生多达700人。崔景富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 作为表演艺术家,崔景富演过很多有名的角色,在退休前经常全世界到处飞。但现在的崔景富彻底将自己变成了普通人,终日与学生打成一片。 崔景富说,他和妻子一起在东莞教书。现在每天早上6时半,他都会带着学生晨练,完了后才洗漱吃饭。“这是一套科学训练方法,包括形体梳理,声带开发,动感训练等多方面。学生们要一边做动作,一边交流,难度不小。”崔景富说,“把晨练抓起来,是对学习很好的铺垫。” 崔景富每天都会给学生上课,而且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格。在他认为,学生日后要成大器,就需要先在学校里学好基础课程。“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因为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将我自己经历过的艺术表演传授给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崔景富说。 他是“猪八戒” 全国遍寻“猪八戒”无果 副导演亲自上阵 作为《西游记》续集剧组的副导演,崔景富一度在全国范围寻找猪八戒扮演者,最后各种巧合促使下,他本人成为“猪八戒”面具背后的演员。 当《西游记》续集剧组组建好后,随即面临着找猪八戒扮演者的任务。“找了好久,全国各地找,试了七八个演员,导演都觉得不行。”崔景富说,导演杨洁没相中一个,要求继续找;在全国找演员,花的钱很多,而且剧组预备开始拍戏后,就要每天往里投钱,压力很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崔景富就来了一通抱怨。他指着“猪面具”说:“这玩意儿,谁戴上不是猪八戒?干嘛非得花这么多时间找。”正好当时,化妆师也在附近。杨洁听了崔景富的抱怨后就对化妆师说:“小崔,来试一试,给他戴上。”经过化妆师一通“打扮”,猪头猪脑的猪八戒就出现了。 杨洁一看,就立即拍板决定,让崔景富扮演猪八戒。崔景富听到后,还以为导演开玩笑。谁知,杨洁很认真要求他放下手中副导演的工作。在这种巧合下,崔景富成为猪八戒这个经典角色的又一个诠释者。 决定角色后,剧组中化妆师王希忠希望崔景富能“本色出演”,把肚子吃起来。崔景富说,“肚子来真的,不作假,那就得吃呀。那个时候不胖,150多斤,先得把肚子吃起来。一天吃一个猪肘子,喝啤酒,给整得和过年的待遇一样。一个星期,除了看剧本,就是吃,也不出去运动,越吃越想吃。非常快,就把肚子吃起来了,自己觉得走路都费劲。”但紧接着,就发现了之前忽视的一个问题——胸肌没法吃起来。怎么办?崔景富又得着手减肥。他说:“我从160斤胖到223斤,动不起来,锻炼起来很累;为了拍戏就得减下来,多运动,每天少吃点,一个月后,就减重到170斤,瘦了50斤。” 戴着乳胶面具和假肚子拍戏,不是一件容易事。崔景富说:“戴着面具,卸下来也不方便,每天拍戏的时候,也就无法吃饭,只好等到拍完当天的戏,再好好吃一顿。”从1998年到2000年《西游记》续集上演,几度寒暑,崔景富戴着假肚子,拍完戏后,全身是汗,特别难受。 他是话剧演员 “李金斗”深受观众好评 除了广为人知的猪八戒角色外,崔景富还是知名话剧演员。早年间,他只是在普通学校读书,目标也是想要考上普通高校。“我的骨子里是没有表演基因的。”崔景富回忆道,“最开始进入剧团工作,后来调至省里,刚好有机会考大学,才在千军万马中挤进了中央戏剧学院。” 1988年,崔景富参演了由戏剧大师徐晓钟执导的《桑树坪纪事》,在全国各大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戏剧界。他饰演的男一号李金斗,深受观众好评。“为了演好戏,我先去西北体验了半个月生活。回来后,排戏排了整整一个学期;完了后,去新加坡和北京演出,一举轰动全国。现在《桑树坪纪事》成为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学内容。”崔景富说。 崔景富说:“我演猪八戒是在经典的基础上,加入人性化,这是源于对‘艺术高于生活,但又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解’,而且每代扮演者都应有当下时代特色,不应该拘泥过去,而是要与当下生活接轨。作为演员应该有自己的艺术思想。我也是这样教我的学生的。” 文/广报全媒体记者钟宏连 图/广报全媒体记者卢政(除署名外)[详情]
原标题:18年跨40多座世界一流桥梁,她用焊枪捍卫“中国智造” 央视网消息:“既然干了这一行,起码要把它做出个样子来。”这样简单朴实的想法支撑着王中美一路走来。 在国内外四十多座知名桥梁钢梁的焊接中,在创下多项世界之最的工程建设工地上,有一支我国桥梁建设的“女子电焊突击队”,她们来自中铁科工集团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其中,首席“焊将”王中美,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既然干了这一行 就要做出个样子 2001年王中美从学校毕业,学的是桥梁建筑,参加工作之初,她却并不喜欢焊接这一行。父亲是一名四十年工龄的高级电焊工,受父亲影响,王中美才当了一名电焊工。 “因为我爸一直跟我说,做事你就踏踏实实做事,你好好把你手上的事儿做好,不要有太多的一些想法。”王中美虽然听了父亲的话拿起了焊枪,但仍有改行的打算。 性格里有股倔劲的王中美,最初的想法是要把电焊做出个样子,再来改行。一开始她选择了咬牙坚持,一有时间就观摩师傅和前辈作业,学习借鉴他们的工作技巧。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她还经常利用午休的时间,拿着废弃的材料,偷偷练习。 在练习高难度的熔透焊时,王中美甚至到了痴迷的状态。有时候焊花飞溅到手上,被烫了,她都不忍心停下来,怕破坏焊缝的美感,硬咬着牙继续焊。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中美的焊接技艺突飞猛进,接连在各类技术比武中斩获头功。而当初想拿下电焊技术再改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 身上有了责任 “师傅干起活来特实在。”徒弟刘青至今难忘十多年前的一幕。 在宁波庆丰大桥的建设中,现场焊接需要赶工期。王中美带领六名女子电焊突击队成员从九江赶来增援。当时正值夏天,电焊操作现场条件异常艰苦。焊接舱内温度高达四五十度,粉尘极大,六七个人挤在里面同时操作,人戴着口罩进去作业,没几分钟口罩就被灰尘染黑。 在工程冲刺阶段,王中美连着两天从下午4时干到第二天凌晨,最终累得晕倒在工地上。最终,工期赶出来了,而且质量验收一次合格。那时王中美已经是技术能手、带班的组长。 “她焊出来的焊缝跟鱼鳞的形状一样,特别美。她调出来的电流电压,声音特别悦耳,像音乐一样。”刘青对师傅的技术心服口服。 公司把女焊工们集中到一起组成了女焊工突击队,在王中美的带领下,由她们参与的焊接任务一次性探伤合格率均达到99%以上,她们工班焊接的成品成为了驻厂代表、监理眼中的“免检产品”。 2016年中铁科工集团为早已成为集团首席电焊工的王中美成立了创新工作室,承担起27项材质实验和焊接攻关任务。 “大国工匠”的梦想 十几年来,王中美先后参建完成了京广高铁、武汉天兴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京沪高铁、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京福高铁、铜陵长江大桥等40多座世界一流桥梁的前期焊接实验任务,取得十多项创新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奖项。 “作为新时期产业工人,能参与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我不仅要对每一道焊缝负责,也要对我的每一位徒弟负责。未来我将继续发扬工匠精神,努力带动更多的桥梁焊工成为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2017年,王中美作为基层党员代表参加了党的十九大。 “时代的发展,让我这样一名普通工人也有了成为大国工匠的梦想”,王中美相信未来她还可以做得更好。(央视网、 《焦点访谈》联合出品)[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放下“金饭碗” 她转做竹编匠 精美的竹编篮。 大洋网讯 范凌是一名海归建筑师。 她出生于北京,成长在广州,是家中的“乖乖女”。 大约二十年前,范凌出国进入藤校深造,并顺利考取美国注册建筑师资格;归国后她先去了北京,但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第二故乡广州。 在不惑之年,这位建筑师选择更换人生赛道,放下了外人眼中的“金饭碗”,捧起了“竹饭碗”,摇身一变成为一名竹编手工艺人,用一双巧手编织另一种人生。 严格说来,范凌成为全职手艺人还不到一年,但她的不少竹编作品已是有口皆碑,说起转型,这位前建筑师笑着说只是运气挺好,她将自己定义为“半吊子手艺人”。 范凌编织了许多精美的竹篮。 “别人家的孩子” 因父母工作调动,范凌很小就来到广州生活,完整度过了求学生涯。从小学到中学,范凌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喜欢画画的她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一路走来,她在外人眼中都是一枚标准的“学霸”“别人家的孩子”。 在大学里,范凌延续着优异的表现,画图做模型是她的日常,毕业后她顺利被一家国企录用,按说这样的人生路线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但这个“乖乖女”心有不甘,渴望到国外再进行一番深造。论能力她是有的,但父母并不支持她,一是觉得她好不容易找到稳定的工作,二是留学费用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她心里的那个念头并未消失。踏踏实实工作了三年之后,范凌存下了一笔钱,并顺利申请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辞职赴美攻读建筑硕士学位,继续追逐她的建筑梦,这次父母没有再拦她。 泡图书馆,不停地画图、做项目,范凌的硕士阶段过得格外充实,之后她考取美国注册建筑师资格,毕业后留在了美国工作,先后为华盛顿等地的多个地产项目画过施工图,一待就是七八年。 范凌编织了许多精美的竹篮。 一场病引发的新念头 考虑到父母年岁渐长,范凌决定回到中国进入地产业工作。她很快在广州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在一家本土地产公司里走到研发总监的位置。但地产业毕竟是以高强度快节奏著称,近年来范凌的身体在高压之下开始呈现亚健康状态。 去年的一次身体检查范凌得知了自己有一项身体指标不正常,但因为工作太忙她一直没有认真对待,直到后来复查时已经到要住院手术的地步,为此她花了一个月来康复。一个月里,百无聊赖的范凌在家里研究手工DIY,接触到了竹编这门手艺。她上网淘了一些竹篾,对照着图案自己捣鼓,完成了人生第一件竹编作品,让她开心了几天。 范凌开始思考以后有没有可能当个竹编匠人。她开始认真地找资料,却发现市面上能买到的竹编相关书籍屈指可数,仅有的几本也都是年代久远的,要靠看书来学习变得不太现实。 范凌想到了去实地拜师,在友人口中,她得知了浙江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工艺美术之乡东阳市,那里的竹编很出名,更有国家级竹编大师何福礼坐镇,这让范凌心驰神往。在不惑之年的关口,这位海归建筑师鼓起勇气,决心辞职去东阳拜师。 从“小白”到“熟练工” 建筑系出身的范凌说,自己对待工作喜欢像画画一样“死磕”,尽善尽美是必然的追求,但身体条件让她难以继续保持工作上的“完美”,这让她有点沮丧。竹编的意外出现,让范凌感受到人生转型的可能性。 范凌辞职后,启程“打飞的”去到东阳,找到了何福礼大师所在的东风竹编工艺厂,在那边住了将近一个月,每天跟着工人师傅们一起,在闷热的厂房里跟各式各样的竹篾打交道。虽然从技术上讲她是个入门“小白”,但在建筑行业多年练就的强烈求知欲助她迅速“升级”,她很快熟练掌握了绕篾、插篾收口、花箍等技能。 远离了大都市的喧嚣,换上工厂的围裙,每天七点半上班,下午四点半下班,生活节奏缓慢而有规律,范凌在竹编之乡度过了短暂而充实的求学时光。虽然作为新手磕磕绊绊,难免工作效率不高,但竹编作品都完成得中规中矩;不仅如此,她的设计功底展现无遗,不少作品上面的纹样都是她自己画的,当年学建筑设计时的创意和技能,换了一个平台竟也派上了用场。 回到广州后,范凌作为一名全职手艺人“出道”,她坦言自己对于这份新工作很“佛系”,不去想太远的未来,也不担心维持不了生计。“我不是一个爱乱花钱的人,家庭的经济压力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我相信随着竹编技艺越来越好,也会有更多的人欣赏和接受,而且只要找到合适的小众市场,也能养活自己”。 “用轻松的方式学艺” 范凌笑称自己很幸运,以前学建筑时的设计技能、美感和创意,在做竹编时能巧妙融合进去,而在公司做培训时练出来的表达能力和学习体系,又为她的下一步做了铺垫。如今她致力于向更多的年轻人普及推广竹编艺术,通过不定期开设课堂分享,将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生命力延续下去。她也成了众人口中的“范老师”。 与从小就接触手工艺的匠人不同,“半路出家”的范凌对学艺有自己的理解,“大家印象中做传统手工制品会很辛苦很累,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没有传统的学艺环境,可以用一种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学。” 在范凌看来,要让年轻一辈喜欢上竹编这门传统手艺,在方式方法上更要不拘一格,“怎么好玩怎么来。”比如城市里没有条件自己上山选竹材劈竹篾,那就上网直接购买劈好的竹篾;挑竹篾时需要用到的篾尺,手头没有的话用钢尺代替也可以;把竹篾烤弯需要用到酒精灯,实在没有的话家里的煤气炉也可以利用起来。“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方式不传统,但对于初学者来说,首先是要拉近他们与传统手艺的距离,让他们意识到其实这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刻板、不严肃、不辛苦、不需要太复杂的工具或者程序,就算一开始做得不好,也可以先把兴趣培养起来了。” “灵活、轻松、好玩”是范凌在课上分享的核心理念,对她而言,传承竹编这门传统手艺不是一份沉重的使命,而是通过点滴的分享,潜移默化地让城市里的年轻人们接触、了解传统文化。 “当个‘熊猫’也挺好” 对范凌来说,转型后的“消费降级”生活并不苦,她可以心无旁骛地“宅”在家中跟竹子打交道,边学边做,再把竹编心得整理成文字,通过社交平台分享给有需要的人。没了外界的纷扰,她过上了极简生活,自己安排弹性的工作节奏,也能兼顾到家庭,编织时若遇上瓶颈了就给自己放松一下,插插花,看看书,也许灵感就来了。 对于竹编制品在现代生活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范凌认为不必拘泥于“实用”,“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用竹编制品去点缀生活,放干果,放玄关,当挂饰,做花器……哪怕将制作精美的竹编就摆在桌子上看着,也是一种享受。” 从转型到现在,范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虽然收入少了,眼界却更开阔了。她逐渐对自己的新身份有了认同感,不会再去在意外界的目光,“首先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真正需要在意的是你对自己的认可。” 关于竹编的未来,范凌并不担心,“科技的发展和传统的保留是可以共存的,一方面是飞速发展的科技,另一方面,‘慢’的传统文化由于其独特的手工价值和历史背景,也会得到重视,可以与很多科技元素结合起来。我前不久还用竹篾编过一个二维码。” 人到中年,生活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样子。就像范凌说的,自己“当个熊猫”,每天安安静静在家“玩”竹子,其实也挺好的。“手艺人多是知足常乐的人,他们更在意自己手艺高下,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充实和喜悦。” 记者手记 中年转型需要勇气,更需要好心态 目前为止,范凌的竹编作品产量并不算高,但每一件都是她认认真真“雕琢”出来的,有时候为了跟自己死磕,她会花上一周甚至半个月来完成一件作品,在手艺人的道路上,她仍在慢慢积累,在她身上感觉不到想要一蹴而就的急切。 当记者提出拍照时,她特意伸出双手对着镜头,出乎意料的是,那是一双圆润光滑、没有老茧和伤口的手。此举她是想告诉大家,做竹编真的不辛苦,也不容易受伤,大家不用太担心。 “中年危机”是近年来出现的高频词,也是当下人们不安心理的写照。人到中年才进行职场转型需要很大的勇气,加之在大都市里上班的人压力本来就大,转型更难,所以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行当,找到一门“即便是重新出发也能很快上手”的手艺。范凌认为,无论最终如何选择,平日里一定不能放弃学习,哪怕空闲时间不多也尽量学习一些新知识,尤其是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这样才能“尽可能停留在自己的梦想周围”。 但在转型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要摆平心态,看淡因为转型带来的身份落差甚至于收入落差,在转型之后要给自己更多的信心,相信能够在新的轨道上做得更好,就像范凌说的,“关键是自己认同自己,而不是满足于别人对你的看法。在不断努力的过程中自然会建立出自信。” 文、图/广报全媒体记者蔡凌跃[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一代建筑结构泰斗容柏生:用建筑高度创造出自己的人生高度 2016年,在华南理工大学建校64周年之际, 容柏生参加了“院士回母校”活动,与600多名师生分享他的科研经历与人生感悟 受访者供图 金羊网记者 李国辉 “从最早期的海运大厦、香格里拉大酒店、广东国际大厦,到后来的珠江新城西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高层建筑,他用精湛的技术不断刷新建筑高度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人生高度”——5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容柏生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广东院士联合会在唁电中这样评价他一生的贡献。 容柏生是我国建筑结构专家,曾引领了中国一代高层设计潮流。2003年,74岁高龄的他毅然决定“二次创业”,创办了广东省第一家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在之后的15年里,他仍坚持高强度工作,推动了建筑工业化、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等多项在国际国内有着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落地开花,极大地提高了我国高层建筑抗震设计的安全水准。 用创新不断刷新建筑高度 容柏生的一生,与广东紧紧相连。1929年出生于广州的他,从小受詹天佑的事迹影响,痴迷于建筑工程的图书、模型。 1949年,容柏生考入岭南大学土木工程系,为了维持学业,曾一度当过打字员、助教、抄写员等临工,后岭南大学的工科并入刚成立的华南工学院(即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容柏生成了华南工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 毕业后,容柏生没有接受亲戚朋友给他在香港安排的职位,而是服从分配,到广东省建筑设计公司(后改为“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任职。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容柏生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广东的工程设计事业上。 1972年,崭露头角的容柏生,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进行15层高的海运大厦的结构设计,并要达到三级人防和抗震设防的要求。由于国内缺乏可供参考的设计方法与规范,容柏生只能自己创新,创造出一套设计方法与规范。 在手摇计算机的辅助下,他不仅将设计方案所需要的各项数据“摇”了出来,还根据这次经验,成功研制出一套高层建筑结构计算的完整计算方法和程序,这一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其后的容柏生,用他精湛的设计技术不断刷新着建筑的高度。 深圳亚洲大酒店(即现在的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是容柏生的代表作之一。在这座38层高达114米的“Y”形建筑中,容柏生再次创新,设计了一个钢筋混凝土巨型构架结构体系,将高达114米的建筑分成6大层的钢筋混凝土巨框,每个巨框都成为受力单元。这一方式,不仅方便建筑,也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 建成之后的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不仅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全巨型框架结构建筑,也成为深圳当时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容柏生因此获得了国家建设部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5年,被老广们亲切称为“63层”的中国第一高楼——广东国际大厦准备兴建,容柏生担纲负责这座200米高大楼的设计。 后来担任过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的何锦超回忆,上世纪80年代,节省层高成为当时的主流趋势。容柏生提出了采用筒中筒结构和无黏结部分预应力平板结构,将楼板厚度降至22厘米,不仅节省混凝土7000多立方米,同时争取到了更大的净高,这在当时的国内超高层建筑中属于首创,也把我国的高层建筑技术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同时,这栋大厦还成功刷新了一项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采用无黏结预应力楼板层数最多的建筑。”何锦超说。 这一次的创新让容柏生“名动天下”,广东国际大厦先后荣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首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 容柏生在高层结构设计方面的突出成就,赢得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1989年,他被建设部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5年,容柏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那几年,他也遇到了让他曾经一度遗憾的项目——巨人大厦。彼时,准备兴建70层的巨人大厦,若顺利建成,将刷新中国建筑的新高度。容柏生被邀请担任这一项目的建筑结构设计负责人,60多岁的他带着诸多年轻同事,时常在工地上勘查。但最终,这一项目由于资金问题搁浅。 此后多年,容柏生曾对身边的人表示,这是他最大的遗憾。 “二次创业”推动行业革新 容柏生并未带着巨人大厦的“遗憾”止步不前。 2003年,已在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了整整50年、担任总工程师20年之久的容柏生,为了让年轻人挑起重担,主动辞去了职务。辞职并不意味着退休,74岁的他决定“二次创业”,与两名合伙人共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结构设计的企业——容柏生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以下简称“RBS”)。 在容柏生与团队的共同努力下,16年来,这家国内率先成立的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不仅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专业甲级结构设计事务所,也在建筑工业化、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等方面,研发出了多项在国际国内有着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 与容柏生共同创业的RBS合伙人李盛勇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过去16年来,RBS事务所已经服务过从300米至800米的超高层建筑数十个。其中,有为广州东、西塔以及深圳京基金融中心、天津117大厦、苏州中南中心等超高层建筑提供设计咨询;其次,担纲设计了南宁华润大厦、珠海十字门标志塔、青岛华润中心大厦等数十栋超高层建筑。 作为技术带头人,容柏生在创新上有着超强的动力,由他主导研究的“外包端柱内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实用专利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 他不仅自己主导创新,也引导、鼓励和帮助团队进行创新。“免模装配一体化PI体系”的新型建筑工艺是容柏生大力推动的其中一项革新技术。几年前,这一技术刚开始进行研发时,一向低调的容柏生高度评价“这将是革命性的一项技术”,并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参与到研发讨论中,极大地鼓舞了创新研发团队。 不同于混凝土现浇技术,“免模装配一体化PI体系”将建筑中的楼层板与梁柱墙钢筋笼模等构件进行工厂预制,而后再运输到工地现场完成吊装,后浇筑混凝土,堪称是建筑领域的“工业4.0”。技术的研发必须保证这一套体系的经济、安全、合理。 “预制工厂做工厂的事情,运到现场,就像拼积木一样,现场几乎不产生任何垃圾,既环保,又快速。这是未来的方向,必将颠覆现有的建筑工艺。”李盛勇说。 2017年8月,这一新型工艺通过了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被认定为国际首创,且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如今,这一成果已经申请了多项国家专利,并在广州保利紫山项目中落地。 “SAUSG高性能非线性分析软件”是容柏生竭尽全力推动的另一项颠覆式创新,借助这一创新成果,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图纸阶段就能准确地计算遇到强地震时受到的损坏程度。 “SAUSG高性能非线性分析软件”的研发成功,彻底填补国内建筑结构在抗强震非线性分析软件的空白,也超越了国外的同类分析软件。近年来,这一软件已被全球近200家高端结构设计院采用,成为国内高层建筑结构进行抗震性能分析的主力软件,大大提高了我国高层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水平。 他是广东人的骄傲与榜样 “建筑结构,关乎人命。”多位与容柏生共事过的人证实,这是他在工作中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 2000年左右,国家出台了对超限高层建筑进行审查的政策,容柏生被聘请担任国家超限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他也是广东超限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直到88岁高龄,他仍经常到全国各地,对超限高层建筑进行审查。 “他一直都是‘满天飞’的,还是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飞行的里程不知道绕了地球多少圈。”李盛勇说,即便已经80多岁高龄,但容柏生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其精力之旺盛、思维之敏捷,让年轻他几十岁的人也自愧弗如。 容柏生一直“不服老”,也不愿意闲着,哪怕是近两年身体不好,他也保持着“动手”“动脑”的习惯,喜欢在家里玩乐高、玩拼图,保持着自己对建筑结构的热情。 2016年,在华南理工大学建校64周年之际,容柏生参加了“院士回母校”活动,与600多名师生分享他的科研经历与人生感悟。面对同学们问到自己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原因是什么时,容柏生郑重回答:“我有十二字箴言:必求甚解、知难而进、精益求精。” 他寄语年轻的学子们,在遇到每一个问题时都要想方设法去解决。“当你千方百计最终得以解决的时候,你也突破了自己,提升了自我”。 5月11日,容柏生逝世。广东院士联合会在唁电中高度评价了容柏生一生的成就:他用精湛的技术不断刷新建筑高度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人生高度。他是广东人的骄傲,诚为我辈永远之榜样。[详情]
80后小伙结缘非洲,航天人这样雕琢“一带一路”工笔画 戴明睿与苏丹总统府卫兵合影(受访者供图) 央视网消息:“2018年12月9日,周日,晴。坐了24个小时飞机,腿有点酸,平安抵达科托努。第一次来贝宁,心里有些忐忑,但随着亲切的法语广播传入耳朵的那一刻顿时轻松了,有了点儿法国的感觉,直接打车去酒店,轻车熟路一般。这次目标很明确——带合同回家,貌似任务很重啊,继续努力吧,今年怎么着也要开拓出个新国家!” 这段记录摘自一位80后小伙的工作日记。在他的日记里,足迹遍布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贝宁、苏丹、坦桑尼亚、赞比亚、突尼斯、安哥拉等近10个非洲国家。他叫戴明睿,是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04所国际化团队牵头人,今年是他拓展非洲信息化市场的第四个年头。 走出国门,“机遇总是留给准备最充足的人” 2015年,从法国留学归来、有着多家央企工作经验的戴明睿加入航天科工三院304所,半年后由他牵头组建的国际化项目组正式成型。“要走出国门,做海外信息化项目”,戴明睿团队面临的,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大家心里都明白,在国内拓展一个新的市场领域已是难事,更何况要在万里之遥的陌生国度被接受和认可。 得益于多年的留学经历,戴明睿能够熟练掌握法文和英文。他带着团队深入研究海外形势,初步选定了攻关目标——非洲市场。他们卯足干劲,开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法律体系、文化风俗,学习参考国内企业在当地的经营模式,寻找商业机会与合作伙伴等。 当时,数百家中国企业已在非洲大陆扎根,对于非洲人而言,中国人早已是熟面孔。然而对于戴明睿团队来说,打开工作局面难度极大。“当地客户总是直截了当,只关心是否具备成熟的海外实施和运维能力。大家预先准备好的大段开场白、反复练习的业务介绍经常会被客户打断,甚至表现出不耐烦。”戴明睿说,“没有强大的心脏,真的可能会放弃。” 2018年12月,戴明睿在贝宁共和国签合作备忘录(受访者供图) 虽说国外招投标模式的基本流程与国内类似,但二者对招标文件的文档规范、风格要求却大相径庭。最初,他们经常因为一些小细节导致递交的标书在评标第一阶段惨遭淘汰。那个时期,每个月都有2-3次投标,戴明睿带领团队通宵准备资料,标书也历经13个版本的更新迭代,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市场的介绍方案和招投标模式。 “机遇总是留给准备最充足的人”,这是他最经常对团队说的话。终于,他们在半年后拿到第一个项目。 “项目总金额有多少个零,我们真的数了好几遍” 初尝中标的甜头后,2016年6月戴明睿团队又一举拿下埃塞市政部智能楼宇信息化项目。“项目总金额有多少个零,我们真的数了好几遍。”戴明睿和同事笑着说。 智能楼宇项目是埃塞市政部投资的,为首都下属4个行政区政府办公大楼开展信息化建设的政府项目。该项目是埃塞近年来少有的大项目,建设总金额超过1000万美金,许多在埃塞耕耘多年的中国企业一年的营业额也没有这一个项目大。 招标之初,客户提出要将4座政府办公大楼的信息化建设权分给3家供应商,通过比较施工能力和施工质量来选择长期合作伙伴。然而在技术评标之后,客户就决定将整个项目全部交给戴明睿所在的304所。“建设方案完全符合预期,且价格公道,而其他参与竞标的企业并不能令客户满意。” 当接到“拿下整个项目”的电话通知后,戴明睿同事们相互祝贺,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他们所承担的第一个信息化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开标前一天,他们甚至还在开玩笑地讨论是承建离市区近的大楼,还是周边风景好的大楼。 打铁要趁热。戴明睿带领团队将该项目打造成样板工程,建立了一支“熟悉国际投标标准、掌握海外项目技巧、具备海外项目实施能力”的国际合作经营团队。在随后的时间里捷报频传,他们团队接连中标埃塞教育部12所大学信息化建设项目、首都大学数据中心建设项目,并与南非、贝宁等国确立了后续合作意向,国际化市场正在向纵深发展,在当地成功地树立了中国航天的信息化品牌。 航天人在海外,绘好“一带一路”的“工笔画” 受限于非洲当地的电力、网络、供水等基础设施状况,停电停水是海外建设者常遇到的事。“停电也通常意味着断网,是大家最害怕的,办公设备都无法启动。手机网速极慢,只能收发文字消息……遇到电线大面积短路或出现故障,海外人员处在一种失联的状态,只能通过打国际长途给家里报个平安。” 初到埃塞俄比亚,戴明睿拍摄当地环境(受访者供图) 2017年7月,戴明睿在达喀尔突然病倒,高烧伴随着嗓子疼,有被蚊虫叮咬的痕迹。会不会是疟疾?他不敢多想,一边回忆执行项目应急预案,一边找寻当地的华人诊所。最终疟疾测试结果是阴性,只是普通的感冒。“面对在国外生活的种种不适应,只要能得到客户的认可,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2017年9月,埃塞社保局特意向304所发来感谢信,对整个团队在项目实施交付过程中表现出的专业性和攻坚克难的精神提出表扬。 从初来乍到的窘迫、项目中标的喜悦与兴奋,到独在异乡的酸楚和委屈,再到独当一面的从容自信……在深耕非洲市场的第四个年头,戴明睿笑着说:“想家,回国内一趟飞机要30多个小时。但我们这些在海外工作的年轻人,收获的成长也是惊人的。总书记讲要绘好‘一带一路’的‘工笔画’,我能看到更多航天品牌、中国品牌的标志在海外落地,一桩桩安全可靠的项目交付,只要见过竖给China的大拇指,辛苦不值一提。”(文/李赢薪 张润鹏)[详情]
原标题:中国人的故事|“光明”医者姚玉峰 6月6日,是“世界护眼日”。 人类双眼收集聚焦光的关键部位是角膜。角膜病是一种致盲性常见病,中国角膜病人大概有1000万人,其中因角膜病致盲的有300万人,每年还新增50万人。攻克角膜病是全世界的眼科医学界从1906年开始就一直钻研的国际难题,其中角膜移植排异反应成为横亘在医学家们面前的一道世纪难题。这个难题,被一位中国科学家破解了。 他就是姚玉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全国道德模范、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中国好医生。20多年来,他诊疗过30万病人,经他手术复明的病人有近3万人。 仁术至臻,心向光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把无数人黯淡的日子变得光芒四射。 那个差点失明的小男孩, 长大后却成了个眼科医生 “医生!求您快来!我儿子的眼珠子被撞出来了!”这个孩子才7岁,受到外伤后左眼眶膜被打开,眼眶的整团脂肪溢出成一团肉球挂在眼皮外面,像眼珠被撞出来了,满脸鲜血。心急如焚的父亲当场瘫倒在地,喃喃自语:“孩子的未来断送了……” “别慌!马上手术!”医生判断,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彻底的清创缝合,医生立即进入紧张的手术步骤……手术精湛,两周后,孩子的视力居然奇迹般地完全恢复了正常!多年以后,这个差点失去光明的7岁男孩,成了一名真正的眼科医生。他就是姚玉峰。 姚玉峰和患者。资料图 “这段特殊的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大夫的感恩和崇敬,我向往着自己长大后也能当一名以仁心仁术守护患者光明的眼科医生。”姚玉峰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正因儿时外伤差点致盲的经历,他看到患者和家属时,总回想起父亲的绝望眼神:“我更能体会到一双眼睛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那位医生给我光明,我也要继续传递光明!” 姚玉峰和医生们一起查房。资料图 困扰世界角膜界一个世纪的难题, 被一个中国眼科医生破解了! 角膜病是眼科疾病里病因最多、表现最复杂的大病。它还被视为“穷病”,在发展中国家发病的比例高于发达国家,很多青壮年眼睛受到外伤致病,如不及时治疗,严重了只能摘除眼球。角膜病种类极多,初诊识别率仅30-60%,角膜病医生不但要临床好,还要精通病毒性、细菌性、真菌学、免疫学、细胞学等9个领域的知识,所以眼角膜专业也是眼科中最难学的,不少同行认为研究角膜病“性价比”太低了。 姚玉峰(右)和外国同行共同攻关。资料图 前房关联性免疫偏差对角膜移植排斥反应的影响,是世界级难题,要在只有头发丝直径十分之一厚的内皮层“雕花”。“我几乎把全世界能找到的眼科器械试了一个遍,小白鼠用了不下3000只。总觉得这个坎儿跨不过去了,又沮丧又迷茫,产生了很多动摇。有时候想做下去,有时候觉得算了做不到,自我否定,处于那个中间状态。” 国外求学时的姚玉峰。资料图 然而,他从未停止过尝试。 2999次失败了,那就再尝试3000次,重新来过!多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成千上万个患者的命运! 希望,终于在路的尽头露出了微光。1995年5月,世界上第一例采用最新剥离术进行的角膜移植手术由姚玉峰主持完成。“姚氏法”破解了排异难题,让移植排异归零。困扰世界角膜界一个世纪的难题,被一个中国眼科医生破解了! 姚玉峰访谈截图。资料图 这意味着,在全世界记录重大技术突破的角膜移植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 这意味着,由于他独创的“姚氏法”保留了患者自己角膜的最后一层内皮层,不但破解了排异难题,还可以用冰冻保存的供体角膜进行移植,突破了角膜只能在1、2天内移植的局限,让更多供体的有效利用成为了可能! “独门秘籍”公之于众,无偿献出专利, 他说,“我不怕教会别人”! 姚玉峰在2018年浙江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学术年会上讲解姚氏法。资料图 “姚氏法”的成功还意味着,只要姚玉峰不教,这种方法就永远是他的“独门秘籍”。 但姚玉峰选择了把所有的“秘籍”公之于众,并无偿献出许多专利。从2009年开始,在浙江省医学会和邵逸夫医院的支持下,姚玉峰开始了“姚氏法”的普及工作,每年举办二期培训班,每期培训超过500人。 邵逸夫医院眼科主治医师谢文佳说:“每年角膜病培训班上,有最新的病例、成果,他都无偿讲给大家,培训班非常火爆,报名非常难,负责学习班的医生经常在临近开班还接到‘哪怕没有住宿也想来旁听’的申请。还有些人一连好几年都来。慢慢我就明白了,有这种拼尽全力进行知识更新和知识普及的精神,做任何事都能成功。” 姚玉峰(右)在国外求学时,多次婉拒时任美国哈佛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斯特莱茵教授(中)的邀请,坚决回国。资料图 培训班期期爆满,姚玉峰几乎凭一己之力,为全国各地医院培训了7000多人次的角膜病专业人才,这个数字占全国眼科医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如今,全国1.5万角膜病盲人在当地受益于“姚氏法知识”。 “跨入医生这个职业,第一堂课、融入血液的就是责任,这关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治疗的每个环节,都在检验医生的知识、智力、毅力、耐心和对生命的敬畏,逼迫你学无止境。”姚玉峰说,“我不怕教会别人。有这么多同行帮我分担诊疗任务,我应该感到幸运。” 姚玉峰在培训班上授课。资料图 光明,就是一束光照向另一束光! “尊敬的习总书记,您好!我怀着无比激动和感恩的心情给您写信:在您,在江西省、浙江省、萍乡市各级组织的关爱下,著名的姚玉峰教授从杭州到萍乡市人民医院,为我成功实施了高难度的白内障手术。现在,我又看得见了,又能看书啦。” 重获光明的龚全珍。资料图 这是“农民将军”甘祖昌的夫人、96岁的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寄往北京的书信。在姚玉峰的帮助下,她刚刚重获光明。 这已经不是姚玉峰第一次给高龄患者做高难度白内障手术。2018年,他曾给93岁高龄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做白内障手术。 姚玉峰访谈截图。资料图 手术很成功,黄旭华的视力恢复得很好。手术后一年的黄旭华跟去探望他的人说:“去年的今天我们初到邵逸夫医院,一晃一年过去了,真快啊!这一年,眼睛好了,我不停地看各种材料、手稿、笔记、文件、报纸、电视新闻……什么都想看。现在是眼睛够用了,但时间不够用了!” 术后第一天的黄旭华和姚玉峰。资料图 “每当手术成功,看到纱布揭开后患者重见光明那个高兴劲儿,当医生最享受的就是这个时刻。其他职业面对的是作品,而医生这个职业面对的是生命。”姚玉峰说。 如今,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最多一天要安排近30台手术的快节奏工作之余,姚玉峰花了不少心血探索新的诊断方法,比如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角膜病例进行分析,打造全国角膜病医生辅助诊断系统;比如尝试找出角膜病的病毒根源,把误诊漏诊发生率降到最低…… 姚玉峰正在给年轻医生们讲解。资料图 他还有个小目标—— “希望成长出一批不是‘姚玉峰’的‘姚玉峰’。只有父母永远不担心孩子比自己更有出息。等我老了做不动了,看到咱们开创的眼科事业兴旺发达、人才辈出,那种喜悦、骄傲,将无可替代。” 姚玉峰从手术室出来,揉了揉太阳穴,谈到对未来的期许,他目光炯炯。(中国青年网记者 杨月 张瑞玲 实习记者 曹若鸿) [详情]
原标题:志愿者冲郎加:高原三载坚守助力山村脱贫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党巴村村支部副书记(挂职)兼村团支部书记冲郎加。本人供图 大学期间,冲郎加学习的是藏语言文学系初等教育(藏汉双语)专业,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毕业后,他将会成为一名老师。 然而,毕业季来临,冲郎加在校园里无意间看到了关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宣传海报。“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看着展板上的几行大字,冲郎加觉得热血沸腾:“那就是我想做的、也应该要做的事!” “我也是从贫困的农村走出来的,通过国家的助学金和贷款上了大学,所以我希望自己也能帮助其他人,也希望通过志愿服务来报效祖国,为国家做贡献。”没有任何犹豫,冲郎加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划”。 2016年,大学毕业的他来到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党巴村进行驻村帮扶工作。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角的党巴村是整个甘孜地区最偏远贫困的地方。这里山坡陡峭、石头遍地,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全村85户村民有一大半都是建档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仅有2000元。 冲郎加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到村子里的情形:真是吃了一鼻子的灰。“因为是土路,一刮风整个空气里弥漫的都是灰尘的味道,鼻子、嘴巴、眼睛、头发全都不能幸免。”冲郎加说,“基础设施很落后,村里人出门基本靠步行或者驴车、牛车。村民的‘等靠要’思想也比较严重。” 而这些却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此行的目标:一定要努力让党巴村发生改变,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冲郎加(右)为村里的贫困户送去慰问品。本人供图 扶贫工作开展起来绝非一帆风顺。许多村民对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表示怀疑:没有基层经验,肯定也不懂基层工作,怎么把事情做好? 面对质疑,冲郎加并未气馁。搞调研、讲政策、办夜校、引产业、修路建房……他用一个个实际行动,为党巴村带来了脱贫致富新希望。 如何摆脱“主要靠扶持”的脱贫模式,让村民真正自己富起来?冲郎加陷入深思。 这时,省里新来的扶贫队员为他带来“一剂良方”。 原来,队员们通过调研,发现当地的环境比较适合种植原产于天山脚下的雪菊。这种雪菊亩产值达上万元,收益是种小麦的十倍,而且已经在邻村试点成功。 他们本打算在党巴村推广,没成想却碰了一鼻子灰。 “雪菊是花,花怎么可能卖钱?你们不要瞎搞!” “我们本来就这么点儿地,不种粮食,如果赚不到钱你们怎么负责?” “还是种玉米和麦子稳妥!” …… 村民们祖祖辈辈都靠种粮食为生,他们并不相信,花居然也能卖钱。 游说无果,扶贫队员们都感到有些沮丧。而冲郎加知道,村民们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此前从来没有过这种认知。“我们藏区花很多,但都不是卖钱的,要让他们相信雪菊能卖钱,就得有人站出来用实际收益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真的。”冲郎加说,“必须有人做出第一步,用事实来转变大家的思想观念。” 冲郎加(右)和村民一起查看雪菊长势。本人供图 说干就干。他从村民阿扎叔家借来半分地,首先在村里种起了雪菊。“我不能让村民冒这个险,只能以身作则。” 4月底播种下去的种子,到了7月中旬已经“大获全胜”。“产量、药效都很好,能卖到很不错的价钱。”冲郎加捧着一把把晒干后的金黄色花朵耐心地劝导村民:“如果实在不放心整块地都种雪菊,可以先试着在屋旁的空地、坝埂上种,你们的房前屋后都是金子啊!” 为了解决村民对于雪菊种植技术和销售前景的担忧,他还特意开设课程教授雪菊的种植方法,并和扶贫队员们联系好成都的一家公司,与村民签订种植雪菊的保底收购协议。 有了收益保障,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在田间地头“侍弄”起了雪菊。今年,冲郎加帮扶的另一个村子郎翁村也加入了种植雪菊的大军中来。“两个村加起来差不多有七八十亩。”冲郎加说,“雪菊种植并不麻烦,采摘也很简单,老人和小孩也能做,并不需要很强的劳动力,大家都愿意种了。” 冲郎加在夜校上向村民推广雪菊种植。本人供图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由于地处山区、交通闭塞,村里的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就连一些“90后”的青年人也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所以,每月两次的夜校是冲郎加一贯的坚持。 宣讲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教授科学种养殖方法,普及卫生知识、交通知识……冲郎加每个月都会利用空闲时间把村民召集起来进行学习。 除此之外,他还十分关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在宣传国家教育帮扶政策的同时努力为村里的贫困学子寻求社会爱心帮扶。 由于工作忙碌,三年间,冲郎加很少有时间能够陪伴父母,他们一直很支持儿子的工作,每次通话都叮嘱他要努力工作,为国家、为百姓多做些贡献。 冲郎加(右)和村民在一起。本人供图 如今,党巴村的面貌早已焕然一新,不仅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突破8000元,还获得了2018年度省级“四好村”的荣誉。 种雪菊、养鸡、扩展果园……虽然志愿期接近尾声,冲郎加的工作比以前更加忙碌:忙着让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能给尽力为村民们做更多的事。”他说,“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中国青年网记者叶婉莹)[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用行动书写工匠精神 “稻草大王”8年获7项国家专利 胡润环发明的自动草绳机 文/图 金羊网记者 谢颖 历时两年多、成千上万次试验,他最终研发出了国家首台自动喂料草绳机,并因此两度受邀做客央视。 他是有着东莞“稻草大王”之称的胡润环。从技术工人到发明家,他用行动书写着大国工匠的专注与奋斗,目前已拥有7项国家专利。 因酷爱机械维修入行 在东莞市洪梅镇乌沙村的一家工厂,初见胡润环。他皮肤黝黑、衣着朴素。跟着他走进办公室,墙上整整齐齐挂着的国家发明专利书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上世纪80年代,东莞洪梅镇迎来大批港资企业落户,亟须技术工人。彼时,初中毕业的胡润环不肯遵从父愿学习木工而偏爱电器维修,因为干得一手好活,有人推荐他去港资企业做电焊工。 胡润环回忆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当时一头扎了进去,什么都干,后来又学会了修发动机。”此后,胡润环被调去农机站修手扶拖拉机,又被送去八一农机学校培训了半年。 凭着一腔热情与各类机械为邻为伴,胡润环很快成了企业里的技工熟手,1995年还凭借出色的技艺登上了《东莞工商报》。他笑称:“一个月600元港币,与当时镇上领导的收入有得一比。” 研发自动喂料草绳机 胡润环真正开始专注研发,是从他艰辛创业后开始的。2004-2011年,他在8年时间里获得了国家专利7项。特别是2009年发明了我国第一台自动草绳机,让他一时间成为了“红人”,还上了央视。 可编制7-35毫米任意直径的草绳,自动感应稻草的长短,采用高科技数码计算表记录绳子的长度……经过多年改进,胡润环及其团队研发的草绳机,已经实现各类草绳的自动化编织,帮助农户有效利用秸秆,带动他们收入增加。 “这个发明,源于一次旅行见闻。”胡润环说,当时他看到当地农民使用手工机械编织草绳,既辛苦效率又低,就想着进行机械改造。 “当时我有多项发明专利了,自信以为3个多月能搞定,没想到花了两年。”他回忆道,由于迟迟没有研发成功,不仅花掉了所有积蓄,还因此负债累累。家里人对他的执着颇有微词。但胡润环选择放手一搏,干脆把被子都搬进了工厂,睡在沙发上,夜以继日地进行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润环终于成功了!经过成千上万次的试验,一台自动喂料草绳机诞生,其效率是传统人工草绳机约5倍。 热心扶贫“授人以渔” 如今的胡润环仍未停止开拓的步伐。“我们的草绳机每年一个版本,每年更新一次。”胡润环告诉记者,为了不断改进优化产品,他还专程前往农民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对草绳机进行改装。 此前,由于稻草绳广泛应用于植树园林、工业机械包装、建筑材料包装等行业,胡润环团队一年生产的草绳机,最多近千台。自动草绳机的发明,让这些稻草有了好去处,也对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两年来,胡润环大部分时间在参与扶贫。“有很多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可以帮到人又可以帮到自己,就很好啊。”对于胡润环来说,推广草绳机可帮农户创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今年3月,他被评为敬业奉献“东莞好人”。 不久前,韩国某农业协会辗转联系上他,表示想做草绳机出口到韩国的销售代理。目前,胡润环正在着手拓宽海外市场。 虽然身背7个国家专利的光环,自主研发的草绳机品牌获得广泛青睐,但胡润环坚持认为:“一项技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最好,成功不是休止符,创新永无止境。”[详情]
【中国梦·践行者】龙舟传奇,我们续写 朱贤勤 大洋网讯 端午至,龙舟来!每年的端午,各地都会上演不同的龙舟赛事来庆祝节日。9日,九江将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九江作为佛山龙舟运动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龙舟精神激励着九江人拼搏向上。这差不多是每一个九江男儿幼时的经历:跟着龙舟沿着河边跑、与其他小伙伴争龙舟上扫水的位置、每次放学回家都会在龙舟旁久久不舍离去……如今,随着老一辈龙舟手的老去,新的龙舟手是如何接棒传承龙舟的呢?端午将至,让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看九江年轻人是如何传承龙舟文化。 年轻的非遗传承人 组建业余俱乐部传承龙舟精神 1985年出生的朱贤勤,父亲朱石明是九江传统龙舟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小与龙舟接触,让他对龙舟有着特殊的感情。大学毕业后,朱贤勤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九江传统龙舟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年轻人一起,朱贤勤十年前在九江永宁社区成立了业余的龙舟协会和俱乐部。朱贤勤坦言,作为九江传统龙舟技艺接班人的他想把龙舟精神传承给年轻人。 说起自己与龙舟的情缘,朱贤勤有些兴奋。朱贤勤告诉记者,他不到一岁时就已经下龙舟。“当时是父亲把我抱上去的。”再长大点后,每逢放学只要闻到河边飘着木油的味道,他就会跟同学一起跑到河边,走到龙舟上东摸摸西摸摸,就是不肯回家。因而,每到放学后父母要是找不到他,便会径直地来到河边找他。 说起让他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时,朱贤勤想都不想就告诉记者,有一次看着哥哥跟着龙舟出海,而自己被老爸拉下来后,他一边哭一边沿着河涌追着龙舟的场景。原来,在他小时候九江有龙舟出海的习俗,不过16岁以下的人是不能出海的。那年,朱贤勤的哥哥年满16岁可以跟着大伙出海,朱贤勤想跟着混进去,却被眼尖的父亲给拉了下来,于是便出现了之前出现的哭着追龙舟的一幕。 聚集年轻人组建龙舟队 为何会继承父亲的衣钵,朱贤勤坦言,这是潜移默化的,从小跟着父亲参加起龙习俗,对龙舟是骨子里的爱。因而大学毕业后虽然有了自己的生意,朱贤勤还是选择成为传承人。 为何会组建业余俱乐部,朱贤勤表示,村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划龙舟,不过按照传统的老规矩,每年九江举行完大型的龙舟赛事后,他们就不能再划龙舟了。由于身边志同道合的人很多,为了可以随时划龙舟,很多龙舟爱好者就提出组建一支队伍的想法。“队伍组建后,我们去很多地方参加了比赛。”朱贤勤表示,2014年是最有意义的一年,那一年龙舟队分成了两队,分别去海南和大庆比赛。 朱贤勤表示,九江爱好龙舟的人很多,九江的年轻人能将龙舟文化传承下去。说到将来的打算,朱贤勤表示,他会努力做好对龙舟文化的传承,目前已经带起了一波年轻人参与到龙舟文化的传承中来。 关祥挺 热爱“竞技龙” 90后职业选手在村里建起专业训练基地 来自南海九江沙咀社区细闸经济社的关祥挺有很多头衔,这位90后既是2017年世锦赛国家龙舟队队员,又是职业龙舟俱乐部——九江龙龙舟俱乐部的队长。如果说朱贤勤是将传统的龙舟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那么关祥挺便是传承传统龙舟文化的基础上,引入竞技龙舟,让竞技龙舟从职业的舞台上飞入寻常百姓家。关祥挺将九江龙舟训练基地的模式复制,在细闸村建起了九江第一个村居性质的职业化龙舟训练基地。关祥挺说,“我不仅想传承传统的龙舟文化,还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竞技龙舟。” 作为一名职业的龙舟运动员,关祥挺获过不少国内外龙舟赛事的大奖。说起与龙舟的结缘,关祥挺坦言,村里有一条龙舟是九江第一条龙舟。在他7岁的时候,爷爷便骑着三轮车载着他去看龙舟。传统龙舟的精彩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后,电视里播放的九江龙舟队的比赛,又让关祥挺和小伙伴们有了奋勇争先的斗志。“每次看完九江龙舟队的比赛,我们都会一起去划水泥船。”关祥挺告诉记者,就这样他便萌生了对龙舟的热爱,无论是传统龙还是竞技龙。2006年,上高中的关祥挺因为学校的一次选拔第一次接触标准龙,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龙舟的生涯。“高中期间,我们还与九江俱乐部一起比过赛,那时的九江俱乐部在我眼里是很神圣的。” 2009年是关祥挺的转折年,那一年,因为遇到了当时九江龙舟队教练,关祥挺被招进九江龙舟队。 带领村民组建标准龙舟队 跟随着九江龙舟队一起成长,关祥挺想为村里的龙舟做些什么。“村里老一辈划传统龙是很有名气的,以前的传统龙舟,以游龙为主。”关祥挺告诉记者,轮到他这一辈成长时,老一辈希望他们能传承龙舟文化,把村里的龙舟文化搞得有声有色。在与大家商量后,大家觉得不如在村里组建一支标准龙舟队。 关祥挺将九江龙舟训练基地的模式复制,在细闸建起专业的龙舟训练基地。在关祥挺等年轻人的推动下,2016年细闸建起第一支标准龙龙舟队。这些年来,这支队伍多次蝉联广佛联赛、九江联赛的冠军。关祥挺告诉记者,整个龙舟训练基地算上器材大概花费五万元左右,“我们都是一点一点凑钱去买的,也有一些热心企业家赞助。”随着龙舟训练基地的建成,年轻人的参与度更高了,“以前普遍是本村的,后来隔壁村的都来这边。”关祥挺说,村里为了支持他们,之前还将祠堂借给他们当作训练基地,后来村里特意腾出以前的一间“蚕房”给他们当基地。 关祥挺坦言,爷爷那一辈人给他的心里种下了传统龙舟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他懂事后就慢慢地发芽。在接触竞技龙舟后,出去走了一遭,他越发的想把竞技龙舟传给下一代。如今细闸龙舟队的队员们的孩子都喜欢跟着下船玩,每人都有一把小桨。接下来,他想利用这支队伍做一个平台,将传统龙舟团结和交流的精神以及竞技精神传播出去。下阶段希望走进校园,让更多年轻人、学生了解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 彭乐文 为圆龙舟梦 他俩发起“众筹”造龙舟 在南海九江金星村,两条崭新的龙舟在河涌上披荆斩棘,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观看。说起这两条龙舟,不得不提金星村两位80后小伙彭乐文和关炳华,正是他们提出的“众筹”造龙舟,让金星村摆脱了百年无龙舟的境地。在彭乐文看来,龙舟的回归让村民更加齐心了,村民的感情也在龙舟的调剂下变得更为融洽。为了推广和弘扬龙舟文化,彭乐文会跟大伙一起免费给附近的小学上课,宣传龙舟文化。 挨户送茶叶筹资金 说起“众筹”造龙舟的缘由,彭乐文有些感慨。在佛山南海九江这样一个龙舟之乡,每条村都有自己的龙舟,而在2017年以前,金星村这个拥有500多户村民、1500余人的大村却没有自己的龙舟。彭乐文告诉记者,虽然村里的老人说在数百年前村里有一条龙舟,但是老人们也都没见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要跑到隔壁村去扒龙舟。”彭乐文表示,不过都要等到邻村村民扒完后,他们才能上船。失落感一直萦绕在彭乐文和村里一些年轻人的心里。当彭乐文和关炳华分别当上村里两个经济社的社长后,他们觉得不能再等了,提出要造一艘自己的龙舟。 为了让这个想法能付诸实践,彭乐文和关炳华先取得了金星村剩下的三个经济社社长的支持,然后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将村里的一帮年轻人拉进群里筹划。随后,群里40多位年轻人筹来了第一笔造龙舟的资金——两万元。虽然取得了开门红,不过两万元的资金对于一艘造价15万元的龙舟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于是,群里有人提出用送茶叶的方法来向村民们募集资金。“不管刮风下雨,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拉着装满茶叶的斗车,挨家挨户去筹钱,总共持续了3个多月。”彭乐文说,“当时村里没有人相信我们能造出龙舟来。” 筹30多万元造出龙舟 不过,彭乐文这帮年轻的坚持,让事情迎来了转机。“我们筹到几万元钱的时候,便去广州番禺下了订金。”彭乐文说,当时心里很没底。然而就是这样的举动,让不少村民感觉到他们的诚意。随着村民们信任的升温,筹款金额也蹭蹭上涨。最后筹到了30多万元,即便是造两艘龙舟后都还有富余。 于是,2017年龙舟下水时,金星村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彭乐文看来,经过这件事情后,村里最大的变化便是越来越团结,“龙舟确实是村民之间的同心结,把彼此的心绑在了一起。” 文/广报全媒体记者刘鹏飞 图/广报全媒体记者何波[详情]
原标题:刘国栋:与未爆弹“共舞”,体内至今留有8块弹片 央视网消息:在刘国栋的文件柜里,有一套存放了近四年未曾打开过的衣服——上面带血,有些地方已经被炸烂。 “不敢打开,有点怕,怕见到它。”至今回想起2015年8月20日的那次手榴弹集训,刘国栋还心有余悸。 “我说投,结果小战士一投,环已经拉了,手榴弹没扔出去,掉到身后冒着烟。” 刘国栋顺势用手一推,把那名战士推了出去。然而就在刘国栋身体回撤扭头往回看的过程中,他发现旁边还有一名战士,他连忙呼喊,“趴下!趴下……”第三声嘴刚张开,手榴弹就炸了。 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冲进刘国栋肺内,紧接着弹片雨点般的落下,一枚弹片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左眼。 “现在我的左眼瞳孔是最大化的,没有虹膜,也没有晶状体”,天太亮的时候,刘国栋左眼一片白茫茫,只能戴变色眼镜来保护。至今,他的体内还留有8块弹片无法取出。 有人曾经问他,“爆炸的一瞬间有没有害怕过?”他说,当时真没害怕,因为来不及多想。生死两秒钟,一切都是本能反应,即使放到现在,在危险来临时,在生死边缘的人生抉择上,他还会选择推一把、喊一声,义无反顾地救人。 历经数日的恢复、治疗,刘国栋的身体慢慢恢复。然而,手榴弹爆炸后留下的心理阴影,却挥之不去。 当时心理医生告诫刘国栋尽量不要接触有关手榴弹爆炸的画面,说可能会出现应激反应。“我就不信那个邪!”天生不服输的刘国栋当时就大腿一拍,跟自己较上了劲。那段时间,他经常去看一些有爆炸镜头的电影,一遍一遍反复看,借此调适自己的心理。 从刚开始看到电影中的爆炸场景会闭上眼睛,身体不由自主地发生躲让动作,到后来毫不避讳手榴弹横飞的3D战争电影,经常是刘国栋越看越投入,而旁边的妻子却哭得稀里哗啦。 经历了一年的心理疏导以及身体康复训练,刘国栋回到了单位,这时,一个艰难的选择也随之而来。 2016年7月3日,上级决定任命刘国栋为空军某部场务技术试验中心主任,负责未爆弹的排弹任务。早在2006年,空军增设了机场遭遇轰炸后的抢修专业,其中就有未爆弹的排除,刘国栋就组织训练过。然而时隔十年之久,刘国栋又刚刚从手榴弹意外爆炸致残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此时担此重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几番斟酌之后,刘国栋决定接受挑战。 “最好的人生不是一马平川,而是带伤依然能奋力前行!”这句话不仅写在刘国栋的笔记本上,同样刻在他的心里。 “我受过爆炸伤,深知其中的痛苦,绝不能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重演。”这是当年刘国栋上任后在军人大会上拍着胸脯说的话,为此他在新的岗位上大力推动现代排弹新装备的革新与研究,提出打造一支智能化、无人化排弹应急力量的建设思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刘国栋牵头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跑遍北京、南京、西安等城市的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由于平时走得多、问得多、管得多,被官兵亲切地称为“三多主任”。 刘国栋致力推进的未爆弹探测无人机、遥控排弹机器人等一系列新装备研发课题相继立项,目前已经定型量产的某型非接触聚能引爆装置在实战保障中得到检验,实现了未爆弹药排除技术方法上质的跃升。 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再转战到山沟,面对训练任务重、基础设施差、棘手问题多的实际,刘国栋完全可以选择“向后转”。因为按照转业政策,凭借获得过2个二等功、1个三等功的荣誉,他可以在地方安排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刘国栋初心坚定、带头练兵备战,走在了研战教战训战的前沿。 “冲锋,冲锋,向着敌人冲锋;前行,前行,向着危险逆行……”这是刘国栋受伤后经常朗诵的一首诗《最美的逆行》,恰如他迎难而进的人生。[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崔景富:“八戒”退而不休变“师父” 默默耕耘在莞执教8年多 崔景富扮演的“猪八戒”。(受访者供图) 大洋网讯 最近在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的学院剧场里,每天晚上都会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一班学生正在排练节目,这台节目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准备的,而这位老人便是98版《西游记》里“猪八戒”的扮演者崔景富。崔景富作为晚会的筹备人之一,每天都会敦促学生进行排练。 艺术家变身教师,崔景富在东莞默默地耕耘8年多了。2005年,崔景富从广州话剧团退休,前后两次来到东莞教书。“能将我自己经历过的艺术表演传授给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崔景富说。 崔景富 他是老师 传授艺术表演,“我心满意足” 位于东莞的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在退休前,崔景富从来没有到过东莞;而来东莞教书,他笑说是因为朋友的“逗引”。 2005年,崔景富从广州话剧团退休,先是接拍了一部电影。“后来,我一位朋友和我说,‘教书很好玩,过来吧。’2009年,我来到东莞教书。”崔景富笑着说,“来了没多久,觉得这是一糟糕的决定,教书太累人了,不像演戏忙完还可以休息一会儿。”当时,他在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任职表演系主任,主要工作是教学。不过,崔景富这一教,就是8年。 作为老一辈人,崔景富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他说:“刚开始来学校的时候,和我们读书的时候比较,学习氛围不是很浓厚。”当学生们得知崔景富是“猪八戒”的扮演者后,学习态度改变了不少。崔景富说:“不少学生跑过来,合影留念,学习的积极性也增加了不少,孩子们来学表演,也会接受认可同行前辈。” 2016年,崔景富短暂离开过学校,直到2018年秋季,他再次任职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担任影视学院院长。不仅是教学,这次更多是想从专业层面梳理学生培养机制,多个学系再次整合成二级学院。这个含表演、摄影、服装、化妆、音效等多个专业的集合,学生多达700人。崔景富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 作为表演艺术家,崔景富演过很多有名的角色,在退休前经常全世界到处飞。但现在的崔景富彻底将自己变成了普通人,终日与学生打成一片。 崔景富说,他和妻子一起在东莞教书。现在每天早上6时半,他都会带着学生晨练,完了后才洗漱吃饭。“这是一套科学训练方法,包括形体梳理,声带开发,动感训练等多方面。学生们要一边做动作,一边交流,难度不小。”崔景富说,“把晨练抓起来,是对学习很好的铺垫。” 崔景富每天都会给学生上课,而且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格。在他认为,学生日后要成大器,就需要先在学校里学好基础课程。“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因为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将我自己经历过的艺术表演传授给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崔景富说。 他是“猪八戒” 全国遍寻“猪八戒”无果 副导演亲自上阵 作为《西游记》续集剧组的副导演,崔景富一度在全国范围寻找猪八戒扮演者,最后各种巧合促使下,他本人成为“猪八戒”面具背后的演员。 当《西游记》续集剧组组建好后,随即面临着找猪八戒扮演者的任务。“找了好久,全国各地找,试了七八个演员,导演都觉得不行。”崔景富说,导演杨洁没相中一个,要求继续找;在全国找演员,花的钱很多,而且剧组预备开始拍戏后,就要每天往里投钱,压力很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崔景富就来了一通抱怨。他指着“猪面具”说:“这玩意儿,谁戴上不是猪八戒?干嘛非得花这么多时间找。”正好当时,化妆师也在附近。杨洁听了崔景富的抱怨后就对化妆师说:“小崔,来试一试,给他戴上。”经过化妆师一通“打扮”,猪头猪脑的猪八戒就出现了。 杨洁一看,就立即拍板决定,让崔景富扮演猪八戒。崔景富听到后,还以为导演开玩笑。谁知,杨洁很认真要求他放下手中副导演的工作。在这种巧合下,崔景富成为猪八戒这个经典角色的又一个诠释者。 决定角色后,剧组中化妆师王希忠希望崔景富能“本色出演”,把肚子吃起来。崔景富说,“肚子来真的,不作假,那就得吃呀。那个时候不胖,150多斤,先得把肚子吃起来。一天吃一个猪肘子,喝啤酒,给整得和过年的待遇一样。一个星期,除了看剧本,就是吃,也不出去运动,越吃越想吃。非常快,就把肚子吃起来了,自己觉得走路都费劲。”但紧接着,就发现了之前忽视的一个问题——胸肌没法吃起来。怎么办?崔景富又得着手减肥。他说:“我从160斤胖到223斤,动不起来,锻炼起来很累;为了拍戏就得减下来,多运动,每天少吃点,一个月后,就减重到170斤,瘦了50斤。” 戴着乳胶面具和假肚子拍戏,不是一件容易事。崔景富说:“戴着面具,卸下来也不方便,每天拍戏的时候,也就无法吃饭,只好等到拍完当天的戏,再好好吃一顿。”从1998年到2000年《西游记》续集上演,几度寒暑,崔景富戴着假肚子,拍完戏后,全身是汗,特别难受。 他是话剧演员 “李金斗”深受观众好评 除了广为人知的猪八戒角色外,崔景富还是知名话剧演员。早年间,他只是在普通学校读书,目标也是想要考上普通高校。“我的骨子里是没有表演基因的。”崔景富回忆道,“最开始进入剧团工作,后来调至省里,刚好有机会考大学,才在千军万马中挤进了中央戏剧学院。” 1988年,崔景富参演了由戏剧大师徐晓钟执导的《桑树坪纪事》,在全国各大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戏剧界。他饰演的男一号李金斗,深受观众好评。“为了演好戏,我先去西北体验了半个月生活。回来后,排戏排了整整一个学期;完了后,去新加坡和北京演出,一举轰动全国。现在《桑树坪纪事》成为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学内容。”崔景富说。 崔景富说:“我演猪八戒是在经典的基础上,加入人性化,这是源于对‘艺术高于生活,但又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解’,而且每代扮演者都应有当下时代特色,不应该拘泥过去,而是要与当下生活接轨。作为演员应该有自己的艺术思想。我也是这样教我的学生的。” 文/广报全媒体记者钟宏连 图/广报全媒体记者卢政(除署名外)[详情]
原标题:18年跨40多座世界一流桥梁,她用焊枪捍卫“中国智造” 央视网消息:“既然干了这一行,起码要把它做出个样子来。”这样简单朴实的想法支撑着王中美一路走来。 在国内外四十多座知名桥梁钢梁的焊接中,在创下多项世界之最的工程建设工地上,有一支我国桥梁建设的“女子电焊突击队”,她们来自中铁科工集团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其中,首席“焊将”王中美,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既然干了这一行 就要做出个样子 2001年王中美从学校毕业,学的是桥梁建筑,参加工作之初,她却并不喜欢焊接这一行。父亲是一名四十年工龄的高级电焊工,受父亲影响,王中美才当了一名电焊工。 “因为我爸一直跟我说,做事你就踏踏实实做事,你好好把你手上的事儿做好,不要有太多的一些想法。”王中美虽然听了父亲的话拿起了焊枪,但仍有改行的打算。 性格里有股倔劲的王中美,最初的想法是要把电焊做出个样子,再来改行。一开始她选择了咬牙坚持,一有时间就观摩师傅和前辈作业,学习借鉴他们的工作技巧。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她还经常利用午休的时间,拿着废弃的材料,偷偷练习。 在练习高难度的熔透焊时,王中美甚至到了痴迷的状态。有时候焊花飞溅到手上,被烫了,她都不忍心停下来,怕破坏焊缝的美感,硬咬着牙继续焊。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中美的焊接技艺突飞猛进,接连在各类技术比武中斩获头功。而当初想拿下电焊技术再改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 身上有了责任 “师傅干起活来特实在。”徒弟刘青至今难忘十多年前的一幕。 在宁波庆丰大桥的建设中,现场焊接需要赶工期。王中美带领六名女子电焊突击队成员从九江赶来增援。当时正值夏天,电焊操作现场条件异常艰苦。焊接舱内温度高达四五十度,粉尘极大,六七个人挤在里面同时操作,人戴着口罩进去作业,没几分钟口罩就被灰尘染黑。 在工程冲刺阶段,王中美连着两天从下午4时干到第二天凌晨,最终累得晕倒在工地上。最终,工期赶出来了,而且质量验收一次合格。那时王中美已经是技术能手、带班的组长。 “她焊出来的焊缝跟鱼鳞的形状一样,特别美。她调出来的电流电压,声音特别悦耳,像音乐一样。”刘青对师傅的技术心服口服。 公司把女焊工们集中到一起组成了女焊工突击队,在王中美的带领下,由她们参与的焊接任务一次性探伤合格率均达到99%以上,她们工班焊接的成品成为了驻厂代表、监理眼中的“免检产品”。 2016年中铁科工集团为早已成为集团首席电焊工的王中美成立了创新工作室,承担起27项材质实验和焊接攻关任务。 “大国工匠”的梦想 十几年来,王中美先后参建完成了京广高铁、武汉天兴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京沪高铁、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京福高铁、铜陵长江大桥等40多座世界一流桥梁的前期焊接实验任务,取得十多项创新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奖项。 “作为新时期产业工人,能参与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我不仅要对每一道焊缝负责,也要对我的每一位徒弟负责。未来我将继续发扬工匠精神,努力带动更多的桥梁焊工成为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2017年,王中美作为基层党员代表参加了党的十九大。 “时代的发展,让我这样一名普通工人也有了成为大国工匠的梦想”,王中美相信未来她还可以做得更好。(央视网、 《焦点访谈》联合出品)[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放下“金饭碗” 她转做竹编匠 精美的竹编篮。 大洋网讯 范凌是一名海归建筑师。 她出生于北京,成长在广州,是家中的“乖乖女”。 大约二十年前,范凌出国进入藤校深造,并顺利考取美国注册建筑师资格;归国后她先去了北京,但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第二故乡广州。 在不惑之年,这位建筑师选择更换人生赛道,放下了外人眼中的“金饭碗”,捧起了“竹饭碗”,摇身一变成为一名竹编手工艺人,用一双巧手编织另一种人生。 严格说来,范凌成为全职手艺人还不到一年,但她的不少竹编作品已是有口皆碑,说起转型,这位前建筑师笑着说只是运气挺好,她将自己定义为“半吊子手艺人”。 范凌编织了许多精美的竹篮。 “别人家的孩子” 因父母工作调动,范凌很小就来到广州生活,完整度过了求学生涯。从小学到中学,范凌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喜欢画画的她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一路走来,她在外人眼中都是一枚标准的“学霸”“别人家的孩子”。 在大学里,范凌延续着优异的表现,画图做模型是她的日常,毕业后她顺利被一家国企录用,按说这样的人生路线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但这个“乖乖女”心有不甘,渴望到国外再进行一番深造。论能力她是有的,但父母并不支持她,一是觉得她好不容易找到稳定的工作,二是留学费用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她心里的那个念头并未消失。踏踏实实工作了三年之后,范凌存下了一笔钱,并顺利申请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辞职赴美攻读建筑硕士学位,继续追逐她的建筑梦,这次父母没有再拦她。 泡图书馆,不停地画图、做项目,范凌的硕士阶段过得格外充实,之后她考取美国注册建筑师资格,毕业后留在了美国工作,先后为华盛顿等地的多个地产项目画过施工图,一待就是七八年。 范凌编织了许多精美的竹篮。 一场病引发的新念头 考虑到父母年岁渐长,范凌决定回到中国进入地产业工作。她很快在广州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在一家本土地产公司里走到研发总监的位置。但地产业毕竟是以高强度快节奏著称,近年来范凌的身体在高压之下开始呈现亚健康状态。 去年的一次身体检查范凌得知了自己有一项身体指标不正常,但因为工作太忙她一直没有认真对待,直到后来复查时已经到要住院手术的地步,为此她花了一个月来康复。一个月里,百无聊赖的范凌在家里研究手工DIY,接触到了竹编这门手艺。她上网淘了一些竹篾,对照着图案自己捣鼓,完成了人生第一件竹编作品,让她开心了几天。 范凌开始思考以后有没有可能当个竹编匠人。她开始认真地找资料,却发现市面上能买到的竹编相关书籍屈指可数,仅有的几本也都是年代久远的,要靠看书来学习变得不太现实。 范凌想到了去实地拜师,在友人口中,她得知了浙江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工艺美术之乡东阳市,那里的竹编很出名,更有国家级竹编大师何福礼坐镇,这让范凌心驰神往。在不惑之年的关口,这位海归建筑师鼓起勇气,决心辞职去东阳拜师。 从“小白”到“熟练工” 建筑系出身的范凌说,自己对待工作喜欢像画画一样“死磕”,尽善尽美是必然的追求,但身体条件让她难以继续保持工作上的“完美”,这让她有点沮丧。竹编的意外出现,让范凌感受到人生转型的可能性。 范凌辞职后,启程“打飞的”去到东阳,找到了何福礼大师所在的东风竹编工艺厂,在那边住了将近一个月,每天跟着工人师傅们一起,在闷热的厂房里跟各式各样的竹篾打交道。虽然从技术上讲她是个入门“小白”,但在建筑行业多年练就的强烈求知欲助她迅速“升级”,她很快熟练掌握了绕篾、插篾收口、花箍等技能。 远离了大都市的喧嚣,换上工厂的围裙,每天七点半上班,下午四点半下班,生活节奏缓慢而有规律,范凌在竹编之乡度过了短暂而充实的求学时光。虽然作为新手磕磕绊绊,难免工作效率不高,但竹编作品都完成得中规中矩;不仅如此,她的设计功底展现无遗,不少作品上面的纹样都是她自己画的,当年学建筑设计时的创意和技能,换了一个平台竟也派上了用场。 回到广州后,范凌作为一名全职手艺人“出道”,她坦言自己对于这份新工作很“佛系”,不去想太远的未来,也不担心维持不了生计。“我不是一个爱乱花钱的人,家庭的经济压力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我相信随着竹编技艺越来越好,也会有更多的人欣赏和接受,而且只要找到合适的小众市场,也能养活自己”。 “用轻松的方式学艺” 范凌笑称自己很幸运,以前学建筑时的设计技能、美感和创意,在做竹编时能巧妙融合进去,而在公司做培训时练出来的表达能力和学习体系,又为她的下一步做了铺垫。如今她致力于向更多的年轻人普及推广竹编艺术,通过不定期开设课堂分享,将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生命力延续下去。她也成了众人口中的“范老师”。 与从小就接触手工艺的匠人不同,“半路出家”的范凌对学艺有自己的理解,“大家印象中做传统手工制品会很辛苦很累,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没有传统的学艺环境,可以用一种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学。” 在范凌看来,要让年轻一辈喜欢上竹编这门传统手艺,在方式方法上更要不拘一格,“怎么好玩怎么来。”比如城市里没有条件自己上山选竹材劈竹篾,那就上网直接购买劈好的竹篾;挑竹篾时需要用到的篾尺,手头没有的话用钢尺代替也可以;把竹篾烤弯需要用到酒精灯,实在没有的话家里的煤气炉也可以利用起来。“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方式不传统,但对于初学者来说,首先是要拉近他们与传统手艺的距离,让他们意识到其实这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刻板、不严肃、不辛苦、不需要太复杂的工具或者程序,就算一开始做得不好,也可以先把兴趣培养起来了。” “灵活、轻松、好玩”是范凌在课上分享的核心理念,对她而言,传承竹编这门传统手艺不是一份沉重的使命,而是通过点滴的分享,潜移默化地让城市里的年轻人们接触、了解传统文化。 “当个‘熊猫’也挺好” 对范凌来说,转型后的“消费降级”生活并不苦,她可以心无旁骛地“宅”在家中跟竹子打交道,边学边做,再把竹编心得整理成文字,通过社交平台分享给有需要的人。没了外界的纷扰,她过上了极简生活,自己安排弹性的工作节奏,也能兼顾到家庭,编织时若遇上瓶颈了就给自己放松一下,插插花,看看书,也许灵感就来了。 对于竹编制品在现代生活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范凌认为不必拘泥于“实用”,“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用竹编制品去点缀生活,放干果,放玄关,当挂饰,做花器……哪怕将制作精美的竹编就摆在桌子上看着,也是一种享受。” 从转型到现在,范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虽然收入少了,眼界却更开阔了。她逐渐对自己的新身份有了认同感,不会再去在意外界的目光,“首先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真正需要在意的是你对自己的认可。” 关于竹编的未来,范凌并不担心,“科技的发展和传统的保留是可以共存的,一方面是飞速发展的科技,另一方面,‘慢’的传统文化由于其独特的手工价值和历史背景,也会得到重视,可以与很多科技元素结合起来。我前不久还用竹篾编过一个二维码。” 人到中年,生活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样子。就像范凌说的,自己“当个熊猫”,每天安安静静在家“玩”竹子,其实也挺好的。“手艺人多是知足常乐的人,他们更在意自己手艺高下,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充实和喜悦。” 记者手记 中年转型需要勇气,更需要好心态 目前为止,范凌的竹编作品产量并不算高,但每一件都是她认认真真“雕琢”出来的,有时候为了跟自己死磕,她会花上一周甚至半个月来完成一件作品,在手艺人的道路上,她仍在慢慢积累,在她身上感觉不到想要一蹴而就的急切。 当记者提出拍照时,她特意伸出双手对着镜头,出乎意料的是,那是一双圆润光滑、没有老茧和伤口的手。此举她是想告诉大家,做竹编真的不辛苦,也不容易受伤,大家不用太担心。 “中年危机”是近年来出现的高频词,也是当下人们不安心理的写照。人到中年才进行职场转型需要很大的勇气,加之在大都市里上班的人压力本来就大,转型更难,所以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行当,找到一门“即便是重新出发也能很快上手”的手艺。范凌认为,无论最终如何选择,平日里一定不能放弃学习,哪怕空闲时间不多也尽量学习一些新知识,尤其是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这样才能“尽可能停留在自己的梦想周围”。 但在转型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要摆平心态,看淡因为转型带来的身份落差甚至于收入落差,在转型之后要给自己更多的信心,相信能够在新的轨道上做得更好,就像范凌说的,“关键是自己认同自己,而不是满足于别人对你的看法。在不断努力的过程中自然会建立出自信。” 文、图/广报全媒体记者蔡凌跃[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一代建筑结构泰斗容柏生:用建筑高度创造出自己的人生高度 2016年,在华南理工大学建校64周年之际, 容柏生参加了“院士回母校”活动,与600多名师生分享他的科研经历与人生感悟 受访者供图 金羊网记者 李国辉 “从最早期的海运大厦、香格里拉大酒店、广东国际大厦,到后来的珠江新城西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高层建筑,他用精湛的技术不断刷新建筑高度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人生高度”——5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容柏生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广东院士联合会在唁电中这样评价他一生的贡献。 容柏生是我国建筑结构专家,曾引领了中国一代高层设计潮流。2003年,74岁高龄的他毅然决定“二次创业”,创办了广东省第一家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在之后的15年里,他仍坚持高强度工作,推动了建筑工业化、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等多项在国际国内有着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落地开花,极大地提高了我国高层建筑抗震设计的安全水准。 用创新不断刷新建筑高度 容柏生的一生,与广东紧紧相连。1929年出生于广州的他,从小受詹天佑的事迹影响,痴迷于建筑工程的图书、模型。 1949年,容柏生考入岭南大学土木工程系,为了维持学业,曾一度当过打字员、助教、抄写员等临工,后岭南大学的工科并入刚成立的华南工学院(即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容柏生成了华南工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 毕业后,容柏生没有接受亲戚朋友给他在香港安排的职位,而是服从分配,到广东省建筑设计公司(后改为“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任职。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容柏生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广东的工程设计事业上。 1972年,崭露头角的容柏生,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进行15层高的海运大厦的结构设计,并要达到三级人防和抗震设防的要求。由于国内缺乏可供参考的设计方法与规范,容柏生只能自己创新,创造出一套设计方法与规范。 在手摇计算机的辅助下,他不仅将设计方案所需要的各项数据“摇”了出来,还根据这次经验,成功研制出一套高层建筑结构计算的完整计算方法和程序,这一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其后的容柏生,用他精湛的设计技术不断刷新着建筑的高度。 深圳亚洲大酒店(即现在的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是容柏生的代表作之一。在这座38层高达114米的“Y”形建筑中,容柏生再次创新,设计了一个钢筋混凝土巨型构架结构体系,将高达114米的建筑分成6大层的钢筋混凝土巨框,每个巨框都成为受力单元。这一方式,不仅方便建筑,也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 建成之后的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不仅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全巨型框架结构建筑,也成为深圳当时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容柏生因此获得了国家建设部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5年,被老广们亲切称为“63层”的中国第一高楼——广东国际大厦准备兴建,容柏生担纲负责这座200米高大楼的设计。 后来担任过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的何锦超回忆,上世纪80年代,节省层高成为当时的主流趋势。容柏生提出了采用筒中筒结构和无黏结部分预应力平板结构,将楼板厚度降至22厘米,不仅节省混凝土7000多立方米,同时争取到了更大的净高,这在当时的国内超高层建筑中属于首创,也把我国的高层建筑技术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同时,这栋大厦还成功刷新了一项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采用无黏结预应力楼板层数最多的建筑。”何锦超说。 这一次的创新让容柏生“名动天下”,广东国际大厦先后荣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首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 容柏生在高层结构设计方面的突出成就,赢得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1989年,他被建设部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5年,容柏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那几年,他也遇到了让他曾经一度遗憾的项目——巨人大厦。彼时,准备兴建70层的巨人大厦,若顺利建成,将刷新中国建筑的新高度。容柏生被邀请担任这一项目的建筑结构设计负责人,60多岁的他带着诸多年轻同事,时常在工地上勘查。但最终,这一项目由于资金问题搁浅。 此后多年,容柏生曾对身边的人表示,这是他最大的遗憾。 “二次创业”推动行业革新 容柏生并未带着巨人大厦的“遗憾”止步不前。 2003年,已在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了整整50年、担任总工程师20年之久的容柏生,为了让年轻人挑起重担,主动辞去了职务。辞职并不意味着退休,74岁的他决定“二次创业”,与两名合伙人共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结构设计的企业——容柏生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以下简称“RBS”)。 在容柏生与团队的共同努力下,16年来,这家国内率先成立的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不仅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专业甲级结构设计事务所,也在建筑工业化、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等方面,研发出了多项在国际国内有着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 与容柏生共同创业的RBS合伙人李盛勇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过去16年来,RBS事务所已经服务过从300米至800米的超高层建筑数十个。其中,有为广州东、西塔以及深圳京基金融中心、天津117大厦、苏州中南中心等超高层建筑提供设计咨询;其次,担纲设计了南宁华润大厦、珠海十字门标志塔、青岛华润中心大厦等数十栋超高层建筑。 作为技术带头人,容柏生在创新上有着超强的动力,由他主导研究的“外包端柱内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实用专利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 他不仅自己主导创新,也引导、鼓励和帮助团队进行创新。“免模装配一体化PI体系”的新型建筑工艺是容柏生大力推动的其中一项革新技术。几年前,这一技术刚开始进行研发时,一向低调的容柏生高度评价“这将是革命性的一项技术”,并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参与到研发讨论中,极大地鼓舞了创新研发团队。 不同于混凝土现浇技术,“免模装配一体化PI体系”将建筑中的楼层板与梁柱墙钢筋笼模等构件进行工厂预制,而后再运输到工地现场完成吊装,后浇筑混凝土,堪称是建筑领域的“工业4.0”。技术的研发必须保证这一套体系的经济、安全、合理。 “预制工厂做工厂的事情,运到现场,就像拼积木一样,现场几乎不产生任何垃圾,既环保,又快速。这是未来的方向,必将颠覆现有的建筑工艺。”李盛勇说。 2017年8月,这一新型工艺通过了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被认定为国际首创,且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如今,这一成果已经申请了多项国家专利,并在广州保利紫山项目中落地。 “SAUSG高性能非线性分析软件”是容柏生竭尽全力推动的另一项颠覆式创新,借助这一创新成果,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图纸阶段就能准确地计算遇到强地震时受到的损坏程度。 “SAUSG高性能非线性分析软件”的研发成功,彻底填补国内建筑结构在抗强震非线性分析软件的空白,也超越了国外的同类分析软件。近年来,这一软件已被全球近200家高端结构设计院采用,成为国内高层建筑结构进行抗震性能分析的主力软件,大大提高了我国高层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水平。 他是广东人的骄傲与榜样 “建筑结构,关乎人命。”多位与容柏生共事过的人证实,这是他在工作中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 2000年左右,国家出台了对超限高层建筑进行审查的政策,容柏生被聘请担任国家超限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他也是广东超限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直到88岁高龄,他仍经常到全国各地,对超限高层建筑进行审查。 “他一直都是‘满天飞’的,还是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飞行的里程不知道绕了地球多少圈。”李盛勇说,即便已经80多岁高龄,但容柏生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其精力之旺盛、思维之敏捷,让年轻他几十岁的人也自愧弗如。 容柏生一直“不服老”,也不愿意闲着,哪怕是近两年身体不好,他也保持着“动手”“动脑”的习惯,喜欢在家里玩乐高、玩拼图,保持着自己对建筑结构的热情。 2016年,在华南理工大学建校64周年之际,容柏生参加了“院士回母校”活动,与600多名师生分享他的科研经历与人生感悟。面对同学们问到自己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原因是什么时,容柏生郑重回答:“我有十二字箴言:必求甚解、知难而进、精益求精。” 他寄语年轻的学子们,在遇到每一个问题时都要想方设法去解决。“当你千方百计最终得以解决的时候,你也突破了自己,提升了自我”。 5月11日,容柏生逝世。广东院士联合会在唁电中高度评价了容柏生一生的成就:他用精湛的技术不断刷新建筑高度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人生高度。他是广东人的骄傲,诚为我辈永远之榜样。[详情]
80后小伙结缘非洲,航天人这样雕琢“一带一路”工笔画 戴明睿与苏丹总统府卫兵合影(受访者供图) 央视网消息:“2018年12月9日,周日,晴。坐了24个小时飞机,腿有点酸,平安抵达科托努。第一次来贝宁,心里有些忐忑,但随着亲切的法语广播传入耳朵的那一刻顿时轻松了,有了点儿法国的感觉,直接打车去酒店,轻车熟路一般。这次目标很明确——带合同回家,貌似任务很重啊,继续努力吧,今年怎么着也要开拓出个新国家!” 这段记录摘自一位80后小伙的工作日记。在他的日记里,足迹遍布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贝宁、苏丹、坦桑尼亚、赞比亚、突尼斯、安哥拉等近10个非洲国家。他叫戴明睿,是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04所国际化团队牵头人,今年是他拓展非洲信息化市场的第四个年头。 走出国门,“机遇总是留给准备最充足的人” 2015年,从法国留学归来、有着多家央企工作经验的戴明睿加入航天科工三院304所,半年后由他牵头组建的国际化项目组正式成型。“要走出国门,做海外信息化项目”,戴明睿团队面临的,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大家心里都明白,在国内拓展一个新的市场领域已是难事,更何况要在万里之遥的陌生国度被接受和认可。 得益于多年的留学经历,戴明睿能够熟练掌握法文和英文。他带着团队深入研究海外形势,初步选定了攻关目标——非洲市场。他们卯足干劲,开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法律体系、文化风俗,学习参考国内企业在当地的经营模式,寻找商业机会与合作伙伴等。 当时,数百家中国企业已在非洲大陆扎根,对于非洲人而言,中国人早已是熟面孔。然而对于戴明睿团队来说,打开工作局面难度极大。“当地客户总是直截了当,只关心是否具备成熟的海外实施和运维能力。大家预先准备好的大段开场白、反复练习的业务介绍经常会被客户打断,甚至表现出不耐烦。”戴明睿说,“没有强大的心脏,真的可能会放弃。” 2018年12月,戴明睿在贝宁共和国签合作备忘录(受访者供图) 虽说国外招投标模式的基本流程与国内类似,但二者对招标文件的文档规范、风格要求却大相径庭。最初,他们经常因为一些小细节导致递交的标书在评标第一阶段惨遭淘汰。那个时期,每个月都有2-3次投标,戴明睿带领团队通宵准备资料,标书也历经13个版本的更新迭代,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市场的介绍方案和招投标模式。 “机遇总是留给准备最充足的人”,这是他最经常对团队说的话。终于,他们在半年后拿到第一个项目。 “项目总金额有多少个零,我们真的数了好几遍” 初尝中标的甜头后,2016年6月戴明睿团队又一举拿下埃塞市政部智能楼宇信息化项目。“项目总金额有多少个零,我们真的数了好几遍。”戴明睿和同事笑着说。 智能楼宇项目是埃塞市政部投资的,为首都下属4个行政区政府办公大楼开展信息化建设的政府项目。该项目是埃塞近年来少有的大项目,建设总金额超过1000万美金,许多在埃塞耕耘多年的中国企业一年的营业额也没有这一个项目大。 招标之初,客户提出要将4座政府办公大楼的信息化建设权分给3家供应商,通过比较施工能力和施工质量来选择长期合作伙伴。然而在技术评标之后,客户就决定将整个项目全部交给戴明睿所在的304所。“建设方案完全符合预期,且价格公道,而其他参与竞标的企业并不能令客户满意。” 当接到“拿下整个项目”的电话通知后,戴明睿同事们相互祝贺,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他们所承担的第一个信息化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开标前一天,他们甚至还在开玩笑地讨论是承建离市区近的大楼,还是周边风景好的大楼。 打铁要趁热。戴明睿带领团队将该项目打造成样板工程,建立了一支“熟悉国际投标标准、掌握海外项目技巧、具备海外项目实施能力”的国际合作经营团队。在随后的时间里捷报频传,他们团队接连中标埃塞教育部12所大学信息化建设项目、首都大学数据中心建设项目,并与南非、贝宁等国确立了后续合作意向,国际化市场正在向纵深发展,在当地成功地树立了中国航天的信息化品牌。 航天人在海外,绘好“一带一路”的“工笔画” 受限于非洲当地的电力、网络、供水等基础设施状况,停电停水是海外建设者常遇到的事。“停电也通常意味着断网,是大家最害怕的,办公设备都无法启动。手机网速极慢,只能收发文字消息……遇到电线大面积短路或出现故障,海外人员处在一种失联的状态,只能通过打国际长途给家里报个平安。” 初到埃塞俄比亚,戴明睿拍摄当地环境(受访者供图) 2017年7月,戴明睿在达喀尔突然病倒,高烧伴随着嗓子疼,有被蚊虫叮咬的痕迹。会不会是疟疾?他不敢多想,一边回忆执行项目应急预案,一边找寻当地的华人诊所。最终疟疾测试结果是阴性,只是普通的感冒。“面对在国外生活的种种不适应,只要能得到客户的认可,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2017年9月,埃塞社保局特意向304所发来感谢信,对整个团队在项目实施交付过程中表现出的专业性和攻坚克难的精神提出表扬。 从初来乍到的窘迫、项目中标的喜悦与兴奋,到独在异乡的酸楚和委屈,再到独当一面的从容自信……在深耕非洲市场的第四个年头,戴明睿笑着说:“想家,回国内一趟飞机要30多个小时。但我们这些在海外工作的年轻人,收获的成长也是惊人的。总书记讲要绘好‘一带一路’的‘工笔画’,我能看到更多航天品牌、中国品牌的标志在海外落地,一桩桩安全可靠的项目交付,只要见过竖给China的大拇指,辛苦不值一提。”(文/李赢薪 张润鹏)[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见证生死、承受感染风险……守护ICU十年的男护士:对生命更敬畏和坦然 陈二辉。图/广报全媒体记者程依伦 大洋网讯 广东省中医院住院部8楼是重症监护病房,与楼下普通病房内熙熙攘攘的景况不同,寂静与消毒水的气味,从ICU病房内一直蔓延到过道之中。这里是生命的中转点。在ICU躺着的患者,大多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出于治疗环境的需要,家属们只能留在病房外;守在病房内的,则只有医护人员。 尽管一名护士仅需照顾一到两名病人,但他们的工作内容却并不轻松。除了输液、记录患者生命体征、为患者翻身、擦洗身体、处理患者排泄物等日常工作外,护士们还要掌握如呼吸机、CRRT、IABP、CRRT、ECMO等高精尖技术,以随时辅助危重症患者的抢救。 近日,记者走近ICU,一位在那里守护了十年的男护士陈二辉说,与ICU病房里的病人一样,他们也需要每日面对细菌、病毒,且期盼着触摸阳光。 陈二辉所在的科室是ICU重症监护病房。在ICU工作近10年,他经历过诸多关于生命的抉择时刻:看患者在生死线上挣扎、遭受职业暴露风险等。“如要说这十年带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想或许就是这些经历,让我对生命的态度更加敬畏和坦然。”陈二辉说。 护士日常: 负责病人的吃喝拉撒 拨通陈二辉电话后,一个脚穿洞洞鞋,身着蓝色护士服,戴着一顶大嘴猴印花图案护士帽的人,从重症监护室里探出身来。帽子下的男人,长着一张娃娃脸。 “哎,你一个一米八的北方人,怎么选择来这里当护士了……”几乎每一个陌生人第一眼见到陈二辉,都会问他这样的问题。对此,他多是嘿嘿一笑,眼睛里亮晶晶的:“一不小心就待了这么久呗。” 陈二辉的老家在河北,他的家人也从事医护工作。高中毕业后,陈二辉听从家人意见,填报了某专科学校的护理系。“在他们看来,男护士比女护士多一些体力上的优势,在医院也不会有失业之虞。但从职业认同和传统观念上来说,最终选择转行的男护士还是很多。”陈二辉说,当年与他一起入职的第一批省中医ICU男护士,如今只剩下他一人还留在岗位上。 工作十年,陈二辉早已习惯做一些“细致活儿”:如为患者打针换药、伤口护理以及配合医生进行仪器的调整观察记载分析等。由于ICU内不允许家人陪护,相比普通病房的护士,他们还需要同时承担起保姆的角色,担负起病人的吃喝拉撒:从为病人翻身擦身、吸痰、到处理排泄物……“因此,倘若碰到女病人,我们有时还需做家属和病人的思想工作,甚至在女同事的帮助下完成相关的护理工作。” 见证生死: 最怕亲手“打包”孩子 在ICU里,每时每刻都上演着生死离别。护士们实行“三班倒”,交接时间是晚上九点和第二天上午九点,仅夜班就长达十二个小时。 陈二辉在ICU里待了十年,尽管见惯了诸多具有“冲击力”的生死瞬间,但他依然难以完全从无力感中抽离出来,“尤其是当病人的年纪越小,内心会越遗憾。”陈二辉说,他最怕的事情,便是“打包”孩子,他们的故事往往刚开始,却又早早地被结束。 陈二辉一直记得自己早先时曾照护过的一个五岁男孩浩浩(化名)。浩浩是因免疫系统疾病入院,且伴有严重的并发症,久治不愈,后转入ICU,病情已经接近终末期。家属对此似乎早有心理准备,浩浩对于自己的病情也有所预料,尽管ICU里的治疗费并不便宜,浩浩的妈妈依然选择了这场“豪赌”。ICU病房的治疗费用日均至少三四千元,在这场“豪赌”里,每一天,医患双方都要共同面对很多抉择。医生的挑战在于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家属的挑战或许在于,在这段人生最纠结的时刻,他们是否愿意去完全相信穿白大褂与护士服的人。 浩浩的妈妈是属于毫无保留去相信的家长。几乎每一天,陈二辉都会在医院过道处看到浩浩妈妈,隔着一层玻璃,母子俩眼神对话。而陈二辉也非常喜欢这个小孩,尽管浩浩的身上插着管子,但在他清醒时,总会叫陈二辉“护士哥哥”,对于“护士哥哥”的工作,他也尽力配合。 但重生并没能在浩浩身上实现,距离浩浩的六岁生日还有几个月时间,浩浩突然“走”了。那天晚上,陈二辉值夜班,“到了凌晨三点,孩子突然就不行了。”所有的尝试变成徒劳,在看了儿子最后一眼后,浩浩妈妈第一次在那个睡了无数个夜晚的过道处放声大哭。陈二辉与同事默默地将浩浩的衣服、物品及那具小小的身体一同“打包”,送去了太平间。随后关上办公室的门,两个人就那么面对面站着,一言不发。 陈二辉参与飞机转运治疗。 职业暴露: 要对自己和病人负责 无法从工作中剥离情绪的一段时间里,陈二辉曾连续出现过失眠的症状。他的脑海里始终会浮现出工作的场景,针筒、仪器、棉球,还有病人的脸……无奈之下,他便去医院的心理睡眠科,开了一些安眠药。但比失眠更让他感到心有余悸的事还比比皆是,其中就包括职业暴露。 医护人员职业暴露,包括感染性职业暴露、放射性职业暴露、化学性(如消毒剂、某些化学药品)职业暴露,及其他职业暴露。其中,感染性职业暴露几乎是所有医护人员都需去预防的事情。在ICU病房内,有时会有一些HIV患者、乙肝、丙肝、梅毒等病人,医护人员在从事诊疗、护理活动时,如若不慎接触或间接接触到疑似感染者的血液、体液等,就可能会损害健康或危及生命。 而陈二辉此前也曾遭遇过一次职业暴露。2017年7月,陈二辉参与协助某医院开展重症医学科从零开始的创建工作,他在那里待了近半年的时间。但在离开的前一个月,陈二辉却经历了职业暴露——对方是一名急诊患者,在将病患送到ICU病房之前,陈二辉曾给患者抽血送到检验科,但由于检查结果尚未出来,陈二辉照常为病人处理排泄物,却不料患者转身扯到了尿管,尿管接口处突然断开,尿液不小心溅到了他的眼睛里。陈二辉立马按照职业暴露流程进行处理,继续手头的工作。 四个小时后,血样检查结果送达,陈二辉打开检查结果单,却发现上面赫然写着:艾滋,阳性。“一瞬间,有点脑子发懵。”陈二辉说,虽然当时他的眼结膜并无破损,感染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焦虑和恐惧情绪之中,“什么可能性都想到了”。 领取防止HIV病毒感染的抗病毒阻断药,服用近45天,经历药物副作用:头晕、腹泻、恶心、呕吐,肝功能和肾功能下降……“但幸好,最后没有中招。”陈二辉深呼一口气:“那时才明白,做这一行,除了对病人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 生命态度: 失去也是另一种获得 ICU里常见的年老之人,六十岁以上的尤为“主流”。有时,陈二辉会在病房突然见到“熟悉的面孔”。老人家热情地跟陈二辉打招呼“怎么你还没走呢?”陈二辉也热情地回应“怎么您又来了呢”——对于生死的态度,老人自己比他们的家属都更为坦然。 年轻人却是 ICU里的“稀客”,那些住进ICU的年轻人,多是因为意外,或手术失败,或是突然的急症。ICU像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急刹车,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死神”警告。 “很多年轻人进ICU都是自己搞出来的”。陈二辉说。此前,就有一位年轻人二度进ICU,仅仅是因为扁桃体手术。陈二辉称,那位病人最初在其他医院做了扁桃体手术,原本周三手术,周日出院,医生告诫他要多休息几天,结果病人自认为身体并无大碍,周一便去上了一个通宵的班。等到晚上10时,病人的喉咙开始冒血,等到达省中医时,就已经吐了将近两三百毫升的血,最终便进行了二次手术。 “所以谨遵医嘱真的很重要!”陈二辉称:“不过也非常奇妙,有的时候,失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得到,所以人真的要珍惜活着的时候。” 工作之余,陈二辉偶尔会思考生命的意义。“年轻时一定要爱惜身体;万一老了,遭遇重病,就去‘照顾’一下自家ICU的生意。”语罢,陈二辉大笑了起来。 记者手记 护士群体的曙光 “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曾想离开ICU?”记者问道,陈二辉嘿嘿一笑:“当然有过,不过那样的时刻早就过去了。” 陈二辉提起,在自己还没当爸爸时,他曾照顾过一个只有八个多月大的“小病人”。“之前没见过那么小的婴儿,脑袋大大的,眼睛大大的,患了重症肺炎,特别瘦,每次哭都发不出来声音,只是干掉眼泪。”陈二辉一对一地照顾了小男孩一个月,最终孩子顺利康复出院。 出院前,小孩的妈妈抱着婴儿来ICU跟医护人员们道谢,大伙儿轮番抱了一下小孩。陈二辉一直记得当时抱着小男孩的那个感觉:小家伙身体软软热热的,毛茸茸的小脑袋靠着他的臂弯,哭起来嗓门格外响亮——“那一刻,心里长久的郁结也不知为何被打开了。” “毫无疑问,我会一直留在ICU。”陈二辉笑着说。如今,他还在继续学习,和将近20个毛头小子一起参加了医院的灾害救援小队,熟悉急诊和重症监护知识,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是1998年的小伙子。 但据最新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年底,广东共有33.5万名注册护士,其中男护士8700多名,不到总人数的3%。在对多家医院的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大部分男护士都处于急诊科、ICU、手术室等特殊科室。这些科室多是职业暴露风险大、工作强度大,精神压力、护患关系较为复杂的领域。 身处护理业,男护士们不可避免地有着困境和曙光。尽管目前社会观念正在逐步放开,男护士们依旧时而会遭遇到来自病人及家属,尤其是老年人的好奇目光、质疑,甚至辱骂,因此心理压力较大,且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男护士在护理业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女性往往需要经历生育与哺乳的过程,在成为母亲后,精力大多会转移到家庭之中;男性却不存在这些方面的困扰,在精力和体力方面往往更胜一筹。 而对于职业暴露,则是整个社会都需持续关注的话题。据调查,职业暴露多以外科为主,其中护士,特别是低年资护士是遭遇职业暴露的高危群体,锐器伤为主要的暴露方式,暴露源以血源性传播疾病为主。因此,如何既解决患者的手术及看护困境,又降低职业暴露风险,是如今医患双方需要换位思考的重大命题。 文、图/广报全媒体记者程依伦[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实践者]壮烈的风采——记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杜富国 这是一双坚强的手。2019年春节,他用纱布层层缠绕,将硬笔捆于残臂,在白纸上艰难写下“春节快乐”4个字。他要用失去双手双眼后第一次写的字,向亲人、战友和所有关心他的人们,表达真挚的祝福。 这是一双荣耀的手。去年11月24日,扫雷排爆大队给躺在病床上的他颁授一等功奖章,他习惯性地举起右臂,向颁奖者敬军礼。空荡荡的衣袖,庄重的神情,令人动容。 这是一双勇敢的手。去年10月11日,他奋战在中越边境雷场,将埋藏在地下30多年的地雷一颗颗取出。一声巨响后,他付出了双手双眼,排除了3年来2400多枚爆炸物的最后一枚。 他叫杜富国,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一名来自革命老区遵义的“90后”士兵。7个多月来,他排雷负伤前对战友艾岩说的那句“你退后,让我来”,和他的名字一道,印在了中越边境的扫雷战场,印在了猎猎飘扬的八一军旗上,印在了“感动中国”的丰碑上。 在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颁奖仪式上,杜富国敬军礼(1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永进摄 还边疆人民一片安宁 杜富国在8年多的军旅生涯中,有过3次重要选择。 第一次,他参军来到云南某边防团,原本可以成为一名边防战士,可他选择参加扫雷。第二次,他来到大队后,队长发现他炊事技术不错,有意安排他当炊事员,他却选择到一线扫雷。第三次,他在排雷遇险时,选择了让战友退后,独自上前排雷。 排雷兵,是和平年代离死神最近的人。杜富国明明知道,这些选择都意味着一次次接近死神,但他为什么这么做? 答案,写在他的请战书上。2015年6月,杜富国入伍第五年,当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下达后,他立即报名参加扫雷。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请战书中,他这样写道:“正如我5年前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时的想法一样,那时的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真正有意义有价值。衡量的唯一标准,是为国家、为百姓做了什么……我感到,这就是我的使命。” 答案,写在他对战友的话语中。2018年9月,满服役期的战士窦希望打算退伍,而杜富国12月份也面临退伍。窦希望问杜富国“走不走”,杜富国回答说:“活没干完就退伍,谁来扫雷?”窦希望从此没再提退伍的事。 答案,写在边疆人民感激的泪水中。杜富国负伤后,猛硐乡乡长盘院华流着泪说,在当地,很多村民被炸断腿的“地雷村”比比皆是,扫雷队来了后,猛硐乡再也没发生人员和牲畜触雷事件。村民们都说,“杜班长是替我们受的伤”。 2015年,杜富国和战友们踏入雷场。3年来,使命在心中,人民的瞩望在心中,扫雷兵们用青春、汗水、热血乃至生命,践行“为人民扫雷,为军旗增辉”的誓言,共清除113块共计57.6平方公里的雷区,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19.82万枚。 2018年11月16日,在杜富国负伤的老山雷场,他的战友以中国军人特有的“手拉手”方式,将最后一块雷场移交给边疆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宣告结束。当天,队长李华健给杜富国打电话,告知这一消息。杜富国很激动,即使不能再睁开双眼,他依然能“看得见”祖国土地上又多了一片安宁的家园。 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 “艾岩怎么样……伤得重吗?”重症监护室内,刚刚醒来的杜富国双手已截肢、双眼被摘除,却仍惦记战友的安危。 杜富国和艾岩是雷场上的生死搭档。艾岩来到扫雷队后,一直是杜富国手把手教他排雷。每次有险情,杜富国都让他退到安全地域,独自上前处置。“如果不是富国主动上前排雷,如果不是他下意识一挡,致残或丢掉性命的就是我。”回忆那天的爆炸,艾岩眼眶湿润。 在杀机四伏的雷场,谁多排一颗雷,经受的危险就多一分。 在马嘿雷场,杜富国曾经排除1枚脸盆大小的59式反坦克地雷。大山密林,人都很难上来,为什么会埋反坦克地雷?杜富国知道这颗雷的危险怪异,他把同组作业的班长许猛甩一边:“班长,让我来!”排除后才发现,这个“大家伙”顶端有凹陷,是一枚精心布设的诡计雷! 在4号洞雷场,战士唐世杰探到10多枚引信朝下、高度危险的火箭弹。“我技术比你好,让我来。”杜富国让小唐退到安全地域,独自上前处理;在八里河东山某雷场,班长刘贵涛探到1枚罕见而危险的抛撒雷。没等刘贵涛命令杜富国撤下,杜富国已匍匐到地雷前,“班长,让我来就行了”。 已经转业的扫雷4队原队长龙泉,听到杜富国负伤的消息很难过,“既意外,又不意外”。意外,是杜富国排雷技术好,心理素质好,“负伤的怎么会是他?”不意外,是因为杜富国排雷时总是“让我来”,受伤的风险比别人高。 至今,龙泉还记得队里发展第一批党员时,杜富国汇报入党愿望时说的话:“队长,我入了党,就有资格带头干了。”回想这番话,这位老党员很感慨:“我们究竟为什么入党?富国的话很简单,却值得每一位党员对照思考。” 要做就做最好 在战友们的印象中,只有初中文化的杜富国并不算很聪明,甚至有些笨拙。第一次专业理论考试,他只考了32分,全队垫底。很多汉字不会写,他就用拼音替代,考卷上拼音连着拼音。一个知识点反复背几遍,他仍然记不牢,熄灯后只好搬个小板凳,在走廊灯下学到深夜。 “做了就要做到最好。”杜富国虽然没有天资,却有自己的“做事哲学”。他凭着一种执着,努力将本事学好练好。成绩从32分到70分,再到90分,甚至有时候考满分。 临战训练中,为练强探雷针手感,杜富国每天练上万针,像绣花一样将草皮翻了个遍,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他还请战友随意埋设铁钉、硬币、弹片,通过斜放、深埋、混合、缠绕增加难度,以此训练“听声辨物”本领。经年累月,他熟练掌握了10多种地雷的排除法,将探雷器练成了“第三只手”。在综合性考核中,杜富国所有科目都是“优”。 武艺练不精,不是合格兵——这是杜富国恪守的信条。入伍8年,杜富国被5个单位争先选调,先后从事过4个专业,他始终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每一个角色转换都认真对待,并多次获嘉奖,曾被表彰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 由于双手被炸飞、双眼被震碎,杜富国在抢救中被截去了双手、摘去了双眼。他苏醒后,战友们面临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如何告知杜富国真实伤情。 10月21日凌晨,病床上的杜富国疼得难以入眠,断臂上的绷带被血浸红,他抬起双臂想要触摸,少了一截的断臂老是碰不到一起。 “我的手是不是没了?”杜富国问陪护他的分队长张波,张波不敢如实答, “可能是绷带绑太紧,所以没知觉,明天我问问医生,了解清楚再告诉你”。黑暗中,杜富国没有再问。 翌日一早,时任扫雷大队大队长陈安游、政委周文春和医院领导商量后,决定告知杜富国伤情。 副大队长田奎方说:“富国,爆炸太剧烈,手没保住,两只眼睛也没保住。” 病房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心理医生蹲在旁边观察杜富国的表情,酝酿着几套心理干预方案。几秒钟沉默后,杜富国声音有些颤抖:“首长,我知道了,您放心,请大家给我点时间。” 第二天,杜富国起来一切如常,开始锻炼身体,主动和大家聊天,所有人悬着的心才落地。 康复中的杜富国喜欢唱歌。他给前来祝贺生日的医生护士们唱了一首《壮志豪情在我胸》,感谢大家对他的帮助,也为自己加油鼓劲。歌声在病房回荡,病房外的阳台上摆满了鲜花,有一束花上插着卡片,上面写道:“向日葵说,只要你朝着阳光努力向上,生活便会因此而美好!祝愿你早日康复,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顺遂。”(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详情]
央视网消息:在长城脚下、妫水河畔,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这幅“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殊不知,北京世园会园区所在地北京延庆曾是一个缺水干旱、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一度被称为“塞外沙城”。水是延庆发展的命脉,经过当地人民几十年的努力,如今的延庆已成为北京唯一全境都是水源保护地的城区,这个变化承载着几代延庆人的梦想和记忆。 秦家两代三人均做水文工作 “南有红旗渠,北有白河堡。”白河堡水库是北京第五大水库和海拔最高的水库,也是北京城市生活用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被誉为“燕山天池”。延庆白河水利工程开始于1970年,先后历时14年,参与施工的有3万人。 冒寒风、战酷暑,白河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就为实现延庆人民“引水入川”的梦想。他们不仅造就了雄伟的白河堡水库,也铸就了“勇挑重担、迎难而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白河精神。一代又一代的白河人,将青春和汗水洒在这片水域。 白河堡水库管理处有位普通职工秦晓新,秦家两代、父子三人从事的都是水文工作。“我们父子三人从事水文工作将近70年。父亲从1950年参加工作到他退休有45年。”秦晓新和弟弟秦晓峰继承了父亲的梦想,一直守护着这座水库。 秦晓新 30多年,秦晓新一直致力于水文勘测工作。“水文勘测工作没有时间限制,根据天气情况,水流变化情况,需要随时掌握。”每一次输水,他的足迹都遍布河道和干渠。他回忆说,多的时候一年中光下水就要下250-260次。尤其在冬天,测量上岸一出水面,胶裤上都是冰碴。1979年3月的一天,秦晓新像往常一样正在测量水流,上游突发凌汛,将近五米高的河水连水带冰冲下来把秦晓新打入河底,他赶紧爬起来往岸上跑,感觉双腿像灌了铅一样。他说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却也有些后怕,这件事也为测量工作敲响安全警钟。 秦晓新在工作现场 为了测洪峰,秦晓新几天几夜不合眼,甚至不顾山上滑落的碎石和湍急的河水,站在河道中央去测水。他回忆说,1985年那场洪水,水位观测了71次,洪峰变化勘测了8次,洪水从起涨到落的58个小时他愣是没合眼。从1985年到现在,白河堡水库所有的雨情、水情、流量资料,从前期的实地勘测、收集整理,到后期的汇编装订,全都有秦晓新的署名。 秦晓新的半生都献给了白河。在一次次留下精准数据的同时,他也患上了去不了根的腿疼和腰疼病。秦家三父子守护了白河70年,白河里承载着他们两代人的梦想与记忆,白河精神也将在白河人的传承下历久弥新。(视频来源:中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详情]
原标题:家有“农具博物馆” 农耕时,每件沾有泥土的农具,都是乡亲们的好伙伴。大家与它们朝夕相伴,习惯于早出晚归,也习惯于把每一件农具都打磨得发亮。镰刀、锄头、镐头、锹、犁,每一件都比它们的名字更亮。在故乡,特别是在黑土地上,这些有百年甚至千年历史的农具,比一个个村庄的历史更长。与这些千年百年的农具相比,我们太渺小了,我们都只是小小的孩子。 当现代化的农具,播种机、收割机、插秧机、脱粒机们,从梦想来到现实,传统的镰刀与犁铧便悄悄离场,仿佛是没有获得掌声的演员落寞而去。于是在故乡,夕阳西下的时候,在田野里看到的不再是遍地的乡亲,而是现代农机,它们仿佛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的游人,在这里欣赏,在这里留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每一个农机的辙印都是一枚螺钉,把历史和现实,把昨天与今天,把许多不相干的日子和故事装订在一起。 传统农具依旧被挂在农家的屋檐下。对于故乡的发展与变化,这些农具不只是见证者,更是亲历者。从我身边吹过的风依旧清凉,不知是从小镰刀旁吹过来的,还是从大播种机边吹过来的。 细心的兄长,把原先家里的仓房,改造成一个小的“农具博物馆”。父亲使用过的,母亲使用过的,哥哥自己使用过的,家里没有丢弃的所有农具,一一陈列在小屋里。小屋是简陋的,甚至有一些破旧,在斑驳的砖墙上,哥哥钉上了一排钉子,把所有的农具都挂在这墙上。 跟了父亲20年的镰刀,不知道被父亲磨过多少次。我还常常想起小时候,父亲每一次在磨石上磨过镰刀,在清水里洗过之后,习惯用手指去感受刀刃的锋利。他凝视刀锋的目光是那样的慈祥,透出一股亲切,一股力量,仿佛是凝视一个伙伴,甚至一个孩子。用这把镰刀,父亲养育了我们,这也蕴含了他一生的希望。 跟了哥哥十几年的锄头,也已经细小了,那是哥哥回家务农之后使用的第一把锄头。初中毕业之后,看着病在家里的父亲,哥哥放弃了自己求学的梦想,选择回家务农。瘦小的他在村头的铁匠炉打制了一把比大人的小一些的锄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十几年的劳作,锄头已有些斑驳。 哥哥使用过的每一把镰刀,割草的,割柴的,甚至割水稻的,让哥哥单调的日子多了一些色彩。此刻,哥哥使用过的所有农具和他流逝的青春,都静静地凝固在这里,凝固着哥哥的希望与父亲的期待。哥哥习惯没有事情的时候坐在小屋中,跟这些农具静静地坐一会,追寻昔日的感觉:那些农具依旧在田野上行走,那些庄稼,依旧在他的肩头生长,鲜活的蓬勃的青春依旧没有离去。 在仓房的门口摆放着一个石碾,是上好的大青石打磨的。大青石是做石匠的姥爷从几十里外的山上,用几头牛拉的爬犁拉回来的。那年母亲才6岁。之后,尽管有人曾出高价买这块青石,姥爷却一直没有动心。后来,他把青石造成石碾,送给女儿做嫁妆。在父亲家破旧的三间草屋旁,人们精心地平整出一块地方,安置好这座石碾,这是小村的第一块石碾。石碾隆隆的滚动声,让这个小村有了活力。村里的人于是习惯在石碾上加工粮食……40年后,村里的电磨开始轰鸣,没有人再用石碾碾粮食。石碾留给了村里人吱吱呀呀的记忆。有一天,一个城里人想买走它,做什么用,城里人没有说。母亲犹豫了一夜,最终还是没有卖,她说,这东西留着就是一个念想。 (本文为“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民族文学》征集稿件) 《 人民日报 》( 2019年05月09日 06 版) [详情]
原标题:赵永前:派出所里有什么?责任在肩,一边是家一边是国 赵永前参加2019年锡林郭勒盟春节联欢晚会。 央视网消息:曾经,身为边防军人的父亲赵少布休假时,得知单位有事,便骑了3天自行车返回边防派出所。“派出所里有什么,竟对父亲有这么大吸引力?” 1989年3月,怀着这个疑问,蒙古族青年赵永前脱下蒙古袍、穿上了绿军装。 2019年1月,中国公安边防部队集体退出现役。赵永前由一名军人变成一名警官。 30年过去了,他用青春解答了这个问题:派出所里有什么? 赵永前听取支队研发地图系统介绍。 有祖国边防安全稳定的重托 “只要身体还扛得住,我就不能趴下!”赵永前的肩头担着锡林郭勒盟7.4万平方公里边境辖区、1100余公里边境线安全稳定的重任。 “别看老赵有一颗柔软的心,但工作作风很硬。”与赵永前共事过6年的“老搭档”、原勿布林边防派出所所长扎木苏回忆:他任所长期间,赵永前是指导员。一次,两人临时接到一起绑架案报警,歹徒躲进一个废弃土房中叫嚣:“谁敢进来就打死谁!” 在追捕歹徒过程中,两人与上级失去联系,不能轻易开枪。与歹徒僵持了一夜后,赵永前担心人质受到伤害,就对扎木苏说:“老哥,他如果敢袭击我,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开枪了!” 说完,赵永前便冲了进去,最终将歹徒拿下,确保了人质安全。 赵永前与战士谈心谈话。 赵永前在食堂准备节日饮食。 有拥护改革投身改革的无悔选择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指出公安边防部队将集体退出现役。 大时代转轨,意味着无数人转身。赵永前所在的锡林郭勒盟边境管理区点多、线长、面广,许多无人区防控力量薄弱。边境一线同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恰逢改革之年,又是两会期间,确保边境辖区安全稳定这个摆在首位的政治责任,压在了政委赵永前的肩上。 “政委,我家在外省,三十多岁了没结婚,父母浑身是病没人照顾,以后怎么办呀?” “政委,我知道边防必须有人守,但我妻子说再调不回老家就离婚,您帮帮我吧!” “政委,东乌旗条件最艰苦,就我一个军事主官在位,能不能稳住官兵的思想,心里没底呀!” 确保队伍内部安全稳定,引导广大官兵从思想深处拥护支持改革,是最耗时间的第一道难题。为了解官兵思想,解决基层困难,赵永前提议支队开通党委直通车,党委成员扎到基层一线,开展全员谈心谈话。 “我们要按照上级要求,以慈母心、严父爱、婆婆嘴做好思想工作。”面对改革期间基层出现的一些杂音,赵永前总说,“我们大部分官兵在艰苦的边境一线工作,一个官兵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怎么会没有困难和诉求?他们发牢骚是正常的,我们帮助解决困难、疏导思想更是应该的。” 凭借扎实细致、尽责尽心的教育管理工作,赵永前帮助支队化解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做到了矛盾不上交,在改革期间捋顺了人心、凝聚了士气,为确保边境辖区安全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赵永前与牧民在一起。 有对辖区困难群众无微不至的照顾 爱帮助别人,是赵永前留给许多人的印象。但具体帮了谁、帮了什么,却没人清楚,甚至他的父母妻子都不知情。 1993年的一次走访,赵永前看到家住索伦镇的林场职工陈来柱家庭困难,第二天连夜送来200元钱。此后的20多年间,小到一袋米、一口锅,大到每年三五千元的医保,赵永前对他的帮助始终没断过。 乌兰毛都边境派出所辖区的赤脚医生阿拉坦布和,也常年受到赵永前的资助。因为是外来户,没有草场,十几年前,阿拉坦布和决定让两个女儿辍学,“永前知道后过来了,给两个孩子掏了学费。”从那时起,赵永前一直资助两个孩子到大学毕业。 老百姓遇到事,赵永前一给就是三四千,可到自己身上,却舍不得花钱。“一次他来给我送钱,我让他坐炕上,一脱鞋才发现,他袜子还是漏洞的。”陈来柱哭着说,“我以前还以为他家里有钱,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普通家庭。啥是共产党员,我可是知道了。” 有对家人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2019年2月23日,对于赵永前来说,是此生最黑暗的日子。 这一天,与病魔搏斗近3000天的女儿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2018年,赵永前因为女儿的病频繁来往于北京、锡林郭勒盟,不断切换着“父亲”“警官”两个角色。 赵永前曾经答应女儿两件事:一是回归家庭,弥补这些年没有陪伴她的遗憾;二是带着她去海南三亚,去祖国最温暖的地方看看。 但一返回单位工作后,赵永前就不得不食言。每次跟女儿视频通话,女儿都会问:“爸爸,你什么时候来陪我呀?”面对这个问题,赵永前给出的永远都是标准答案:“爸爸这几天没时间呢!”这时,女儿便生气地扭过头嘟囔一句:“你都在忙什么啊?” 忙着把边防一线平稳交出去,把边境二线有效管起来,实现同解放军无缝衔接。事关国家安全,赵永前不敢有丝毫大意。 赵永前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女儿的救治。他白天工作,晚上就在网上搜索了解有哪些针对癌症的进口特效药,还学着把症状发在贴吧里,等待网友回复,经常是发完一个帖子,天都亮了,连续三四天睡不着觉。 可惜赵永前的努力没能感动上苍。他曾答应女儿,带她到祖国的最南端去看海的承诺,最终也没能实现…… 派出所里有什么?“责任!” 赵永前的肩膀为什么可以担起这么多责任?因为他的肩上一边是家,另一边是国。一半溢满深情,另一半充满重任。 (素材来源:公安部 沈翠英 康国宁 张志敏) [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实践者]张永红:一颗行走的螺丝钉 央视网消息:从南到北,这名老兵用双脚丈量大地;从东到西,这名退伍军人用行动展现军人本色。 他叫张永红,1985年应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21集团军,1991年张永红光荣退伍,进入中交二航局,并跟随二航人开拓的脚步走南闯北,先后参加了京沪高铁、西宝高铁、深湛高速、黄杭高铁及银百高速的建设,在此过程中他都发挥着模范作用。 每年要在工地上走八百多公里 鞋子坏了将就着穿 4月17日下午,中交二航局甜永项目部的同事收拾完东西准备去吃饭,突然电工张永红背着破旧的电工包,一瘸一拐地闯了进来。当大家以为他受了伤时,有眼尖的同事发现他左脚的鞋底没了,只剩指头穿洞的鞋面,顿时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张大哥,估计现在舍得换鞋了……” “抠门的老张,现在把底子都抠掉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打趣着…… 原来,他刚从九龙河大桥检修回来,从施工便道走到大路上时,瞥见路边有根电线杆,便倚靠上去,抬起左脚,脱下球鞋,倒出里面的沙土,并在电杆上磕了两下。谁成想,把球鞋的底子给磕掉了,这就出现了先前的一幕。 对于张永红来说,这已经是他来到甜永项目后穿坏的第三双鞋了,每一次都是将鞋子穿到不能穿的时候才舍得丢掉。 “像我们这种爬上爬下、经常混迹于工地的人,鞋子很容易坏,能将就着穿就将就着穿。”张永红笑着说。 据了解,甜永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的北南纵线——银川至百色国家高速公路(G69)的重要组成路段,土建计划于2020年6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的给老区人民带来出行便捷,物流畅通,从而给老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每天早上8点,张永红就要背起他那沉重的电工包,从甜永项目部出发,前往九龙河大桥进行线路检修,由此开启他一天的线路检修工作。 由于线路阵线长、工点多、设备使用也多,在用电上需求量大、铺设线路复杂,因此在检修的过程上要面面俱到、精益求精,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在施工中如果因为某一处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该工地无法施工,会加大工期、增加人力成本和设备租赁成本。”张永红说。 为了方便检修,他选择了在漫天黄土的工地上徒步旅行,加上全线的电力设备都是他负责,这样一来,鞋子就坏得更快了。据不完全统计,张永红每年要在工地上走八百多公里。一日,正在施工便道上走着的张永红,两只脚踩在几厘米厚的黄土地上发出噗噗的声响,突然他感觉脚下有个东西戳了下,便蹲下身子,扒开灰尘,拾起一颗小指粗的平头螺丝钉,丢进电工包内。“我觉得它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这样就节省了很多费用。”张永红笑着说。 工作上的勤俭节约,张永红不仅仅停留在捡螺丝钉上。 2017年11月,中交二航局银百高速甜永段正式进场,由于没有电工,各工点只能用发电机发电,增加了成本。直到次年5月,张永红所在的杭黄铁路建成通车后,才被紧急调往甜永项目。 来之前,原来的项目领导就向他提供了甜永项目的生产建设情况,来到项目当天刚放下行李的张永红就找来了施工线路图以及物资采购计划开始研究,并绘制临电线路图。经过研究对比,他发现项目部前期计划采购的线缆均为铜电缆,凭借多年的经验,他觉得这是完全没必要的。 “虽说铜线质量好,用的时间长,但成本高,在分支上,按照相关标准,用铝线也足够现场用电的供应。”张永红说。 第二天,他将自己的想法对项目领导进行了汇报并获得了领导班子的支持,最终,他的提议使项目部在保障了施工及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了材料费用的支出,控制了成本。 哪里需要去哪里 除了勤俭节约,在突发紧急情况后,张永红更是一马当先、不畏艰险。 2018年7月,项目所在地甘肃庆阳宁县迎来雨季,7月7日后该地区出现连续强降雨。15日凌晨3点15分,正在睡梦中的张永红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 “城北河大桥的洪峰来了,走一起去看看。”项目负责人在电话里说道。 接到电话后,张永红从床上跳了起来,迅速披上衣服、穿上胶鞋,大步向着停车场走去…… 路上,张永红透过挡风玻璃,在车灯的照射下,看到原本被水泥浇筑的路面此时已被雨水冲来的淤泥覆盖,分不清哪是路基哪是路面,正行驶着,车辆突然开始打滑,不能前进,张永红只得下车查看。原来,强降雨将山上的黄土都冲到了路面,形成了淤泥,阻碍了车辆前行。 “既然路上都有这么厚的淤泥,河道里更厚了,两岸的配电柜及电缆线,都还带着电,人如果进去抢险,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里,张永红抓起工具包,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变压器方向走去。原本只要10分钟的路程,这次他却走了半个多钟头。 凌晨3点58分,张永红顺利将电源切断,而此时的洪峰也过了,雨也停了。他便和同事们将埋在淤泥里的电缆线、配电柜抢了出来。“这些线缆都是纯铜的,价格贵,我们抢出来后,就能减少项目部的损失。”张永红介绍说。 早上7点,当张永红准备休息时,新的任务又来了。原来项目部接到当地政府及居民求助,需要帮助当地政府清理街道淤泥,以及帮助当地居民抽排家中的积水。接到新任务后,张永红与同事们立即投入到新的任务中。据张永红回忆,这一次帮助当地政府清淤共派出了四辆铲车,帮助村民排水共抽坏了3台抽水机,派出人员30余名。 “到最后我们感觉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两个眼皮也直打架,已经到了站着就能睡觉的地步。”张永红说。即便如此,张永红却依然不能睡觉,因为工地没停工,他还要架设新的临时用电,临时用电架设完成后,他就要重新布设专用电路,由于本次降雨较大,为了保证其他线路的运行,他只能不休息继续检修全线电路。 “全线就我一个电工,对于我来说,这次洪峰算是我在项目上的遇到的最大难题。”张永红说。 张永红从来到项目部,就如同一个一直转动的马达,在这片革命老区不停地转动。当工友问起他这个项目干完了再去哪里时,张永红笑着说:“看分配吧,哪里需要去哪里。”在同事们的印象中,自张永红来到项目后,除外部因素外,工地还没因线路老化、用电过载等因素造成停电而影响施工。同时,他还在2017年获得了项目指挥部颁发的“优秀员工”荣誉称号。 张永红也经常与年轻的同事聊天,他说:年轻人要守得住寂寞、干得了事业,无论在哪,无论多枯燥,干一件事就一定要干好,等老了回忆起来问心无愧,这也是他做人做事的原则。(曹辉 田本灿)[详情]
原标题:远去的油印机(我和我的祖国) 收拾储藏室时,一支铁笔让儿子感到茫然,不知有何用,却勾起我对过往日子的回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上小学时,看电影《红岩》,有一个片段,描写一群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中用油印小报宣传革命思想,在我脑海里留下很深印象。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参加工作后,我开始接触油印机。那时老师们都从教导处领一块钢板,一支铁笔,几张蜡纸。钢板有10厘米宽,30多厘米长,上面是密密竖纹或斜纹的格子。刻字的笔杆是黑色的硬塑料制作的,中空。笔尖尖锐锋利,是固定死的。蜡纸装在淡黄色的纸筒中,大多为“光明牌”。蜡纸比较脆,尤其冬天,宿舍里冷,刻起来稍不留心就会划破蜡纸。 刻蜡版是个讲究运力的技术活。刻时力度要恰到好处,刻重了,容易把蜡纸划破,油印时会漏油墨,弄得试卷上墨迹斑斑,不雅观;刻轻了,印出的字模糊不清,影响学生答卷。刻蜡版又是个费神的精细活,只能心细如发,一丝不苟,不然一出差错,就前功尽弃。刻蜡版要有一股韧劲,一套试卷刻下来,人累得手指生疼,眼睛发涩,脖子酸硬。 字如其人,蕴含着教师的文化修为。一套清晰明了、干净整洁、字体美观的试卷,不仅带给学生美的感受,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书写习惯。记得有几位老师有着不一般的刻写功夫,银钩铁划,力道十足,刻出的每份试卷疏密有度,楷体、行书各具特色,似一件件书法作品,赏心悦目,常令我这个刚入职的年轻教师羡慕不已,也逼迫自己平常多练字。 时光已逝,记忆不灭。在当时艰苦环境中,昏暗的灯光下,老师们静守校园,以笔作犁,钢板为地,辛勤耕耘。记得教语文的李老师办起油印小报,选稿、刻印一个人全包。已过不惑之年的秦老师,除认真备课、上课外,一有空就伏案为学生刻印复习资料。复杂的数学图形,在他的铁笔刻画下,规范小巧、跃然纸上。 刻好试卷后还要油印。油印机是个木匣子,匣子里面有一个网纱状的框子,附带一个橡胶制成的油滚。先把刻好的蜡纸粘在油印机的纱网上,用铁夹子固定好,下面铺好了一摞纸,在油滚上蘸些印油,着墨均匀,把纱网按平,缓缓推着蘸满印油的滚子向前。印油透过蜡纸,把字迹印在白纸上。当年我为了学会使用油印机,给易老师帮忙,一边揭印好的试卷,一边数着张数。看的次数多了,自己也动手学着印。刚开始,试卷印下来,手、脸、衣服都沾有油墨。时间一长,摸着了窍门,手上沾的油墨越来越少,印刷质量也越来越好。试卷印好后放在炉子旁,烤干油墨,字迹愈加清晰。 日月更替,时代在不断进步。上世纪90年代末期,学校教导处有了机械打字机,主要是打公文,偶尔也为毕业班打试卷。时常听到兼职打字的钟老师“咔嗒、咔嗒”的打字声,老师们戏称为“磕头机”。老师们用油笔直接写在打字蜡纸上,这比起刻板就轻松多了。 2000年,学校买了第一台办公电脑和针式打印机,教导处又响起打印机的“嗞嗞”声。因为没有速印机,给学生印试卷仍用油印机。这一时期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日益得到了重视,但苦于经费有限,只能望“机”兴叹。2001年,学校集资建微机室,老师乐意,学生兴奋。2003年教育局为学校建立微机室,配了速印机和复印机。学校将原有的电脑配到办公室,并配了一台小型打印机。 时光荏苒,转眼30年过去了。当年的同事有的正颐养天年,有的仍坚守着岗位。老师们勤恳敬业的工作态度,至今回想起来不禁肃然起敬。这30年,失去的是岁月和旧物,留住的是敬业精神。(王延军 本文为“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民族文学》征集稿件)[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勤俭一辈子 他捐出毕生积蓄 卢永根在田间观察水稻生长情况。 大洋网讯 201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礼上给卢永根的颁奖词是:种得桃李满天下,心唯大我育青禾,是春风,是春蚕,更化作护花的春泥。热爱祖国,你要把自己燃烧。稻谷有根,深扎在泥土。您也有根,扎根在人们心里。 这是对卢永根科学家、校长、老党员、毕生积蓄捐献者多重身份的生动概括。 作为科学家,卢永根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家。一辈子研究学术,保存了华南地区富有特色的野生稻基因库。 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的老校长,13年间,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鞠躬尽瘁,不拘一格提拔人才,打开了华农人才培养的新格局。 作为一名有着7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心系祖国,一辈子都在用行动践行当年的入党誓言。 作为毕生积蓄捐献者,他捐出880多万元扶持农业教育事业。 生于兵荒马乱之际,年少时目睹日寇暴行,卢永根对于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发展有着更加殷切的期盼。他无数次说,无论是一帆风顺的日子,还是身处逆境的时刻,他始终坚信,要把一生献给党和祖国! 倾其所有:捐赠毕生积蓄 身后将捐赠遗体 2017年3月21日,华南农业大学卢永根院士及夫人徐雪宾教授郑重地在捐赠协议上签下名字,两人共捐赠毕生积蓄合计880万余元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这是华农校史上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当时卢永根已生病住院,为此次捐赠,特意从医院来到银行。仅在其中一家银行,转账业务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此前,人们知道卢永根是中共党员,是中科院院士,是华农校长,是作物遗传育种学家。现在,他是感动华农校园的一位老人,直到成为201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徐雪宾教授回忆夫妻二人商量捐款的经过:卢永根身患重病住院,徐教授聊天时问起身后对存款的处置,卢永根只说了一个字“捐!”徐雪宾心领神会,马上回答:“好!”——两个字的简单交流,毕生积蓄处置完毕,夫妇俩伟大的精神和人格充盈其间。 他们不但把钱捐给华南农业大学,还把身体捐给医学事业。 早在患病之前,卢永根就办理了遗体捐献卡,在身后将遗体无偿地捐献给医学科研和医学教育事业。他表示,作为中科院院士,作为共产党员,捐献遗体是为党和国家最后一次做出自己的贡献。徐雪宾教授早在几年前就办理了遗体捐献卡。 捐赠时的慷慨与卢永根平时生活的节俭形成鲜明对照。 “很多人不知道,在卢老慷慨捐赠的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节约。”卢永根的学生、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刘桂富说,卢永根夫妇家中使用的都是老式家具,几乎没有值钱的电器。在他们家房子里,找不到一件新式的家具,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蚊帐用的是竹竿,几张椅子,用铁丝绑了又绑,这些简易的家当,已经陪伴他们半个多世纪了。“这些东西没有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还没有尽其用。我认为生活过得好,不是单纯地追求所谓舒服,我很注重建立一种比较好的生活方式。”卢永根说。 在入院治疗前,年过八旬的卢永根夫妇家里没有全职保姆,都是自己打饭或做饭。卢永根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忙碌地回复邮件,拿起放大镜读书、看论文。一到中午,他就拎着一个铁饭盒,叮叮咚咚地走到莘园饭堂,和学生一起排队,打上两份饭。每份饭有一个荤菜、一个素菜和二两饭。在饭堂吃完,卢永根再将剩下的一份饭带回家给老伴徐雪宾。 卢永根在实验室。 家国情怀:三度国外探亲和访学均选择回国 对祖国深沉的爱,贯穿卢永根的一生。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卢永根曾三次到国外探亲和访学,在异国丰厚的物质生活面前,他选择学成归国。 改革开放后,卢永根到美国探望病重的母亲,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在美期间,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他留下来,但被他坚决拒绝了。众人问他为何不选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卢永根说:“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他曾公开发表文章说,“真正爱国的青年科学家都应扎根祖国。外国实验室再先进,也不过是替人家干活”。 卢永根认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我所理解的政治就是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推动自己工作的动力。” 卢永根不但坚信只有祖国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还感染带动身边人奉献祖国。在他的感召下,一大批海外留学人才最终选择回国奉献才智,与卢永根一道在水稻育种等方面拼命赶超,作为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家,他保存了华南地区富有特色的野生稻基因库。如今,我国水稻研究技术在很多领域超过了国际水稻研究所。 卢永根的导师丁颖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之父”,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而卢永根的学生刘耀光也在2017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一门三院士”,传为佳话。 从1983年开始,卢永根做了13年华农校长。借助国外学习的知识和经验,卢永根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动了华农跨越式发展。 对即将出国深造的每一位教师,卢校长都要与其促膝谈心,勉励他们早日学成归国。“学成报国,学成归国,这是最根本的。” 担任校长期间,卢永根实行破格晋升,打开华农人才培养的新格局。1987年,华农的人事改革成为全国关注焦点: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以破解人才断层困局,破论资排辈风气。如今,这些当年被破格晋升的青年才俊已成为学界、政界的优秀人才。 “在那些不为人见的日日夜夜,他为学校长远发展铺就道路。”当年被破格晋升的华农原校长骆世明深有感触地说,在担任校长期间,卢老坚持不坐进口小车,在住房等待遇上不搞特殊,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从政。 奋斗终生:病房变成临时党支部 卢永根祖籍广州花都,1930年出生于香港。1941年,就在卢永根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香港沦陷,卢永根被父亲送回乡下。在乡下时,卢永根目睹日军凶残,也体会到战争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在乡下待了近两年后,卢永根返回香港读中学。 在岭英中学,卢永根碰到了思想进步的语文老师林莽中(萧野),并经他介绍到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中。在卢永根看来,培侨中学的三年时光,他从一个无知的青少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1947年12月,卢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1949年8月9日,年轻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中毕业,党组织决定安排卢永根回内地,到岭南大学读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到广州去迎接解放。就这样,一位自小接受英式教育的他成为年轻的革命者。“举起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中国人是守诺的,你向党、向人民作过许诺、宣誓,那自己要遵守。”无论他的身份是院士,还是校长,党员的身份永远高于一切,卢永根一辈子都在用他的行动践行着当年的入党誓言。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两校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今华农前身),丁颖任院长,卢永根是首届学生。学术上,卢永根也紧跟丁颖的步伐,传承学术思想:他继承了丁颖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水稻种质资源,后来逐渐扩充到一万多份,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2017年年初,卢永根向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委提出申请,由于他长期住院,无法回单位参加党支部活动,建议成立临时党支部,让他能每月交党费、每月过组织生活。3月,“卢永根院士病房临时党支部”成立。每月党支部成员把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科研最新动态带到他的病床前,他在病床上坚持认真研究、学习。 文、图/广报全媒体记者徐静 通讯员杨志群、方玮[详情]
原标题:“志愿讲解员”林汉京:行走在抗战馆的“历史教科书” 如果历史有回音,64岁的林汉京就像是一本会发声的“历史教科书”。 七年来,他行走在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参与志愿讲解服务1516小时,为参观者们讲解那段苦难而辉煌的岁月。 2019年清明节,林汉京在抗战馆序厅前吹响军号。李聚龙摄 讲故事的人 4月5日,清明节。 上午10点,一场气势恢宏的“缅怀抗战英烈祝福伟大祖国”抗战主题音乐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序厅中奏响。《永远的卢沟桥》《到敌人后方去》等一首首不朽作品,仿佛带着大家回到了抗战时期。 林汉京是团队的小号手,也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自2014年清明开始,他承担起联络演出团队的任务。从此,重要纪念日里,抗战馆的序厅总会响起群众演奏的抗战历史音乐。 林汉京是个“老军工”。他曾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技术研究所工作,后又调到化工部门从事国防化工科研管理,临近退休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军工史》的编纂。他的家中有前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有的受抗战先辈鼓舞踏上解放祖国和抗美援朝的征程。 那些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岁月就像印烙在身体上的一块疤痕,愈久远愈清晰。 花甲之年的林汉京算得上是性情中人。 来到抗战馆后,他一直坚持去讲“有灵魂的”抗战故事,以期引领大家思考。 “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什么是在卢沟桥开战?大家看一下我们面前的这张图就知道了。首先,卢沟桥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林汉京洪亮的嗓音在馆里回荡。 通常情况下,他会根据参观者的年龄、职业等不同因素解构自己的讲解内容,每个展厅都有被他划过重点的“必讲题”。 “七七事变”正是其中之一。 “大家想想,为什么一下子就能爆发卢沟桥事件呢?”林汉京拿着讲解杆围绕图中的北京城画了一个圆圈:“1937年,北京城的东、北两侧已被日军围堵,卢沟桥和京汉铁路桥成为29军唯一的出京交通要道。”讲解杆在北京城南的方向落下,“大家往这看,距宛平城城南四公里,驻扎的这支日军联队,自1900年到达北京。1935年更是在丰台大肆扩建兵营,增加驻军。如此算来在30多年前日本就早早瞄准了平津地区的这个战略要道。”一堂现场版的“编外教材”历史课就这样开始了。 林汉京熟悉馆内展出所有主要内容。川军战士王建堂出川抗战前,父亲赠他的“死字旗”上面的文字,他倒背如流。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自己的孩子要上战场了,父亲是在激励他的孩子在前线奋勇杀敌、视死如归。”如果你这时恰巧是林汉京的团员,你一定会听到他的提问,“有哪位老师是四川老乡?您知不知道抗战时期,有多少四川的父老乡亲出川抗战?”无论有没有人同他互动,他都会用如同叫醒灵魂般的底气讲述这样一串数字,“在战火还没有烧到那里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在四川,350万川军儿女出川抗战,占全国各省之首;在湖南,有250万同胞出战,7个湖南男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抗战军人……” “死字旗”前,是林汉京演绎“家国情怀”最好的讲台。从历史人物岳飞,到如今和平年代仍为国家奉献生命的战士,都成为他讲义中鲜活的证明。 林汉京在接受记者采访。白冰冰摄 林汉京还喜欢讲关于空军的抗战历史。 在为青年人讲解时还会提问,“11月11日是什么日子?”下面马上就会有人发笑,“光棍儿节!”“剁手节!”。 “错了!还有一个节日,大家一定要记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引导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关注国防建设,是林汉京的目的。 “我们的身体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阵地同归于尽。”那些为国捐躯的空军战士被刻画在了展板上,林汉京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讲给参观者听。“打到最后我们的飞行员几乎都拼光了,我们的飞机也损失殆尽,日军的飞机在中国的天空肆无忌惮,光一个重庆就遭受5年之久的大轰炸,人民惨遭涂炭!”讲述这些,他是希望大家能从中感受到,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 比生命更重要的 2012年,林汉京开始到抗战馆为观众进行义务讲解。这个缘分,还要从他在2003年结识的一位传奇老人讲起。 这位老人名叫耿谆,是日本“花冈暴动”中的中国劳工大队长。 1944年5月,耿谆在作战中不幸受伤被俘。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他同985名劳工兄弟一起开始了痛苦的炼狱生涯。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劳工举行了震撼日本的“花冈暴动”。 最终暴动失败,115名劳工惨死在这里,耿谆自杀未死被敌人抓住。为使其他劳工免遭迫害,他把策划、领导暴动的责任独揽于身,遭受拷打,被判死刑。幸而此时日本战败,花冈劳工被盟军解救,耿谆逃过一劫。 花冈暴动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写下中国战俘劳工不屈抗争的壮丽篇章。而这一惨案成为日本迫害战俘劳工的典型案例,迫害劳工的日本监工被确定为“C级战犯”,由盟军横滨军事法庭审判。1995年6月28日,耿谆为首席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再一次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 林汉京向观众讲述中国劳工举行的花冈暴动。张国通摄 让林汉京为之钦佩的是,耿谆坚决拒绝与加害劳工的日本企业鹿岛公司“和解”,因为鹿岛不向中国劳工谢罪,并在《和解条款》中继续设置让中国劳工屈辱的条件。为此,耿谆甘愿独自抗争到底,“我是劳工的首席原告,只要我不同意和解,鹿岛不认罪、不道歉的目的就不能得逞。” 林汉京被耿谆身上英雄气节和人性光环所感动,两人保持了十年之久亦师亦友的关系。 2012年8月27日,英雄耿谆走完他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享年99岁。 也是那一年,林汉京正式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志愿讲解员。七年来,他像是一个传承的符号,守护时间长河中的历史荣光。 现在,每到林汉京讲述,展示“花冈暴动”的展厅内的观众总是围了一层又一层。“我依稀记得老人说过,‘我们是扛枪杆儿打鬼子的军人,不论何时军人以爱国为天职’。我也要跟大家说,爱国不光是军人的天职,应该是每个中国同胞的天职!”林汉京一遍又一遍地为大家述说着老人的故事和精神。 “崇尚英雄”时代的呼唤 深受革命传统教育影响,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黄继光是林汉京这一代人非常崇拜的英雄。 林汉京发现,曾有一段时间,英雄和烈士的话题“变淡”了,甚至还出现了诋毁英烈和“精日现象”,这让他很是痛心和费解。在林汉京看来,不良信息对孩子们影响深刻,必须重视红色基因传承。“只有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实属容易,才能让我们的新生代真正地尊崇英烈。” “很多人对红色教育有误解,认为形式太枯燥,孩子会反感,其实不然。要是能够把这些内容转化成孩子们喜欢的东西,他们会很快理解接受,并不会排斥。”由于一生的军工情节,林汉京在这方面有一些“独家秘诀”。 林汉京给小朋友讲解抗战时期的步兵武器。王秀花摄 林汉京发现男孩子们对飞机、大炮、枪械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每每会在缴获枪械的展台前停留下来。每当这时,林汉京就会给孩子们讲一讲三八式步枪、九二式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掷弹筒等这些抗战时期的经典步兵武器,并从中引出我党、我军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的兵工事业。 林汉京为首都大学生党员讲党课《抗战中的人民兵工》。张栓中摄 201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每年的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决定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 林汉京说,“国家这几项重大举措,对引导了全社会关注历史,关注红色基因传承,意义重大。” 为什么会选择将晚年生活奉献给抗战纪念馆?林汉京想,也许是因为一份重重的嘱托。 曾经,他接待了一批远征军老兵和他们的家属,并着重为老人们讲述了中国远征军出国赴缅作战的故事。在讲解的最后,几位老兵从坐着的轮椅上站起来,向戴安澜将军(戴安澜将军是远征军中牺牲的最高将领。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遗像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然后,转身又向林汉京敬军礼。 从那一刻起,林汉京便深知,接受老兵的敬礼和接受耿谆的教诲一样,在抗战馆进行讲解服务就是在实现他们生命的嘱托。(中国青年网记者刘尚君实习记者刘逸鹏)[详情]
原标题:中国人的故事|新时代的“愚公”,“两路精神”见证者 1959年3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解放农奴为核心目标的西藏民主改革运动拉开序幕,由此开辟了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进步、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新纪元。 为了提升藏区人民的生活质量,发展地区经济,中央决定修建通往拉萨的青藏线。1984年,青藏公路完成整治改造;2006年,青藏铁路顺利通车。 一条“天路”修到拉萨,为藏区人民带来了希望。那一镐一个星火开拓出来的漫漫征程上,鸣奏过一曲曲青春的“天路”壮歌,这歌声里,有这样一家三代人的故事。 罗昌强是戍守在海拔4868米昆仑山隧道旁的一名武警战士,职责是守卫青藏铁路。罗昌强的父亲罗正廷2002年应招修建青藏铁路,曾参与格尔木至拉萨沿线铁路的修建。罗昌强的爷爷罗生芳是一名基建工程兵,1974年与1万多名指战员一同对青藏公路进行整治改造,在地质情况最复杂、任务最艰巨的格尔木至唐古拉山沿线艰苦筑路11年。 在最好的年华里,他们都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和挑战的路——将自己的青春抛洒在这片圣洁的青藏高原。 青藏公路始建于1950年,1954年通车。1974年国家决定对青藏公路进行整治改造,铺设沥青路面,1984年,人类筑路史上第一条穿越高原冻土区的二级公路打通。爷爷罗生芳是基建工程兵中的一员。 在高海拔地区铺设沥青,本来就困难重重。而且在当时的中国,施工设备很落后,只有铲子、牛或骆驼车和架子车等简易劳动工具,修路基本都是靠双手干出来的。 还有一些根本就克服不了的难关:有限的医疗设备、雪域高原的恶劣环境…… 基建工程兵的食宿就更差了,罗生芳说:“我们吃的是那种焜锅馍馍,外面非常硬,每次吃饭的时候,先拿石头把它敲碎,然后含在嘴里,用口水把它泡软化,再慢慢吃下去。”偶尔有菜吃,其实就是水煮杂菜。遇到比较极端的天气,大家只能喝雪水。 “生命禁区”唐古拉山是青藏公路跨越的最高峰,山口海拔5300多米,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别说干活,就是在上面走动也会觉得头昏、胸闷、气喘。改造唐古拉山路段时,有位年轻的战士说着“让我睡一会儿,一会儿就好”就病倒了。然后,再也没有醒来。 有一天,罗生芳路上遇到桥塌事故,只得原地等待。司机师傅得知他是修建青藏公路的,对他非常热情,说:“你们是在修西藏人民千百年来在神话和歌谣中期望的‘金桥’啊,路修好了,老百姓的病可以到外面治,生活才有盼头!”那一瞬间,罗生芳明白了:这条路,非修不可! 1985年8月青藏公路全线黑色路面铺筑工程竣工,这大大提升了西藏交通运输能力,为藏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为了给西藏同胞修一座“金桥”的承诺,他们一往无前,无问西东! 西藏自治区面积120多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1/8。虽然有公路,长途运输的基本需求解决了,但出行依然困难,经济发展不起来,西藏同胞的生活水平急需一条铁路来提速! 2001年6月,党中央批准青藏铁路格拉段开工建设。 2002年刚过完年,罗正廷来到青藏线上,成为了一名修筑铁路的劳务工。到达青藏高原后,罗正廷才知道修建青藏铁路竟如此困难,高原冻土区的路面会随着季节温度的改变而发生冻胀和融沉。 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青藏铁路如何修到拉萨? 全力以赴,日夜攻关,中国工程师们找出解决办法——采用片石通风路基、热棒等技术手段保持冻土层的恒温,用以桥代路的形式,将桥梁桩基埋入地下的永冻层,降低铁路坡度,保持线路稳定,同时也为藏羚羊等动物预留生命通道。 有一天施工时,旋挖钻机下挖深度达不到既定的位置。一名施工队员下到几十米的旋挖洞寻找原因。 “他被拉上来时,就像是一个‘泥人’,身上都是泥水,怀里抱着一块石头,声音特别微弱,说出了问题症结:‘下面有石头!’然后就昏了过去。”当时所有的人都被感染了,大家含着泪完善旋挖方案,终于,攻克了这个技术难关! 这支队伍为修建青藏铁路而付出的智慧、心血,深深触动着罗正廷。他很庆幸,自己作为青藏铁路修筑队伍中的一员,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这次修路的经历,我一辈子都难忘,那种骄傲和使命感,现在想起来,都让人热血澎湃。”罗正廷说。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当年的客、货运送量分别为648.2万人次、2491万吨。2018年青藏铁路的客、货发送量已达1655.6万人次、3400.3万吨,旅客发送量创历史新高! 爷爷、父亲艰苦岁月的故事,让罗昌强对青藏线有了更深的向往。十九岁那年,他参军入伍来到格尔木。 2013年3月,新兵训练结束以后,罗昌强主动请缨来到武警青海总队执勤支队执勤七中队,守护“天路”。 走进昆仑山,罗昌强才真实地感受到这里的艰苦! “开水”只有78.2度;青菜需提前用“开水”煮,才可入菜;所有的肉类,必须用高压锅压过才能煮熟…… 在这海拔4868米的昆仑山上,战士们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他们在青藏高原无人区居住,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去巡逻,守着这条通往拉萨的雪域天路。自武警青海总队执勤支队2006年7月上勤以来,官兵们精心守护了13多万趟列车平安穿行。 2014年,罗昌强的父亲罗正廷带着爷爷罗生芳来到了昆仑山,祖孙三代人同其他战士一起在驻区门前种下了56棵小树。 这条险峻奇绝的青藏线,只是西藏60年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 三代人的青春,三代人的年华,三代人的使命,三代人的梦想。青藏高原不会忘记,曾有千千万万个家庭,无数个他们,用最好的年华筑起“两路”精神丰碑,他们将像芨芨草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昆仑山,永远守护着这条给藏民带来幸福的“天路”!(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瑞玲 杨月 实习记者 曹若鸿 通讯员 吴波 温杰锋) [详情]
原标题:周文君: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把爱种在大凉山 央视网消息:她从川西小镇走出,远赴华北定居,在档案室的方寸天地里,十年如一日,孤灯伴清影,素手理万卷。她援助贫困家庭,持续捐赠善款和物资,把关爱从千里之外送抵大凉山区,用绵延爱心照亮山区希望。 她叫周文君,是2018年乐于助人“中国好人”,也是中国建筑集团总承包公司华北分公司档案主管。从2008年汶川地震时第一次捐出善款,周文君埋首于浩繁卷料的工作状态被打破,她又有了一项新的事业。 “蓝宝”志愿服务队在哈甘基点小学 2019年3月17日至18日,周文君跟随中建三局“蓝宝”志愿服务队跨越2000多公里的距离奔赴凉山。经过近6小时车程的狭窄山路,他们来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哈甘基点小学,捐赠2000余册图书和文具、体育器材等学习用品,为学校建起了第一间图书室——“蓝宝圆梦书屋”。 对于哈甘基点小学的孩子们来说,“周阿姨”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迈出第一步,真是“一种踏实的高兴” 周文君是川妹子,她做公益恰恰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的。当时周文君的母亲正准备从成都飞往天津来看她,地震导致的失联一下子让周文君慌了神,她守在电视机前时刻盯着汶川地震的消息。3天之后接到母亲电话报平安,周文君心里的大石头才落了地。 “因为母亲的短暂失联,我尚且如此焦急不安,灾区人们家园破碎、亲属逝去,又该又多么悲痛。”她将1000元爱心款汇到中国红十字会账户,心里感到一种“踏实的高兴”。从此,周文君开始走上了持续十年的爱心帮扶之路。 周文君和孤寡老人在一起(2018年6月摄) 2015年,周文君在与同事的聊天中得知,湖北仙桃一名4岁小女孩失足落入石灰坑急需治疗费用,她马上让同事帮忙汇款1000元。3个月后,她收到女孩父母的短信消息和小女孩在医护人员陪同下下床行走的照片,信息中说小女孩康复情况良好,感谢周文君的善款帮他们渡过了难关。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 从最初看到哪里受灾、哪里贫困的捐钱捐物到持续两年帮扶天津市福利院,几年间周文君用自己的爱心行动温暖了一批人。在一次次爱心帮扶中,周文君给别人解了难,内心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富足。 受“悬崖村”触动,开始帮扶大凉山儿童 周文君帮扶大凉山源于2015年在网上看到昭觉县“悬崖村”的报道——村民进出村需要攀爬高800米的悬崖、走过12级218步的藤梯……她一边读一边感到揪心。几经周折联系到昭觉县扶贫办后,她便开始定点扶贫昭觉县。 周文君在哈甘基点小学 每次,周文君给孩子们寄去的衣物都是崭新的。身边有人不理解,提醒她说:“捐助的衣服用旧衣服就行,新衣服成本多高啊!”周文君却说:“这里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们也爱美丽,都应该穿新衣服。” 周文君的家庭是并不富裕的四口之家,持续的捐款捐物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家人都选择了理解和支持。丈夫张海乔对周文君说:“只要你开心就去做,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也替你高兴。” 在母亲的影响下,一对儿女的观念也在慢慢成长。一次学校组织募捐,周文君10岁的儿子将午餐费和零花钱全部捐出,饿了一下午肚子,周文君知道后心疼地责怪儿子,内心却感到欣慰。 2017年6月,在孩子们的请求下,周文君带着他们第一次踏上了前往凉山的旅途。从四川南充市南部县出发,周文君驾车10个小时来到哈甘基点小学。到了学校后,儿子和女儿也主动跟着忙碌起来,为小学的孩子们发放作业本、课外图书等学习用品。女儿回来后还跟她请求:“妈妈,我们明年还要去大凉山看望那些弟弟妹妹们。”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在周文君的感染下,她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帮扶凉山彝族儿童的队伍中。这次周文君与其它6名中建三局“蓝宝”青年志愿者从天津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哈甘基点小学,再次给他们带来了外界的关爱与温暖。 哈甘基点小学的孩子们玩起志愿服务队赠送的足球 孩子们对周文君格外亲昵,活动间隙把“周阿姨”团团围起来,分享最近发生的有趣见闻。其中戴着红线帽、脸颊红彤彤的小孩叫马吉里布,今年只有5岁,他的父母双双离世,家里还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在上学。从校长那里了解到马吉里布的情况后,周文君蹲在马吉里布跟前,把他抱在怀里,给他擦拭着小脸上的污渍,声音哽咽地给当地扶贫办相关负责人打电话说:“我想资助这个孩子。”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周文君丈夫的支持。 今年,周文君准备一对一资助这里的孩子。她说如果能提前退休的话,一定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去这里帮助孩子们,帮助他们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周文君工作照 做公益多年,当被问到周文君是否有一份捐助信息的汇总本时,这位档案资深专家却面露难色。从事档案工作十余年,却将爱心援助当做日常生活的点滴,不去刻意记录。但在大凉山儿童们的心底,却记住了周文君奉献的点滴,这或许就是爱的档案。[详情]
永子匠人”李国伟:一枚围棋的“艰辛来路” “永子”围棋的第十二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国伟。李国伟供图 也许李国伟更懂得,一枚围棋的“艰辛来路”。 这枚棋子是以南红玛瑙、玉石、翡翠、琥珀等天然原料,采用精密配方、绝技熔炼,传统手工点“丹”而成。它被叫做“永子”——质坚色润、细糯如玉、触子心舒,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古往今来举世公认的棋中圣品,代表了中国围棋的优秀文化。 在云南保山,李氏家族世代致力于“永子”围棋的传承与发扬。李国伟自幼随父辈研习“永子”的传统制作技艺,继而成为“永子”围棋的第十二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988年,“永子”围棋厂成立,工厂组织和抽调李氏家族的后人恢复“永子”围棋的制作技艺。不到一年时间,围棋厂因故被迫停产。 但李氏家族并没有停止对“永子”孜孜不倦的追求。在“小而简”的家庭作坊里,李氏后人再度开始对“永子”生产技艺的研究和探索。 制作“永子”围棋分选料、研磨、配料、熔炼、滴制、打磨、晾晒、分拣、包装九道工序。其中,配料和手工滴制,堪称“永子”的核心技艺,制作工序复杂考究。 工人们坐在焦炭火炉旁,不借助任何模具“点丹”,控制棋子的大小、薄厚、形状。李国伟供图 工人们需要坐在内部温度高达2000多摄氏度的焦炭火炉旁,一手持长条形铁板,一手使用耐热材料制成的特殊滴棒沾取熔化成液体的“永子”原料,制棋工匠不借助任何模具,全凭手感把控棋子的大小、厚薄、形状。 李国伟说,每一颗棋子重6克,每次制作都需要精确到毫克,精准度需要长期历练5到6年才可以达到标准。 要练就娴熟的“点丹”技术和制作一套合格的“永子”围棋,李国伟也遇到过许多困难,最核心的技术难点在配料。 在烧制过程中,黑白棋子的配料比例要分别调试,各种料量增加或减少,要分别组合,非常耗时。就是这样一道道繁琐复杂的工艺,对制作者的手艺和经验都有极高的要求。 因原料十分昂贵,李国伟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不得已之下,他用自家房产作抵押贷款,借钱、赊账,想尽办法采购各种原料,继续进行配方调试,详细记录每次的配方,观察窑炉熔炼配料的各种变化。 20多年来,李国伟经过探索研究和反复试验,终于在2009年将失传百年的“永子”围棋制作技艺“重现”人间。他也将家庭作坊式的生产转变成公司化运营化的产业发展。 2017年,“永子”围棋制作技艺被正式列入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先后到欧洲、东盟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展示,受到了海内外围棋界大师们的推崇。 李国伟坦言,“永子”围棋制作技艺的传承目前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局,“愿意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年轻人太少了。”李国伟不止一次地说。曾经,他招收过50名制棋工,经过七八年的培养,最终只留下了12位成熟的匠人。 “需要寻找热爱传统文化,喜欢古老工艺的年轻人。”近年来,李国伟开始有所行动,他带着“永子”围棋走进校园,到青少年中授课,普及围棋知识文化,向青年一代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为了使“永子”更符合大众的需求,李国伟带领匠人对“永子”进行革新,制作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产物,多元化开发文创产品。 在李国伟的心中,“永子”是珍宝,更是可以融入寻常百姓家的非遗文化。如果有可能,李国伟希望能将“永子”文化传播向全世界。(中国青年网记者刘尚君实习记者杨慧)[详情]
原标题:缉毒女警摸爬滚打抓毒贩 54岁仍冲在禁毒一线 央视网消息:刚刚参加完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二大队大队长魏春就立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她第一时间把全国两会精神带回基层,和大家一起分享美好愿景,一起为实现这份愿景而努力。 “我把会议精神传递给我的战友们和同志们。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以会议精神为动力,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魏春说。 “做禁毒工作就要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 枪战、卧底、追踪、与毒枭搏斗……这些经常在电影中出现的场景,魏春都经历过。 高考时就立志当一名女刑警的魏春,总觉得坐在办公室里干文秘、户籍员的活儿,并不是她理想中的警察生活。 2002年末,当得知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即将成立禁毒大队的时候,魏春毅然申请调离四平八稳的内勤岗位,出任建华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副队长一职。这年她38岁。 真刀真枪,直面生死。干禁毒的16年里,魏春直接参与过数百起抓捕行动。“面对毒贩和危险,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生活。” “工作这么些年,攒了一肚子故事” 有“惊险偷拍”故事。2011年,正在追踪的毒贩李某走进一个很偏很小的超市,门口站着四名接应同伙和他的女朋友。魏春谎称孩子哭闹要吃巧克力,不顾毒贩同伙阻拦也跟了进去。当她迈进超市后,门就被从里面锁上了,当时的危险可想而知。魏春一边佯装在货架上找巧克力,一边偷偷观察超市的环境和这几个人的举动。当看到李某在其女友的帮助下想把用胶带粘在身上毒品取下时,她拿起手机假装问孩子吃什么口味的巧克力,把摄像镜头对着李某,录下了他从身上取毒品的全过程。 有“刺激追击”故事。2006年,侦办刘某贩毒案时,魏春第一次独自面对吸过毒的四个亡命徒,开车跟踪16小时。一路上她既不敢喝水,也没有时间吃东西。第一次独自驾车奔驰在京哈高速上,第一次把车速开到了200迈以上,从齐齐哈尔追到吉林公主岭再返回齐齐哈尔。此时,她的驾龄还不满两年。最终,指挥部根据魏春的报告部署抓捕方案,巧妙布控成功抓获四名主犯及56名渉案人员。 有“艰辛卧底”故事。2016年,魏春刚刚做了腰椎手术正在恢复期,还坚持带队到南方某市侦办特大跨省贩卖毒品案。她和毒贩曹某一同登上返回哈尔滨的大巴车。魏春为了不引起怀疑,从她到达福建后就没有洗脸,装扮成民工的样子。长达4000多公里、50多个小时的漫长旅途中,他们几次换车、等候,魏春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曹某及他手中的提袋。怕暴露口音不能说话,魏春就通过微信与同事们商量对策,周密计划,随时向专案组汇报车上的情况。即将到达双城收费站时,狡猾的曹某还是有所察觉提前下车,魏春当机立断下令抓捕,并在其随身携带的“茶叶”盒中缴获两公斤冰毒。 “我是个不听话的患者,每次去复查都得挨批评” 因为长期的内勤和查案工作所致,腰伤旧疾十几年来一直折磨着魏春,不能颠簸、久坐,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19年里,她九进手术室,三次乳腺手术、两次腰椎手术。 “有时候真没办法,一有案子、有线索,我啥都忘了,就想着怎么破案了。” 因为对禁毒工作的执着与热爱,魏春一次次克服着不可想象的困难去完成任务,冲在禁毒一线。(来源:公安部)[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湾区加速度 边检有温度 董枫 湾区建设者 人物档案 董枫,深圳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四队分队长。 人物心声 “作为一名边检民警,守边境安宁、保口岸畅通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将以勇立潮头的魄力、只争朝夕的决心,不断深化服务举措,促进粤港澳互联互通,让广大出入境旅客感受到中国速度、边检温度,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贡献边检力量。” 大洋网讯 一分钟的时间能做多少事?在深圳湾边检站的“董枫示范组”,一分钟是安全护送144名跨境学童,是人工验放26本中国旅客护照或16本外国旅客护照,是解答旅客提问6次……作为目前深圳湾边检站唯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示范组,组长董枫因为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中的突出成绩,27岁就荣获公安部授予的个人一等功嘉奖,这在全国边检系统属罕见。 刚入职时的董枫对这份职业充满憧憬,但日复一日相同的查验流程,也让他对自己的职业价值产生过怀疑,“我究竟怎样才能发挥自身价值?” 董枫正在查验台前工作 最贴心: 整理近150个生僻字 提高通关录入时间 一日正值午间高峰,一辆满载乘客的商务车从香港方向进入董枫所在的查验通道,他注意到,车上一位旅客表现异常,用墨镜、围巾、太阳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您好,请摘下墨镜、围巾和太阳帽。”董枫微笑着示意其摘帽脱镜接受人证对照,却没有得到回应。 董枫又一次微笑着说:“请您配合我检查,谢谢!”旅客迟疑了许久,才极不情愿地慢慢摘掉帽子、取下墨镜、拿开围巾,结果露出了一张没有完整皮肤、完全变形的脸。“啊!”与这位旅客相邻而坐的女士被吓得发出尖叫,董枫心里也一惊,但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迅速镇定下来,再次微笑向其轻点了一下头,随后真诚地说:“王老先生,谢谢您的配合”。 或许是因为这位旅客此前遭受了太多人的冷眼嘲讽,当面对边检民警的微笑和平静时,老人家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并要求司机摇下车窗,伸出布满严重烧伤痕迹的双手。董枫见状立刻站起来,握住他的手,轻声对他说:“欢迎回家!”这件事让董枫感慨颇多,“过去,我把自己、工作、成功看得太高,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一度让我失去方向。这件小事不但把我拉了回来,而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微笑服务的魅力。”董枫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放在嘴上,而要落在实处,才能被大家记在心中。” 但光是微笑服务就够了么?董枫觉得,微笑并不是服务的全部。作为一线边检民警,只有提高自身的查验效率,才能给旅客带去更好的通关体验。 他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港澳台居民姓名中异体字、生僻字较多、录入难,影响通关时间。于是,他通过查阅资料,搜集整理了工作中浪费较长时间录入的200个汉字和近150个生僻字,认定了80个不能录入的汉字,解决了在验放过程中录与不录、该怎么录入的难题,既节约时间,又能避免录入差错。 此外,董枫在工作中总结出“三快三细”的验放心得,“三快”是指证件翻阅快、资料录入快、加盖印章快;“三细”是指人证对照细、证件鉴别细、资料核对细。因为他的用心和专注,从警以来,他从未出现过任何类型的业务差错。 因为验证方式的改进,他的效率在站里首屈一指,2009年,人均验放旅客6.2万人,董枫验放了9.4万人;2010年,人均验放旅客6.7万人,董枫验放了10.1万人……董枫说,“可能我的验放速度就比别人快几秒,看似不起眼,但每个人快几秒就不是小数了,同等条件下,就能让排在第十位的车辆较其他通道快10分钟过关。” 董枫的最高纪录是在一个工作日内验放了约1200名外国旅客,同样的时间内,很多民警也就能验放约200名外国旅客。“不过这个案例比较特殊,当时正好赶上广交会,有大批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外国旅客,稍微减轻了我的工作压力。”董枫腼腆地笑着说。 最温暖: 研究旅客排队心理 自制服务卡片获赞 渐渐地,董枫的名声在来往的跨境司机中传开。出入境高峰期间,他们经常会问巡查民警:“董SIR在哪条道?”有些司机过关时,一看是董枫,就拿起手机跟朋友打电话报告:“走5号道,是董SIR。” 此外,董枫还经常跟同事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如何减少旅客的负面情绪。比如经过长期的观察,他发现有很多旅客在排队查验过程中,会显得焦躁不安。董枫说,出入境口岸人流密集,最怕就是因旅客焦躁不安而引起混乱。 他和同事们去图书馆翻阅各种心理书籍,研究旅客排队的心理状态变化,又综合学习发达国家、地区边检的先进经验,制定出了许多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在查验通道增设电子显示屏播放查验流程,减少首次通关旅客内心的疑惑;在查验通道地面上画线,标注旅客排到这条线时,大约还需等待多久…… 董枫和同事们还设计推出“董枫示范组”服务卡,以中英文对照、繁简体互换的方式,针对港澳台地区以及外国旅客过关常见疑问进行解答。比如有的外国旅客签证过期,无法入境内地,服务卡就会指引旅客前去香港的相关机构进行业务办理,一经推出广受好评,而印制卡片的钱,都是组员们自己掏的。 正是因为有像董枫这样的边检民警,从2008年到2018年,深圳湾口岸的旅客验放量虽然增长了近十倍,但口岸忙而不乱,中国公民出入境排队等候时间不超过30分钟等一系列便民举措也在此落地生根。 董枫觉得,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步伐越迈越稳,城市之间的联系会日益紧密、便捷。“以后过关有可能实现像坐地铁过安检一样快速。”董枫说,这也对边检民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像日新月异的科技一样,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才能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互通。 文、图/广报全媒体记者肖博峰 通讯员黄钊、陈一帆、刘媛媛[详情]
原标题:许元晖:从维和战场到排爆生死线 他为和平与安宁而“战” 央视网消息:有人说选择了一个岗位,就等于选择了一种生活,而成为一名爆破专业的战士,就注定了整日与地雷弹药相伴,行走在危险的边缘。许元晖就是这样一位行走危险边缘的人,他是83集团军某合成旅作战支援营工兵连的一名爆破技师。 从军15年,从南苏丹战乱的土地到云南丛林密布的雷场,他的每一个选择似乎总比上一个凶险,两枚维和勋章、一枚实雷、300多枚哑弹,是他军旅生活的真实记录。 2011年和2016年,许元晖曾两次作为中国维和部队的一员出征,在他珍藏的维和纪念品中有一个特殊的包裹。“当时我说我要去维和,我妈说我给你包一包土,到那边之后想家了看看,要是出现水土不服了可以弄点喝一点。”带着这包土许元晖踏上维和之路。 在南苏丹,许元晖把这包家乡土分给了十六名战友,而他自己把剩下的一小半,在想家时分七次冲水喝下。 南苏丹所有人期待的和平被打破了。2016年7月8日,正当许元晖和战友们吃饭时,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 这一天南苏丹首都朱巴燃起战火,中国维和营的全体官兵进入一级战备,许元晖组织战友负责难民营周边的安全警戒,7月10日下午,战势愈演愈烈。 “尤其这个子弹,有时候比较密集,我们只能围着一个集装箱到处找掩体,其实如果近距离的话那个集装箱根本就挡不住子弹。”不久,对讲机里传来的消息让所有人痛心不已,在许元晖站位直线距离不足200米的地方,李磊和杨树朋的步战车受到了攻击。 “一个小时之后,营里面传过来消息,说李磊已经牺牲了,杨树朋因为失血过多也慢慢进入昏迷状态。我们当时心里面都非常痛心。”许元晖说。 当天晚上,许元晖和战友接到命令,进入难民营保护难民安全。由于信号中断,那几天里,许元晖来不及给家人报平安,他并不知道,父亲在前一段时间因为感冒引起肺结核走了一趟“鬼门关”,更不知道,战友牺牲的消息传回国内后,父亲在几天时间里黑发全部变白。 结束南苏丹的维和任务后,许元晖在机场用母亲的这块红布,裹了一包南苏丹的泥土,带回了祖国,他希望这块土地,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和平与安宁。 如今,许元晖又选择成为一名爆破师,为和平与安宁奋不顾身。 2018年8月,许元晖接到了陆军实战化扫雷骨干集训任务。“有一个去云南的任务,要到雷场去扫除真雷,敢不敢去?怕不怕?” “不怕,我去!”接到连长的电话后,许元晖没有犹豫。当时,连队考虑到许元晖的妻子怀孕不久,这项任务又十分危险,反复征求他的意见,但许元晖坚持。 “我关注云南边境扫雷行动3年了,作为地爆专业的老兵,能去排雷是莫大的光荣。”许元晖说。就这样,许元晖瞒着父母和怀孕的妻子奔赴扫雷前线。 许元晖之前没有参加过系统的扫雷培训,因此在集训队组织的第一次摸底考核中,他只取得了中等成绩,“当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接下来的几天,许元晖加班加点学习,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学生,有不会的知识就拿一个本子记下来,向授课的教员和一起集训的队员反复请教,当天的知识点记不住就不睡觉。 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随后几次考核,许元晖的成绩次次名列前茅,别的单位的队员总是开玩笑说:“许元晖,你可真厉害!” 集训后期,许元晖随队到云南省麻栗坡县靶子雷场三号作业场进行扫排作业,他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死考验。” 许元晖入伍担任爆破技师后,排除过不同类型数不清的未爆弹,经历过多次危险情况,但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任务都艰巨。 许元晖负责的区域是一个陡峭的山坡,作业时要将绳子绑到腰上。他一手拿着绳子,一手拿着探雷器操作,难度非常大,更为糟糕的是当天还下起了小雨,这让本就困难的作业又多了一份危险。 许元晖一寸土一寸土反复地过,累了就吊在绳子上歇一会儿。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突然,探雷器发出“嘀嘀嘀”的警报声,确定是一枚实雷后,许元晖一下子紧张起来。 标定雷位、定点挖掘、稳步推进,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随着泥土被一点点清除,雷体慢慢呈现出来。 “这是一枚72式压发防步兵雷,是被改装概率较高的一种雷型。”许元晖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操作规程后,对其进行信药分解。两分钟后,这枚尘封几十年的地雷被顺利排除。 “整日与地雷弹药相伴,有没有害怕过?后悔过?”曾有人这样问许元晖。“我曾害怕过,但从来没有后悔过。”许元晖说。[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从“80后”代表的故事看年轻新一代的风采 新时代有新力量,新青年有新风貌。 正在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批“80后”代表给会议带来一股青春的气息。他们成长在一个网络发达的年代,处在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的年代,他们独立奋发向上,他们有着不一样的梦想…… 从他们的人生历程中,从他们的奋斗故事中,你或许能读到年轻一代认真履职的执着情结,以及积极进取的家国情怀!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黄丽娜 全国人大代表徐建贤: 带动周边96户农户 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生活中不能只想着自己,还得顾着我们!”这是徐建贤微信的个性签名。这位“80后”种养专业户,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在自己走上富裕之路后,还不忘乡里,带着村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立志学农 要靠知识改变命运 “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就开始帮家里种田、种菜、喂猪、养猪。”徐建贤说,那时候在田里插秧时经常想,能不能开发一种新技术,不用弯着腰一棵一棵插秧。想不到,等他读到五六年级时,市场上真的有抛秧盘卖了。“这让我感到,有农业知识很重要,懂农业技术很重要。有了知识,养猪可以规模化养殖,种田也能用机械耕种;有了病害、虫害,自己也能应对;还能带着大家一起搞养殖、种植。” 于是,他立志学农。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肇庆农业学校的畜牧兽医专业,“中专毕业后,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了大专,再通过专升本,最后拿到了四川农业大学的毕业证书。 自己富了 更多想到的是“我们” 中专毕业后,徐建贤到了一家农牧公司实习了半年。半年后,他承包了自己村附近的鱼塘和山林,搞起了养猪、养鱼、植林,摸索出了一条立体养殖的路子。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如今,徐建贤的农场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500多亩水库鱼塘、2000亩桉树的立体种养基地,年总产值达1000多万元,被评为“广东省重点生猪养殖场”,他还获得了“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的称号。 自己富了,徐建贤更多想到的是“我们”。2010年,他成立了养猪协会,为会员免费提供猪苗、饲料、技术、渠道、信息,“我按养殖户的需求去供给,比如什么都需要的,就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需要技术的,我就提供技术;需要销售渠道的,就提供销售渠道。”现在,他已经带动了周边96户农户,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美丽乡村 让农村容貌大变样 “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农村的变化太大了!”虽然自己就生活在农村,但徐建贤还是忍不住感叹变化之大,“首先是农村的卫生环境和村容村貌。广东的力度很大,每个行政村补贴1000万元,搞美丽乡村建设。”因为以前的乡村在建设时一直没有规划,公共文化设施也十分欠缺,所以村里首先做的,就是做老百姓的工作,搞“三清三拆”,“现在才刚刚拆完,还没重新建设,但整个村子已经很明朗了,漂亮了很多。清理出来的空间,规划了活动中心、篮球场、绿地、小公园,假如建起来会更漂亮。” 徐建贤说,建设的资金还有一部分缺口,但党员和乡贤都带头捐款,希望快点把自己的家园搞好,“我们农村很快就能跟城里的小区一样漂亮了。不仅是村子漂亮了,农民现在也有养老保险了、看病也能报销了、农业税也减免了”。 26个建议 诉说农村那些事儿 致富要靠带头人。徐建贤说,乡村振兴,必须要有龙头企业带领,走产业化道路。2013年,徐建贤当选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年后再次当选。人大代表的身份,让他对“三农”问题思考得更多、更深,他总感到自己从农村来,就要为农村的发展、农民的致富多想办法,多解决问题、多争取政策。 去年,他带上11个建议参加全国人代会,内容涉及培育新型农民、利用互联网平台扩宽农产品销路、探索农地承包权融资贷款等。今年他再带了26个建议参会,大部分依然是在说农村那些事儿。 “乡村振兴,第一步是美丽乡村建设,让大家愿意留下来在农村发展;第二步要搞产业振兴,让农民富起来,可持续地发展。我对农村的未来充满信心!” 全国人大代表罗振: “80后”青年代表履职聚焦同龄人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侯梦菲 今年是罗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二年。经过过去一年的代表培训、调研、学习,33岁的他再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与去年相比,今年多了份从容和淡定。作为青年代表,罗振更关心、理解同龄人面临的压力,今年参会,他带来了“关于加大对1985—1995年出生人群扶持力度的建议”以及“关于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 苦干三天三夜 攻克技术难题 2009年,罗振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及自动化专业毕业后,进入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丹霞冶炼厂工作,成为一名产业工人。今年是他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他也完成了从青涩学生到技术骨干的华丽转变。 “刚工作那年,我们单位从国外引进了一套大型进口自动化设备。”罗振说,当时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有一次,设备的核心程序代码发生故障导致生产中断,企业只好求助于外国专家。“对方维保服务费用很高,开价400万元,而且解决问题还拖拖拉拉。” 罗振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他和三个“90后”组队,一起攻关克难,对设备进行国产化改造。在最艰辛的时候,他们连续奋战三天三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罗振和同事掌握了全部技术,设备完全实现国产化。以前,购买国外一套设备需要2400多万元,现在降低至400万元,大大降低了企业成本。 除了能为自己企业服务,这项技术也使不少国内的大企业受益。“我们掌握这项技术,一方面提高国内锌冶炼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实现可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输出,不再受制于人。”罗振骄傲地说,感觉底气十足。 作为青年代表 关心青年压力 作为一名理工男,罗振用21和84两个数字总结去年的履职工作——参加各种代表履职活动21次,履职时间84天。 如何处理好本职工作和代表工作之间的冲突?罗振说,参加代表调研、代表视察活动,让他大大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他也会将调研所掌握的新知识运用到本职工作之中。“代表履职,还帮助我提升了本职工作的能力。” 今年参会,罗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年轻群体。“数据显示,1985—1995年出生人群总人数约2.56亿人,占总人口数量的18.3%。”罗振说,目前这个群体处于“三十而立”的阶段,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在本世界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主力军。 但同时,也面临着高房价、生育成本高等问题。因此,他希望呼吁国家关注这个年龄段青年人的成长。 不过,同为80后,罗振也用自己的经历勉励同龄人:人生路上,遇到困难和挫折是难免的,但一定要坚定信心、脚踏实地,通过努力奋斗,日子必定会越来越好。 全国人大代表李先兰: 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 至少他们的人生不会遗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钢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德爱康纺织内饰制品有限公司缝制科一系系长李先兰心中一直有种强烈的责任感,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自己必须尽全力履职。 李先兰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自己的个性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得做好。 2003年,读完高中之后,19岁的李先兰就离开了湖北老家,来到了广州打工,至今,已经在广州德爱康纺织内饰制品有限公司工作了16个年头。那时的她,恐怕不可能想到,若干年后,会从一名普通的打工者,成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会参与到国计民生的讨论中去。 2018年,第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她,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心里充满了忐忑和紧张。 在那一年的春节,她基本上都泡在了各种学习资料之中,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全国人大代表。 她觉得,既然成为了一名人大代表,自己就要肩负起责任,为自己所在的农民工群体去发声,表达他们的诉求。 第一年,李先兰就提交了三份建议,分别与女职工权益保护、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相关。 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李先兰还积极参与到各种调研过程中。甚至与身边的同事、朋友们聊天,也成为她搜集民意诉求的重要渠道。 “从打工者转变为全国人大代表,在思维状态上会有变化,大家会对你产生期许和寄托。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上承担着沉甸甸的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以前,你所想的,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今年,她又提出了生育奖励假、外来务工子女学前和义务教育保障的建议。 李先兰说,她会一直关注外来工子女教育这一块,会尽最大可能去反映整个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心声。 她认为,从小的方面来说,她是为了农民工群体而发声;从大的方面上来说,教育是强国之本,国家的富强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教育体系作为支撑,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资格。 李先兰回忆起自己当年上学的经历,虽然自己的家庭环境并不算差,但是当时家里供养她上到高中依然不容易。所以她觉得,知识和学历非常重要,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多学一点知识,至少人生不会感到遗憾。 在履职过程中,父亲给了李先兰很多的鼓励,“父亲说,现在国家的变化很大,政策也很好,能够从一个农民工成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 父亲的鼓励、同事们的期待,成为李先兰不断努力学习、尽心履职的动力,她希望能够不辜负他们的嘱托。 (摄影/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宋金峪)[详情]
原标题:创造美好 守护幸福 我们的名字叫“快递小哥” 他们起早贪黑、风尘仆仆,他们走街串巷、风雨无阻,他们是一群穿梭在城市乡镇,为亿万人民生活带来便捷的辛勤劳动者,他们是新时代一支数量庞大的新兴就业群体,他们同样是一群执着于创造、守护美好生活的追梦人,他们就是快递小哥。 2018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点赞快递小哥等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 如今,让我们走进城市的大街小巷,走近快递小哥,去近观他们的生活工作、聆听他们的酸甜苦辣,感受他们用朴实、辛勤的奋斗去追逐梦想,创造新生活。 工作中的焦德鹏。本人供图 焦德鹏:入行8年,在这里收获爱情,用奋斗去逐梦 2011年5月,来自安徽滁州的焦德鹏来到北京,加入中通快递,而这也是他踏入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 8年来,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焦德鹏一直负责科贸电子城二层卖场的取件、派件工作。 每天早晨6点50分,焦德鹏都会赶到公司打卡,然后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 “下班时间很难固定,基本都是在晚上9点左右,忙的时候也会到夜里11点多,曾经最长连续工作了将近17个小时。”焦德鹏告诉记者,从下午2点到晚上8点,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基本没有休息时间。 “我每天对接的客户群体有几百个,由于负责片区属于电子产品卖场,我每天的派件量较少,但是取件量十分巨大。”焦德鹏说,普通日的取件量在1200件至1300件,较忙时会达到1600件至1700件,而到了“双十一”“双十二”高峰期,取件量会飙升至2000件至3000件。 8年来,焦德鹏早已习惯了体力上的磨练,在心理上也愈加成熟。 入行第二年,焦德鹏曾将一个价值不菲的快递“送丢”,和客户难以避免发生了一些争执。 “其实快递我是送到了,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没能亲自交到客户本人手上,导致客户最后没能拿到快件。”时隔多年,焦德鹏依然忘不了当时内心所受到的委屈。不过,当时客户看他年轻又刚入行,没有追究赔偿责任。 这次难忘的经历对焦德鹏触动很大,“对于刚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是一次教育、教训,更多的是感动。”焦德鹏说。 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快递出现差错的状况都能如此妥善处理,为此遭到投诉的情况其实屡有发生。 对此,焦德鹏认为,“作为服务行业,更多的可能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其实大多数客户是很好沟通的,只要事先打电话联系,并确认放在某一具体位置,客户并不会去刻意为难。” 8年快递经历,焦德鹏称得上是快递一线的“老兵”了。每天的奔波劳碌,让焦德鹏发生着蜕变。 谈及这8年快递一线的工作经历对自己的改变,焦德鹏感慨道,“快递行业挺锻炼人的,因为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以前的我不怎么爱说话,现如今我的沟通交际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其实,发生在焦德鹏身上的改变不止于此。从初入行时的年收入不及5万元,到如今年收入逾10万元,焦德鹏用自己的奋斗改善生活。 2013年,焦德鹏在公司内部联谊会上收获了爱情,3年后,组建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如今,焦德鹏的儿子已经两岁了,爱人和孩子都在安徽老家。 面对新的一年,焦德鹏说他有一个小目标。“今年想多赚点钱,然后自己出去承包网点,自己给自己干,也希望客户与快递小哥彼此之间能有更多理解的空间。” 徐炉军正在运送快件。本人供图 徐炉军:希望居有定所,安心工作,服务好快递行业“最后一公里” 来自浙江桐庐的徐炉军是一名韵达快递小哥,负责着北京通州梨园地区三个住宅小区40多栋住宅楼的取件、派件工作。 从25岁到35岁,徐炉军已经在北京打拼了10年。其实,在来北京之前,徐炉军就曾在上海干过快递。 和商户客户群取件多、派件少的特点正相反,住户客户群主要是取件少、派件多。 “淡季每天一百五六十单,平常一般两百多单,‘双十一’后会翻倍,每天增至四五百单,这种情况会持续半个月的时间。”徐炉军介绍,从一早六七点忙到夜里十一二点,也是常有的事。 10年间,徐炉军早已习惯了披星戴月、起早贪黑的工作节奏。忙碌的时候顾不上吃饭,累了乏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歇上一会儿。 从业10年,徐炉军也深刻感到身处服务行业的快递小哥们的苦衷。 “之前有一次送货,快递包装纸盒在运输过程中有点损坏,但并不影响内部物品的正常使用。客户不满意,坚决要投诉,我说好话、提着果篮上门去道歉都无济于事,最后按规定罚款1000元。”徐炉军无奈讲道。 有时,客户白天不在家,徐炉军按对方要求将快递放在小区快递柜。等到晚上七八点钟,客户回到家里,想起快递没到,懒于下楼,就会再次要求已返回单位的徐炉军将快递送到家里。 现实中,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特点,也有每个行业的痛点。 对于徐炉军而言,他深知“快递行业作为服务行业,服务好客户,就是宗旨”。在工作中,他也感受到客户的关心,递瓶水、坐下稍歇片刻,或者哪怕只一句感谢,都曾让徐炉军倍感温暖。 而今,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贺词里专门提到快递小哥等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在春节前夕又去看望慰问一线快递小哥,称他们是“最辛勤的劳动者”,这让徐炉军特别激动,深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于快递行业的关注和关心,这也成为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徐炉军说,他在2019年最大的期望就是居有定所,安心工作,服务好快递行业的“最后一公里”,为便利人民生活作出自己的贡献。 工作中的宋学文。本人供图 宋学文:面对未来,我们一定会撸起袖子加油干 入行8年,来自内蒙古赤峰的京东快递小哥宋学文同样见证着快递行业的飞速发展和变迁。 “当初听说快递员是一个多劳多得的群体,只要踏实肯干,收入就比较稳定。于是就萌生了当快递员的想法,一干就是这么多年。”37岁的宋学文这样回顾入行时的想法。 正是凭借这么多年来的踏实肯干和勤劳付出,宋学文成为第一个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快递小哥。 从北京海淀万柳到中关村,如今,宋学文已是公司北京海淀中关村鼎好营业部的负责人,肩负着鼎好电子商城周边区域的快递配送任务。 “我负责鼎好片区已经有4年的时间,自己也早已和这里的客户打成一片,每天的收派件数都在300余件。每年‘双十一’、‘双十二’特别忙,顾不上吃饭,连快递件都收发不过来。往往这个时候,片区内关系特别好的客户都会主动为我准备午饭,甚至帮我理货清货”,宋学文说。 天气情况恶劣、派送车辆损坏、超大物件往往会严重影响快递派送的时效性,这是所有快递员都最不愿意面对却时常发生的情况。 “客户催单是常有的事情,而且不是每个客户都能去理解你。”面对这种情况,宋学文有着自己的办法,“每次遇到问题我都会进行总结,想出一到两项应对方案。比如和自己的同事组成3至5个人的小团队,遇到问题可以找就近的同事帮忙,对派送车辆和备用派送车辆进行定期检查,尽力规避可能出现的车辆问题。” 近几年,随着快递行业快速发展,快递小哥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越来越受到客户的理解和尊重。 “说实话收入是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心里也越来越暖。”宋学文说,习近平主席对于快递小哥的点赞和看望慰问,令整个行业都倍感振奋,也成为他们服务好人民群众的源泉动力。 面对智能化快递时代的到来,宋学文始终认为,“我们一线快递员要多学习相关业务知识,快递业务发展与变化很快,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掌握主动。” 2018年下半年,宋学文刚刚结束为期4个月的无人机运营培训。 “我们一定会撸起袖子加油干。”面对未来,宋学文充满期待。(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川实习记者刘逸鹏张蕾)[详情]
原标题:“95后”人大代表邹彬:新时代职业教育 为新生代产业工人发展带来新希望 央视网消息:邹彬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的项目质量管理员。在2018年两会上,他提出了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投入的建议,呼吁社会能更多地关爱农民工群体。“建议得到了教育部、财政部和自然资源部的联合回复,很高兴!”邹彬说,今年两会他依然关注产业工人的就业和技能培训,看到国家很重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这让他和跟他一样的新生代产业工人看到了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 邹彬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图为其在湖南代表团小组会上发言 横平竖直,是邹彬的工作底线,也是他的人生信条。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中建集团旗下一名项目质量管理员,邹彬有着这个行业的典型气质——吃苦耐劳,他用勤奋书写出了“95后”新青年的奋斗传奇。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邹彬中学肄业就跟随父母外出打工,在建筑工地学砌墙。他话不多,能吃苦,手很巧。大多数工友想的是把墙按要求砌筑完,他却肯花时间去琢磨如何把墙砌得更漂亮。“不能把工作仅仅看成是赚钱,而是要对所做的事情和生产的产品用心打磨、精益求精。”邹彬说。 2014年,在中建五局工地干活的邹彬,从工会组织的劳动技能竞赛中脱颖而出,那次选拔赛让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折。由于砌筑技术过硬,邹彬代表中建集团参加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拔赛,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次年代表中国参加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比赛获优胜奖,实现了中国在砌筑项目上零的突破。 2018年,22岁的邹彬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代表为一线产业工人发声。去年两会,他提交了三份建议,都与建筑领域的农民工密切相关:一份是关注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群体的建议,一份是关注建筑企业农民工入工会的建议,还有一份是关于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投入的建议。他希望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能更加有力量。 对话邹彬:勤奋、努力,然后才是运气 央视网:履职一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邹彬:这一年去了不少地方实地调研,了解了更多的领域。我是砌筑出身,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想把事情做到极致,需要坚持不懈和不断学习创新。这一年也跟一线工人聊了很多,比如有的在外打工时间久了希望能把小孩接到身边、有的想在城里定居、还有想参加培训提高技能、多一些展示技术技能的平台等等。我觉得这些心声都很宝贵,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才能更好地把他们的心声传递出去。 央视网:“95后”“农民工”“世界大赛技术能手”“人大代表”,这几个标签,哪一个更符合你本人? 邹彬:农民工吧,我从农村出来,跟着父辈在工地砌墙,大多数时候是为了维持生计。后来能有幸参加技能比赛,代表国家去为国争光。去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代表一线产业工人建言献策。其实这些标签在不同的阶段对我有不同意义。 在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邹彬(中)作为中国唯一的砌筑选手参赛并获得优胜奖 央视网:你19岁在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奖,22岁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你觉得运气和勤奋,哪个占主导? 邹彬:我觉得勤奋占主导。比如说砌筑行业,它首先是个技术活,熟能生巧,需要能够吃苦耐劳;其次就是要多想,怎么能更完美、精益求精。这都需要平日里勤奋、努力。然后才是运气。 央视网:你参加过国际性的比赛,感觉中外选手有怎样的差距? 邹彬:当时去巴西参赛,最先感受到的是一个国家的建筑风格。有些建筑物,特别精细、漂亮。在我没参加比赛之前,就被震撼了!国外砌筑工人对工艺的要求非常严格,而且使用的工具比我们的小泥刀先进太多了。并且他们工人的培训也比较多。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国家一直倡导工匠精神,砌筑行业越来越要求精益求精,我们的水平不断提高,这感受很深。 央视网: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你为中国赢得“砌筑组零的突破”,其中付出了什么? 邹彬:主要是在图案转化上,比赛不像我们工地上简单砌一堵墙,这个作品上会设计一些图案,从图纸到实物用1:1的比例把图形放出来,需要把图案画在砖上,然后用切割机把它切出来,然后再砌筑。这就需要几何计算,我文化程度不高,理论这块不是很好,别人晚上训练完就去休息了,我不行。要经常去找几何老师给辅导,还要学习理论知识,研究怎么把作品做的更精细化。 邹彬在十八洞村砌筑作品 央视网:迄今为止,你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邹彬:迄今为止我觉得还算可以的一个作品可能就是在新西兰比赛的一个,尽管它外观不是很“精美”。当时第一次出国参赛,工具不齐备,比赛时间也控制的不好,做到最后一个作品,来不及用切割机做了,我就用手边的工具把图案刻出来。刻的外形不是很圆润,但是却见平时训练的功夫,那个作品是在当时比赛的三个作品里分数最高的一个,还比较满意。 另外,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今年在湘西十八洞村的一个项目,属于村容村貌改造项目,把十八洞村的logo搬到了墙面上,作品还是比较满意。 邹彬正在给工友“打样” 央视网:“泥瓦匠”技术上如何创新?小小泥刀能玩出什么新境界? 邹彬: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在这一行做精做细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央视网:你平时有什么爱好?不工作的时候,你都做什么? 邹彬:我喜欢听歌。因为我文凭比较低,现在有时间就在这方面多下工夫,有空的时候就多看看书,提高自己。 央视网:你现在有名气了,还愿意继续当农民工继续在一线吗? 邹彬:如果没有比赛活动,没有会议学习,我基本上都是在工地,每天都在一线跟工人打交道。 央视网:什么时刻是你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邹彬: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为农民工这个基层群体发声,从关爱政策、群体权益、社会保障等方面呼吁更多的关怀。 央视网:你还为这个群体作了哪些努力? 邹彬:公司成立了以我名字命名的“小砌匠邹彬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担任组长,在工作中手把手教工人专业技能,激发员工创新、创效、创业激情,带动全员提高工程品质。 央视网:你觉得“90后”这代人有哪些特点? 邹彬:有创新性,也挺特别。喜欢学习,有一颗上进的心,也挺努力。 央视网:作为人大代表履职,有怎样的目标? 邹彬:在这5年之中,要把人大代表履职做好,再就是不断地努力学习,提高自身修养,更好地为一线工人发声。 [详情]
原标题:做脱贫领头雁,女支书22年护青山、造“富谷” 央视网消息:“别人都说我不行,那我就要证明给他们看,如果做不好,我就走。”沈腾香22年前的“狠话”言犹在耳。 “山上没资源,人均八分田、砍柴卖草换油盐,养一头猪等过年。”这曾经是几代村民对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策武镇南坑村家乡的共同记忆。根据1996年的统计显示,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600元,因此被称为“难坑”村。 因为水土流失,山上一溜全是红色的,那时从农村到县城上学的路上,沿途的山树木很少,没有一点生机;如今,在319国道策武段拐上一座山头,就是南坑村银杏基地。数千亩银杏缀满山头,摇曳生香,令人心旷神怡。 南坑村的山路,用20余年完成“逆袭”。率先创造这一改变的正是沈腾香——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一位在南坑村连任了22年的村支书。 沈腾香下农田(右)全国妇联宣传部供图 女支书上任 1987年,沈腾香嫁到南坑村。南坑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山光、水浊、地瘦、人穷”是当时生态恶化、生活贫困的真实写照。 沈腾香在村里当过民办教师,也在乡镇企业打过工。1997年4月,32岁的沈腾香回到村里当选村支书后,摆在她面前最大任务就是如何让南坑村脱贫致富。 “客家人或多或少都有重男轻女思想,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同胞很多没有机会上学。”作为一位基层的女支书,让党员和村民信服并不容易。沈腾香回忆,“我很幸运,父母亲希望孩子多读点书,让我念到高中毕业才出来。但即便如此,当我担任支部书记后,当时的党员和村民一时无法接受,认为一千多人的乡村,怎么让一个女的来管呢?” “别人都说我不行,那我就要证明给他们看,如果做不好,我就走。”面对不少人的明确叫板,沈腾香立下决心。 贫穷在山,希望也在山 要脱贫致富,首先要治理水土流失,改变穷山恶水。上任后,沈腾香组织全村党员和种养能手到漳州西坑村学习取经,看看西坑人是如何闯富路的。回来后,她组织干部、党员开展讨论,结合南坑村实际,沈腾香提出了“山上种果树,庭院养鸡、猪,能源用沼气,耕地烟稻菜”,实施“猪—沼—果”生态种养模式的发展思路,并在村两委会上形成了共识。 沈腾香资料图 思路明确了,但资金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当时南坑村在厦门的老同志,原厦门市民政局副局长袁连寿及其夫人,原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扶贫状元刘维灿,十分关心家乡的扶贫事业,在厦门动员社会力量,筹集资金,成立长汀县凌志扶贫协会,支持村民种果养猪,村民开发种果,养猪可以获得贴息贷款,并且专门聘请了4名种果、养猪技术员技术指导。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当时南坑村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干部要种果10亩以上,养猪5头以上,带头示范。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沈腾香带头在苦竹坑开发种果10多亩,养母猪5头。经过逐年发展,如今种果面积达60亩,养母猪80多头,年出栏仔猪、生猪1600多头。 沈腾香回忆,当时种果不容易,每个果穴要挖一米见方,因为土壤贫瘠,要下6担的农家肥。尽管沈腾香多次上门动员,村民还是不能够理解。村干部们只好带头用事实说话,三年后,初试结果的油奈卖到3元一斤。看到这样可观的收入后,村民主动在山场种了20亩油奈、银杏。 为了彻底治理荒山,南坑村在1999年引进厦门树王银杏制品有限公司,落实山地流转机制,租赁村民山场2309亩,修果园道路19810米,修沟埂9703米,管理房二座,蓄水池64座,通过“公司+农户”方式,带动村民种植银杏2000来亩。 南坑村的大棚蔬菜 如今,昔日的光头山成了绿满山,果飘香的花果山。全村宜果荒山全部种上了银杏、油奈、桃李,种果面积7739亩。与此同时,沈腾香也积极引领群众发展林下种植、现代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建立了百合基地500亩、大棚蔬菜基地100亩、草莓采摘园50亩、荷花基地15亩、兰花基地10亩,建成民宿20余间和农家乐2家。 2017年,南坑村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0万人次,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小村旧貌换新颜 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南坑村的经济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彻底改观。其中,集中组织实施的“一树一山一水一田一路一民居”六个一工程成效显著。 一树,在原有10万多株银杏树及已开发银杏茶、果的基础上,对4300亩银杏园实施除草施肥管理,建设银杏园沼液网管19.8公里。 一山,利用自然山体规划开发建设休闲运动区,道路两侧植草、植树,补植景观树。 一水,投资600万元建设绿泉水库,既彻底解决农田引水灌溉问题,又充分发挥绿泉水库库面资源,以贯穿全村6.4公里的南坑溪为主线,沿途建设五级拦河水坝、6座跨溪桥、沿河步行道、公园等,溪边实施绿化、美化。 一田,以土地流转为平台,引入各种特色农作物种植,规划建设包括租种区、体验区、观赏区为一体的现代高优农业产业区。一路,建成宽6.5米的村道3.2公里,绕银杏基地自行车道3.5公里,新建生产生活道路32条。 一民居,拆除现有旧危房、空心房,对全村房屋进行立面改造。建设污水处理池、污水处理管道,全面改善环境,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 南坑村村容整洁,成为了独具客家特色的美丽乡村典范 眼前这个置身于青山绿水间的村庄,已让人无法与当年那个贫穷落后的乡村联系在一起。干净的村道、整齐的楼房与银杏、垂柳、溪水构成了一幅迷人的乡村美景。 几多汗水,几多拼搏。南坑村终于从一个山光人穷的严重水土流失村,变身南方人工培育和种植银杏治理水土流失面积最大、最成功的全国文明村。 22年来,沈腾香作为基层村干部的成长路径,也成为折射广大农村地区大力推动水土治理,守护绿水青山的微观样本。 2019年2月,沈腾香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从起初不被看好的女支书到村民竖起拇指称赞的好干部,沈腾香的初心不曾改变:继续将治理水土流失与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带领南坑村的发展蒸蒸日上。[详情]
原标题:你们就是时代英雄——记2018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群体(上) 2月24日,2018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发布仪式在湖北武汉举行。这是付秀秀、左文学、王波、任红梅、杨春敏、路亚兰、汤亚平、徐江丽、米培莲、热先古力·托乎提(从左至右)等十名获奖者在发布仪式上。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题:你们就是时代英雄——记2018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群体 新华社记者廖君 冯国栋 在各地城乡社区,有这么一群热心人,有的把脏乱差“问题社区”营造成远近闻名的“明星社区”;有的放弃自己的事业,带领大家奔小康…… 一段段佳话、一个个故事,让小小社区充满真情与大爱,汇成社会磅礴的正能量。这些默默奉献的社区领头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做“鸿雁”:传递爱与温暖 社区居民有事,总是第一个想到任红梅,群众没事儿也找她聊天,她的办公室人流不息。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桥头街道段南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任红梅心中,装着百姓的家长里短。 这个社区属于老矿区,老矿破产后,男人们都到外地打工谋生,造成空巢老人多、留守儿童多、特殊人群多的“三多”。任红梅说,古代中国有“鸿雁传书”的传说,“我们在社区要学习鸿雁精神,为民服务。” 在段南沟社区,服务项目比比皆是:图书室里除了图书,还摆放着临时休息养神的床铺;每周二安排党代表与居民面对面谈心活动;还有关爱空巢老人的雁巢行动、鸿雁解忧、鸿雁帮困活动等等。 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杨春敏所在的社区也曾是远近闻名的“问题社区”,居民多数都是重庆特殊钢集团的下岗失业职工。 2005年,下岗再就业的杨春敏主动请缨,接手了这个“烂摊子”。她逐家走访了解情况时,有居民不留情面地告诉她:“什么时候把卫生搞好了,再和我们沟通。” 居民对社区环境卫生不满意,那就先干了再说!杨春敏带着工作人员动手清淤除渣,整治卫生死角。 团结坝总共只有12名社区工作人员,面对的却是近2000户居民,如何忙得过来?杨春敏把社区每50户划分为一个网格,由居民公推直选出自己信得过的党小组长和居民小组长负责卫生工作,彻底扭转了只有社区干部唱“独角戏”的状况。如今的团结坝,环境洁净,居民和谐,令人流连。 当“头雁”:让家乡更富美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东孙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米培莲的一天,从视察村集体的牛棚开始。 十几年前,米培莲接手这一岗位时,村集体没收入,还负债50多万元。部分村“两委”成员因工资无着落、工作难开展,相继撂了挑子,班子三年换了四茬。 “我上有老母亲,下面有两个孩子和丈夫。母亲和丈夫都不让我接这个工作。”米培莲回忆。给村里修第一条水泥路时,还差最后一车水泥没有钱买、没钱拉,她自己开着拖拉机去拉,差点命都没了。 “我就是想让这个地方好起来,让乡亲们摘掉穷帽子。”米培莲说。 她筹集资金建起了高标准的养殖小区,积极引导群众大力发展奶牛养殖。还成立“东华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建成2000余平方米的沿街商业楼,引进幼儿园、饭店等项目。村民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不少村民盖起了楼房、购买了轿车。 左文学是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党总支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塘约村由一个国家级二类贫困村,变成了人均收入达万元、村集体经济增至200余万元的小康村。 和米培莲一样,原本靠着养牛渐成气候的左文学,为了全心带领乡亲奔小康,他不顾家人劝阻,卖掉了牛。 制定党员量化积分制考核评分,对全村43名党员每个月一次积分,激发党员发挥带头作用;每半年 “晒一次实绩”,干得好不好,群众来对“两委”班子打分,分数与年终绩效挂钩;召开村民大会订立村民自治“红九条”,根治了滥办酒席等陈规陋习。 “下一步,我们还将带领全村群众向前走。”左文学充满信心。 亮“心灯”:连接万家灯火 一个社区,18万名居民,不到4个人就有1个志愿者;数十个家庭将自家钥匙委托居委会保管;每到月初,国旗在这里升起;每到元宵节,居民汇集在这里,欣赏自制的花灯…… 这就是以和谐、和睦著称的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区。 “基层党组织建设是社区管理的生命线。”社区党委副书记、社区管委会主任王波深有感触地说,“在百步亭工作多年,我最感欣慰的就是把最基层的社区党员、居民发动起来。” 到社区工作前,王波是一位大学教师。舞台变了,不变的是她对培养人才的重视。“社区治理需要一批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吃苦耐劳又富有活力的年轻领头人。” 为吸引青年人才走进社区,王波下足了功夫。她带领社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人才培育发展体系。新人入职培训、上门入户、跟班轮训、外出交流、平台晋升……进入社区的每个环节都有专人指导。她自己常抽出时间给社区工作人员讲课、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 在她带领下,一支极具凝聚力、战斗力的社区工作团队在百步亭悄然形成。目前社区管理人员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有30余人,占管理人员7成以上。 不少居民在夜晚散步时,经常看见王波办公室里亮着灯光。有人疑惑:什么都不缺的王波,干吗要过得这么累?对此,王波总是笑笑说:“在这里,我收获的是一种大爱,这比什么都有价值。”[详情]
原标题:[中国那些事儿]谁说老了只能带孙子?70岁“无腿登山家”将中国人的坚韧从珠峰之巅带向国际舞台 中国登山者夏伯渝。图片来源: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官方网站截图 中国日报网2月22日电 一辈子,他只想登上魂牵梦绕的圣洁珠峰,哪怕,它夺走了他的双腿。北京时间19日凌晨,摩纳哥。踩着一对标志性的假肢,70岁的夏伯渝站在2019年度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典礼舞台上,高举奖杯,与世界分享他的“最佳体育时刻”。 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官方致辞称,在一年一度的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最佳体育时刻”公众投票中,励志的中国登山者夏伯渝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夏伯渝因他的不懈努力而受到表彰,经历了冻伤、截肢、癌症、血栓等众多挑战,他从未放弃与珠峰拥抱的梦想!过去四十年,他数次尝试登顶。终于,在去年,这一神圣的雪山接纳了他。这是 2019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得主夏伯渝的故事,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人的坚毅和信念! 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官方社交媒体截图 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9个月前,北京时间2018年5月14日10时40分,同样是踩着一对假肢,69岁的夏伯渝站在了世界之巅,向世界宣布:“我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梦想终于实现。” 夏伯渝成为中国残疾人登顶珠峰第一人,同时也是世界登顶珠峰年纪最大的残疾人,正是这一励志故事为他赢得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最佳体育时刻奖,成为继姚明、刘翔、李娜之后又一位获得素有“体坛奥斯卡”之称的中国体育人。 夏伯渝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非常感谢珠峰,它在去年我69岁,我第五次攀登珠峰的时候,终于它接纳了我,使我登上了珠峰。” “它终于接纳了我”——从26岁到69岁——夏伯渝老人说出这句话花去了43年的光阴。 一梦四十年。让我们再把时间线拉回到44年前,据美国《时代》周刊杂志报道,1975年,夏伯渝作为中国登山队的一员,第一次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队友在8600米海拔时丢了物资,善良的夏伯渝直接把睡袋让给一旁冻得瑟瑟发抖的藏族向导,返回大本营后,他受伤的脚已经成了黑色,结果双腿被冻坏死后被迫截肢。 “我那时有个外号叫‘火神爷’,我不怕冷,就把我的睡袋让给了他。”在一次接受《北京晨报》采访时,他曾这样回忆。 2月19日,中国登山者夏伯渝获得2019年劳伦斯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时代》周刊报道称,夏伯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三次尝试攀登珠峰。2014年,由于雪崩,挑战珠峰计划被取消。2015年,尼泊尔发生7.8级地震,引发雪崩,登顶计划也因此取消。2016年,当一场暴风雪迫使他撤退时,夏伯渝距离离峰顶仅有不到300英尺的地方。 2018年5月14日尼泊尔时间上午8点26分,北京时间10点40分,经过43年不懈的努力,69岁的夏伯渝先生终于登上了珠峰顶峰。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来自中国的夏伯渝实现了他毕生的梦想,他说他为这一刻已经准备了43年。鉴于尼泊尔刚刚解除了禁止双腿截肢者攀登这座著名山峰的禁令,这一壮举更加令人激动。 《时代》周刊报道截图 在他第五次尝试登顶之前的一个月,夏伯渝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他的梦想。“我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它代表着一种个人挑战,一种命运的挑战。” “我爱这座山,”夏伯渝告诉美国《时代》周刊杂志,“我将为之奋斗一生。” 登顶珠峰可以说是个人人生的顶峰,但绝非夏伯渝追求的终点。登山停不下来的他又开始了新的计划:未来几年内完成“7+2”,即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 有外国网友评论道:“夏伯渝是我新的英雄。25岁的夏在一次失败的探险中被冻伤后失去双腿,但69岁时成功登顶。他就是永不言败态度的缩影。” 来源:中国日报网[详情]
原标题:从记者到扶贫“第一书记”:笔杆子沾泥土,脚下有力量 央视网消息:周一清晨6点,东北地区的天还黑蒙蒙的。李万东看了一眼身旁熟睡的妻子,蹑手蹑脚地拿起衣服走出卧室,又来到女儿的卧室看看。一阵麻利地洗漱后,他驾车从锦州城区前往葫芦岛市建昌县素珠营子村。 进入村子已是早上8点多钟。虽然春耕还未开始,但村头巷尾已经开始有了忙碌的身影。和着家畜吠鸣与机动车的声音,这座小山村不再沉寂。而此番景象,和五年前已是大不相同。 素珠营子村 2014年,按照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扶贫办要求,辽宁报刊传媒集团承担对建昌县素珠营子村的定点帮扶任务,组建驻村工作队。8月,工作队正式进村开展工作,《辽宁日报》驻葫芦岛站记者李万东,常驻省级贫困村——素珠营子村任扶贫“第一书记”。 “以前跑新闻也天天下基层,当了第一书记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层。”李万东感慨,“开始那几天没干别的事,主要就是进村入户调查。”刚到村子里正值盛夏,他跟着村党支部书记张贺宝连续走访十几天,一面掌握重点贫困户的情况,一面了解农户对脱贫路子的想法。每天回到宿舍,会发现衣服都被汗溻出盐碱。 李万东和同事整理村贫困户档案 晚上,李万东会埋头整理《驻村日志》。详细记录下贫困户的困难情况,可以采取的脱贫办法。其中,还记录着一个新闻记者到扶贫干部的心路转变。 随着日记本越来越厚,村子的情况渐入佳境。 素珠营子村临近城郊,整村被列入县城规划区,所以不适合搞大规模设施农业、有污染的小型畜禽养殖。针对这一特点,李万东和村两委班子在做好医疗、教育等项扶贫工作外,在单位的支持下,还根据贫困户劳动力强度、农技水平,实施了分户养羊、结组养牛、集体养牛,农家庭院经济等几个项目。通过项目带动和鼓励贫困户自我努力,素珠营子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 扶贫工作队帮村民发展养殖业 经过努力,2016年底,素珠营子村实现脱贫攻坚的“整村摘帽”。目前,全村只有14户、43人未脱贫。 5年间,李万东及同事们和全村141户贫困户建立了特殊而深厚的感情,写下3大本《驻村日记》,发表媒体报道近百篇。其中,报道《一份源自微信的感动》帮助车祸后丧失劳动能力的王建民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建立帮扶关系,资助这个家庭供读出大学生。 让村民看出去,外面看过来。5年驻村、1500多个日日夜夜,李万东的笔杆子沾满新鲜泥土,也获得更多力量。他用近百篇真挚、详实的报道,经报社发出后在各大媒体平台传播发酵,从脱贫最基层向外架起一道强劲声波。 他最喜欢新闻前辈范敬宜先生的一句话:“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李万东说,驻村工作,让他真正走近乡土,走近乡亲,更实现真正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强“四力”。这份人生财富,实在难能可贵。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出多少真情。2019年是脱贫攻坚决战之年,全国有280多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不辞辛苦地工作在一线。“我们这些背起行囊、走进大山的驻村干部之间,有个统一的互称,叫战友。”李万东说,“有太多人在为着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小康的历史变革而努力。我们有这个机会,亲临战场,更该履职尽责,不懈奋斗。 央视网对话李万东:用“笔杆子”写好扶贫大文章 央视网记者:您当初是怎么干上记者这一行的? 李万东:我觉得这是机缘巧合,也是冥冥之中的注定。1993年,著名新闻人范敬宜先生发表过一篇文章——《勿忘黄土地》。写了一对儿辽宁建昌的夫妻带着孩子到北京治病,向他求助的事。当年那个生病的孩子,就是我。 1969年,范爷爷被下放到辽西贫困的建昌县大北沟村。11年后,我就出生在这。他借住的土屋,和我姥姥家是前后院。虽然只是在我们村生活了几年,和大家同饮一井水,可就是这样一份情谊,当后来我生病,瘫痪在床,走了好多地方都看不明白的时候,乡亲们指了条道,“去北京找找老范吧!”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范爷爷。听完情况,他连着抽了好几支烟,说:“我就不信,咱孩子的病就治不好啦!”联系了一家又一家医院,终于有了治疗办法。可那时,我们根本承担不起手术费。范爷爷又发动朋友、同事捐款,最终把我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 小时候,只知道范爷爷是恩人,是大记者。有幸的是,长大后的我,也成了一名记者,而且就在范爷爷曾工作过的《辽宁日报》。 央视网记者:出于什么考虑选择这样一个身份转变?做第一书记驻村和以前采访跑基层,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李万东:当时接到省委组织部和省扶贫办的通知之后,单位向我们所有的党员传达指示、征集报名。做记者可能工作也很充实,但是有机会能够换一种方式为乡亲们服务,也是想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经历,家人都很支持,所以就报名了。 工作队帮村委制作牌匾、协助建章立制、规范管理。 驻村帮扶首先是身份角色转变。过去是身在此山中,看问题的视觉和想法是有局限的。比如去年我们村一位老人上山走丢了,整整一天一夜。我们乡村干部基本全员出动,建昌县的阳光爱心团队、蓝天救援队也行动起来。那种紧张和牵挂,旁人很难体会。 另外,是工作的方式方法有变化。做记者,要去发现好素材、写好稿子,扶贫工作不一样。总书记布置的任务,简单讲就六个字,“扶真贫,见真效”。但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这要求我们精准识别要细心,精准施策要精心。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帮乡亲们确定脱贫方式,谋划增收路径,确实要动一番脑筋。 央视网记者:这五年来,有没有什么遗憾? 李万东:对家人多少还是有一些亏欠。我刚来的时候,女儿刚上小学,到现在为止,上学放学我基本没有接送过。2015年,我岳父肝癌做手术,挺危险的。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在,然后村里有紧急的工作,我必须得赶过去。虽然家人都很理解,但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央视网记者:媒体记者干扶贫工作,特殊身份帮助你带来哪些成效? 李万东:我是2003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辽宁日报》驻葫芦岛记者站,到今年已经17年了。一方面积累的资源让我获取信息的能力更强,能找到一些扶贫项目和路子。另一方面,按照报社“原发性、原创性、独家性”为主旨的办报理念,我在基层采写了一些报道,不但很好的向外界宣传推介建昌,知道这里的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努力小康的辛勤付出,报道还为脱贫工作带来了一些帮助。 驻村报道截图 举个例子,村党支部书记跟我说,咱村的王建民车祸后干不了重活儿,家有年迈老娘,两个闺女一个念大学,一个读高中,实在困难,咋办呢?连自己都没想到,听完这事,我的反应与范爷爷当年差不多,“就不信,这事解决不了啦?”我当天下午通过微信发出求援,微信一直弹出消息到晚上10点多钟,最终为这家人找到帮扶对子。现在大女儿学有所成,二女儿考入大学,资助一直在继续。《一份源自微信的感动》在辽宁日报发表后,还引发了爱的潮水。一个爱心组织主动联系我,他们征召300余位志愿者,特意赶赴建昌举办帮扶活动,141个孩子从中受益。 央视网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上提到,“我时常牵挂着奋战在脱贫一线的同志们,280多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工作很投入、很给力,一定要保重身体”。当时你听到后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李万东:特别激动!总书记的这番话,我品读出两层意思。第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视程度之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之大。另一层面,就是总书记对扶贫干部的关心和关爱。 素珠营子乡驻村干部合影(左二为李万东) 脱贫攻坚,现在是全党齐心、举国努力。做好扶贫帮困工作,是每个共产党人的职责所系。其实能参与到中华民族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变革之中,是人生的幸事,更值得为之拼搏奋斗一场,这也将成为所有驻村人员工作生涯最美好的记忆。总书记的话,是对我们努力工作的极大认可,更给我们增添了太多继续前行的能量。我们会继续努力,为乡亲们的早日脱贫、稳定小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于晓丹 视频制作/杨小淼;照片由受访者提供)[详情]
原标题:王进:与电共舞20年 行走在特高压线上的人 央视网消息:在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山东段,王进带领工友们进行通电前的最后验收。从地面到塔顶接近60层楼的高度,王进要借助于886根攀爬脚钉,徒手攀爬上去。 王进在空中的高难度动作少有人比。晃动的导线上,通常的作业工要坐在导线上,一只手抓住导线,另一只手工作。而王进却能够双手脱离导线工作。 王进是电网系统特高压检修工,他成功完成世界首次±660kV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参与执行抗冰抢险、奥运保电等重大任务,带电检修300余次实现“零失误”,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一战成名”是很多人对王进的印象。 如果没有2011年世界首次±660千伏银东直流带电作业,也许今天王进依然籍籍无名。 带电作业属于高危工种,除了对身体条件要求比较高以外,对经验、技术、心理素质要求都很高。“每次上塔都会紧张,说不怕那是假的。”王进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第一次“抓电”时的恐惧和无助。 2001年在沈阳取证考试,是王进第一次接触高电压带电作业。王进回忆说,当轮到他时,也是哆哆嗦嗦。伸手去摸线路,还没等靠近,手指尖就和导线拉出了一道10厘米长的电弧,冒着蓝光“嗞嗞”作响,就像毒蛇吐着信子。“我当时心一横,一把就抓了上去,实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突破。” 王进相信熟能生巧。多年来,他专心学习理论知识,苦心练习技能本领,潜心练就了“一眼定、一心平、一招准”三大绝活。带电作业最怕冬天和夏天,但往往就是这两个季节作业多,夏天40摄氏度的高温,王进在线上作业嗓子干得直冒烟,一瓶水一口气喝下去,汗比那瓶水还多,顺着内衣流到鞋子里,一走就哗啦哗啦响。寒冬腊月,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薄薄的屏蔽服里只能套一件羽绒坎肩,王进在50米高的风口处,感觉像没穿衣服,寒风像刀子割得脸生疼。 尽管带电作业充满了苦,但王进更喜欢讲述他的乐:“我喜欢站在高空的感觉,蓝天白云似乎触手可及,广阔的田野一望无边,风声在耳旁掠过,大自然就这么真实地呈现在眼前,宁静、祥和,带给我莫名的感动。” 2015年1月9日,对王进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王进跟众多院士、教授、科学家等一起,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这一天,总书记跟自己亲切握手。“当时完全被巨大的幸福感笼罩了。”王进说。 让王进获得无上荣耀的,是他和同事们自主研发的“±660千伏直流架空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和工器具创新及应用”,该项成果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中,专用工器具获得了7项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66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先后成为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和电力行业标准。这些成果在宁夏、山西等5省区得到推广应用,实现直接经济效益1.58亿元。 在全部获奖项目中,王进是最年轻的“第一完成人”。除了年龄最小,学历最低也是他的“标签”。对此,王进毫不忌讳:“我是一名技校毕业的中专生,但我始终认为,创新与学历无关,再高大上的创新,不实用也一样没有价值,再小的发明,只要能解决问题,也是有意义的。” “爸爸每天都很忙,晚上我都睡了,他还没有回来,早晨我还没有醒,爸爸就已经走了。”这是儿子对王进最深刻的印象。“我爸爸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虽然他没有给我过生日,还跟奶奶撒了谎,我知道爸爸是热爱自己的工作,不想让家里人担心。我为有这样的爸爸自豪,我爱我爸爸!”儿子的懂事,让王进既欣慰又愧疚。 王进说,自己是个胆小的人,看电影都从不敢看恐怖片,但是对于这份让旁人看着就胆战心惊的工作,他用热爱和自信战胜了恐惧,保持了平常心。“再危险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干。”他说,自己只是个带电作业工人,让所有老百姓每时每刻都可以用到电,就是应有的责任。[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实践者]湖北医疗队春节人未归 万里之外传仁心扬国威 “周日清晨,医院很清净,远处教堂的钟声很悠扬,阻挡不了春节喜庆的氛围!祝愿全国人民,各位领导,兄弟姐妹,亲人朋友们猪年大吉……” 除夕前一天,中国援莱索托第13批医疗队队长李进,携全体队员在营地捧着大红的对联拍照,并在朋友圈拜年。 第13批医疗队一行9人,包括翻译一名和厨师一名,其中7名医疗人员全部来自湖北武汉各大医院,包含妇科、骨科、麻醉、内科、针灸、放射等6个临床科室。他们于2018年10月13日到达莱索托莫特邦医院,展开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 45岁的队长李进,是来自武汉市第一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医师,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医疗队现场救援。“你好,我在开会中,稍后回复你。这里是上午九点多,比国内晚6个小时。”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记者跟李进队长进行了电话采访。 至2月13日,第13批医疗队到莱索托莫特邦医院将满4个月,“跟在中国武汉相比,行医的条件相差太远”是队长李进最大的感受。非洲国家莱索托自然资源贫乏,经济基础薄弱,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医疗队所在的莫特邦医院,尽管是全国第二大公立医院,但是全院仅有10多名全科医生,很常规的手术都开展不了,X光机坏了,检验科查不了肝肾功能、凝血功能,血源紧张,大手术需要全麻的药物种类少且原始。但是急需手术的病人非常多,排队等候手术的患者甚至排到了一年之后。 “正是这里缺医少药才需要我们,这里落后的医疗状况才能凸显医疗队援助的意义,我们要尽自己所能为驻地人民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完成好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作为队长,李进经常提醒自己和队员们不忘使命,凡是能够开刀的、不需要高耗材的克服困难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室只要有需要他随叫随到,当地医生做不了的麻醉、大手术的麻醉或抢救病人的现场都能见到他的身影,术前准备、术中监护他全程包干。 2018年12月2日晚8点,医疗队正在营地开周例会,李进的手机响了,一对华商夫妇遭抢劫受刀伤。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医疗队副队长欧阳俊和骨科副主任医师刘志刚立即起身换好工作服。这时受伤的华商夫妇已被送到营地门口,女患者伤势严重,特别是胸部伤口大量搏动性出血。 带着患者疾速前往莫特邦医院急诊部,李进等三位医生立即进行分工协作,医院X光机坏了几个月了,拍不了胸片,只能靠听诊器判断外伤性血气胸,需要立即行胸腔闭式引流。这原本是急诊或胸外科医师做的操作,但医疗队没有胸外科医生,莫特邦医院也都是全科医生。情况紧急,曾经接受过创伤救治培训的李进队长,沉着应对,找到一个小刀片、一把血管钳,简单消毒,迅速完成操作,噗的一声,一股高压气伴随约500ml积血从胸腔被引出,同时另两位医生进行胸部伤口缝合,李进继续监护病人的生命体征及引流情况。 观察一小时后,患者生命体征逐渐稳定,考虑到医院基本检查设备缺乏,后续的检查和治疗得不到保障,与家属及医院沟通后,李进带着刘志刚医生和翻译赵诗惟随救护车将病人转至南非医院继续治疗。5天后痊愈出院,华商夫妇给医疗队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 莱索托是艾滋病发病率居于世界排名前列的国家。“国民近30%是艾滋病毒携带者,60%的住院病人携带艾滋病毒。”李进介绍,医疗队随时面临职业暴露风险 出国前,桂希恩教授为医疗队做过职业暴露培训,要求一旦被针扎到手,一定要进行检查并服用阻断药一个月,再接受检查。李进表示,医疗队严格按安全流程操作,手术时跟国内相比会穿上套靴和围裙。 正因为莱索托特殊的国情,医疗队时常面临国内看不到的危重病例,如艾滋病毒携带合并肺结核等等。 开展工作的第二周,欧阳俊、张灵娟两位妇产科医生便遇到了艾滋病产妇。其曾经实施过三次剖宫产,腹腔粘连严重;子宫内有两个宝宝,一个臀位、一个横位;且HIV阳性,不断咳嗽、低热,肺部感染明显。这样的手术在国内很少见。 面对这位产妇,两位妇产科医生跟队长李进都不禁心头一紧。艾滋病病毒携带产妇,只能选择剖宫产才能保护宝宝不感染病毒,手术过程要求很高。但是这里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血源不能保证,新生儿抢救条件几乎没有,医护交流也存在障碍,一旦手术中出现问题,怎么办?患者已出现不规则宫缩,随时可能临产,医院距离首都120公里,如果转院在路上患者发作了怎么办? 三位医生经过简短地交流,毅然决定马上给产妇实施手术。患者很快送入手术室,队长李进凭借多年的麻醉经验,迅速为其实施了蛛网膜下腔麻醉,两位妇产科医生争分夺秒,凭熟练地分离重度组织粘连,及时制止大面积出血,为婴儿娩出避免与母亲伤口血液接触;为避免出现职业暴露,他们不时相互提醒。当婴儿的啼哭声在手术室响起时,手术室内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向中国医生竖起了大拇指。他们成功地取出一对健康龙凤胎,确保母婴平安。这台手术得到中央电视台的关注和报道。 中国援莱索托第13批医疗队不忘使命,很快就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了有严重合并症的剖宫产手术、巨大粘膜下子宫肌瘤的剔除术、多发性巨大子宫肌瘤的子宫全切术以及骨科开放性手术(股骨干内固定)等。这些手术对麻醉都有很高要求,加上病人基础疾病的不可预知,手术过程都伴随着极高风险,而他们的手术病人都治愈出院了。 队长李进介绍,目前医疗队开展得最好的是妇科手术,以前莫特邦医院一个月可以做2台妇科手术,现在每周做2-3台,已做出一定影响力。莫特邦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地区卫生行政长官,已决定调病人到该院做妇科手术。院长本人也常到医疗队营地来蹭饭,聊业务发展。 到莱索托莫特邦医院开展医疗援助后,李进直言从医感受很不一样。“我在武汉时天天听的都是看病难,现在对比来看真不难,中国百姓真的太幸福了。”他的第二感受就是在莱索托,患者打骂医生绝对不可能,穿着白大褂一走都是致敬问候,患者对医生高度尊重和信任,相比较中国医生的地位反倒有点低。 在莫特邦医院,李进了解到医疗设备主要靠各国援助, 也可以看到来自美国、印度等多个国家的援助医生。“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成建制的医疗队不间断地在此提供医疗援助,包括内、外、儿、妇各大临床科室。”李进感叹,他在这里真正感受和体会到了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此外,中国医疗队每年还会捐赠大量的医疗器械耗材,到更贫困山区更基层的医院开展巡回医疗。2019年,按计划李进将带队开展3次巡回医疗。 据悉,自1996年开始,湖北省共派出13批医疗队、150多名医生,跨越重洋帮助莱索托人民改善医疗条件。李进介绍,湖北省政府与莱索托莫特邦医院建立的远程医疗工作站已开建,不久就将为当地民众提供远程医疗服务。 根据两国协议,中国医疗队除夕至初六也休春节假,但不能回国。大年初七,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结束假期重返岗位。“儿子读书、父母住院问候看望等所有的家里事都交给了老婆,对家人很想念也很愧疚。”李进说,但一切都是值得的,中国援莱索托第13批医疗队在莱索托,共同为莱索托人民的健康托起希望。(中国日报湖北记者站) 来源:中国日报网[详情]
原标题:乔素凯:与“核”共舞26年 连续56000步操作“零”失误 央视网消息:乔素凯是我国第一代核燃料师,与核燃料打了26年交道。 至今,其所在团队共为国内22台核电机组完成了100多次核燃料装卸任务,创造了连续56000步操作“零”失误的纪录,实现了燃料操作“零”失误及换料设备“零”缺陷,堪称守护核安全的典范。 被称作“国家名片”的核电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地方。乔素凯的工作岗位就在核电站的最深处,那是一个有如大海般的蔚蓝水池。 美丽的水面下,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核燃料。每十八个月,核电站要进行一次大修,这是核电站最重要的时间,三分之一的核燃料要被置换,同时要对破损的核燃料组件进行修复,此时便是乔素凯与他带领的团队大展身手的时刻。 “修复是最难的,也是要求最高的。”乔素凯带领的团队,是国内唯一一支核燃料组件特殊维修专业技术团队,全国一半以上核电机组的核燃料都由该团队来维护和维修。 “运行过的燃料棒里边有将近200帕的压力,这个气压是非常大的。一旦破损整个放射性气体就会迅速扩散到这个厂房里边,所以我们为了防止整个厂房不受放射性沾污影响,所以就把全部通风都停了,要戴面罩不能说话。”乔素凯介绍。 由于核燃料棒有很强的放射性,因此必须放置在含有硼酸的水池中来屏蔽辐射,这也就意味着修复的工作要在水下完成,修复的第一步就需要打开组件的管座,这个过程需要在水下拆除24颗螺钉。不同于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拧螺钉,乔素凯需要用一根四米的长杆,伸到水下三米进行操作,这是一个对精度有严格要求的动作。 “核燃料无小事”是乔素凯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也一直以“不允许毫厘之差”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和身边的同事。作业过程中,他们仅靠手势指挥,就能做到分毫不差。 有一次,在大亚湾电站核燃料组件修复过程中,当破损燃料棒拔出后插入替换棒时,该棒位置比其他棒位低了几毫米,担任项目负责人的乔素凯坚定地表示:“必须返工!核燃料无小事,我们不能在核燃料组件上留下任何安全隐患,一次就必须把事情做好。”最终,在大家的反复试验下,将替换棒拉到了正常高度,成功修复了组件,保证了组件再入堆后的安全运行。 乔素凯有着一个保留多年的习惯,那便是随身携带一本小本子,换料现场和PMC(核燃料装载贮存系统)设备哪里有缺陷,哪里需要改进,他都会一一记下来。“将需要修复的燃料棒取出时必须慎之又慎,核燃料工作干得时间越长,就会越谨小慎微。”乔素凯如是说到。 2012年以前,我国核电站使用的水下耐高辐照光导管摄像机需要从国外购买,一套60多万元。“那时候,水下摄像机坏了还得请老外过来维修,他们从上飞机开始按小时收费。”为实现技术与产品国产化,乔素凯与相关机构花了7年时间,成功研发了自己的摄像机。 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心,二十六年来乔素凯一直用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不断探索,艰难攻关,只为打破国内技术空白,完善操作工艺,他常对同事和家人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人的核电出口了,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去帮外国建设运营核电站,我特别骄傲!” (文字来源:全国总工会 新闻联播 图片来源:中工网)[详情]
原标题:广州海关专家甘露——从军校教员到世界海关组织“把槌人”(最美退役军人) 在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中,中国海关提出的对“通信用天线”“汽车车窗”的归类及涉及中国产品的“某品牌无人机”的归类等议题顺利通过,为接下来的最终落地打下良好基础。主持这次会议的,正是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主席、广州海关归类分中心副调研员甘露(见图,资料照片)。 在广州海关,大家聊起甘露都会骄傲地竖起大拇指——她是中国海关历史上首位当选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主席的专家,曾先后30次代表中国海关参加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相关会议,助力中国特色优势商品走出国门。 除了是世界海关组织“把槌人”,甘露还有一个身份——一名退役军人。1987年,凭借着一腔报效国防的热忱,甘露考取了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成为广州军区军医学校的一名老师。以三尺讲台为阵地,在9年的执教生涯里,服从命令听指挥、忠诚爱国不怕苦,始终是甘露的信仰。 2000年,甘露转业来到广州海关。“部队培养了我多年,离开是万般不舍。可是不管走到哪里,变化的是身份、是战场,不变的是信仰、是忠诚。”甘露说。守护祖国南大门,广州海关成了她军人情结的延续,“如果说军队守护着国家的领土安全,那么海关则守护着国家经济安全的大门,而且也是一支穿着制服的准军事化纪律部队。” 定岗的时候,甘露选择了归类岗位。第一天上岗,闻所未闻的术语就铺天盖地而来。甘露虚心向老同志求教,学习归类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原理,每周坐车前往各类企业,在生产线上向工人们学习,一点一点抠商品具体原理构造、生产工艺;晚上,她一吃完饭就趴在桌前背税则、记笔记,上千页的税则几个月就能被她翻烂一本,遇到重要问题或难点时,她随时拿笔记下来。至今,她还保存着10多本厚厚的笔记本,每一页都写满了学习摘要和心得体会。 经过学习积累,甘露逐渐参与一些海关总署重大课题和署级工作,负责中国海关协调制度归类技术委员会国际组的相关工作。为做好中国海关代表参加世界海关组织各类会议的准备工作,甘露两周要读上千页的英文文件,吃透文件,并找到与中国海关、中国企业息息相关的问题和观点,提出参会的议题及对案。 世界海关组织这一重要国际平台,是甘露报效祖国的新战场。该组织的《协调制度》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规则,各国海关派员参加会议,就是力争把本国的经济利益写进这个规则。 去年3月,某国提出将我国一知名企业的航拍用无人机归为“飞行器”。提案一旦通过,该企业出口将面临严厉的贸易管制和壁垒,国际上同类产品的贸易都会面临严厉的监管条件。在那次会上,该品牌无人机在投票环节以1票之差被归为“飞行器”。“企业找到海关求助。我们翻阅大量资料,夜以继日地整理应对方案,和企业一起研究反制措施,形成中国海关意见提交世界海关组织,并为企业争取到宝贵的10分钟演示时间。”甘露说。 9月,该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召开。中方代表归类意见以8票优势获胜。已经出任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主席的甘露,见证了当时多国代表2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辩”。甘露说:“这在协调制度委员会议史上都是少见的,大家都称赞中方代表为这类商品争取了良好的贸易条件。” “水是天下至柔,也是天下至坚。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中的一滴水,愿与更多的建设者汇成海洋,献身新时代,建功新时代。”甘露说。(李龙伊) 来源:人民日报[详情]
原标题:“不是天才”,陈鲲羽 央视网消息:陈鲲羽最近有点“火”。 走在学校里,常常有同学向他挥手喊他“鲲神”,偶尔还会有小学弟小学妹们找到他的寝室,聊上一会儿,再要上一个签名。 在去报名《加油向未来》节目之前,他没想到过自己会一夜之间走红网络,甚至登上热搜榜。“清华学霸”“鲲神”“考试吉祥物”“我和清华之间只差一个陈鲲羽”……面对网友给他起的称谓,这名18岁的少年笑着摸了摸头,“我可不算‘天才’,学校里比我牛的人很多。考试还是要好好学,不能信‘锦鲤’和吉祥物。” 陈鲲羽在学校里 学霸是怎样炼成的 陈鲲羽在节目上一经出场,便惊艳了一众网友。从等离子体与可控核聚变,到前景星系,乃至于引力透镜、RSA加密法、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从天文地理到生活常识,从实验推理到数据计算,这位18岁的少年似乎无所不懂。加上随口而出的科普知识,滔滔不绝的原理解释,一人单挑23人的自信无畏,好一副“恰同学少年,挥斥方遒”的模样。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对陈鲲羽同样适用。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他,三、四岁开始读科普读物,从而积攒了相当的知识广度;16岁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主攻等离子体与可控核聚变;作为优秀的理科生,却对哲学和文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写科幻小说是他的爱好,在知乎上积攒了许多读者粉丝;口才出众,热衷辩论,曾代表清华辩论队与许多高校打过比赛……无怪乎网友纷纷感叹,陈鲲羽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而看似年少气盛的他,在平时生活中却低调沉着、谦逊有加。“学校里厉害的人太多了。我有个室友,他读的书就比我要高一个层次,我还不够努力。而且在科学领域里,谁敢说自己是大神。”节目结束回到学校后,他依旧会为了做好一个实验而通宵熬夜,会为了一场重要的竞赛全力以赴尽全力准备,会永怀求知之心,一丝不苟、踏踏实实地继续探索他热爱的科学。 在知乎“00后长大最想做什么职业”的话题中,陈鲲羽做了这样一段回复:“可控核聚变,永远的五十年。我要看到自己搭建的星辰,在地表燃烧,然后用它的光芒,照亮文明更广阔的前路。”积极向上,好学上进,生机勃勃,这正是当下少年应有的模样。 我只想献身科研 火遍网络之后,有一些节目找到了他,但他毫不犹豫地全部拒绝了。参加《加油向未来》,只是他在暑假期间“想玩一玩”而做出的选择。“录节目这种事,经历一次就够了。但其实我不适合做这些,我还是喜欢做科研。” 陈鲲羽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十分明确而笃定:本科毕业后读硕士、读博士,而后进入科研单位……“只要自己脑子跟得上,我就一直做下去。” 科学之路,漫漫其修远兮;物理无边,吾上下而求索。陈鲲羽所研究的等离子体与可控核聚变方向,是一项实现条件异常苛刻,却对未来有着深远影响。一旦研究成功,将能产生产量巨大且环保健康、无辐射污染的能源。目前,这项研究距离成功还有着“永远五十年的差距”。虽然我国在研究上有着一定优势,去年东方超环(EAST)实现一亿度运行也让这一研究项目有了巨大进展,但何时成功仍未可知。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需要付出太多心血却难有成果,且收入并不高。但这些都不能影响陈鲲羽的坚定信念。他曾和同学开玩笑地探讨过,如果要转行,去做什么?教学生,开竞赛班,对于他们来说,既容易又收入高,年收入可能轻轻松松就能破百万。但赚得多,却失去了理想,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对钱并不敏感。如果一年挣十几二十万,就足够我花了,挣一百万,多出来的钱我也不知道去做什么。”在他前辈的学长中,也曾有人年少时如他般怀揣理想,却在步入社会后变得功利起来。但他觉得,这不会是自己的选择。为了,是那份对科学发自内心的热爱。 “搞基础科研,就是奔着全球的科技前景去,是为了人类的未来。你说我是为国献身么,可能也说得过去,但我觉得不用说得那么高尚,因为这就是我从小到大的理想。” “只要我脑子还跟得上,还能做下去,我就不会转行。”谈到未来,陈鲲羽的眼中仿佛有星辰,闪着璀璨的光芒。 对话陈鲲羽:你看,我真的不是天才 央视网:网友评价你是“无所不会”的“天才”少年,奉你为“考试锦鲤”,你怎么看? 陈鲲羽:其实我的知识面并没有超出课本以外太多。节目中的题目,基本上都是涵盖在中学化学、数学的知识点内的,再加一些刚好我现在专业学的物理内容,没有特别超纲的内容。我肯定不是天才,清华里“大神”、“牛人”太多了,我只是平时经常参加辩论赛,可能口才好一些,更适合上节目。但我那些同学如果也去参加节目,从知识水平来说,都可以是吊打别人的“大神”。至于“考试锦鲤”,信锦鲤没用,转发我的照片也不能保佑你考好成绩,学习还是要自己努力。 央视网:很好奇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你今天的成绩是否和他们对你从小到大的培养有关系? 陈鲲羽: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程师。其实小时候他们更多培养我的是让我读了许多诗词歌赋,文学作品,但是我对那些兴趣都不大,现在来看可以说是“辜负”了他们的努力了。但他们教会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一直看科普读物到现在。多读书,这个是很重要的。 央视网:在节目上大家会觉得你说话很“直”,非常有自信,你平时也是这样的性格吗? 陈鲲羽:可能我们搞物理的人就是这样。如果说一件事之前需要先要想怎么委婉地、绕着圈儿的表达,我就崩溃了。学我们这个专业的人说话,能简化尽量简化,能少说尽量少说,就是这样。 央视网:你如何看待搞科研的不如办竞赛班的人挣得多这件事? 陈鲲羽:说实话,搞科研的人虽然自己有水平,但是这个行业投入回报率太低了。就算水平很高,也不见得就能研究出什么重要成果。而且这个行业和市场没什么关系,挣得少就少吧,市场规律嘛,没有办法。学理工科的人也都不太看重钱,也不太会花钱,所以不那么功利。 央视网:你今年才18岁。一般你这个年龄的孩子才刚进大学,为什么已经上大三了? 陈鲲羽:我读的是一个“少儿班”,学制和正常上学的不太一样,小学少一年,初中少一年,所以班里同学基本上都是16岁左右高考。 央视网:进这个“少儿班”的选拔是不是要求很高,竞争很激烈?当年和你一起的同学们都去哪儿了? 陈鲲羽:我们当时入小学时挑人,是3000人考试,最后筛选出来80个人。而后上初中的时候再分流一波,等到读高中的时候,就只剩了30人。后来我们这30个人,考上清华北大的4个,北京、天津其他重点大学去了一半左右,上海交大、复旦大学也去了几个,还有两个出国了。 央视网:听你介绍自己的求学经历,感觉你应该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你是不是去哪里都会被夸奖的那种? 陈鲲羽:不不不,少年班里同学就都很聪明,到了清华牛人更多了。而且我是学理科的,更会觉得自己这也学不会、那也做不对。我们有个老师,有次上课讲到一个问题时一句话就带过了,因为他觉得“很简单,你们回去想十分钟就能明白”,但事实上我回宿舍后想了几个小时。所以你看,我真的不是天才。[详情]
原标题:浴火涅槃,余生愿做彼此的双腿 冬日的午后,在北京东坝驹子坊的一幢居民小区里,一对夫妻划着轮椅并排而行。他们笑着,眼神里满是温柔,就像从来没有受过伤那般。 她说,她喜欢阳光。而他,就是那个陪她追逐阳光的人。 她叫李春宏,他叫杜鹏,他们都是脊髓损伤者。 杜鹏和李春宏在小区划着轮椅并排而行。中国青年网记者李慧慧摄 曾经,他们也活在绝望里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或许他们还在各自的世界里平静地生活着。 杜鹏,1980年出生在北京。2002年,他22岁,还在读大四,阳光帅气。他喜欢骑着单车穿梭在人流中,无忧无虑,单纯美好。只是,这一切在患脊髓瘤后便戛然而止。从发现症状,到确诊病情,到手术,再到坐上轮椅,仅仅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他失去了行走能力,下半身毫无知觉,任何距离的移动都需要轮椅来完成。痛苦是无声的,但杜鹏却坚强得令人心疼。“手术单是我自己签的字,因为不想让父母承受太多的痛苦。”从医院出来,他被抬上了3楼的家。往后5年,他便再也没有下来。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他自学了PS、PR、AE等软件,平时做一些相关的兼职。他仍然和朋友通电话,发微信,却再没有与除家人之外的人面对面聊天。“害怕,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该怎样去重新面对生活。 杜鹏在电梯上。本人供图 李春宏,1982年出生的哈尔滨女孩。2006年,她24岁,爽朗干练,是酒店的大堂经理。那时候,她意气风发,眼中的未来明媚而美好。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却让她的梦支离破碎。在一次回家的途中,乘坐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爆胎,坐后排的她被甩了出去,昏迷了整整一个月,等她醒来的时候,身体就已经不能动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脊髓损伤,我一直以为很快就好了。”单位同事来看望她,她笑着说:“我很快就能回来跟你们一起工作了。” 直到进了康复医院,看见很多脊髓损伤的伤友,她才忽然明白,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要坐轮椅了。春宏一下子垮了,完全接受不了。她开始不说话,更不愿与外人接触。9年,就像一场噩梦,她始终走不出失去双腿的悲伤,也始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也曾默默哭泣,他们原本可以拥有一个更好的人生,而今却要在轮椅上度过一生。 杜鹏和李春宏在一起。本人供图 相遇,在彼此看到曙光的黎明里 在对的时间里,在彼此看到曙光的黎明里,杜鹏和春宏相遇。 2007年11月,距2002年已经过去了5年,那是杜鹏第一次迈出家门。“出门前我一直很犹豫,父母也很担心。”拗不过伤友的一再动员,在父母朋友的帮助下,他被抬下了楼,抬上了车。“一路上,我眼睛一直没离开过车窗。”望着窗外,还是那条他曾经骑着自行车穿梭的道路,只是5年未见,一切都变了。他大口地呼吸着室外的空气,那种感觉真是自由。那天,伤友们带着杜鹏在山里转悠了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感觉就像梦一样,我想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吧!”从那以后,杜鹏出去的次数渐渐多了。 后来,在中国脊髓损伤论坛上,杜鹏认识了唐占鑫、李昕、李炳楠,他们一同去台湾学习,带回了最先进的生活培训方法。参考北京脊髓损伤者的生活情况,他们把三个月的课程浓缩到了一个月。回到北京后,在残联的帮助下,他们创办了北京第一家“希望之家”,帮助脊髓损伤伤友链接“出院”到“回归社会”的中间环节。同时,杜鹏开始进入北京新起点公益基金会,开始新的工作。他主要负责无障碍方面的工作,以及图文宣传资料的采集制作等。他们采集制作了北京第一本公园无障碍手册、第一本地铁无障碍手册、第一本酒店无障碍手册,通过实地考察为轮椅使用者提供实用的出行信息。这时候的杜鹏,似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笑容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脸上。 李春宏。中国青年网记者李慧慧摄 2015年,距离那场车祸,已经过去9年。看着日益憔悴的父母,春宏于心不忍。一天早上,过于操劳的父亲在路上突然晕倒,被送往医院。“被父母照顾,总觉得对不起他们,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时至今日,提及这段往事,她的眼中仍满含泪水。所幸的是,后来,从伤友那里得知了北京的“希望之家”,她想到“希望之家”锻炼锻炼,也许能让父母轻松一些。 与“希望之家”联系的过程中,李春宏认识了杜鹏。2016年8月,春宏到秦皇岛开会,两人商量着见一面,春宏坐火车到了北京,杜鹏去车站接上她,带她逛了大半个北京。他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直至两个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携手,让更多伤友走向“无障碍” 杜鹏和春宏时常会想,如果在十几年前就有“希望之家”,或许他们的生活就可以更快步入正轨。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帮助更多伤友“重建”。经历过的人总会感同身受,他们深深理解这个过程的痛苦。 与职业重建相比,生活重建更加困难重重。困难,并不是因为课程难学,而是许多人根本无法接受自己将在轮椅上度过下半生。很多次,杜鹏打电话探访伤友,接电话的都是伤友的亲属。他问:“能否让他本人接电话?”得到的回答总是:“不能,他什么都干不了。”相似的场景发生在杜鹏去顺义探望某位伤友时,杜鹏说,“他和他母亲看到我们的时候都很惊讶”,他们想象不到杜鹏可以坐地铁,想象不到在轮椅前加上一个车头就可以走这么远的路。“我觉得就跟以前一样,首先你别把自己看成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很重要。”杜鹏说。而他一直在做的,也将继续做下去的,就是帮助更多的伤友走出去。 李春宏和杜鹏在一起工作。中国青年网记者李慧慧摄 而此时的春宏,也成了杜鹏的“贤内助”。2017年5月由中国肢残人协会、中国移动在线公司合作、新起点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全国重度肢残人灵活居家就业项目——“移动众包外呼客服”项目启动,春宏借助此项目,已帮助近百名伤友完成“职业重建”。现在的他们,生活简单平实,却很幸福。 他们是脊髓损伤者,命运无情,但他们热血未凉、顽强向上。杜鹏和春宏,只是千千万万个他们的缩影。灾难过去,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轮椅上活出了“大写”的人生。 习近平总书记常常挂念着残疾人特殊群体,他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在中国14亿庞大的人口基数中,有8500多万残疾人口。五年间,我国城镇地区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160多万;农村地区在业残疾人数稳定在1700万;有1200多万残疾人在康复工程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逐年提高,在校残疾学生近38万人;479个地市级以上图书馆开设了盲人阅览室,1070多万城乡困难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每一个你,都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猝不及防的失去,你坚强勇敢的模样依然动人。(中国青年网记者李慧慧) [详情]
原标题:生于1949丨这位老机长一辈子飞行距离能绕地球400圈 头戴黑色帽子、 身穿红色羽绒服, 保持着比较好的身材, 说话铿锵有力。 直爽,精气神十足! 这位七旬的老机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春林, 生于1949年11月18日。 生于1949老机长:周春林。周燕玲 摄 42年 飞行2万多小时 1700多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飞行400多圈 与蓝天结缘 一飞就是42年 1949年, 中国民用航空局成立, 揭开了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那一年,周春林在贵阳出生。 飞行员周春林。受访者供图 1966年, 17岁的周春林遇到空军招收飞行员, 经过4个多月的考核和体检后, 周春林成为空军第十五期飞行员, 就读于中国民用航空高级航校。 17岁之前, 他从未想过会与飞机“相伴一生”。 在陆军野战部队进行1年训练后, 再到航空学校进行系统的飞行学习。 凭借着自己良好的素质和过硬的技术, 年仅24岁的周春林当上了机长, 开始在中国各地执飞。 贵阳磊庄机场,周春林和运-7飞机。南航贵州公司供图 周春林执飞过不少机型, 如运-7、伊尔14 …… 这些飞机几乎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老飞机, 没有空调,没有现代仪表设备, 更没有自动驾驶,全靠人工操作和目视飞行, 很容易造成飞行员迷航。 周春林机组正在研究航线。南航贵州公司供图 飞行员必需携带纸质地图进行辅助导航。 周春林说, 飞行期间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手动计算自己的位置是否正确, 并计算燃油消耗是否正常。 亲历改革重组执行首航 贵州, 地处西南一隅, 交通一直受地理位置限制, 直到1989年才拥有第一家民航公司。 1989年4月,贵州省航空公司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南航贵州公司供图 上世纪90年代初, 民航系统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 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各省(区)局的航空运输队伍 从省(区)局分离出来成立航空公司,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 1991年11月12日,贵航首个航班旅客登上飞机。南航贵州公司供图 1991年11月12日, 贵州省航空公司(南航贵州公司前身,以下简称:贵航) 正式开航运营, 客机机型为运-7, 贵航第一条航线是贵阳到桂林的往返线。 1991年11月12日首航桂林合影。南航贵州公司供图 同一天 贵州第一架民航客机从贵阳磊庄机场起飞, 宣告着贵州的航空梦,起飞了! 贵州航空首航航班G4 301/2, 由运-7B3449号客机, 周春林机组执行首飞。 从爽爽的贵阳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短短380公里的航程, 贵州“飞”了好多年。 周春林驾驶飞机。受访者供图 贵州的飞机起飞了! 在周春林看来, 这一飞也代表着贵州人的航空梦起飞了。 贵航从一开始贵阳到桂林的一条航线, 到渐渐连通昆明、北海、温州、武汉 …… 贵航飞行员正在操作驾驶运-7飞机。南航贵州公司供图 从执飞运-7等小型客机起步, 到执飞波音737客机, 周春林认为, 驾驶区别几乎是质的改变, 就是飞行理念的改变: 手动驾驶杆变为电传系统、 飞机显示说明全部为英文、 部分即时操控被键盘输入的程控代替 …… 突发状况泰然处之 周春林凭借着自己良好的飞行素质, 过硬的技术, 即便是遇到险情他也能泰然处之。 多次获得表彰的周春林。南航贵州公司供图 在42年的飞行生涯中, 周春林不断刷新自己的安全飞行记录, 谈及荣誉, 周春林心态很平和, 不愿多说起自己的获奖情况。 那时候,真是命悬一线。 怕吗?根本没时间怕! 回忆遇到的故障, 这辈子经历了很多次飞行故障, 能够活着已是幸运。 作为一名飞行员, 飞行安全, 是最终目标,最高目标。 2016年11月12日,南航贵州公司顺利实现安全飞行25周年留影。南航贵州公司供图 坐飞机从“奢侈”到出行的常态 近年来, 乘飞机出行已成为不少人首选交通工具。 2019年春运启幕, 周春林讲述了他亲历的航空客运变化。 40年前, 坐飞机还是稀罕事, 需要有单位的介绍才能购买机票, 1993年国家取消购买机票必须持单位介绍信规定, 民航运输走向大众, 普通民众拿着身份证便可以买机票。 乘坐飞机出行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选择。聂勇罡 摄 周春林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 从贵阳坐飞机到乌鲁木齐, 一张机票价格225块钱, 225块钱在今天来这点钱不算什么, 但在当时, 一个工薪家庭工资才40多块钱。 因为机票价格的“昂贵”,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 坐飞机对普通民众而言是件“奢侈”的事, 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贵阳机场行李运送。聂勇罡 摄 周春林也观察到, 改革开放以来, 旅客携带的行李也出现了变化。 上世纪90年代, 旅客大多是公务出差人员和生意人, 随身带上飞机的大多都是公文包和皮箱; 现在乘坐飞机的旅客除了白领、商务人士, 普通市民和农民工也坐飞机出行, 带上飞机的除了皮箱、行李包外, 也有家乡土特产。 贵阳机场货物运送。聂勇罡 摄 周春林打趣说: 以前的飞机坐起来就像北京吉普, 现在的飞机就像宝马和奔驰一样舒适。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聂勇罡 摄 改革开放以来, 民航客运量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 这在世界民航史上都是罕见的。 2018年, 中国共有十座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3000万人次。 春运期间贵阳机场出港大厅。聂勇罡 摄 生于1949 共和国同龄人 说到自己生于1949年, 周春林总是笑得很开心, 说自己很幸运和祖国“同龄”。 42年里, 周春林见证了中国民航的发展, 机型不断更新, 机队规模不断壮大, 逐步迈向世界民航强国之路。 2018年11月6日,南航贵州公司迎来第20架全新波音737-800客机。南航贵州公司供图 多年来民航发展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一席, 每个省份都需要民航公司来服务地方发展, 为服务地方,联通世界, 周春林说, 贵航的发展仅是中国民航事业巨变的一个缩影。 1993年9月15日,贵航乘务员在运七飞机上合影留念。南航贵州公司供图 “飞天”与“梦”的距离, 是一代又一代民航人, 实现航空梦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冲上云霄“男子天团”周春林机组。南航贵州公司供图 回顾42年飞行生涯 周春林回答 很辛苦,也很幸福。 看着贵州航空事业的蓬勃发展, 那种成就感无以言表。 今年70岁的周春林谈到新年梦想和对祖国祝福时, 他希望, 中国改革开放继续加大步伐, 民航事业发展得更好, 早日实现航空强国梦。 作者:周娴 周燕玲 来源: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详情]
原标题:在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的山路上往返30年,55岁的长途邮车驾驶员其美多吉——雪线邮路上那抹流动的绿…… 其美多吉在驾驶邮车。周兵摄(影像中国) 邮车穿行在山间。周兵摄(影像中国) 眼前只有一片白,已然分不清天和地,汽车前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也失灵了,只能把头伸出窗外看路……在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其美多吉又遇上了“风搅雪”。山路静得可怕,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在这茫茫的雪山峭壁间,只有他和驾驶着的这辆绿邮车是还在移动着的活物。 这样的景象,其美多吉不知道遇到过多少回了。都说“冬过雀儿山,如闯鬼门关”,雀儿山所在的这条邮路属于雪线邮路,是从四川省甘孜县至德格县长209公里的一级干线汽车邮路。这也是一条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雪线的云中之路,一条翻数座大山、绕千仞绝壁、穿万丈险崖的极险之路,更是一条连接祖国内地与西藏的生命之路。 其美多吉,这个55岁的康巴汉子,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甘孜县分公司长途邮车驾驶员、驾押组组长。这条雪线邮路,他一跑就是30年!他6000多次往返于这条邮路,行程140多万公里,以坚不可摧的信念驶过雪域的村村寨寨,为人们带来远方的消息,温暖着人们渴望的期待,被誉为雪线邮路上的“英雄信使”。 “只要有邮件,邮车就得走;只要有人在,邮件就会抵达” 从甘孜到德格209公里的路途,是甘孜州绵延5866公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的“雪线邮路”最危险的一段,这里途经“川藏第一险”——海拔5050米的雀儿山垭口。 鬼招手、陡石门、38弯道、老虎嘴……雀儿山路段的这些地名,听着就让人胆寒,这里的道路曲折险峻,几乎是在绝壁上开凿的,一面是碎石悬挂,一面是万丈深渊,路面最窄处只有4米,仅容一辆大车慢行,夏季有暴雨、冰雹,冬天有雪崩、风搅雪,再加上高寒、低压、缺氧,许多老司机走到这里都脚打颤。 然而,在2017年9月雀儿山隧道通车以前,这条路段其美多吉每个月都要开着邮车翻越20多次;这里就跟自家院子一样,山上哪里有落石,哪里会有泥石流,哪里有暗冰,哪段路上的积雪有多厚,哪段路基较硬,什么天气会有什么路况,他都了如指掌。 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是风搅雪当道的季节。2016年农历大年廿九,其美多吉如往常一样开着邮车行驶在山路上。突然,对面的道路不见了,风将雪吹起来,在路上形成了一座雪山。怎么办?过年了,山里几乎碰不到其他车辆,没有帮手,车完全开不过去。其美多吉不能离开邮车,便请求一位路过的老乡帮忙。老乡走了整整5公里带回3个热心人,5个人一起铲上两三米,就赶快把车往前开一段,否则清好的路又会被雪堵上,清一段开一段,弯腰挥铲、上车挂挡,用了4个小时最终脱了困…… 更艰险的是雪崩,雪球突然从山上滚下来,越滚越大,几十吨重的车子也会被瞬间推下悬崖。2000年2月,其美多吉和同事在雀儿山上遭遇雪崩。虽然道班就在距离一公里远的地方,但为了保护邮车和邮件的安全,他们死守邮车,用水桶和铁铲一点一点铲雪。这一公里路,他们走了两天两夜…… 在雪线邮路坚守30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不仅帮助其美多吉渡过了一个个难关,也被他用来帮助别人。30年来,雪线邮路上哪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就成了义务交通员;哪里的过路者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就成了义务救助员。他曾有过一天之内帮20多辆军车开过冰雪路段的纪录,他带在车里的氧气罐和药品,在漫天风雪、进退无路的危难关头,挽救过上百陌生人的生命…… 雪线邮路上的30年坚守,是寂寞的、孤独的,但其美多吉从来没有后悔过,“只要有邮件,邮车就得走;只要有人在,邮件就会抵达”。30年来,其美多吉和他的邮车从未发生一次责任事故,圆满完成了每一次邮运任务。在大伙心目中,雪线邮路上那抹流动的绿,就是保障安全的“航标”。 “邮车就像是我的第二个爱人,我怎么可能放弃呢” 其美多吉,在藏语里有“金刚”的意思;人如其名,其美多吉皮肤黝黑,一米八五的大个儿,蓄一把浓密的络腮胡,扎一条整齐的马尾辫,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写满坚毅与执着,宛如怒目金刚…… 雪线邮路上不仅路况复杂、气候恶劣,过去车匪路霸也时常出没。在一次生死考验面前,这位怒目金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邮件和邮车的安全。 2011年,其美多吉的大儿子婚期临近,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妻子精神几乎崩溃,这场打击也让平时喜欢开着邮车唱着歌的其美多吉变得沉默寡言……但命运的考验并没有击垮这个坚强乐观的康巴汉子,整理好心绪,其美多吉又开着邮车上路了…… 2012年9月,其美多吉驾驶邮车途经国道318线雅安市天全县境内,在一个陡坡处,车速减缓,突然,路边窜出一群歹徒,手里挥舞着砍刀、铁棒、电棍,将邮车团团围住,其美多吉挡在邮车前,来不及反应,刀和棍棒已落在他身上…… 医院抢救时,人们发现他身中17刀,肋骨被打断4根,头盖骨被掀掉一块,左脚左手静脉被砍断……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一个星期,他挣扎着捡回了一条命。然而,手术3个月后,他的左手依然不能合拢。成都多家医院都诊断相同:肌腱断裂,复原的几率几乎为零。这意味着其美多吉不得不提前“退休”。 接连遭遇精神和身体的重创,其美多吉并没有认命!为了不提前“退休”,他四处求医,想治好自己的左手,重新上路。多方求助下,一位老中医教给他一套“破坏性康复疗法”:通过强制弄断僵硬的组织,再让它重新愈合。这个过程如同再经历一次伤痛,每次完成康复训练,这位金刚都疼得把嘴唇咬出血。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他的左手的运动机能竟然恢复了。 伤好后,不顾同事和家人的劝阻,其美多吉再次开上了魂牵梦萦的邮车。回归车队的那一天,同事为他献上哈达,他却转身把哈达系上了邮车,踩离合,挂排挡,轰油门,邮车启动,其美多吉感到,逝去的儿子和曾经的自己又回来了…… “邮车就像是我的第二个爱人,我怎么可能放弃呢?”他线条硬朗的脸庞上写满了历经风雨后的温和与淡定。 如今,其美多吉所在的驾押组,最大的55岁,最小的26岁;大伙儿和其美多吉一样年复一年奔波在雪线邮路上…… 2018年,其美多吉带领班组安全行驶62.49万公里,向西藏运送邮件41万件;运送省内邮件37万件,连续30年机要通信质量全红。 “每当老百姓看到邮车和我,就知道党和国家时时刻刻关心着这里” 每到年根,到处可见归家的匆匆脚步,然而,对于其美多吉来说,“年”却是一个让他感到愧疚的字眼。在雪线邮路上开邮车开了快30年,他只有5个除夕是在家过的。别人家过年热热闹闹,他家却总是少个人。“挺对不起家人的。”其美多吉说。 但是,对于那些连行车都困难的藏族村寨,连手机信号都难以覆盖的深山牧区里的群众来说,见到其美多吉,就如同见到亲人。 四道班的道班工人莫尚伟、黎兴玉夫妇在雀儿山坚守了23年……说起与其美多吉的感情,他们说,其美多吉是信使,更是亲人。不光是人,连五道班的大黑狗“莽子”看到他,每每都会摇着尾巴蹦蹦跳跳地跑过来……这条威猛的看门狗在他面前温顺得不像话。对于道班来说,荒凉的生命禁区,邮车那带着独特节奏的两声鸣笛是只有他们之间才懂的默契;他送来的报纸和家书更是滋养道班人精神世界的唯一营养。 “我小时候,高原上的车很少,除了军车就是邮车。在我的家乡,第一份报纸和中专生的录取通知都是邮递员送来的。”其美多吉说,“一看到邮车,乡亲们就站在路边不停地挥手。那时候我就想,要是能当上邮车司机,多光荣、多神气啊!”如今,儿时的梦想成真,一封封邮件、一份份藏文报纸、一个个快递包裹为藏区乡亲们带来的幸福和喜悦,让其美多吉更加认识到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 “从前的邮车载重5吨、4.2米长,现在换装的邮车载重12吨、12米长。”其美多吉感叹,这些年邮运工作的变化非常大。现在随着电商的发展,包裹越来越多。不仅运进藏区的东西多,运出去的东西也多了起来。雅江的松茸、康定的藏药、理塘的虫草、石渠的牦牛肉等特色产品,都在通过邮车运递出去。2017年9月,随着雀儿山隧道的通车,货物进出也更加方便了。 “我看到老百姓拆包裹的样子,心里就高兴。”虽然邮件增多,工作量不断增大,但百姓的信任和需要却让其美多吉十分开心。他知道,邮车穿行过的邮路已成为藏区发展的“致富路”,他更有责任让这条路畅通无阻。 “每当老百姓看到邮车和我,就知道党和国家时时刻刻关心着这里。我们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藏区安定团结作贡献,我热爱我的工作。”其美多吉说。(李昌禹) 来源:人民日报[详情]
原标题:“最美军嫂”马术梅:17载深情守护 为患病丈夫撑起一片天 眼前的这位大姐亲切、自信、和善,脸上总是挂着明亮的微笑,近知天命的年纪,岁月却似乎并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 倘若不是她在“共筑钢铁长城寻找最美军嫂”活动中与其他军嫂们一起聊到自己多年的经历,人们很难想到,这样一个如此乐观开朗的人,在17年时间里,怎样用自己瘦弱的身躯,迎着风雨,为瘫痪的丈夫、为整个家庭撑起一片天。 “苦啊,但是再苦也得扛,他不能走了,我必须得勇敢地站起来。”说到动情处,这位坚强乐观的女强人哭了,泪水从她的手指间淌落下来…… 十七年如一日为爱深情守护,面对生活的磨砺却永远保持着一颗坚强乐观的心。在这寒冷的冬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像傲雪独立的寒梅一样坚韧的军嫂的名字:马术梅。 “从今以后,我做你的腿” 或许是天生有一种“军旅情节”,小时候的马术梅就特别崇拜军人,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长大后的她没有如愿成为一名军人,却成为了军人的妻子。 1998年,马术梅认识了河北涿州百尺竿镇西秧坊村退伍军人李海彬。小伙子既帅气体贴,又有着军人雷历风行的性格。本就有“军人情结”的马术梅被他深深吸引,婚后二人恩爱非常,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然而天不遂人愿,原本幸福恩爱的家庭却突遭不测。 2001年,李海彬在探亲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经过手术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后来又因为并发的高血压症状再次摔倒,以致小脑神经受损,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只能瘫痪在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 马术梅的天空瞬间一片灰暗。 “我接受不了啊,一个活生生的人,出了一趟门就变成这样了?我不能让他瘫痪在床,一定要让他重新站起来!”悲痛过后的马术梅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丈夫好起来。 马术梅照顾生病的丈夫。本人供图 每天早上,她在给丈夫喂完饭后,都会把他扶到床边,然后自己半蹲下来,让丈夫趴在后背上,一步一步地带着他走。 “他的右腿和右胳膊完全不能动,都是我拉着走。”马术梅说,丈夫刚开始还很配合,没几天就不愿意走了,不吃饭、不吃药,还挠她,甚至自暴自弃地说,“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知道,他是想放弃了。”马术梅说,“就算他要放弃,我也不能放弃!我必须要让他站起来,要让他能够走出去,不能让他倒下!” 为了鼓励爱人,马术梅拿出他当初从军的经历循循善诱:“你别忘了自己以前是个兵,你当过兵,是铮铮铁骨的军人。当初那么多困难你都坚持下来了,为什么这点病都能把你压倒?你得有意志力!” 同时,马术梅也知道,他其实也是不想拖累自己。看着瘫痪在床的爱人,她深情地告白:“我不放弃你就不能放弃,哪怕一辈子都站不起来,我也会好好地陪伴你的后半生。从今以后我做你的腿,不管你到哪儿,我陪着你,我扶着你,我永远都不会放弃你!” 也是这句承诺让丈夫李海彬有了重新面对病魔的勇气。 一开始他出不了屋子,马术梅就背着他在房间里转。小小的房间每天要转上20圈,两个小时下来两人都累得满头大汗。之后马术梅还要帮他做全身按摩,放松肌肉。 就在他们连续“走”了第十二天之后,马术梅惊喜地发现,丈夫的右胳膊开始会动了。到了第二十二天的时候,右腿也开始有知觉了。 这可把她高兴坏了。“只要他能好起来,我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马术梅的精心照顾之下,丈夫的身体逐渐好转。虽然他现在依然无法平稳地站立和独立行走,但是在有人搀扶的情况下也能下床走路了,在床上还能自己坐立起来,自己穿衣服。 “既然承诺了你,就一定要做到!” 一年多以后,马术梅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这个孩子就好像灰暗的天空中透出来的一丝光亮,给夫妻二人带来了希望,本就喜欢孩子的他们决定生下他。 有了孩子以后,马术梅更忙了。她不仅要同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和嗷嗷待哺的孩子,还要操持家里的生计,一家三口的衣食住行、所有花销都要依靠她一个人。 她喂过猪、养过羊,为了养家,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2012年,她还干起了村里的环卫工作。 “这个工作属于竞争上岗,当时我跟村里好几个男同志竞争,其实我作为一名妇女当时是不占什么优势的,但是最后还是我得到了这份工作。”说起这件事,马术梅很是自豪。 为了干好这份工作,马术梅形容自己就好似“住”在大街上。她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安排好丈夫和孩子就开始出去“扫大街”。清扫、装车、运送、卸车……一个人承包了全村的清洁工作,劳动强度非常之大。 而在这个过程中,她还得每隔两到三个小时就回一趟家,确认丈夫的状况是否安好。“因为他小脑萎缩引发了很多并发症,像是高血压、癫痫等。特别是随着现在岁数越来越大,毛病也越来越多,整天吃药、我怕他药吃错了,也怕出了其他的什么事儿。”马术梅说,“家里不能一直没人,我得回去看他。” 就这样,她每天不停地来回奔波。高强度的工作和家庭压力让她的身体素质直线下降,腰疼得实在厉害。不得已,她放弃了环卫工作。 马术梅在小吃摊钱前忙碌。本人供图 但是,丈夫得吃药,孩子得上学。无奈之下,她又跟人学起了做手抓饼、烤冷面的手艺,每天像赶场一样奔波于学校门口、集市街头等地。虽然辛苦,但挣的钱也算勉强够得上生活开支。 这么多年下来,马术梅不是不觉得辛苦的:“苦啊,但是再苦也得扛着。也没有别人替,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担,我必须担。为了他,为了这个家,我不能放弃!” 而对于这一切,丈夫李海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是我的恩人,是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她就没有我。”当马术梅听到丈夫对来家里采访的记者说出这句虽然发音不清晰却饱含深情的话时,不禁泪流满面。“他从来都不会在我面前说这些话,但是我知道,他是心疼我的。虽然这些年有过委屈、有过心酸,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诚实做人、诚信做事是我坚持的原则,既然我承诺了他就一定要做到,不管他是什么样子,他的后半生我都会一直陪着他。” “把所有的苦难都当做是饭后甜点” “十七年如一日的艰辛付出,苦吗?”有人问到。 “苦有很多,但我把它们都当做是饭后甜点给吃下去。”马术梅说:“既然命运没有给我创造好的环境,那我就自己去创造。困难是有的,但你要是强,困难就弱;你要是弱,困难就强。不能让困难把你给打倒,要迎着困难而上,才能解决问题。你不把它当回事儿,它也就真的不是事儿了。” 每次出门,人们见到的都是乐呵呵的她。她希望把自己最阳光的一面展示给别人。 有时候,一起出摊的“摊友”们总是抱怨家里生活的种种不容易,见她从来不抱怨,脸上总是挂着笑,就调侃说:“妹子我看你挺好,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苦。” 而每当马术梅风轻云淡地说出自己的经历后,这些人也总是很困惑:“那为什么你还会看起来这么阳光?” “因为我想要用自己最阳光的一面来感染大家,而不是整天愁眉苦脸,让周围的人看见我都死气沉沉的。”马术梅说。 马术梅获得第二届“共筑钢铁长城寻找最美军嫂”活动“最美军嫂”荣誉称号。中国青年网记者叶婉莹摄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马术梅的乐观坚强不仅影响了周围的人,也感染了全国各地更多的网友。就在前几日,她在第二届“共筑钢铁长城寻找最美军嫂”活动中获得“最美军嫂”荣誉称号。拿到奖杯的那一刻,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一直在哭。“我感觉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白付出,他们都说我傻,我感觉我没有白傻,我也没有辱没我们军嫂的称号!”(中国青年网记者叶婉莹)[详情]
有格局的人生有宽度(暖闻热评·最美退役军人③) [人物]“全国劳模”李万升 [故事]1983年,李万升自愿参军,表现突出、多次立功,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1987年,他从部队复员,带着借来的70元钱来到吉林长春,开始了艰苦打拼。从装卸工干起,到攒钱开副食店,再到1992年二次创业成立公司,几十年来,拼搏与奋斗是李万升不变的节奏。饮水思源,致富后李万升积极回报社会,热心公益,不仅资助了贫困学生600余人次,还帮扶了100多位孤寡老人和10名老兵……在“全国劳模”李万升看来,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力所能及做点好事,一个人会影响一群人,一群人会影响到更多的人,时间长了,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正能量。 [点评] 一个人犹如一本书,“阅读”李万升这本“书”,离不开激情、善心与信念这三页。 第一页充满激情。怀揣仅有的70元“创业资本”,李万升干过不少脏活累活:当过装卸工、开过副食店、扛过液化气罐……过程虽然艰辛,但农村生活和部队磨炼让他能吃苦耐劳,无论工作还是创业,始终都激情高涨。1989年,他将原来的小副食店扩建成一个大副食商店;1992年二次创业办公司,免费为千家万户送液化气罐。为什么能干得不知疲惫、热火朝天?因为他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第二页彰显大爱。“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业”。带动公司员工无偿献血,为地震地区捐款,开展捐资助学、扶贫帮困等活动,李万升带领公司上下,让奉献成为一种常态、一种习惯,更是一种行动。一个人不只是追求金钱,更要在奋斗中体现自身价值、社会价值。做好事、做善事、做有意义的事,李万升及其公司员工慷慨解囊、回报社会,他们拥有的“一颗金子般发光的心”,最是珍贵、恒久。 第三页刻印信念。李万升曾在给员工的信中写道:人生要有自己的格局,“人的格局”即一个人心灵的宽度和深度。的确,创业不易,守业更难,而他将奋斗的成果反哺社会,便是格局所在、信念所系。这一格局闪耀的色彩,是“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军人本色与党员本色。这种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进取的锐气,何尝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精神气质? “是苦难锤炼了我的意志,给了我勇往直前、永不向困难低头的执著精神。”其实,沙场英姿留存、商海浪头搏击,每一滴汗水都不是所谓的“苦难”,而是给予发展、成长的馈赠。但也别忘了,当它顺着脸颊流下时,会浇灌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滋润人们的心田。 [网言网语] 退伍不褪色,燃烧创业激情谱新曲,我们身边有千千万万个李万升。 ——@休闲人家 窦瀚洋 来源:人民日报[详情]
原标题:[中国梦·践行者]国医大师邓铁涛:养生先养心 养心先养德 @视觉中国供图 邓铁涛在百岁生日前为广州日报名医大讲堂题字。广报全媒体记者翁淑贤 摄 我每天早上都打八段锦, 只需十几分钟就练完。 初学时可采取自然呼吸法, 最后达到动作、呼吸、意念相结合。 我还长年用冷热水交替冲凉, 所以现在皮肤还光滑, 脸上的老人斑比起过去不是多了, 而是少了。 老年人静坐养心, 不必勉强盘双腿, 不行就单腿交换盘坐。 饮食原则应该“杂食不偏”, 每天三餐定时定量七分饱, 树枯根先竭, 人老脚先衰。 睡前简单用热水浴足, 同时按摩脚底、脚趾、足踝等部位, 可促气血循环。 “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大洋网讯 昨日上午,我国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104岁。追思会于当天下午举行。邓老在遗嘱中表示:“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笔遗产早已交给了儿孙。” 邓老与广州日报结缘多年,在百岁生日前,他为本报名医大讲堂题字。其后,他的学生陈瑞芳教授登上名医大讲堂,揭秘邓老养生经。那一天,前来听讲的邓老铁杆粉丝把课室挤爆了…… 1月10日早上6时零6分,我国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104岁。昨天下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邓老举办了追思会。据悉,邓老遗体告别仪式将于2019年1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在广州殡仪馆白云厅举行。 邓老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全国首届国医大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我国发展中医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振兴中医作为一生追求 89岁高龄出任国家重点中医项目首席科学家 邓老出身广东中医世家,自幼受家学熏陶,立志继承父业,于1932年考入当时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深造,从此将振兴中医当成一生的追求。 1992年他凭“脾虚重症肌无力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3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2004年“中医近代史研究”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2006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2009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成就奖”;“中医五脏相关理论基础与应用”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2012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年鉴”工作特别贡献奖;2017年获首届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奖…… 邓老在长达80余年的医疗教学科研生涯中,融古贯今,积累丰富临床诊疗经验,继承与创新中医理论学说,提出系列发展中医战略大计,对我国发展中医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老将个人命运与中医事业紧密相连,年逾古稀,依旧牵挂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在昨天的追思会现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刘凤斌教授回忆道,在2010年和2011年两次脾胃病科主办的学习班上,已经95岁高龄的邓老还出来授课,每次讲话都将近一个小时。即使到了晚年,他仍不断在学习,对现代科技发展、国家大事、国家中医药的发展状况了然于胸,而且思维敏捷,经常结合现代科学研究旁征博引,以他独到的见解为中医药的研究和发展指明方向,所以每次聆听都让中医学子们豁然开朗。 “他经常勉励年轻人要学好中医、实践中医,做一个铁杆中医。”刘凤斌说,科室每次去拜访邓老,他都很关心和了解科室的发展,嘱咐年轻人要不断学习经典,要以中医为中心开展研究、不断创新,敢于用中医中药解决疑难杂病——邓老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在87岁那年,他仍受聘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抗非”专家顾问组组长,89岁高龄出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中医专项“中医基础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93岁那年仍以《中医五脏相关理论基础与应用》的课题第一完成人通过2008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评审答辩…… 遗嘱开封:生是中医的人 “希望以后经常有人去看看我,我下一世还做中医。” 昨天下午5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邓老举办了追思会。追思会现场循环播放着邓老生前喜欢听的两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在太行山上》。现场布置简洁清雅,中间的墙上挂着一幅邓老的彩色遗照,遗照两侧挂着老人家生前选定的挽联——“生为中医人,死为中医魂”。广州中医药大学和一附院的领导以及邓老的家属、弟子们陆续前来向邓老表达哀思。 据邓老儿媳妇陈安琳女士透露,邓老生前亲手写的遗嘱10日上午开封。老人家在遗嘱中写道: 1。我最后要穿西装打领带,戴国徽。 2。挽联写“生是中医的人死是中医的魂”。如有横批,写“铁杆中医”。 3。希望以后经常有人去看看我,我下一世还做中医。 4。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笔遗产早已交给了儿孙,我甚为欣慰。 5。安琳(邓老儿媳)代我交最后一笔党费(人民币1000元)。 “邓老生前还叮嘱我要帮他交最后一笔党费,过几天我就去交!”陈安琳女士说。 “德者寿”是精神层面的养生 “邓老特别强调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强调大德者方得其寿。”昨天,在追思会现场,邓老的弟子陈瑞芳教授重温邓老的养生心得。 邓老生前曾指出,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和养生家都把养心和养德放在养生的重要位置,甚至看成是“养生之根”。他认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使人心情常保愉悦,心理健康;反之,道德败坏则会使人毁灭,多行不义必自毙。 邓老在百岁生日前曾接受广州日报记者独家专访,分享了不少养生之道—— 广州日报:您提倡养生保健治未病,还示范打八段锦,现在到处都有人学。有关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邓老: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养生,只关注吃什么、煲什么汤。其实,在我看来,养生第一条要先养心,养心要先养德,道德是做人的底线,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了,你自己是最先受益的一个。再有,做人不要老是向上看,有时也要向下看,观上不足、观下有余,心安乐了,人也会健康些。 有句话说“知足者贫亦乐,不知足者富亦忧”,你说餐餐白菜豆腐无忧无愁的人,跟千万身家但天天提心吊胆的人相比,哪个更长命呢?如果老计较别人比自己多得了些什么好处,总想着“他为什么‘捞’得到,我为什么就‘捞’不到”,常生闷气又怎么能长寿? 另外,不要成天想占便宜怕吃亏,占不到便宜、吃了点亏就心里难受,更莫为了占人便宜干缺德事。像前段时间爆出的电话诈骗案,作案的人本身就心术不正,我看不会长寿。 儒家提倡“德者寿”“仁者寿”“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养生。 广州日报:除了精神层面的养心、养德,您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心得可跟读者分享? 邓老:养心、养德是基础,在精神养生这个基础上,平时还要注意饮食起居,坚持运动。我每天早上都打八段锦,只需十几分钟就练完。我年少时在南武中学读书学过拳。当时“北方五虎下江南”,来自北方的著名拳师教我学八卦掌、太极拳。后来,我觉得八段锦最简单易学,又不受场地、天气的限制,很方便,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 除了散步、打八段锦,我还长年用冷热水交替冲凉。我现在的皮肤还光滑,老人斑比起过去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就是得益于常年用冷热水交替冲凉,做“血管操”。不过,水温的冷热是相对的,如果觉得太冷,温度可以调高点,要自己能接受才行。 日常养生:动静结合 邓老认为,养生不能光静不动,需要动静结合。他曾介绍过“静心功”:单腿交换盘而稳坐在板椅上,上身自然放松,头位正直,自然闭目,两手置于腹前相互轻握,按平常呼吸,静坐约30分钟。 邓老心得:老年人静坐养心,不必勉强盘双腿,不行就单腿交换盘坐。静坐可于晨起、入睡前进行,在旅途中,也可静养安定心神。 除了静养之外,邓老一生酷爱八段锦,还将传统八段锦改良成简单易学的“邓老八段锦”来锻炼。此外,每天午睡后,他会在小区周围散步,“采阳助肾”;状态好时,回家后还会练站桩功;就算下雨,他也会在楼梯运动。 邓老心得:八段锦整套动作柔和连绵,有松有紧。初学时可采取自然呼吸法,动作熟练后,逐步采用腹式呼吸,最后达到动作、呼吸、意念有机结合。 日常保健:梳头足浴 每天鸣天鼓、聪两耳、击枕处 鸣天鼓:手掌贴耳孔,手搭在后脑勺,食指、中指配合着弹拨后脑勺,持续50次。可预防大脑痴呆,减缓耳蜗退化,防止神经衰弱、头晕头痛。 聪两耳:双手食指插入耳孔,先向前旋转,再向后旋转,然后突然放手,持续50次。可保持听力,防治无器质性病变者患上老年耳鸣、耳聋等疾病。 击枕处:双手五指微曲,用食指、中指、无名指为主,轻击后枕部,来回50次。可改善睡眠,辅助治疗颈椎病、头痛、鼻塞。 勤梳头 每天用牛角梳,在起床后梳头100次,可按摩头皮、头部神经,改善大脑血液循环,同时锻炼手臂力量,预防肩周炎。 冷热水交替洗澡 数十年如一日,邓老坚持冷热水交替洗澡,至今皮肤保持较好弹性,很少老人斑,还能帮助全身血液循环。他提醒,年长者、有高血压的患者,刚开始时要注意水的冷热温差不能太大,否则易出现意外,要待身体适应后才可以加大温差。 足浴疗百病 “树枯根先竭,人老脚先衰。”邓老从临床和日常自我保健中总结出了一条“邓老沐足方”,药方为:怀牛膝、川芎各30克,白芷、钩藤、夏枯草、吴茱萸、肉桂各10克。邓老每当血压波动较大,就喜用此方泡脚,功效明显。 邓老还建议,睡前可用热水浴足,同时按摩脚底、脚趾、足踝等部位,尤其是天寒之时,可促气血循环。 那一年,粉丝挤爆广州日报名医大讲堂 齐学邓老养生经 “邓老说自己是广州人,每天必看广州日报。”在昨天的追思会现场,邓老的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陈瑞芳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邓老生前是广州日报的忠实读者。他老人家与《广州日报》结缘多年,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多次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而《广州日报》也见证并记录了这位“为中医而生”的“铁杆中医”大半生为中医的发展呼吁、奋斗的足迹。 2005年,时年已经89岁的邓老加入广州日报发起的“百名党员救治百名特困病人”活动,成为那次活动中年龄最大的党员。耄耋之年,除了热心公益,邓老也很乐意分享他的养生心得——从养德、养心、养神到饮食起居,乃至他早年示范录制的八段锦,都曾以多种形式通过广州日报全媒体平台跟市民们分享。 邓老在百岁生日前,曾为广州日报名医大讲堂题字。其后,作为他的弟子,陈瑞芳教授登上名医大讲堂,向公众揭秘邓老的养生经。开讲当天,邓老的铁杆粉丝把教室都挤爆了。 文/广报全媒体记者翁淑贤 通讯员方宁、张秋霞[详情]
原标题:程开甲:斯人虽逝 精神长青 程开甲在打字机上撰写论文(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题:程开甲:斯人虽逝 精神长青 新华社记者李国利 为祖国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祖国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2018年11月17日,101岁的程开甲走完最后的人生路。1个月后,这位一度隐名埋姓多年的“两弹一星”元勋,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1918年8月3日,带着家族光宗耀祖希望的男婴在江苏吴江呱呱坠地,取名开甲。13岁那年,他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成为科学家的理想渐渐萌发。 在那个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苦难岁月,这个立志“科学救国”的吴江青年远渡重洋,求学英国。 很快,他便崭露头角——与导师波恩共同提出超导电性双带机理,在《Nature》等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程开甲面对祖国的召唤,于1950年果断归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作出了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1960年,正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加入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中。 自此,已在学术研究上建树颇丰的程开甲销声匿迹几十年。也就是在他“消失”的那些年,他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竖井试验等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核试验是一个大型的、广泛的、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在试验工程迅速进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答复和处理一个接一个的工程技术问题。”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开拓核试验这一全新领域时的复杂与艰难。 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他把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时光献给了茫茫戈壁。 2018年11月17日,程开甲因病在北京逝世。 生前,他荣誉等身。他先后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八一勋章”等。 逝后,他精神长青。他生前所在的某部官兵把对他的缅怀之情转化为奋斗的动力。一等功臣袁小进说:“一定要传承好老一辈科学家赤胆忠诚、勇攀高峰、淡泊守真的精神火种,不忘初心、奋勇前行,为强军兴军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程开甲院士在浙江大学百年校庆时做学术报告(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20世纪70年代,程开甲在做任务前动员(资料照片)。新华社发[详情]
原标题:郎平,与时代同行 1981年11月16日,中国队球员郎平(上左)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扣球。新华社发(黎启榕摄)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韦骅)1978年12月18日,北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而就在8天前的曼谷,郎平在亚运会比赛中完成了她在国家队的首秀。 40年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郎平也从一名初出茅庐的运动员成长为功勋卓著的教练员、“女排精神”的开创者与传承者。 进入国家队三年后,郎平与她的队友们在1981年女排世界杯中连战连捷,首夺世界冠军。之后的五年里,中国女排又两次赢得世锦赛冠军,卫冕世界杯成功,并将奥运会金牌收入囊中,创下史无前例的“五连冠”。女排姑娘们团结拼搏的身影,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个缩影。她们所缔造的“女排精神”,也早已超出体育范畴,成为激励国人发愤图强、锐意进取的重要力量源泉。 2016年8月20日,中国队主教练郎平(左二)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战胜塞尔维亚队夺冠后与队员拥抱庆祝。新华社记者李尕摄 “我觉得女排精神就是一种团队精神,特别是遇到困难、不顺的时候永不放弃,我觉得就是这种精神。哪怕我输给你,但是我也要把我的水平打出来,永远不放弃。”郎平说。 如同40年前的中国渴望融入世界一样,退役之后的郎平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深造,并在1987年赴美国留学。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郎平先后执教过多支国外球队。“在世界不同的国家执教,对我也是一种积累和学习。”郎平说。 从摩德纳到诺瓦拉,从新墨西哥州大学女子排球队到美国国家队,郎平执教的球队在变,可她的那份爱国情怀却从未改变。 2018年10月19日,在日本横滨,中国队主教练郎平在2018年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意大利队的比赛中指导队员。新华社记者杜潇逸摄 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中国女排陷入低谷。郎平执掌教鞭前,这支队伍被形容为“烫手山芋”。众多国内教练对国家队前景缺乏信心,选聘主帅的进程充满曲折。危难时刻,郎平挺身而出,“我来不是享受荣誉的,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拼搏。” 在郎平的带领下,中国女排重现生机和活力,接连夺得世界杯和奥运会冠军,进入又一个“黄金时代”。 眼下中国正朝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而郎平手下这支冠军之师也在训练馆中挥汗如雨。郎平曾撰文写道:“从中国女排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我们就一直在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女排的冠军之路,和我们为之拼搏奋斗的事业永远在路上,我们每个人站在这个位置上都会为国家荣誉而战,都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传承女排精神。”[详情]
原标题:他,就是“国之盾” 我国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是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之一。他的成就是致力于为我国铸造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 很多人生重大决策 都是服从组织需要 钱七虎从事的国防科技工作与他的经历息息相关。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钱七虎在母亲逃难途中出生。 解放后,依靠政府的助学金,钱七虎完成了中学学业。 1954年,因国家急需军事人才,他毅然服从组织安排,放弃了立即留学苏联的机会,选择了比较冷门的防护工程专业,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 2018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钱七虎: 因为(我本人)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个人的需要、命运都要和国家人民的事业命运相结合起来。所以我一辈子经历过的很多重大决策,都是服从了组织的需要。 拿着“天书”似的说明书 自学计算机语言 从哈军工毕业后,表现优异的钱七虎被派往苏联继续深造防护技术。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面临严峻核威胁环境,如何设计一个能够抵御原子弹爆炸威力冲击的地下飞机洞库门,成为了钱七虎科研生涯第一个艰难挑战。 2018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钱七虎: 飞机放在地下,能防止炸弹、原子弹破坏它,飞机不会坏,但是出不来了。我的任务就是要设计新的大门,要让飞机库大门不但不坏,而且能开得开。 钱七虎仔细研究发现,导致洞库门不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手算技术特别落后,没有办法准确计算出库门受力的精准数据。而当时大的晶体管计算机国内仅有几台,钱七虎拿到的也仅有一本操作手册。 他从零开始,探索学习了最先进的方法——有限单元法和计算机语言,对大型飞机洞库门抗爆能力进行设计计算。 广州军区空军武汉勘测设计院原院长 李金元: 当时一本上机手册,实际上就是一本大的说明书,我们看着像“天书”,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计算机语言。 上机时间有限 争分夺秒铸造“国之盾” 1975年,钱七虎花费两年时间,在计算机上机操作时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别人吃饭睡觉的时间,计算出了精准的飞机洞库防护门受力变形精准数据,设计出了当时国内抗力最高、跨度最大的飞机洞库防护门,开创性地解决了防护工程设计计算的难题。 2018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钱七虎: 要扎实打好基础,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这样的精神就会动摇,会被困难所吓倒。 钱七虎就是用这样的精神,攻克着防护工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他用十年多时间,近千次推导,带领团队攻克了抗深钻地武器防护系统工程,并为我国防护工程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18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钱七虎: 防护工程就是这个盾,强敌的武器就是矛,武器一直在发展,所以你的盾一直要考虑,我们防护工程怎么向前发展。 心系国家 唯一愧对的就是家人 作为一名科学家,钱七虎拥有战略的眼光。他不仅关注国防,同时也关注民生。2004年,钱七虎负责指导南京长江隧道的开掘工作,面对复杂地质条件,创造性提出了采用盾构机开掘隧道。将原来每20米就要更换的进口刀具,改进为200米再更换的国产刀具,顺利完成任务。 从南京长江隧道,到黄河、青岛、厦门隧道,从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到珠港澳大桥,这一系列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大国工程,都留下了钱七虎不知疲惫的身影。从事科研60年,钱七虎很满足,但婚后与妻子16年分居,他唯一感到内疚和愧对的,就是家人。 钱七虎妻子 袁晖: 他这个人吧,嘴上不怎么说,但实际上,对家里人、对孩子还是很关心很爱的。 如今,82岁的钱七虎依然忙碌在工作一线,坚持锻炼身体,经常出差奔波。他用自己的科研奖金资助了很多贫困学生,他说,他对现在的生活十分知足,希望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点事儿。 2018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钱七虎: 科学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从事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科学、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无私奉献,科学报国。[详情]
原标题:陈薇:26年与“毒”共舞 她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央视网消息:陈薇是被习主席点赞过的“兵”。 “习主席的殷切期望,是我迎难而上在医学尖端领域取得更大成绩的最大动力。”被习主席接见的那一幕,陈薇至今记忆犹新。 陈薇常对战友说:“在生物防控的战场上,我们是一线中的一线!” 陈薇强调的这“一线”关乎国家生物安全,关乎十几亿中国人口,甚至关乎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 26年与“毒”共舞,陈薇和一批军队医学科研工作者一起,屡屡冒着生命危险,与各种足以致命的病原体短兵相接。 炭疽、鼠疫、埃博拉……在生物领域,各种致病微生物,在战争时可能成为敌人手中的武器,而和平时期则可能是导致大规模疫情发生的罪魁祸首。 陈薇的日常工作就是搞这些“魔鬼”课题研究。她一想到这些东西可能用于战争和恐怖袭击,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就对铸造“生物盾牌”有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 2003年“非典”疫情在我国爆发,陈薇为了和疫情抢时间、争速度,强忍负压缺氧的工作环境带来的身体不适,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八九个小时。“进实验室之前,尽量不吃饭不喝水,有时还会使用成人尿不湿,就为了在实验室里待得时间长一些,出来的次数少一些。” 最终,他们研发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在抗击SARS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4万名预防性使用“重组人干扰素ω”喷鼻剂的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 因为每天都要与高浓度的“非典”病毒零距离接触,陈薇与团队被单独隔离起来,她还要隐忍不能和家人团聚的辛酸。丈夫和4岁半的儿子只能从电视节目中看到陈薇,他们已经100多天没有见面。 “穿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这些都是你该做的”。 2006年,大多数国人还不知“埃博拉”为何物,陈薇就敏锐觉察出:“埃博拉离我们也就是一个航班的距离。” 2014年,西非大规模爆发埃博拉疫情,一时间,世界谈“埃”色变。 尽最大的努力走到非洲一线去!陈薇在这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虽然病毒走出了非洲,但是它的发源地,和以后主要肆虐的地方还是非洲。”2015年5月,陈薇团队走进了塞拉利昂,在当地开始了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新基因疫苗二期临床试验。 面对未知的危险,陈薇选择了主动走进志愿者中,查看疫苗接种情况。在塞拉利昂工作的间隙,陈薇还访问在那里的一家孤儿院。“当时有48个孩子,全部都是因为埃博拉夺去了亲人生命的孤儿,这让我们想把疫苗用在全世界人身上。”最终,陈薇在塞拉利昂的临床试验获得了成功,为疫区人民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我们特别自豪,在中非共同抗击埃博拉的日子里,我们贡献了我们的才智,使中国的疫苗走出去,实现在境外临床的零突破”。 “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积极响应习主席号召,大力实施科技创新,精准发力,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由‘跟跑者’变为‘同行者’‘领跑者’,用科技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和守护人民健康。”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战斗力,陈薇觉得这是对她最大的褒奖。(来源:军事报道 解放军报)[详情]
原标题:为祖国默默守护:新疆帕米尔高原上一家四代接力守边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新疆是我国边境线最长的一个省区。在长达56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有许许多多护边员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守护在那里。今天,我们就去认识一位帕米尔高原上的护边员——麦麦提努尔,他也是家族里的第三代护边员。 麦麦提努尔是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木孜库伦护边组组长。他和十几位护边员守护的这片区域,是通往周边三个国家的交通要道。这里海拔5000多米,当地人称为“冰窝棚”。每天早上升旗后,他们开始护边巡逻。 麦麦提努尔和同伴们巡查的区域,纵长21公里,横宽3公里,好多地段都是无人区。在戈壁荒漠上,有些地方骑不了摩托车,大家就得徒步行进。 巡边的路寒冷又漫长,一趟下来要近三个小时才能完成。午饭只能吃点干粮。 从麦麦提努尔的爷爷那辈开始,他们的家族就一直在这里义务为国守边。60多年来,家族中先后出了16位护边员。 麦麦提努尔从20多岁开始就协助父亲守边巡逻,父亲去世后,他接过了接力棒,到现在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21年。 在护边队员中,有一个年轻的身影,她是麦麦提努尔的女儿古丽加玛力,目睹父亲的辛苦,她曾经极力反对父亲留在这里。 父亲拒绝了,但从那次父亲受伤开始,古丽加玛力有时间都要陪着父亲走一走巡边的路,刚开始是为了多陪伴父亲,时间长了,自己对这条巡边路也有了特殊的感情。2018年,19岁的她高中毕业后就加入了木孜库伦护边队。 [详情]
原标题:“嫦娥登月”幕后,又一画面让国人振奋!网友:这才应是热搜第一 导读 嫦娥四号成功登月的背后,年轻的面孔让人振奋! 这些年轻人!让中国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昨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中国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除了被广泛传播的画面外,还有这一幕也引发热议:让中国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年轻面孔↓↓↓ 戳视频,看看“嫦娥四号”背后最可爱的中国航天人,视频不长,但每一秒都让人振奋↓↓↓ 视频来源:人民视频 网友:年轻面孔很多,最令我开心和欣慰 视频中,年轻面孔很多,有网友表示,这“才是最令我感到开心和欣慰的”,“感觉很振奋”。 还有网友认为:这才应该是热搜第一,这才是我们追的偶像! 网友: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一起加油! 同时,也有部分网友调侃起了他们的发量。。。哈哈哈哈 在中国,“黑发浓密”早已不是新鲜事 早在2016年,中国的飞控中心“黑发浓密”的一幕就已引发国外媒体的关注。 2016年,环球时报翻译的日本《日经商业》杂志的一篇文章称,2016年 11月3日,中国长征五号大型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随后,微博出现4张照片。其中两张显示的是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时飞控中心的情景,另外两张分别显示的是当年9月15日天宫二号发射和长征五号发射时飞控中心的情况。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2003年的时候,飞控中心大多是老技术人员。但当年这两次发射在飞控中心工作的大多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 日媒还称,中国采取一鼓作气开发长征五号、六号和七号的战略。从上世纪90年代之前长征二号、三号和四号火箭开发速度并不快的情况来推测,2000年以后的新一代长征火箭的开发新启用了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其中很多是“80后”。 另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2016年的报道,在长征五号研制生产的过程中,不乏80后、甚至90后的身影,这些年轻的中国航天人,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和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一起,支撑起中国航天的未来。 甚至一些年轻人,刚刚走出校门,就进入到长征五号的工作中。火箭装配特级技师崔蕴是位“不折不扣”的老师傅,很多年轻的装配工比他孩子的年龄还小。 “他们都是年轻的,我们车间的(平均年龄)以后才26岁多。” 崔蕴向记者说起,之前长征五号在海南文昌清澜港卸船过程的经历,让他觉得,这些年轻的航天人在关键场合,是拉得出去,能打得赢的: “火箭运到清澜港卸船的过程中,突然一块乌云来了,那雨就跟倒的式的。所有天津公司57车间总装车间的这些孩子在现场所有扶着产品的没有一个往后推一步,或者松开一下没有一个,全都是扶着产品,扶着箱子,眼睛看着车,或者上面拽着绳子,没有一个人往后退一步,我当时是挺感动,也看出来这个队伍可以说是作风上是行了。” “长五”发射的主要配套单位之一、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03所晶体元器件团队中,“80后”是中坚力量,占了团队人数的一多半。三位“90后”更是认真不输老同志,用一天的时间对近2000只产品进行了封口,以最快的速度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封装工作。 当时,“长征五号”型号总指挥王珏说,和一些国家白发苍苍的航天队伍相比,国外同行非常羡慕中国航天的人才队伍。 “咱们的航天的人才队伍,是外国同行非常羡慕的,俄罗斯就不说了,我们接触的俄罗斯同行都是白发苍苍的,美国的平均年龄比咱们大的多,一听我们这个团队,现在长五的团队,整个的现在的实验队的平均年龄32点几,不到33岁。” 延伸阅读 西昌指挥控制中心90后团队 保障“嫦娥姑娘”登月第一步 2018年12月8日凌晨2时23分,随着01号指挥员喊出发射口令,摁下发射按钮。火箭腾空而起。 10多秒后,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指挥控制大厅,一连串通报声响起: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光学跟踪正常、西昌飞行正常。这几句话的背后意义重大——“嫦娥姑娘”飞天登月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步的背后,是西昌指挥控制中心100多位技术人员对四方而来的各种数据整合分析后作出的精准判断。 记者了解到,这个群体中,90后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 西昌指挥控制中心的年轻技术团队 2018年12月7日晚上10点,距离发射还有4个多小时,高洋已经开始为火箭起飞后的测控作准备。他和各位同事反复确认各套设备系统是否运行正常,数据是否能高速率传输,各路监控画面是否能实时显示……事实上,他们从今年8月份就开始为这次任务做准备,到当天,光全系统合练就组织了好几次,每一道流程、每一项任务大家都已经烂熟于心。 西昌指挥控制中心副主任王晟告诉记者,西昌测控岗位担负的责任重大。从火箭离地开始,到探测器与火箭分离进入地月转移轨道,是整个探月发射过程最危险的一段。从地面一直飞行到数百公里的高空,火箭的速度、高度,以及外部环境气压、气温等,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都会对火箭的飞行状态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火箭每一秒钟的飞行状态,及时作出判断和测控操作。”王晟说。 作为“后台”测控指挥员,高洋任务就是从下属11个岗位的同事那里获取光学、雷达、遥测设备实时传回的火箭飞行数据,及时往指挥控制大厅通报。我们听到的各路正常通报声音,就来自于这个28岁小伙子的信息传递。 发射前夕,高洋正在忙碌 “嫦娥姑娘”成功抵达地月转移轨道,这群年轻人圆满交出了整个探月测控的第一棒,“和其他航天工程一样,测控也是‘万人一杆枪’,大家一起努力才能保障整个探月的成功,我们交棒后,其他测控单位会一路跟下去,直到嫦娥姑娘在月宫里彻底安顿下来。”高洋笑道。 向中国航天人致敬! 为这些年轻人点赞![详情]
原标题:董兆乾:这辈子我是离不了极地考察了 央视网消息:“主要是因为我的英语相对好一些。”在被问及如何能从科研工作者中脱颖而出,被选中首赴南极科考时,董兆乾谦虚地说。头发花白、精神矍铄,言语间时不时爆出一串爽朗的笑声,这就是董兆乾,他是最早登陆南极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1990年冬,董兆乾在南极中山站站长室办公 大学时代,董兆乾学的是物理海洋学专业,主修第一外语是俄语。后来,他硬是凭着几年的努力攻下了英语。1979年,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中国派两名科学家参加他们的南极考察队时,国家海洋局得到一个名额。经过几个月的选拔,董兆乾从国家海洋局2万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并最终与中国科学院的张青松一道组成极地考察二人组,董兆乾任组长。当年,董兆乾40岁。 在首次南极考察中,按国家预案要求,董兆乾作为考察小组的负责人与张青松认真地考察、收集到有关南极的大量参考材料。回国后,他们向国家提交了5万多字的综合考察报告,为我国组织南极考察、派出首次南极考察队和制定建立南极考察站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冬董兆乾在阿门达湾观测帝企鹅 “一望无际的冰原,遮天蔽日的鸟群,一个好像只在童话里才有的神秘大陆就在我的眼前,我当时就想,这辈子我是离不了极地考察了。”与首次踏上南极大陆人的心情一样,当董兆乾第一次乘“大力神”飞机踏上南极大陆时,他充满了惊奇与惊叹。放眼万里蓝天冰雪,他不顾身处险境,甚至在强暴风雪中,匍匐外出,趴在冰面上,拍摄了很多震撼人心的景观。这些镜头后来成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南极的纪录片《初探南极》中的主要素材。 1981年,当董兆乾再次奔赴南极考察时,与第一次坐飞机的待遇不同,这次南极考察是乘“内拉丹”号船,总吨位仅2206 吨的考察船在海上遇到风暴,最高风速达每秒近80米(相当于13级风),当时船紧闭舱门,在海中摇滚了七八个小时。经历这番险情后,一般人可能再也不想“光顾”南极了。 1980年12月董兆乾在内拉丹号海洋考察 “心中有信仰,行动有力量。”国家需求就是自己的使命与担当,为了祖国的南极事业,董兆乾一而再,再而三“身赴险境”。 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10号和J121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埋,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夹聚氨酯泡沫塑料。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50℃~-60℃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 室外包装箱作为餐桌就餐 作为中国首次组建的南极考察队的副队长,董兆乾肩负着制定物资设备的装运、卸载、建站和科学考察等系统工程计划。南极的“夏天”只有11月到翌年3月短暂的4个月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1985年2月底以前完成建站并撤离南极,否则不抗冰,也不能破冰的船就要被冻住,无法离开。 在边卸货边建站的前16天,没有暖气,缺乏机械,大部分工作全凭人力,董兆乾与队员们争分夺秒,每天劳动17个小时左右,而他作为被指定的卸货和建站的现场指挥员,每天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被队员们美誉为“半夜鸡叫”或“老周”。 董兆乾在南极中山站冬练 1985年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胜利落成。中国首次南极考察建站凯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国家审时度势,及时作出决定,建设中国极地研究所。 同年,国家海洋局和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把董兆乾从杭州海洋二所调到上海,任命他为筹建处主任,筹建中国极地研究所。之后,董兆乾将所有精力放到培养极地人才上。新建的研究所无力竞争科研项目,单位经费紧缺,无力支持人才培养。董兆乾利用国际资源,选送年轻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去国外参与合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极地科学家、学术带头人和管理人才。董兆乾说:“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每次回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看到当年培养的那批年轻人才正在关键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心里特别欣慰。” 董兆乾认为,研究所所长的科研能力是本份,是根基所在。在1989年至2001年间,他连任三届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基本建设和极地科学研究。他一心扑在科研第一线,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极地事业由弱到强,他的科研水平从“渐入佳境”到“炉火纯青”。 当前,我国在南极的考察、支撑和科研能力,从原来的南极半岛到东南极直到现在能够到达只有少数国家能进入的最困难的冰原最高点地区,几乎覆盖整个南极。董兆乾自豪地说:“研究南极,对于中国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提升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极地科学研究的部分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文/周爱民、刘科峰 图/董兆乾)[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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