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
重构全球商业版图

2016年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经济全球化浪潮淡然消退，新自由主义裹挟于民粹思潮中进退维谷。近日，新浪网副总裁、新闻总编辑周晓鹏对话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就中国企业全球发展战略话题，在长江商学院进行了深入交流。

初出茅庐的中国企业如何进行全球化战略布局？企业走向世界需要激发何种内生动力？泛亚洲儒家文化商业圈覆盖下，中国需要打造怎样的商业文明？这些问题在新浪新闻与长江商学院联合主办的升级中国“识度”沙龙之中逐一得到解答。

世界经济重大变革进行中
最好抑或最坏的时代

周晓鹏： 2016年，全球经贸与企业发展领域有哪些特别的趋势与特点？

项兵：2016年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较大变革。其变革可追溯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主要变革有以下几个：

第一，发展模式变革。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政，成为英国首相，启动了新一轮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国有企业私营化。原本是国有企业的矿山、纺织厂，几乎全部私有化。手段包括减少工会力量、减税等。此前英国公司所得税率为90%—92%，税率如此之高，还有多少企业家愿意去奋斗？英国通过减税、金融放松管制，推动了全球贸易。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他是撒切尔夫人的忠实粉丝，也在美国效仿撒切尔主义，在航空、金融、电信三大领域进行一系列放松管制。

2008年，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导致新自由主义有了“结束的开始” ，即“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无可置疑，新自由主义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经济增长。但由于收入财富分配不均，反对声音越来越大。2008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9，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91，是世界第二、第三高。巴西基尼系数0.52，是世界第一高。基尼系数过了0.4，是一个非常挑战。所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等，都可以被看成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

第二大变革是颠覆式科技带来的变革。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生命科学、替代能源、智慧城市等，如此多的科技都来到发展突破的临界点，是人们历史上不多见的局面。

第三大变革是中国再次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过去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被全球化”了。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企业，都可以在中国经济中大放异彩，作出重要贡献。当中国企业一步步走出去，则必须修炼“以全球应对全球”的功夫。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通用电气”、“西门子”这样的公司。面向未来十年、二十年，全球经济将“被中国化”，这可能是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第四大变革是政治体制变革。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体制问题。西方的体制问题，暴露其一系列局限性：如绝大部分的民主国家国债都到了难以为继的高度，美国国债占美国GDP的110%，日本占240%，欧盟占89%—90%。

民主体制下，国债问题能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是一个挑战。党派选举拉票必须承诺还钱。而一任首相或总统的任期是四年或五年，谁会考虑长远？美国知名大学的毕业生，很少把去政府工作作为首选。他们最优秀、最顶级的人才，不会选择到政府工作、为国家作贡献。学而优则仕、精英治国的格局很难形成。

信息民主化到来，使得精英治国的概率降低，愿意从政的人越来越少。收入财富不均愈发严重，钱和权走到了一起；社会流动性进一步下降，阶层固化。

第五大变革是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变革，中国和美国一直在博弈。2009年，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核心，是希望在全球创造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新WTO。我国为应对这一局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包括推动中国和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 “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与自贸区设立等等。显然，中国和美国在考虑环球投资和贸易体系重构方面，想法有不同之处。

第六大变革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目前没有到位。过去的治理体系比较简单，由美国做决定。但是现在美国做决定后，其他国家会有异议。投资、贸易、企业、管理，人才、资金的流动等越来越全球化，但治理结构却在倒退。相比贸易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远远滞后。

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有了更大市场。全球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给世界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众多变革聚到一起，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借狄更斯的话来讲，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带给中国挑战，但更多是机会。

新自由主义式微
中企全球布局战略初现

周晓鹏：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中国及中国企业该如何面对？

项兵：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面向未来要看发展模式。

未来发展模式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大类。未来的美国会有较多社会民主主义元素。美国大选期间，名不见经传的桑德斯给希拉里带来极大挑战，其代表了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年轻人之中，有巨大市场。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有空间，我对中国经济未来非常有信心。最重要的考量之一，是很多行业没有被放松管制，如石油石化、电信、金融、传媒、教育、体育、医疗卫生行业等等。

举例来说，医疗卫生在美国是第一大行业，占美国GDP的17%—19%甚至到20%。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医疗卫生占GDP5.3%。美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如脸书、特斯拉等。

通过放松管制，中国可以产生新一轮增长。这是中国独特的、美国所不具备的。放松管制需要条件，从过去新自由主义实践看，放松管制可能会加剧收入财富分配不均。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周晓鹏：中国与美国差异在于中产阶级。美国中产阶级两极分化，而中国未来可以产生更多中产阶级。

项兵：1979年到2008年，美国新自由主义实践了近30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美国的问题不仅是中产阶级人数减少、收入财富分配不均加剧，更严重的是阶层固化。美国一直希望靠一面大旗发展——民主法治的美国梦。30年过后，这面大旗还能打多久？特朗普当选总统，充分表明美国民众的逆反心理和不满。

中国过去一直希望经济高速增长。但随后发现，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可能越严重。这是中国的挑战。面向未来要探讨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这可以向日本学习。上世纪日本崛起，没有产生很多富商，也没有过多穷人。日本社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我国社会同样受儒家思想影响，同样可以实现全民中产阶级的增长模式。

全球经济“被中国化”？
先学会“以全球应对全球”整合内功

周晓鹏：未来全球可能会面临“被中国化”局面。很多中国元素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海外，并购公司。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布局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项兵：中国经过多年发展，是时候要诞生一批源自于中国的“IBM”、“通用电气”、“西门子”。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修炼“以全球应对全球”的功夫。以皇马和曼联的形式来组全球资源，而不是以中国足球队、日本足球队、韩国足球队的形式来组全球资源。发展到现阶段，中国企业一定要做全球资源的整合以及在全球市场中竞争与合作。

中国在很多行业已成为全球最大市场。如今，即使企业不需要去阿富汗、罗马尼亚、伊拉克去做生意，而是在中国市场竞争，甚至是在北京朝阳区竞争，也要学会整合全世界最优质资源，做到“以全球应对全球”。

全球资源整合是为了企业增强中国市场竞争优势，同时可以帮助企业应对世界市场的竞争。华为P9是个经典案例，它整合了日本元器件资源，助力华为在中国及全球市场的竞争。

联合利华的国际化经验是派驻有经验团队入驻市场开发的国家。团队将价值观、流程、文化、品牌带入当地市场，同时培养本地人才，进行团队本地化、本土化改造。本地人才培养成熟后，团队继续开拓新市场。

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动机、战略考量不尽相同。如收购一家日本企业，或许不是为了打入日本市场，而是以解决企业核心技术问题。提升其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中国企业需要品牌、科学技术，以加强其国内市场竞争力，也可以让企业一步步走出去。和印度、欧美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征战全球、资源整合的能力落后一代。绝大部分中国企业征战在中国市场，主要销售收入来自中国市场。

未来，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可置疑，中国的再次崛起将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目前中国企业短板是商业价值对接能力以及管理全球企业的能力不足，需要弥补。

周晓鹏：德国最为著名的是其遍布各行业的“隐形冠军”，全球3000多个隐形冠军当中，德国占了60%以上。要成为隐形冠军，核心点就是企业必须要全球化。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项兵：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在于人口的二次红利已到来。2008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量占全球增量近40%。据驻中国的部分法国、瑞士公司表示，其实中国制造的成本已比法国和日本制造高20%。

之所以还留在中国，是因为二次消费时代的到来需要企业靠近客户。而中国市场增量为全球地区增量的第一。中国经济维持在5%-6%，中国市场增量将会保持全球第一。

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下，中国享受了低制造成本，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对中国制造的潜在颠覆不容低估。我国应在全球各大行业做一个详细地图，细化分析中国在各行业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国家层面来讲，要参照过去日本和德国两个制造大国的路径。

李克强总理提到日本工匠精神的精细、专注，对中国未来非常重要。现在一代人静下心来，用十年、二十年做一件事并不容易。德国模式的核心是培养优秀技工。德国一半以上高中生接受职业教育。其高端职业技工社会地位、收入较高。从组装大国到制造大国的跨越，德国模式值得参考、借鉴。

同时，需要更注意全球变化，如印度的崛起。2020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人口大国，将拥有全球最多的年轻人。而欧洲制造的再次崛起、墨西哥的崛起、机器人时代的到来，对中国制造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中国必须居安思危考虑每一个行业的应对政策。

儒家文化商业圈多元包容
中国企业贡献社会担当

周晓鹏：中国企业家开始注重培养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努力打造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文明。未来应该如何打造？

项兵：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留学生可以把全世界的各种文化元素带回祖国。中国会比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更加多元，因为我国儒家文化商业圈的包容力很强。

日本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一直在学习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影响最大、根基最深。上世纪80年代崛起后，日本实现了全民中产阶级，并且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对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做到了极致。他们出了一批没有任何家族控制、股权非常之分散的B类企业，如西门子、东芝这些公司。

日本企业对社区责任，可持续发展的担当，值得中国学习。儒家思想土壤之上，照样可以支持一批优秀、征战全球的B类企业。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经济圈，发展模式、政治制度等有着巨大差异，甚至企业制度也有极大不同，然而经济上却都有不俗表现。中国企业在责任和担当方面，需要多像西方企业学习、需要补课。

国外对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要比国内更高。中国企业必须适应，这是好事。在承担、学习过程中，可以反思企业在国内的发展是否需要改进。

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致使阶层固化、不可持续发展，这三大问题不是靠政府和企业单方面就可解决，需要企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未来政商关系将与过去不同。企业的社会创新，将会越来越重要。

面向未来，我希望中国企业有更多的全球担当。中国不仅需要全球视野与资源整合能力、解决自身发展问题，更要解决全球发展的严峻挑战。

中国人在全球发展问题上贡献自己的智慧和解决方案，中国才有可能被全世界接受、被尊重。企业家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应利用创新、创业等方式，真正为兴趣、好奇心、理想以及梦想，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的创业创新也将会有更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