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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故事5月10日起征集 将于9月15日结束
“我与改革开放”故事5月10日起征集 将于9月15日结束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5月10日起,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市网信办、市委讲师团承办的“我与改革开放”故事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向市民征集改革开放40年来,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亲历、亲为、亲闻的变化和故事。[详情]

北京市政府网站|2018年05月10日  09:08

图影征集

视频:改革开放40年│老物件唤醒一串怀念
视频:改革开放40年│老物件唤醒一串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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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视频 | 2018年09月21日 09:42
经济社会发展有数 4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有数 4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有数 4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详情]

中国网 | 2018年09月18日 09:10
改革开放40年: 我与财政学结下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40年: 我与财政学结下不解之缘

  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 我与财政学结下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四十年,对我来说,前十年遇到了求学的好机会,后三十年遇到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难得机遇。 ▲朱为群  图片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官网 文 | 朱为群 1978年当代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的元年。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我来说,1978年也是命运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那一年,我初中毕业,恰好遇到第一次县高中重点班招生的机会。通过考试,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被录取了。 两次落榜,终上大学 我们这个重点班是理科班,配备了全校最好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科目的老师。班级同学来自附近几个乡镇的初中。 那时候,高中和初中的学制都是两年,因此,我在高中毕业那年,也就是1980年,参加了第一次高考。由于我的成绩不是很好,班主任建议我报考中专。但上大学是我的目标,我坚定地报考了大学。 考试那几天,天气异常炎热,没有风扇,更没有空调,但考场里放有大冰块。考完回想,发现了很多不该答错的题目,很担心自己能不能考上。结果成绩出来,我考了369分。没几天,体检分数线公布了,365分。我欣喜若狂,去参加了高考体检,又填写了高考志愿。由于我的分数较低,所以能选择的学校不多,记得当时的第一志愿是景德镇陶瓷学院。 遗憾的是,1980年江苏省的理科高考录取分数是370分,我以一分之差落榜。 第二年,我复读了一年,但又以几分之差落榜。两次高考落榜,对我的打击不小。但我还是不死心。虽然父母并未责备我,也没阻止我继续报考,但万一第三年也考不上,该怎么办?我内心有一个声音,最多考5次,如果不行,就彻底放弃。 那年暑假,一位在复旦大学读法律专业的远亲长辈来我家玩,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建议我改考文科。他举例说,高考就像攀爬珠穆朗玛峰,无论从北坡还是从南坡,只要登顶都是成功。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作为插班生与应届高中文科班一起参加了1982年的高考。那一年,我填报了家乡的江苏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事实上,我是苏州大学的首届学生,因为苏州大学就是在1982年更名的。 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自己选择了“财政”作为我的专业,从此,我与财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初,我对财政完全没有概念,只知道应该是需要计算的,而我的数学一直不错。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老师和父亲,他们都没反对。在经历了两次落榜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 继续深造,结缘财政 虽然大学生活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但同时也让我感觉到知识的无边无际。学校的专业教学内容和水平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在大二时,我就萌生了考研究生的想法。那时候,大学生就被喻为天之骄子,研究生更是少而又少。在大三、大四时,学校请来了几位上海财经大学的教授来讲授专业课程,我有机会了解到该校的一些情况。再通过一位同时在上财读书的中学同学,我了解了上财研究生的招收情况,决定报考上财的研究生。 这次很幸运,1986年,我顺利地被上海财经大学录取为财政学硕士研究生。两年半后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开启了财政税收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如今,我已经在上海财经大学从教近30年,不知不觉已步入老教师的行列。 改革开放四十年,对我来说,前十年遇到了求学的好机会,后三十年遇到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难得机遇。 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一名高校的专业教授,从偏僻的山村来到了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过上了小时候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这一切的变化,固然有个人的努力和家人、朋友、老师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和大环境。 没有这个大政策和大环境,再努力的个人也不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仅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 □朱为群(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税收系主任)[详情]

新京报 | 2018年08月27日 04:08
镜头下的火车 变化里的中国
镜头下的火车 变化里的中国

  原标题:镜头下的火车 变化里的中国 推开中国美术馆厚重的木质大门,伏夏蒸腾的暑气被隔绝在外。7号厅里,一场名为“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40年摄影作品展”的展览正在展出。展厅里观者如织,而被众星捧月般簇拥在中间的,正是王福春。 朴实,和气,说话时还带点东北口音。随身带着的相机不时拿起,帮看展的观众留个剪影。王福春有着东北人的健谈与热心。他对照片的故事熟稔于心,每一张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 1963年,王福春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从此与火车结下不解之缘。作为曾经的铁路工作者,他笑称凭着免费乘车的工作证,跟随列车到过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见过形形色色的中国乘客。当他在1977年自己35岁那年,拿起人生第一台相机时,火车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镜头里最重要的主题。 此刻,在王福春身后,展出着他从1977年到2018年四十年间不间断拍摄的火车照片。一幅幅照片串成四十年沧海桑田的历史长河,记录着中国铁路波澜壮阔的风云变迁。正如王福春所说:“我的照片最大的价值,是为国家提供了时代的史料。” “过去哪敢想象今天的速度” 1983年,资深媒体人高严第一次跟随父亲乘坐火车,从北京到杭州。那时全家人节衣缩食才省出钱买了两张硬座车票。漫长的旅程从头一天晚上7点多北京登车开始,到第二天晚上9点多抵达杭州,共历时26个小时。虽然在旅程中有第一次见到黄河、长江的新奇与喜悦,但他更多感到的是苦不堪言。入夜的车厢闷热难耐,狭小的座椅挤满了人,许多乘客只能站着休息。嘈杂环境中,困了也只能打个盹,形似逃难。这同王福春拍下的场景一模一样。(见图①) 面对展览中的黑白照片,高严感触颇深。他告诉笔者,今年他又去了趟杭州,35年后搭乘高铁再走过相同的乘车路线,只花费了四个半小时。而同样观看展出的陈先生也有相似的感受,他回忆起70年代乘坐火车从西安前往北京读大学的经历,感叹道:“过去哪敢想象今天的速度!”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铁路不断加速。蒸汽机车在90年代被内燃机车所取代,之后又被电力机车和动车取代。自1997年至今,中国铁路完成六次大面积提速,客车时速从2000年的60.3公里提升到2007年的200公里。随后的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中国由此进入高铁时代。 加速腾飞的不仅是车速,还有中国铁路的设施与服务。王福春的摄影展中,一张作品引起许多游客共鸣:1990年从石家庄到哈尔滨的旅途中,绿皮火车刚在站台停靠稳当,车上乘客们便涌向车窗,尽可能将水杯伸向窗外的列车员。(见图②)看展的观众告诉笔者,上世纪80年代,由于对饮用水的需求量太大,火车上的烧水炉常常断供。因而当火车停靠时,站台上就会有列车员为乘客补给热水。而今的火车上,不仅每节车厢两端都有开水接水口,明亮整洁的餐车还会提供多种饮料,供旅客选择。 1995年,王福春捕捉到这样一个镜头:在车厢里,一位列车员手举漆牌,上面有醒目的“放像车厢”字样。(见图③)在他身后,车厢上方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影片。据王福春向笔者解说,放像车厢是上世纪90年代的特有产物,乘客加付10元即可坐下来观赏电视播放的影片。放像车厢丰富了旅客旅途中的娱乐生活,但很快随着列车电视的普及,火车每节车厢都安装上了电视,放像车厢也在昙花一现后退出历史舞台。与此遥相呼应的,是王福春在2010年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拍摄的画面:四位男士面对面坐在一起,每个人面前的小桌板上都摆放着笔记本电脑。(见图⑦)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2012年宜昌到汉口的高铁上,七个儿童围坐在一起,每个孩子都手拿平板电脑玩着游戏。(见图⑧)有人还将婚礼放在动车上举行。(见图⑩)随着时代变迁,人们乘车时的娱乐活动有了更加多样、丰富的选择。 “让乘客更有尊严了” 1991年的一天,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匆忙登上了由上海开往重庆的列车。卧铺的价格令人却步,硬座又已销售一空,站票成了唯一的选择。长时间的旅程让简单的站立姿势也变得难以支撑,无奈之下,一家四口只能在车厢连接处席地而卧。狭窄的空间逼仄杂乱,甚至都不够四个人并排着平躺睡下。父亲侧身为孩子腾出更多的地方,母亲则只能半靠在车厢隔板上。周围是吸烟的旅客,大家的眼里都透着疲惫不堪的倦态。(见图④) 这个场景被王福春定格成照片,成为了被展出的一个历史画面。展厅中,就在这张照片不远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张拍摄于2009年的照片。照片中的乘客惬意地躺在宽敞舒适的软卧车厢里,看着电脑消遣时间。 北京的牛先生带着母亲和小学二年级的女儿一起来看展,在这组照片前驻足良久。与笔者谈起中国铁路的发展时,牛先生显得有些激动。“说起现在的火车,感触最深的不仅是速度变快了,设备先进了,更重要的是,也让乘客更有尊严了。” 王福春对不同“睡姿”的记录,正折射出乘客“尊严”的差异。改革开放初期,火车票资源的配置仍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只有凭单位介绍信才能购买火车软座和软卧。90年代中期,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趋势下,关于火车软席的购买限制被放开,只要旅客有意愿而且列车有余票便可以乘坐。而千禧年后,全国铁路运力增强,卧铺供应更有保障,过道里“打地铺”的画面成为了带有时代烙印的历史记忆,再也难见。在今天,即使是普通的乘客,也可以在长途出行中享受到优质、体面的睡眠。 让乘客更有尊严,尤其是要让“特殊群体”感受到尊严。在展览中,笔者注意到了另一个暖心的变化,那便是火车上对旅客携带动物的处理。上个世纪,王福春的照片中曾出现不少可爱的宠物。到了21世纪,火车上的小动物们却难寻踪迹。这是由于在1997年,铁道部发布《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明文禁止动物上车。王福春向笔者介绍:“现在什么情况又让上了呢?导盲犬!”2015年5月1日起,随着《视力残疾旅客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若干规定(试行)》正式生效,有视力障碍的旅客可以携带导盲犬乘坐火车。这是《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颁布近20年后首次允许有特殊需求的旅客携带动物进站乘车。 不让动物上车是为了火车车厢的安全和秩序,为导盲犬“破例”则是便宜行事,充分考虑盲人群体的需求。王福春为这一转变感到高兴,一边指着照片中正在牵引盲人旅客的导盲犬,一边冲围观的观众点头说:“人性化了,这是最好的变化!”(见图⑨) 感受到人性化关怀的不仅有残疾人士。孕妇和婴儿的乘车体验也在不断改善。上世纪90年代的火车上,王福春拍摄了不少婴儿乘客。从放进背篓到装进网兜,携带婴儿的乘客们各显神通。而火车上的母乳哺育更是难上加难。 如今的火车多开辟有专门的母婴哺育区,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私密安心的空间。高铁和动车也于残疾人厕所中配备了可折叠的母婴护理台。王福春将这一变化收入镜头:2007年,从北京开往上海的动车上,乘务员正在协助旅客为婴儿更换尿布,母婴护理室明亮而干净,婴儿的笑脸天真而温暖。 “在乘客眼中我看到了希望” 1994年,哈尔滨站台上,一列火车的硬座车厢正在检票上车。涌动的人群摩肩接踵,群声鼎沸。旅客们背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排着队,争先恐后地挤向狭小的车门,还有人从车窗爬进车厢。上车的乘客还不忘搭把手,从窗口将下面乘客的行李拉进车厢里。(见图⑤、图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从相对落后的内地涌向东南沿海城市。民工潮引发火车客流量暴涨。王福春便“流窜”于移动人群中,怀揣相机,一嗅到拍摄目标,就敏捷地按下快门,于是便有了展厅里的这些作品。 人潮为镜头提供了素材的宝库,却也暗藏着拍摄的危机。王福春清楚地记得1991年一次惊险的经历。哈尔滨到上海的列车里人头攒动,人与人毫无间隙。拍照的王福春趁着临时停车下车透气,却无法穿过人群挤回去。列车再次开动时,他不得已使出扒火车绝技。提速的火车几乎要把他甩出去,千钧一发之际才被乘务员打开车门救起。 扒火车并非王福春的独家故事,而是绿皮车时代离家务工者的共同回忆。一位观众告诉笔者:“买不上票就先扒着火车上去,上车再补票。”透过王福春的镜头,我们看到车票成为通向就业机会和美好前程的第一张凭证。大抵是火车即将抵达的远方是如此地令人向往,让扒火车这个带点危险的行为也透着几分义无反顾的传奇。 来自美国的安德鲁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中文,这位外国友人虽然对中国火车的历史了解不深,却对此次摄影展很有自己的体会:“火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百姓的生活。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到了希望。”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轰鸣的火车犹如穿梭的线,连接起不同的地域和人群,交织成梦想的蓝图。 铁路的发展带给每一个个体以希望,更带给国家和民族以新的生机和活力。 2001年,《火车上的中国人》出版,王福春在书中写道:“在中国的版图上,铁路运营里程达6万多公里。然而,面对人口众多这一国情,铁路线的人均拥有量只有一支香烟那么长。” 2017年,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十多年间实现了翻倍增长。截至2018年初,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增至2.5万公里,长度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2/3,覆盖65%以上的百万人口城市,其中动车组累计发送旅客突破70亿人次。飞速发展的铁路网宛如生命之树一般延伸,将更多的地区纳入到国家经济跳动的脉络中。 从绿皮车到红皮车,从蓝皮车到白皮车,再从“和谐号”到“复兴号”,火车与铁路一直在变,火车上的中国人亦步履不停。时代更迭,而跨越时空保持不变的,是由火车承载着的奔向伟大目标的旺盛活力。看,那出发的信号灯再次亮起,人们与祖国永远行驶在奋进的道路之上![详情]

人民网 | 2018年08月09日 08:43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远去的炊烟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远去的炊烟

  原标题: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远去的炊烟》 当我匆匆奔进家门时,看见年近八十的老母亲坐在凳子上,目光呆滞,神情沮丧,眼中似乎泛着泪光,她的身旁是被浓烟熏得黢黑的灶门和院墙,一堆焦黑的木炭散落在脚边。她显然是受到了不小的刺激和惊吓。 我赶紧把母亲扶进屋里,给母亲沏了一杯热茶,母亲这才慢慢恢复过来,一叠连声地说:“唉,我忘了还烧着灶火呢!光给猫狗们弄吃的了!这可咋办,这挺新的房子,让我弄坏了啊!”说罢又开始抹泪了。 母亲是个爱美的老太太,她喜欢唱评戏,从年轻时就登台演出,现在依然每天都要跟戏友们唱上几段,有时还去三里五村为乡亲们演唱,有时去敬老院为老人们演唱,一曲唱毕,总能赢得热烈的掌声,这是母亲最引以为傲的事。 因为这个缘故,母亲每天都要化淡妆,穿衣也讲究,当她笑盈盈地出现在人前,谁见了都说这哪像八十岁的老人啊,顶多六十出头。 母亲是坚强的,父亲走后,母亲拒绝与子女同住,拒绝子女们为她请保姆,她总说,家里就我一个人,顶多洗洗衣服,做做饭,我一个人能行。 但是,岁月不饶人,毕竟岁数大了,母亲的记忆力明显下降了。家里新盖的六间房宽敞明亮,把原来的锅炉给废弃了,所有房间的暖气都靠灶膛烧柴火带动散热,但柴火的热能毕竟是微弱的,母亲每天要烧好几次,暖气片仍然是不温不火的,屋子里清清冷冷,在室内需要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像往常一样,这天母亲早起先烧灶,灶门设在院里的窗台下面,灶膛通着屋里的一铺大炕,母亲睡了一辈子火炕,每年到了冬天,必得把炕烧得暖烘烘的。虽说眼下家里有了煤气、电磁炉,做饭再也不用烧柴锅了,可取暖还要仰仗这一戕灶膛。母亲先引燃苞米皮,然后再放进一些秫秸杆,待木柴燃起来,最后放进一大块劈柴,母亲看着劈柴也烧旺了,这才放心地离开灶膛。 她来到厨房,烧开水,扫地,做早点,给心爱的猫狗准备吃食,猫狗的食物费了她不少心思和时间。可是,母亲忘了,灶膛里还有一块大劈柴在不停地燃烧呢,劈柴的前一截烧尽了,火苗就舔着木头往后跑,一直跑出了灶膛,跑到了灶膛外一米开外的地方,火苗跑过的地方,就留下一片漆黑漆黑的灰烬。老话说,水火不留情,火势竟然大了起来!变成了熊熊烈焰!火舌舔着灶膛上方的窗玻璃,玻璃随即发出噼里啪啦的炸裂声!浓烟爬上了灶膛旁的三米多高的院墙,将彩色的砖石涂成一片黢黑…… 此时,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正全神贯注地准备着猫狗们的吃食,那些家伙们变得越来越挑剔了,每天要有肉、鸡肝,才肯好好吃饭。母亲喂养猫狗好多年了,平时一个人在家,那些猫狗给了她很多温馨的时光。 话说母亲电光石火般地想到了灶膛里的柴火,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疾步奔到院子里,只见院子里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母亲没慌,赶紧抓起一个脸盆,接了一盆水就泼了下去!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母亲仍然没慌,她一盆一盆的接水,一盆一盆地泼进那片火海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火,总算是熄灭了,母亲也累坏了,她瘫坐在凳子上,这才想起给我打电话。听说家里着火了,我开上车就朝家里飞奔,到家后,看到几位邻居已经在帮忙收拾残局了,有的在铲灰烬,有的在擦被熏得黢黑的墙面。 中午,我请邻居们和母亲一起饭店吃饭,席间,邻居们嘱咐母亲烧火时一定不能离人,一定要把劈柴全部填进灶门里,再把灶门半封上才行,母亲一个劲点头。 回到家里,母亲慢慢恢复过来,脸上又有了笑容。但我却开始了隐隐的担心,冬天还没开始,靠烧柴取暖的热效能看来不高,我不知道母亲如何度过这寒冷的冬日。 第二天,天刚擦黑,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村干部来家了,说要封灶门,说是为了保护环境,以后再也不让烧柴了。母亲赌气说:“你们不让烧柴,难道是要把我冻成冰棍不成?”村长是个年轻的后生,他耐心地跟母亲解释,说农村现在开始煤改电了,就是将原来的烧燃煤取暖改成用电取暖,既方便又环保。临走,村干部说他们会催促各家各户抓紧安装电取暖设备。 母亲却狐疑,这么大的屋子,用电就能取暖? 一周后,我再次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中,母亲的声音里透着欢喜,说家里现在不冷了,自从用上了电取暖设备,接通了地暖,屋子里暖洋洋的,只穿一件毛衣就行了。 这天,我回去看望母亲,一进门就感觉热气扑面,母亲养的花草枝叶青翠,开出了红艳艳的花朵。年近八十的老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她兴奋地说:“今年冬天不用烧炕了,屋子多暖和啊,你看,这脚底下都是热的,不信你用手摸摸,这地砖,都是热的……”,的确,家里安装了地暖,虽然室外冰冻三尺,但屋子里却温暖如春。我注意到,年近八十的母亲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毛衣,领口处的刺绣描绘出一幅百花争艳的春天的景象。 我倍感欣慰,这个冬天,母亲不会受冻了;这个冬天,母亲终于告别了靠烟熏火燎烧炕取暖的日子;这个冬天,烧了一辈子火炕的母亲,终于享受到了现代化取暖设备的便捷,那亘古以来飘荡在村庄上空的炊烟,终于远去了……(作者:薛海燕) 来源:北京时间[详情]

千龙网 | 2018年08月08日 13:49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我见证了京城垃圾“资源化”的历程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我见证了京城垃圾“资源化”的历程

  原标题: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我见证了京城垃圾“资源化”的历程》 我是一名曾在京城市政建设战线上摸爬滚打多半辈子的老兵,现已年迈在家颐养天年。回顾往事感慨多多,让我记忆尤深的事莫过于京城垃圾“资源化”的历程了。 1976年,我由部队转业到京城的一个市政建设单位。当我听有关人员介绍工作情况时适逢室外微风徐徐刮起,不大一会窗外就尘土弥漫,塑料袋、纸屑、落叶就‘随风飘荡’起来---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京城市容环境的逼真写照!面对此景此情可以说:我们的城市环境急需去改造、建设,一句话:任重而道远! 我老汉一点不夸张的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京城的垃圾处理还仅仅停留在理论概念阶段,尚无垃圾处理的具体设施。那时的垃圾处理实际上就是垃圾‘搬家’——由市内垃圾搜集起来搬至郊区自然堆放,任凭垃圾飞扬再无进一步处理措施了!因此可以说:1990年前堂堂首都还没有一处正规的垃圾处理场所哩!人们可曾记得:当年由东直门通往首都机场的道路尚未展宽,路两侧高高的杨树枝头挂满了塑料袋,随风飘扬,成为典型的‘白色污染’大煞首都风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垃圾治理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改革开放的政策也赢得外国朋友的赞赏,1991年由国外资金援助建起了大屯垃圾转运站和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从此改写了北京没有‘无害化’垃圾处理设施的历史。随后又相继建成了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场和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南宫堆肥厂及其相应的垃圾转运站等垃圾处理设施使首都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大提高,朝着垃圾‘资源化’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我有幸参与了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场和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的建设工作。亲眼目睹国家为此花费的巨大财力、人力、物力,把好端端的可耕地变成了垃圾填埋场!每日垃圾源源不断的由市内运来——以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场测算:该工程占地27公顷,每日消纳垃圾980吨,使用13年,期满将形成一个高达40米的垃圾堆体(垃圾山)。为了防止雨水的浸入垃圾堆体内部,减少垃圾渗滤液的排出,还要在垃圾堆体表面覆盖防渗膜和以便绿化的植被土,不难看出这些措施都是在大量消耗人民的财力啊!照这样下去,其前景将是垃圾堆体一个接一个的隆起,进而造成‘垃圾围城’的说法绝不是危言耸听!我目睹此情此景深感不安,我走访产出垃圾的源头——居民家庭、办公机关、菜场等等进行调研,我感到城市的垃圾增量太快了!必须减量!减少垃圾产量就意味着是节省相关垃圾处理费用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 2000年初适逢‘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为了谋求首都今后的发展,以《我为北京发展献计献策》为题广泛向社会征文。于是我根据我在垃圾治理现场的亲身体验和调研的资料写出“城市垃圾须减量”(注1)一文作为应征文稿呈送主办单位,获得上级鼓励。从而更坚定了我在实施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进程中的信心! 这些年,我亲眼目睹首都的环卫工作者在实施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进程中付出的智慧和巨大的毅力,以‘踏石留印’的脚步在垃圾‘变废为宝’的道路上留下了踏实的足迹!例如: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场在2003年率先从垃圾堆体中将垃圾降解中产生的沼气导引出来进行发电并成功的纳入国家电网运行。这既消除了垃圾堆体中沼气爆炸的隐患,又使沼气转化为清洁能源电力向垃圾资源化方向迈出坚实的一步!同样,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将垃圾堆体中的沼气导出后直接用于焚烧垃圾的渗滤液实现‘以废治废’的目的。仅仅此项措施的实施,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在10年内将减少排放80万吨二氧化碳,这项废气指标即可在国外发达国家换汇百万美元。也就是说:在治理垃圾的同时还对大气环境治理做出了贡献!2005年1月18日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和1月19日北京竞报等多家报纸就此均作了相关报道。为此,2005年8月我将这一成功的治理过程写成学术论文“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和气体焚烧工程”(注2)发表在刊物上与同行们进行交流。 在环境治理中实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也赢得民营资本参与到垃圾资源化的进程中---2005年末,一个以垃圾为原料利用先进生物技术和设备其规模在全国位于第一的堆肥厂在昌平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内动工。这足以说明:垃圾资源化深得民心! 2007年我已迈入古稀之年,因体力的关系我告别了进驻工地建设工作,但我依旧迷恋于环保事业的推进;随着对习主席的碧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的深入学习、贯彻,京城的环境治理加快了步伐。我多次参加垃圾处理和环保评价的考察调研工作:也带领热爱环保事业的国内外年轻朋友去垃圾填埋场参观考察;我也在家门口撸起袖子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实际工作和宣传中----我依据多年我对垃圾处理的认识,我认为应用经济杠杆来更加有效的控制垃圾增量的趋势。既要在垃圾源头有效的减量,也应尽量使垃圾处理后减少垃圾残渣的产出如采取垃圾焚烧发电等等促进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咱北京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就是成功的范例。鉴于此,在2015年在‘十三五’前夕我写出《垃圾“山”景再美也不如没有好》的建言,获得了《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公众建言证书》的鼓励。 如今,我已八十有二,我见证了自改革开放40年来,京城垃圾实施资源化的全过程。我骄傲的说:我老汉也是其中的实践者!我幸运的赶上了习近平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我深信咱们首都的环境会愈来愈美,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排头兵!深信,我的晚年是美美的!(作者:崔孝光) 来源:北京时间[详情]

千龙网 | 2018年08月08日 13:48
视频:照相机记录我们美好生活和改革开放伟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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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视频 | 2018年08月02日 15:22
视频:离不开电脑 离不开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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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视频 | 2018年08月02日 15:22
视频:穿军装很神气——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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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视频 | 2018年08月02日 15:22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鲜为人知的艺苑蓓蕾》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鲜为人知的艺苑蓓蕾》

   原标题: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鲜为人知的艺苑蓓蕾》 《艺苑蓓蕾》是本鲜为人知的杂志。它与恢复高考姻缘相连。今年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40周年,还是邓小平恢复高考的41周年。当年的许多知识青年因高考改变了人生。但当年的落榜生怎么办?这些占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怎么办? 这个问题被当时身为北京师范学院讲师的李燕杰看到了。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从1977年开始主动为各单位开展高考培训,听众、学生常常爆满;二是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岳斌、路宝君、王漫宇、朱文相等老师一起四处奔走,开始筹建一所民办的社会大学,这就是后来邓小平亲笔题写校名的北京自修大学。然而,在1987年北京自修大学印制的简介上有这样一段话:“北京自修大学的前身是文学班、文学讲习班,语言文学自修大学,1984年改为现名,至1987年夏已有10年的历史。” 北京自修大学的前身在哪?就在西城区的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大厅里。据现在已是“米寿”之年的李燕杰教授回忆:1978年的上半年,西城区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的一位叫刘锦肃的女同志找到了他。探讨能否合作开办一个满足部分青年提高文化、从事业余创作的迫切需要的文艺理论和写作知识的讲习班。1980年刚一入夏,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就张贴出了招收800人的广告,报名期限6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报名第一天,招生名额就满了,来晚的青年人就是磨着不走。现实迫使李燕杰教授和三里 河工人俱乐部的负责同志大胆决定:招生扩至2千,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和新街口电影院分两个班上课。在当时的广播电台播出稿中这样记载:“‘同学们,你们劳动了八九个小时,饿着肚子来听课,使我再一次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看到后继有人。我站在这里为你们讲课,觉得很光荣,很高兴!’几句普普通通的话把整个大厅点燃了!雷一祥的掌声骤然而起,灯光下,多少双含泪的眼睛在闪动。这是1980年7月11日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大厅里出现的激动人心的一幕。你会问:讲课的是谁?听课的又是谁?这是西城区三里河工人俱乐部举办的‘文艺理论和写作知识’讲习班的第一课。听课的是近千名男女职工——当然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人;讲课的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李燕杰。”在李燕杰老师的积极努力下,冰心老人、艾青等大作家、名师都来为这些渴求知识的青年人亲自授课。 据李燕杰教授提供的,1982年10月撰写的《就如何办好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问题向中央的简要汇报》记载了北京自修大学前身自力更生的创办过程和这本鲜为人知的《艺苑蓓蕾》:“去年秋天,地质出版社出版了李燕杰等同志编写的《和青年谈美》一书,受到社会的欢迎。当时地质部的同志与李燕杰等同志商量,能否办一所自学性质的社会大学,帮助长年在外做地质工作的青年人自学、提高。正好李燕杰等同志也早有尽力于青年的夙愿;而且,他们曾与西城区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合办过二千人之多的文学创作讲习班,出版过文艺刊物《艺苑蓓蕾》。他们对办社会大学既有满腔热情又有一定经验。于是便商定,充分利用北京靠近中央人才集中的有利条件,尽快办一所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这所自修大学的性质是群众自办。……创办期间,路宝君、徐元蒂等二十余位同志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四处联系,请顾问。约稿件,编辑校对,出书,他们几乎牺牲了所有的星期天为大学讲义操劳,地质出版社同时也组织起来办事机构(经费由学杂费中支付),这样一所具有近二十五万学院参加的群众自发创办的文科社会大学便在首都诞生了。”李燕杰教授曾经津津乐道对我亲自讲过,《艺苑蓓蕾》出版后,他骑自行车到西单路口叫卖,卖出了30多本。当时警察还出面善意地“驱赶”!  后来,刘季平先生(曾任教育部代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担任了这所北京自修大学首任校长,1984年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北京自修大学。建校四十年来,这所民办培养了30多万名学生,业绩卓著,桃李满天下。姜春云(原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海迪、曹雁、蔡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同志都是该校毕业生。据学者考证,北京自修大学是新中国的第一所民办大学,而西城区就是它的发祥地!2017年11月16日,李燕杰教授驾鹤西游,《艺苑蓓蕾》就成了记载这段历史的珍贵文物。(作者:姚猛)[详情]

北京时间 | 2018年08月01日 11:43
视频:改革开放40年│老物件唤醒一串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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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有数 4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有数 4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有数 4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详情]

改革开放40年: 我与财政学结下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40年: 我与财政学结下不解之缘

  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 我与财政学结下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四十年,对我来说,前十年遇到了求学的好机会,后三十年遇到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难得机遇。 ▲朱为群  图片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官网 文 | 朱为群 1978年当代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的元年。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我来说,1978年也是命运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那一年,我初中毕业,恰好遇到第一次县高中重点班招生的机会。通过考试,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被录取了。 两次落榜,终上大学 我们这个重点班是理科班,配备了全校最好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科目的老师。班级同学来自附近几个乡镇的初中。 那时候,高中和初中的学制都是两年,因此,我在高中毕业那年,也就是1980年,参加了第一次高考。由于我的成绩不是很好,班主任建议我报考中专。但上大学是我的目标,我坚定地报考了大学。 考试那几天,天气异常炎热,没有风扇,更没有空调,但考场里放有大冰块。考完回想,发现了很多不该答错的题目,很担心自己能不能考上。结果成绩出来,我考了369分。没几天,体检分数线公布了,365分。我欣喜若狂,去参加了高考体检,又填写了高考志愿。由于我的分数较低,所以能选择的学校不多,记得当时的第一志愿是景德镇陶瓷学院。 遗憾的是,1980年江苏省的理科高考录取分数是370分,我以一分之差落榜。 第二年,我复读了一年,但又以几分之差落榜。两次高考落榜,对我的打击不小。但我还是不死心。虽然父母并未责备我,也没阻止我继续报考,但万一第三年也考不上,该怎么办?我内心有一个声音,最多考5次,如果不行,就彻底放弃。 那年暑假,一位在复旦大学读法律专业的远亲长辈来我家玩,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建议我改考文科。他举例说,高考就像攀爬珠穆朗玛峰,无论从北坡还是从南坡,只要登顶都是成功。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作为插班生与应届高中文科班一起参加了1982年的高考。那一年,我填报了家乡的江苏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事实上,我是苏州大学的首届学生,因为苏州大学就是在1982年更名的。 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自己选择了“财政”作为我的专业,从此,我与财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初,我对财政完全没有概念,只知道应该是需要计算的,而我的数学一直不错。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老师和父亲,他们都没反对。在经历了两次落榜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 继续深造,结缘财政 虽然大学生活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但同时也让我感觉到知识的无边无际。学校的专业教学内容和水平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在大二时,我就萌生了考研究生的想法。那时候,大学生就被喻为天之骄子,研究生更是少而又少。在大三、大四时,学校请来了几位上海财经大学的教授来讲授专业课程,我有机会了解到该校的一些情况。再通过一位同时在上财读书的中学同学,我了解了上财研究生的招收情况,决定报考上财的研究生。 这次很幸运,1986年,我顺利地被上海财经大学录取为财政学硕士研究生。两年半后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开启了财政税收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如今,我已经在上海财经大学从教近30年,不知不觉已步入老教师的行列。 改革开放四十年,对我来说,前十年遇到了求学的好机会,后三十年遇到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难得机遇。 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一名高校的专业教授,从偏僻的山村来到了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过上了小时候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这一切的变化,固然有个人的努力和家人、朋友、老师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和大环境。 没有这个大政策和大环境,再努力的个人也不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仅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 □朱为群(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税收系主任)[详情]

镜头下的火车 变化里的中国
镜头下的火车 变化里的中国

  原标题:镜头下的火车 变化里的中国 推开中国美术馆厚重的木质大门,伏夏蒸腾的暑气被隔绝在外。7号厅里,一场名为“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40年摄影作品展”的展览正在展出。展厅里观者如织,而被众星捧月般簇拥在中间的,正是王福春。 朴实,和气,说话时还带点东北口音。随身带着的相机不时拿起,帮看展的观众留个剪影。王福春有着东北人的健谈与热心。他对照片的故事熟稔于心,每一张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 1963年,王福春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从此与火车结下不解之缘。作为曾经的铁路工作者,他笑称凭着免费乘车的工作证,跟随列车到过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见过形形色色的中国乘客。当他在1977年自己35岁那年,拿起人生第一台相机时,火车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镜头里最重要的主题。 此刻,在王福春身后,展出着他从1977年到2018年四十年间不间断拍摄的火车照片。一幅幅照片串成四十年沧海桑田的历史长河,记录着中国铁路波澜壮阔的风云变迁。正如王福春所说:“我的照片最大的价值,是为国家提供了时代的史料。” “过去哪敢想象今天的速度” 1983年,资深媒体人高严第一次跟随父亲乘坐火车,从北京到杭州。那时全家人节衣缩食才省出钱买了两张硬座车票。漫长的旅程从头一天晚上7点多北京登车开始,到第二天晚上9点多抵达杭州,共历时26个小时。虽然在旅程中有第一次见到黄河、长江的新奇与喜悦,但他更多感到的是苦不堪言。入夜的车厢闷热难耐,狭小的座椅挤满了人,许多乘客只能站着休息。嘈杂环境中,困了也只能打个盹,形似逃难。这同王福春拍下的场景一模一样。(见图①) 面对展览中的黑白照片,高严感触颇深。他告诉笔者,今年他又去了趟杭州,35年后搭乘高铁再走过相同的乘车路线,只花费了四个半小时。而同样观看展出的陈先生也有相似的感受,他回忆起70年代乘坐火车从西安前往北京读大学的经历,感叹道:“过去哪敢想象今天的速度!”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铁路不断加速。蒸汽机车在90年代被内燃机车所取代,之后又被电力机车和动车取代。自1997年至今,中国铁路完成六次大面积提速,客车时速从2000年的60.3公里提升到2007年的200公里。随后的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中国由此进入高铁时代。 加速腾飞的不仅是车速,还有中国铁路的设施与服务。王福春的摄影展中,一张作品引起许多游客共鸣:1990年从石家庄到哈尔滨的旅途中,绿皮火车刚在站台停靠稳当,车上乘客们便涌向车窗,尽可能将水杯伸向窗外的列车员。(见图②)看展的观众告诉笔者,上世纪80年代,由于对饮用水的需求量太大,火车上的烧水炉常常断供。因而当火车停靠时,站台上就会有列车员为乘客补给热水。而今的火车上,不仅每节车厢两端都有开水接水口,明亮整洁的餐车还会提供多种饮料,供旅客选择。 1995年,王福春捕捉到这样一个镜头:在车厢里,一位列车员手举漆牌,上面有醒目的“放像车厢”字样。(见图③)在他身后,车厢上方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影片。据王福春向笔者解说,放像车厢是上世纪90年代的特有产物,乘客加付10元即可坐下来观赏电视播放的影片。放像车厢丰富了旅客旅途中的娱乐生活,但很快随着列车电视的普及,火车每节车厢都安装上了电视,放像车厢也在昙花一现后退出历史舞台。与此遥相呼应的,是王福春在2010年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拍摄的画面:四位男士面对面坐在一起,每个人面前的小桌板上都摆放着笔记本电脑。(见图⑦)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2012年宜昌到汉口的高铁上,七个儿童围坐在一起,每个孩子都手拿平板电脑玩着游戏。(见图⑧)有人还将婚礼放在动车上举行。(见图⑩)随着时代变迁,人们乘车时的娱乐活动有了更加多样、丰富的选择。 “让乘客更有尊严了” 1991年的一天,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匆忙登上了由上海开往重庆的列车。卧铺的价格令人却步,硬座又已销售一空,站票成了唯一的选择。长时间的旅程让简单的站立姿势也变得难以支撑,无奈之下,一家四口只能在车厢连接处席地而卧。狭窄的空间逼仄杂乱,甚至都不够四个人并排着平躺睡下。父亲侧身为孩子腾出更多的地方,母亲则只能半靠在车厢隔板上。周围是吸烟的旅客,大家的眼里都透着疲惫不堪的倦态。(见图④) 这个场景被王福春定格成照片,成为了被展出的一个历史画面。展厅中,就在这张照片不远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张拍摄于2009年的照片。照片中的乘客惬意地躺在宽敞舒适的软卧车厢里,看着电脑消遣时间。 北京的牛先生带着母亲和小学二年级的女儿一起来看展,在这组照片前驻足良久。与笔者谈起中国铁路的发展时,牛先生显得有些激动。“说起现在的火车,感触最深的不仅是速度变快了,设备先进了,更重要的是,也让乘客更有尊严了。” 王福春对不同“睡姿”的记录,正折射出乘客“尊严”的差异。改革开放初期,火车票资源的配置仍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只有凭单位介绍信才能购买火车软座和软卧。90年代中期,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趋势下,关于火车软席的购买限制被放开,只要旅客有意愿而且列车有余票便可以乘坐。而千禧年后,全国铁路运力增强,卧铺供应更有保障,过道里“打地铺”的画面成为了带有时代烙印的历史记忆,再也难见。在今天,即使是普通的乘客,也可以在长途出行中享受到优质、体面的睡眠。 让乘客更有尊严,尤其是要让“特殊群体”感受到尊严。在展览中,笔者注意到了另一个暖心的变化,那便是火车上对旅客携带动物的处理。上个世纪,王福春的照片中曾出现不少可爱的宠物。到了21世纪,火车上的小动物们却难寻踪迹。这是由于在1997年,铁道部发布《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明文禁止动物上车。王福春向笔者介绍:“现在什么情况又让上了呢?导盲犬!”2015年5月1日起,随着《视力残疾旅客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若干规定(试行)》正式生效,有视力障碍的旅客可以携带导盲犬乘坐火车。这是《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颁布近20年后首次允许有特殊需求的旅客携带动物进站乘车。 不让动物上车是为了火车车厢的安全和秩序,为导盲犬“破例”则是便宜行事,充分考虑盲人群体的需求。王福春为这一转变感到高兴,一边指着照片中正在牵引盲人旅客的导盲犬,一边冲围观的观众点头说:“人性化了,这是最好的变化!”(见图⑨) 感受到人性化关怀的不仅有残疾人士。孕妇和婴儿的乘车体验也在不断改善。上世纪90年代的火车上,王福春拍摄了不少婴儿乘客。从放进背篓到装进网兜,携带婴儿的乘客们各显神通。而火车上的母乳哺育更是难上加难。 如今的火车多开辟有专门的母婴哺育区,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私密安心的空间。高铁和动车也于残疾人厕所中配备了可折叠的母婴护理台。王福春将这一变化收入镜头:2007年,从北京开往上海的动车上,乘务员正在协助旅客为婴儿更换尿布,母婴护理室明亮而干净,婴儿的笑脸天真而温暖。 “在乘客眼中我看到了希望” 1994年,哈尔滨站台上,一列火车的硬座车厢正在检票上车。涌动的人群摩肩接踵,群声鼎沸。旅客们背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排着队,争先恐后地挤向狭小的车门,还有人从车窗爬进车厢。上车的乘客还不忘搭把手,从窗口将下面乘客的行李拉进车厢里。(见图⑤、图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从相对落后的内地涌向东南沿海城市。民工潮引发火车客流量暴涨。王福春便“流窜”于移动人群中,怀揣相机,一嗅到拍摄目标,就敏捷地按下快门,于是便有了展厅里的这些作品。 人潮为镜头提供了素材的宝库,却也暗藏着拍摄的危机。王福春清楚地记得1991年一次惊险的经历。哈尔滨到上海的列车里人头攒动,人与人毫无间隙。拍照的王福春趁着临时停车下车透气,却无法穿过人群挤回去。列车再次开动时,他不得已使出扒火车绝技。提速的火车几乎要把他甩出去,千钧一发之际才被乘务员打开车门救起。 扒火车并非王福春的独家故事,而是绿皮车时代离家务工者的共同回忆。一位观众告诉笔者:“买不上票就先扒着火车上去,上车再补票。”透过王福春的镜头,我们看到车票成为通向就业机会和美好前程的第一张凭证。大抵是火车即将抵达的远方是如此地令人向往,让扒火车这个带点危险的行为也透着几分义无反顾的传奇。 来自美国的安德鲁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中文,这位外国友人虽然对中国火车的历史了解不深,却对此次摄影展很有自己的体会:“火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百姓的生活。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到了希望。”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轰鸣的火车犹如穿梭的线,连接起不同的地域和人群,交织成梦想的蓝图。 铁路的发展带给每一个个体以希望,更带给国家和民族以新的生机和活力。 2001年,《火车上的中国人》出版,王福春在书中写道:“在中国的版图上,铁路运营里程达6万多公里。然而,面对人口众多这一国情,铁路线的人均拥有量只有一支香烟那么长。” 2017年,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十多年间实现了翻倍增长。截至2018年初,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增至2.5万公里,长度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2/3,覆盖65%以上的百万人口城市,其中动车组累计发送旅客突破70亿人次。飞速发展的铁路网宛如生命之树一般延伸,将更多的地区纳入到国家经济跳动的脉络中。 从绿皮车到红皮车,从蓝皮车到白皮车,再从“和谐号”到“复兴号”,火车与铁路一直在变,火车上的中国人亦步履不停。时代更迭,而跨越时空保持不变的,是由火车承载着的奔向伟大目标的旺盛活力。看,那出发的信号灯再次亮起,人们与祖国永远行驶在奋进的道路之上![详情]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远去的炊烟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远去的炊烟

  原标题: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远去的炊烟》 当我匆匆奔进家门时,看见年近八十的老母亲坐在凳子上,目光呆滞,神情沮丧,眼中似乎泛着泪光,她的身旁是被浓烟熏得黢黑的灶门和院墙,一堆焦黑的木炭散落在脚边。她显然是受到了不小的刺激和惊吓。 我赶紧把母亲扶进屋里,给母亲沏了一杯热茶,母亲这才慢慢恢复过来,一叠连声地说:“唉,我忘了还烧着灶火呢!光给猫狗们弄吃的了!这可咋办,这挺新的房子,让我弄坏了啊!”说罢又开始抹泪了。 母亲是个爱美的老太太,她喜欢唱评戏,从年轻时就登台演出,现在依然每天都要跟戏友们唱上几段,有时还去三里五村为乡亲们演唱,有时去敬老院为老人们演唱,一曲唱毕,总能赢得热烈的掌声,这是母亲最引以为傲的事。 因为这个缘故,母亲每天都要化淡妆,穿衣也讲究,当她笑盈盈地出现在人前,谁见了都说这哪像八十岁的老人啊,顶多六十出头。 母亲是坚强的,父亲走后,母亲拒绝与子女同住,拒绝子女们为她请保姆,她总说,家里就我一个人,顶多洗洗衣服,做做饭,我一个人能行。 但是,岁月不饶人,毕竟岁数大了,母亲的记忆力明显下降了。家里新盖的六间房宽敞明亮,把原来的锅炉给废弃了,所有房间的暖气都靠灶膛烧柴火带动散热,但柴火的热能毕竟是微弱的,母亲每天要烧好几次,暖气片仍然是不温不火的,屋子里清清冷冷,在室内需要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像往常一样,这天母亲早起先烧灶,灶门设在院里的窗台下面,灶膛通着屋里的一铺大炕,母亲睡了一辈子火炕,每年到了冬天,必得把炕烧得暖烘烘的。虽说眼下家里有了煤气、电磁炉,做饭再也不用烧柴锅了,可取暖还要仰仗这一戕灶膛。母亲先引燃苞米皮,然后再放进一些秫秸杆,待木柴燃起来,最后放进一大块劈柴,母亲看着劈柴也烧旺了,这才放心地离开灶膛。 她来到厨房,烧开水,扫地,做早点,给心爱的猫狗准备吃食,猫狗的食物费了她不少心思和时间。可是,母亲忘了,灶膛里还有一块大劈柴在不停地燃烧呢,劈柴的前一截烧尽了,火苗就舔着木头往后跑,一直跑出了灶膛,跑到了灶膛外一米开外的地方,火苗跑过的地方,就留下一片漆黑漆黑的灰烬。老话说,水火不留情,火势竟然大了起来!变成了熊熊烈焰!火舌舔着灶膛上方的窗玻璃,玻璃随即发出噼里啪啦的炸裂声!浓烟爬上了灶膛旁的三米多高的院墙,将彩色的砖石涂成一片黢黑…… 此时,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正全神贯注地准备着猫狗们的吃食,那些家伙们变得越来越挑剔了,每天要有肉、鸡肝,才肯好好吃饭。母亲喂养猫狗好多年了,平时一个人在家,那些猫狗给了她很多温馨的时光。 话说母亲电光石火般地想到了灶膛里的柴火,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疾步奔到院子里,只见院子里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母亲没慌,赶紧抓起一个脸盆,接了一盆水就泼了下去!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母亲仍然没慌,她一盆一盆的接水,一盆一盆地泼进那片火海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火,总算是熄灭了,母亲也累坏了,她瘫坐在凳子上,这才想起给我打电话。听说家里着火了,我开上车就朝家里飞奔,到家后,看到几位邻居已经在帮忙收拾残局了,有的在铲灰烬,有的在擦被熏得黢黑的墙面。 中午,我请邻居们和母亲一起饭店吃饭,席间,邻居们嘱咐母亲烧火时一定不能离人,一定要把劈柴全部填进灶门里,再把灶门半封上才行,母亲一个劲点头。 回到家里,母亲慢慢恢复过来,脸上又有了笑容。但我却开始了隐隐的担心,冬天还没开始,靠烧柴取暖的热效能看来不高,我不知道母亲如何度过这寒冷的冬日。 第二天,天刚擦黑,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村干部来家了,说要封灶门,说是为了保护环境,以后再也不让烧柴了。母亲赌气说:“你们不让烧柴,难道是要把我冻成冰棍不成?”村长是个年轻的后生,他耐心地跟母亲解释,说农村现在开始煤改电了,就是将原来的烧燃煤取暖改成用电取暖,既方便又环保。临走,村干部说他们会催促各家各户抓紧安装电取暖设备。 母亲却狐疑,这么大的屋子,用电就能取暖? 一周后,我再次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中,母亲的声音里透着欢喜,说家里现在不冷了,自从用上了电取暖设备,接通了地暖,屋子里暖洋洋的,只穿一件毛衣就行了。 这天,我回去看望母亲,一进门就感觉热气扑面,母亲养的花草枝叶青翠,开出了红艳艳的花朵。年近八十的老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她兴奋地说:“今年冬天不用烧炕了,屋子多暖和啊,你看,这脚底下都是热的,不信你用手摸摸,这地砖,都是热的……”,的确,家里安装了地暖,虽然室外冰冻三尺,但屋子里却温暖如春。我注意到,年近八十的母亲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毛衣,领口处的刺绣描绘出一幅百花争艳的春天的景象。 我倍感欣慰,这个冬天,母亲不会受冻了;这个冬天,母亲终于告别了靠烟熏火燎烧炕取暖的日子;这个冬天,烧了一辈子火炕的母亲,终于享受到了现代化取暖设备的便捷,那亘古以来飘荡在村庄上空的炊烟,终于远去了……(作者:薛海燕) 来源:北京时间[详情]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我见证了京城垃圾“资源化”的历程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我见证了京城垃圾“资源化”的历程

  原标题: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我见证了京城垃圾“资源化”的历程》 我是一名曾在京城市政建设战线上摸爬滚打多半辈子的老兵,现已年迈在家颐养天年。回顾往事感慨多多,让我记忆尤深的事莫过于京城垃圾“资源化”的历程了。 1976年,我由部队转业到京城的一个市政建设单位。当我听有关人员介绍工作情况时适逢室外微风徐徐刮起,不大一会窗外就尘土弥漫,塑料袋、纸屑、落叶就‘随风飘荡’起来---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京城市容环境的逼真写照!面对此景此情可以说:我们的城市环境急需去改造、建设,一句话:任重而道远! 我老汉一点不夸张的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京城的垃圾处理还仅仅停留在理论概念阶段,尚无垃圾处理的具体设施。那时的垃圾处理实际上就是垃圾‘搬家’——由市内垃圾搜集起来搬至郊区自然堆放,任凭垃圾飞扬再无进一步处理措施了!因此可以说:1990年前堂堂首都还没有一处正规的垃圾处理场所哩!人们可曾记得:当年由东直门通往首都机场的道路尚未展宽,路两侧高高的杨树枝头挂满了塑料袋,随风飘扬,成为典型的‘白色污染’大煞首都风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垃圾治理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改革开放的政策也赢得外国朋友的赞赏,1991年由国外资金援助建起了大屯垃圾转运站和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从此改写了北京没有‘无害化’垃圾处理设施的历史。随后又相继建成了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场和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南宫堆肥厂及其相应的垃圾转运站等垃圾处理设施使首都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大提高,朝着垃圾‘资源化’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我有幸参与了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场和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的建设工作。亲眼目睹国家为此花费的巨大财力、人力、物力,把好端端的可耕地变成了垃圾填埋场!每日垃圾源源不断的由市内运来——以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场测算:该工程占地27公顷,每日消纳垃圾980吨,使用13年,期满将形成一个高达40米的垃圾堆体(垃圾山)。为了防止雨水的浸入垃圾堆体内部,减少垃圾渗滤液的排出,还要在垃圾堆体表面覆盖防渗膜和以便绿化的植被土,不难看出这些措施都是在大量消耗人民的财力啊!照这样下去,其前景将是垃圾堆体一个接一个的隆起,进而造成‘垃圾围城’的说法绝不是危言耸听!我目睹此情此景深感不安,我走访产出垃圾的源头——居民家庭、办公机关、菜场等等进行调研,我感到城市的垃圾增量太快了!必须减量!减少垃圾产量就意味着是节省相关垃圾处理费用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 2000年初适逢‘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为了谋求首都今后的发展,以《我为北京发展献计献策》为题广泛向社会征文。于是我根据我在垃圾治理现场的亲身体验和调研的资料写出“城市垃圾须减量”(注1)一文作为应征文稿呈送主办单位,获得上级鼓励。从而更坚定了我在实施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进程中的信心! 这些年,我亲眼目睹首都的环卫工作者在实施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进程中付出的智慧和巨大的毅力,以‘踏石留印’的脚步在垃圾‘变废为宝’的道路上留下了踏实的足迹!例如: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场在2003年率先从垃圾堆体中将垃圾降解中产生的沼气导引出来进行发电并成功的纳入国家电网运行。这既消除了垃圾堆体中沼气爆炸的隐患,又使沼气转化为清洁能源电力向垃圾资源化方向迈出坚实的一步!同样,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将垃圾堆体中的沼气导出后直接用于焚烧垃圾的渗滤液实现‘以废治废’的目的。仅仅此项措施的实施,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在10年内将减少排放80万吨二氧化碳,这项废气指标即可在国外发达国家换汇百万美元。也就是说:在治理垃圾的同时还对大气环境治理做出了贡献!2005年1月18日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和1月19日北京竞报等多家报纸就此均作了相关报道。为此,2005年8月我将这一成功的治理过程写成学术论文“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和气体焚烧工程”(注2)发表在刊物上与同行们进行交流。 在环境治理中实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也赢得民营资本参与到垃圾资源化的进程中---2005年末,一个以垃圾为原料利用先进生物技术和设备其规模在全国位于第一的堆肥厂在昌平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内动工。这足以说明:垃圾资源化深得民心! 2007年我已迈入古稀之年,因体力的关系我告别了进驻工地建设工作,但我依旧迷恋于环保事业的推进;随着对习主席的碧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的深入学习、贯彻,京城的环境治理加快了步伐。我多次参加垃圾处理和环保评价的考察调研工作:也带领热爱环保事业的国内外年轻朋友去垃圾填埋场参观考察;我也在家门口撸起袖子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实际工作和宣传中----我依据多年我对垃圾处理的认识,我认为应用经济杠杆来更加有效的控制垃圾增量的趋势。既要在垃圾源头有效的减量,也应尽量使垃圾处理后减少垃圾残渣的产出如采取垃圾焚烧发电等等促进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咱北京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就是成功的范例。鉴于此,在2015年在‘十三五’前夕我写出《垃圾“山”景再美也不如没有好》的建言,获得了《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公众建言证书》的鼓励。 如今,我已八十有二,我见证了自改革开放40年来,京城垃圾实施资源化的全过程。我骄傲的说:我老汉也是其中的实践者!我幸运的赶上了习近平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我深信咱们首都的环境会愈来愈美,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排头兵!深信,我的晚年是美美的!(作者:崔孝光) 来源:北京时间[详情]

视频:照相机记录我们美好生活和改革开放伟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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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离不开电脑 离不开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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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穿军装很神气——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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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鲜为人知的艺苑蓓蕾》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鲜为人知的艺苑蓓蕾》

   原标题: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鲜为人知的艺苑蓓蕾》 《艺苑蓓蕾》是本鲜为人知的杂志。它与恢复高考姻缘相连。今年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40周年,还是邓小平恢复高考的41周年。当年的许多知识青年因高考改变了人生。但当年的落榜生怎么办?这些占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怎么办? 这个问题被当时身为北京师范学院讲师的李燕杰看到了。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从1977年开始主动为各单位开展高考培训,听众、学生常常爆满;二是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岳斌、路宝君、王漫宇、朱文相等老师一起四处奔走,开始筹建一所民办的社会大学,这就是后来邓小平亲笔题写校名的北京自修大学。然而,在1987年北京自修大学印制的简介上有这样一段话:“北京自修大学的前身是文学班、文学讲习班,语言文学自修大学,1984年改为现名,至1987年夏已有10年的历史。” 北京自修大学的前身在哪?就在西城区的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大厅里。据现在已是“米寿”之年的李燕杰教授回忆:1978年的上半年,西城区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的一位叫刘锦肃的女同志找到了他。探讨能否合作开办一个满足部分青年提高文化、从事业余创作的迫切需要的文艺理论和写作知识的讲习班。1980年刚一入夏,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就张贴出了招收800人的广告,报名期限6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报名第一天,招生名额就满了,来晚的青年人就是磨着不走。现实迫使李燕杰教授和三里 河工人俱乐部的负责同志大胆决定:招生扩至2千,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和新街口电影院分两个班上课。在当时的广播电台播出稿中这样记载:“‘同学们,你们劳动了八九个小时,饿着肚子来听课,使我再一次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看到后继有人。我站在这里为你们讲课,觉得很光荣,很高兴!’几句普普通通的话把整个大厅点燃了!雷一祥的掌声骤然而起,灯光下,多少双含泪的眼睛在闪动。这是1980年7月11日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大厅里出现的激动人心的一幕。你会问:讲课的是谁?听课的又是谁?这是西城区三里河工人俱乐部举办的‘文艺理论和写作知识’讲习班的第一课。听课的是近千名男女职工——当然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人;讲课的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李燕杰。”在李燕杰老师的积极努力下,冰心老人、艾青等大作家、名师都来为这些渴求知识的青年人亲自授课。 据李燕杰教授提供的,1982年10月撰写的《就如何办好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问题向中央的简要汇报》记载了北京自修大学前身自力更生的创办过程和这本鲜为人知的《艺苑蓓蕾》:“去年秋天,地质出版社出版了李燕杰等同志编写的《和青年谈美》一书,受到社会的欢迎。当时地质部的同志与李燕杰等同志商量,能否办一所自学性质的社会大学,帮助长年在外做地质工作的青年人自学、提高。正好李燕杰等同志也早有尽力于青年的夙愿;而且,他们曾与西城区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合办过二千人之多的文学创作讲习班,出版过文艺刊物《艺苑蓓蕾》。他们对办社会大学既有满腔热情又有一定经验。于是便商定,充分利用北京靠近中央人才集中的有利条件,尽快办一所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这所自修大学的性质是群众自办。……创办期间,路宝君、徐元蒂等二十余位同志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四处联系,请顾问。约稿件,编辑校对,出书,他们几乎牺牲了所有的星期天为大学讲义操劳,地质出版社同时也组织起来办事机构(经费由学杂费中支付),这样一所具有近二十五万学院参加的群众自发创办的文科社会大学便在首都诞生了。”李燕杰教授曾经津津乐道对我亲自讲过,《艺苑蓓蕾》出版后,他骑自行车到西单路口叫卖,卖出了30多本。当时警察还出面善意地“驱赶”!  后来,刘季平先生(曾任教育部代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担任了这所北京自修大学首任校长,1984年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北京自修大学。建校四十年来,这所民办培养了30多万名学生,业绩卓著,桃李满天下。姜春云(原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海迪、曹雁、蔡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同志都是该校毕业生。据学者考证,北京自修大学是新中国的第一所民办大学,而西城区就是它的发祥地!2017年11月16日,李燕杰教授驾鹤西游,《艺苑蓓蕾》就成了记载这段历史的珍贵文物。(作者:姚猛)[详情]

深圳南岭村:始终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大步向前
深圳南岭村:始终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大步向前

  原标题:深圳南岭村:始终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大步向前 广东深圳,南岭村求水山公园里的登山长城。光明图片 广东深圳,南岭村居委大楼。光明图片 40年前,中国东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因为穷和脏,被人称为“鸭屎围”,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里的求水山是农耕时代靠天吃饭的象征。 40年后,昔日的小村庄已经是高楼林立、社区和谐、产业园区“高大上”的知名富裕村,正忙着实现培育出上市企业的梦想,求水山变成了村民眼中的“福地”和绿色家园。 这个小村庄,就是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的南岭村社区。始终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大步向前,南岭村的40年发展史,就是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缩影。 回望过去,方能不忘来时路—— 从“鸭屎围”到富裕村 1978年5月,当时的南岭村十室九空,大片农田搁荒,许多村民因生活穷苦不堪而逃港谋生。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南岭村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村里拿到第一笔43万元的土地出让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很多人提议要分掉,但在改革开放这么好的政策之下,村干部们也有了改革、开拓的想法,决定用这笔钱开始兴办乡村工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说。 从投入43万元改善基础设施引来第一间工厂开始,几年来,南岭人用国家征地费和集体积累的资金,先后投资330万元修路、建厂房、盖宿舍、通水通电,兴办文化事业、完善工业投资环境,不仅外引内联发展了工业,还以工补农,农业上也喜获丰收,集体和个人同时富裕起来。 改革开放和兴办深圳经济特区还使得昔日贫穷落后的南岭村,迅速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物质与精神双飞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内办起了学校、幼儿园、医疗所、图书室和邮电所,全村用上自来水,村民享受免费医疗、免费入园入学,学生有奖学金,老人有退休金,农民开始追求文化和技术,过上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富裕文明的新生活。 到了1987年,南岭村人均年收入已达5000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50倍。南岭村的老书记张伟基回忆起当时的状况:“老年人每月发50元退休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都达到100%,中学生到镇里上学早晚还有汽车接送,村民家家盖了新房,用上了彩电、冰箱,不仅甩掉了贫穷的帽子,还吸引了不少外来人口,全国各地来这里搞劳务的就有2500人。当年许多逃港谋生的人见家乡发展好了,也纷纷回来了。” 改革开放、艰苦奋斗从那时起就成了南岭人的精神和信念。“穷时要有穷志气,富时没有富毛病”,富而好劳、富而崇德、富而思进,南岭人不断地思考如何让发展更进一步。“说了不等于做了,做了不等于做好了”至今仍作为座右铭挂在村委办公楼的墙上勉励着南岭人。 在随后的日子里,村民们继续下力气发展经济,建设了医院、酒店、综合市场和工业区等一批让社区更加完善、更加现代化的大项目,成为周边村子中产业配套最好的村,受到许多企业包括知名外企的青睐。 但看今朝,新思想引领新发展—— 从“种房子”转型“种高科技企业” 2016年,南岭村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3亿元,人均年收入达15万元,集体固定资产达35亿元。 虽然自2010年以来,南岭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每年稳步增长约5%,但张育彪认为,珠三角“有钱、有地、有厂房”的基层社区很多,竞争将越来越激烈,深圳的土地资源已越来越稀缺,以厂房和商铺出租为主的“房东经济”和“包租公”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给了我们新的指引。”张育彪告诉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南岭村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村集体的发展当中,在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和创新基层治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2014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广东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张育彪在现场听了总书记的讲话,也对南岭村的发展有了新的想法。 “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的指示高瞻远瞩。2014年我从全国两会回来后就一直在思考,像我们南岭村这样的基层村级集体经济,怎样才能充分释放创业创新的潜能,成为创新发展的主力军。”张育彪说,经过认真考察后,大家认为创投是村集体创新发展的一个方向,“产业拥有新优势、社区拥有新空间,发展才能有新动能。” 说办就办,南岭村先是由高端规划引领,投入900多万元费用,聘请中国规划设计院对社区3.9平方公里土地进行科学规划,把环境建设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坚持深化改革,进行集体经济市场化探索,率先设立了村集体经济创投基金,主动对接一批具有前瞻性、创新性、高成长性的创新项目落地;升级产业园区,引入高新科技项目,重塑产业优势,让“种房子”变成“种高科技企业”。 为了坚持引入高质量、有成长性的创新类项目,南岭村放眼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放弃了一些眼前的利益,拒绝了一批传统、低端产业的入驻请求,宁愿暂时承担数百万元的租金损失,终于等来了一批科技含量高的优质项目进驻。 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南岭村也有自己的“行动计划”和“施工图”,社区环境要在5年里实现大改善、大转型,10年内再造一个绿色、美丽、现代化的新型社区。 “未来的竞争中,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环境好了,好的产业才会进来,人才才愿意留下。”南岭村党委副书记谢慧平告诉记者,通过绿色发展,南岭村正在让宜居宜业成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近年来,除了坚守绿地,坚决将污染企业“拒之门外”,南岭村还将绿色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如今求水山作为南岭村的“宝地”,得到了完善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目前,求水山53万平方米的生态规划和即将建设的贯穿南岭南北区的慢行绿道,将为村民的美好生活增添亮色。 “推动社区的改革发展,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南岭村要让基层党组织更有创造力、战斗力、凝聚力,要让居民更有获得感与归属感。”张育彪告诉记者。 通过强化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南岭村探索建立起以党建引领、社区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南岭村社区党委落实深圳市委推进党建标准化的要求,花大力气建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党群联络点”为触角,深入居民小区开展工作等一系列改革和措施,不仅促进了社区政企分开,让社区党委有条件为集体经济发展寻找创新驱动和高端引领的突破口,也让老村民和数万外来居住的新村民共享创新、绿色发展成果,更加有幸福感、获得感。 南岭村退休党员蒋水兰说,党组织的关怀她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在党组织的带领之下,南岭村组织开展了许多公益活动和文化活动,让许多居民的业余生活更加充实,也让整个社区更加有温度和人情味。 放眼未来,改革开放再出发—— 从“房东经济”迈入“创投时代” “如今我们的梦想,是要发掘一批优秀团队、优秀项目,从0到1、到10、到100,培育出优秀的上市公司,甚至是像华为、腾讯这样的企业。”张育彪说。 朝着这个目标,南岭村加快了转型的脚步。经过综合考虑,南岭村将目光投向了科技含量高、绿色环保、在未来有着广阔前景的生物医药行业。2015年10月,南岭村与英国牛津大学OVM公司签约,启动南岭生物医学研究院项目,计划引进牛津大学阿尔茨海默症血液标志物等一批国内外项目。然而,该项目由于中间环节的协调问题最终未能成功落地。 “改革开放初期,南岭村的转型也同样艰难,老一辈村干部那时天天守在宝安县外贸公司所在的新安酒店,连一口水都喝不上,就是为了能等到香港商人,请他们到村里来考察环境、来投资办厂。”改革开放的精神激励着村干部们,张育彪说,“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而是要敢想、敢做,在党的政策引领下充满信心,争取再创辉煌。” 挫折是短暂的。总结了经验,南岭村很快再次出发。2017年初,了解到由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3位“千人计划”专家带头的一个生物医药项目正在深圳寻求落地,张育彪带领村干部立即驱车前往中山大学的实验室考察,在与团队核心、“千人计划”专家、前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终身教授容益康深谈之后,随即与村委研究讨论,一致决定把这个靠谱的项目“抢”过来。深圳康体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在南岭村安家了。 “村里对转型的决心、对合作的重视和真诚的态度打动了我们,此前南岭生物医学研究院的实验室和设备又刚好是我们所需要的硬件,来到这里,我们就当即决定留下来,不再考虑去其他地方了。”容益康告诉记者。 “这个村很不一样,村民们具有大胆、超前的思维和敢闯、敢拼的精神,与我们一拍即合。一周内拍板敲定合作,迅速进驻,也为我们节约了时间成本。”康体生命执行董事杜孩告诉记者,“抗体研发的周期非常短,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如果在其他地方,一套行政审批、实验室装修、购买设备完整的流程下来,需要大半年的时间,而我们进村仅8个月,已经成功研发出首个抗体产品——GFP抗体。” 康体生命的实验室现在已有11名博士,其中6名是深圳“孔雀计划C类”海归博士,整个研发团队超过60人。与此同时,致力于无人零售模块的“后土科技”,和研发、制造水下机器人的“微孚智能”等一批初创企业也在南岭村安营扎寨,迅速成长起来。 张育彪认为南岭村这几年的转型和尝试没有错,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要务,南岭村吸引了人才资源,也努力将创新转化为集体经济增长的动力。“今后我们还会坚定地走下去,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改革开放再出发,艰苦奋斗再创业。” 新局面已经开启,将目光投向10年、20年之后,南岭村希望5年内培育出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机构和上市公司,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孵化器,引入更多的生命科学技术人才,孵化更多优质的生物医药项目,让南岭村成为高科技产业的摇篮。 “虽然时代在变,但是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老一辈勇于改革创新、坚持苦干实干的作风也不会变,已经成了南岭村不变的精神和信念。”张育彪说,“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带领南岭村村民一起去敲钟上市,让村集体企业拥有自己控股的一至两家上市公司,变成一个知名的、现代化、多元化的产业集团,闯出一片新的天地。”(记者 严圣禾 党文婷)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 80后列车长见证改革开放下的铁路变迁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 80后列车长见证改革开放下的铁路变迁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进入高铁时代的第十个年头。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从国内走向海外,中国高铁的大发展开启了人类交通史的新纪元,也频频刷新世界纪录。截止到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京津城际、京沪高铁等高铁线路让城与城的距离变得更近。有太多像赵小琴这样的铁路人见证着中国铁路的发展。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历史基因会薪火传承。[详情]

中国制造的“超级强度”
中国制造的“超级强度”

  原标题:中国制造的“超级强度” 中国商用飞机责任有限公司日前传出喜讯,他们自主研发的国产C919大型客机的国内外用户已达28家,订单总数达到815架。 2007年立项,2015年11月总装下线,2017年5月首飞成功……十年磨一剑,中国商飞总经理助理、C919大型客机项目总经理吴跃称:“C919是我国航空工业的历史性突破,填补了国内大型客机研制的空白,是中国的骄傲,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实力。” 十年串起完整的国内外飞机制造产业链 走进位于上海浦东的中国商飞部装车间,一架崭新的C919大型客机停放在车间中央,中国商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C919客机的几百万零部件都要在这里“聚首”,完成总装。 安装电线、导管、驾驶舱、发动机……在这里,飞机完成“内装修”,随后喷上乳白色的“外套”,待整装完毕,拖到3公里外的专用试飞跑道,昂首冲向蓝天。 大型客机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皇冠”,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技术含量最高的产品。从设计研发到总装下线,再到实现首飞,中国商飞公司用了近10年时间串起国内外一条完整的飞机制造产业链,覆盖机械、电子、材料、冶金、仪器仪表、化工等几乎所有工业门类,涉及数百个学科。 吴跃说,发展大型客机项目促进了我国航空工业跨越式发展,提高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也带动了我国新材料、现代制造、先进动力、电子信息、自动控制、计算机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 C919项目部技术管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对C919的设计研制,我国掌握了民机产业5大类、20个专业、6000多项民用飞机技术,推动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全面突破。 凭借大飞机项目,中国商飞还聚合了以中航工业、GE为代表的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家一级供应商,促成国外系统供应商与中航工业、中电科等国内企业组建16家合资企业,建成以中国商飞为核心,联合中航工业,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我国民用飞机产业体系。 技术突破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 去年5月,C919成功首飞后,与大飞机有着亲密关系的省(区、市)争相表明自己对国产飞机制造的贡献。 “实际上,首飞成功折射的正是C919对民机产业整合、对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吴跃说,大型飞机技术的突破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形成“大飞机效应”。 C919大型客机的生产、配套、组装涉及200多家企业、22个省(区、市),数十万人参与其中,推动建立了16家航电、飞控、电源、燃油和起落架等机载系统合资企业。 吴跃认为,C919的成功不单是一架飞机的起飞,也不仅是一个飞机型号研制成功这么简单,而是中国航空产业和大飞机事业的起飞。 根据中国商飞预测,未来20年,全球新机交付量将达4.3万多架,价值57800亿美元。其中,中国机队年平均增长率5.2%,新机交付量8500余架,价值12100亿美元。 庞大的市场需求为公司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机遇,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风险密集于一身的大飞机制造,也为我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全面提升注入一剂强心针。 “未来,随着C919进入量产,必将进一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吴跃表示。 “力争2021年交付首家用户” 大型客机是现代制造业的一颗明珠,是现代高新科技的高度集成。 国外相关机构调查显示,现代社会大部分技术扩散案例中,60%技术来自航空工业,是典型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装备业。 C919的首飞成功,只是国产大飞机第一个里程碑,要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而自由翱翔蓝天,还有一段漫长的征途。 中国商飞质量适航安全部部长徐俊说,首先必须取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适航证。之后,还要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的认证,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运营。 1年多来,C919大型客机已在为适航取证全面冲刺。“首飞成功后,C919第二架机(102架机)目前试验试飞取证工作进展顺利。”徐俊介绍,未来C919还将经历鸟撞、结冰、失速、大侧风等高风险试验,还要到高温、高寒、高原等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反复试验,“只有经受住极端条件的考验,才能说飞机是安全的”。 C919试飞、试验和适航取证结束后,预计到2021年力争会交付首家用户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而就在C919全面试飞试验取证的同时,中俄合作的CR929远程宽体客机整体外形和尺寸正式确定,“初步设计工作全面展开,相关设计研发、风洞试验、供应商选择正稳步推进。”中国商飞相关负责人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董碧水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年07月25日 03 版[详情]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制造加速迈向“中高端”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制造加速迈向“中高端”

  原标题:砥砺奋进 转型升级——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制造加速迈向“中高端” 新华社记者张辛欣、安娜 改革开放40年来,抓住创新、品质、开放等关键词,中国制造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正逐步摆脱“世界工厂”的符号。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尤须加速转型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科技,重新“定义”制造 上百台KUKA机器人同步作业,各司其职的机械手流畅衔接,可实现多款不同车型同时生产……在吉利汽车智能车间,智能化操作流程改变着人们对传统汽车制造的认知。 从联合两名工程师,拿着几项专利创业,到今天在全球有近两万名研发工程师,如今的吉利不仅成长为全球汽车集团,更用智能打开发展空间。“有技术,才能有产业,才会有商机。”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说,吉利正加大研发中心建设和投入。 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根本的出路在科技。一国制造要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同样离不开技术的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从发挥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优势,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到自主研发、创新突破,中国制造逐步从低端加工制造向高附加值迈进。 “复兴号”高铁、神舟飞船……一件件“中国重器”是自主创新的见证,一批中国品牌逐渐成长,代表着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产品不断推出。 也应清楚地看到,和制造强国相比,我国仍存在差距,制造业发展仍有一些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 “在全球经济格局大调整的当下,中国制造处于新的关键时期,尤应用创新重塑动力。”工信部部长苗圩说,未来将引导先进制造重大生产力布局,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到产业中,推动中国制造向智能化迈进。 质量,助力产业升级 没有优良品质,制造强国就立不起来。从追求数量到注重品质,改革开放40年来,抓住质量建设这条生命线,中国制造正进行一场“品质革命”。 青岛登州路56号,青啤博物馆内,一只带毛刷的啤酒瓶被摆放在显要位置。1978年的一天,从洗瓶机上偶然脱落的毛刷在出口产品中被发现,引起“轩然大波”。正是这次事件,让青啤人深深记住“质量即生命”。 如今,酿酒用的大米必须是脱壳3天内的新鲜米;生产现场酿造水每隔两小时就得品尝一次……围绕质量的改革与创新让青啤守住了“金字招牌”,拓展了影响力。 品质创新、优化供给,中国制造向着符合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方向前行。 在杭州的万向钱潮智慧工厂,这样一幅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只需向电脑输入指令,便可智能追溯每个单品的生产信息。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说,这套智能系统可实现产品质量全生命周期管理。 引入智能技术,包括万向在内的诸多品牌实现了升级。工信部调研显示,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逐年上升。通过去除低效产能、实施技术改造,产业和区域发展的质量逐步向好。 追求品质的路还很漫长。应该看到,我国工业产品在一致性、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正视问题,方能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说,中国制造将以质量为先,抓住产业提质增效和区域协调发展关键点,带动制造业整体转型。 开放,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不久前,小牛电动在巴黎卢浮宫发布了两款高端电动车新品,引发海外市场的关注。 这家成立仅4年的国产电动摩托车品牌,凭借设计和制造荣获包括德国红点奖在内的五项世界奖项,在海外有超过650家网点。牛电科技CEO李彦说,小牛电动将与全球共享出行平台合作,满足海外用户的需求。 小牛电动身上,有着很多中国制造企业的身影。它的成长历程也印证了我国制造业走向世界的“方法论”——践行开放与合作,发展成果为全球共享。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开放与合作中,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制造业生产和出口大国。随着开放不断深入,中外互惠合作的范围、层次和方式不断拓展。 一方面,大量外资企业“引进来”,投资重点从加工制造逐步拓展到计算机、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从基本建设到成套装备、制造服务,为当地带去资金、技术和产品。 截至2017年底,仅中国企业在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就达到3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25.8万个。 面向未来,中国制造不会靠封闭来保护竞争力,也将在不断扩大开放中找准价值链新坐标。 ——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 ——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5G、车联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方向很明确,就是要实现全面开放。”苗圩说,将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稳定性,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美誉度更高的产品。[详情]

改革开放40年|百年老厂迎新生
改革开放40年|百年老厂迎新生

  盛夏时节,河北省张家口市工业园区内,中地装备张家口探矿机械有限公司新厂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预示着中国地质装备制造的摇篮即将站上更高的起点。今后,更加先进、更加智能的地质装备,将在这里诞生并走向全国。 中国钻探的摇篮 “我们厂前身是始建于清宣统二年铁路机器修理厂。1953年4月12日经国家中财委批准,由铁道部移交地质部后,改名为地质部探矿机械厂。”中地装备张家口探矿机械厂总经理马彦说,“说起这家百年老厂,地质行业的人们仍习惯称其为张探厂。” 张探厂既是中国地质装备生产的摇篮,也是装备制造设计生产人才培养的摇篮,还是钻探工艺研究的摇篮。 ▲20世纪50年代,张探厂车间工人操作机械设备。 在这个摇篮里,诞生了我国第一批立轴式系列岩芯钻机、水井钻机、车载式水井钻机、第一台高速金刚石钻机等产品,支撑了我国地质找矿事业的发展;成就了我国第一套地质专业院校的钻探工程教材,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钻探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先后为各省级钻探装备维修、生产厂支援各类技术人才2538名,在国内孵化出一个又一个装备生产厂,满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三十年地质工作大发展期对装备的巨大需求。 曾经一度,张探厂也随全国地质行业一同陷入低谷。凭着对祖国的深情、事业的热爱,张探厂选择了行业坚守。 进入21世纪,地质找矿迎来了又一个发展期,传统的立轴式钻机突然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这个百年老厂敏锐地意识到,新时期的矿产勘查将面临革命性的转变。随着向地球深部进军、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提出,地质装备在具更深钻探能力的同时,还必须突出更加低碳绿色、更加环保高效、更加自动智能的特点。 于是,一场以推动中国地质装备制造升级、支撑矿产勘查行业转型的二次创业,让百年老厂焕发青春。 创新引领“中国智造” 今年6月24日,交流变频电传动转盘式地热水井钻机在天津港顺利装船,驶向目的地宝岛台湾。 “这款钻机绿色高效、节能环保的特点,吸引了台湾客户的目光。”张探厂副总经理杨东梅自豪地介绍起来。 地热钻探由于钻探深度大、口径大,传统的岩芯钻机和一般的水井钻机往往会因钻探深度、动力等原因而“力不从心”。因此,人们一般用石油钻机进行地热井钻探作业。但对一般地勘单位来说,一套配套完整的可完成3000米深度地热施工的机械传动的石油钻机,初期投资一般在2000万元左右;转场运输中,一般要40几台30吨以上的半挂车和大板车才能一次性装完;钻探作业中,每天要消费1吨~2吨的柴油,还要开挖大型泥浆池等,使用成本高昂。 ▲2009年,车间技师参加张探厂组织的业务技能考试。资料图片 针对这些问题,张探厂2011年与中地装(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合作,在全面总结用于汶川科学钻探项目的KZ3000DB变频电传动顶驱+转盘岩芯钻机的基础上,开始了变频电传动立轴式岩芯钻机和转盘式地热水井专用钻机的研发工作。 秉承绿色、高效、智能的理念,2017年6月,第一台变频电动转盘式地热水井专用钻机在张探厂诞生。跟石油钻机比,这款水井专用钻机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更加绿色。采用电传动技术,使用柴油发电机能耗仅为石油钻机的70%,使用网电能够节能50%以上。配备40立方米的钢制泥浆处理系统,达到了地热钻探泥浆不落地的效果;模块化设计,配套完整的全套设备只需8台35吨的板车即可一次装完。 更加智能安全。一体化司钻监控系统是基于自动化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现场总线技术、网络技术等集成于一体的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可视化、高度集成化的控制系统。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紧密结合钻井工艺,简化司钻房的仪器仪表数量及机械结构,使钻机实现全数字智能化控制。人机工程学的设计在确保人员及设备安全的同时,可显著提高钻井的工作效率。 现场电缆连接只需要一根电源线、一组通讯线和紧急停止的电缆。系统升级非常简便,可以根据现场用户要求增加新的功能。模块化的构造,能适应任何钻井的配置,新增功能可以在没有任何接线改动的情况下完成。 “目前我们正与相关自动化工艺公司洽谈,为装备增加自动捞杆、换钻杆等减少安全隐患的功能。”杨东梅说,“这一新型钻机面世后,水井钻探工地也可实现无人操作。”而这只是张探厂这个摇篮创新推进地质装备制造进步的一个缩影。 21世纪以来,张探厂以绿色、高效、智能理念开发出的新型钻机已形成系列:XY-6DB、XY-8DB、XY-9DB型交流变频电传动岩芯钻机系列;ZP30DB、ZP40DB型交流变频电传动水井钻机,以及配套钻机的18米、23米、24米自升式四角钻塔。 这些新型钻机已经成功施工多个国家级的科学钻探深孔,其中122毫米口径岩芯钻探施工1600米深度每米能耗成本只有24元。今年元旦,XY-8DB型电传动岩芯钻机成功完成了我国美济礁科学钻探2020米的深度,其中,玄武岩地层施工近千米。 “四个专家”打造服务升级版 2014年2月,山东招金集团地勘公司青山李家矿区2400米深孔钻探工地,来了几位特殊客人。他们是张探厂派出的钻机、钻探工艺、泥浆专家。得知钻探工程遭遇严重破碎地层、施工难以继续难题后,张探厂主动派来了这4位专家。经过在现场与施工方一起分析原因、研究对策、制定新的施工方案,矿区施工总算得以顺利推进,最终提交黄金资源量40多吨。 “其实,这只是我们服务升级的一个场景。”马彦介绍说, 2013年,张探厂提出了当好“4个专家”的升级版服务理念,即钻探装备配型专家,根据用户施工条件和工艺要求,为用户提供最优的钻探机械选型配套方案;钻机设计专家,在满足市场普遍需求的同时,根据用户提出的特殊需求提供针对性更强的钻机专业设计并组织生产;钻机制造专家,发挥核心优势为用户生产质量优良、性能合理的钻机产品;钻探服务专家,深入现场为用户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在当好“4个专家”的理念指导下,张探厂的服务层次也由本厂提升到全行业:针对北方砂岩型地浸铀矿山建设提速,国内外钻机无法适应地浸矿山钻探时口径大、钻深浅、搬迁频繁要求的现实,他们联合中地装(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研制生产了SPL800型履带式地浸孔钻机。随后,又利用交流变频技术设计开发了新型的、具有领先技术的履带式电传动地浸钻机,在钻机上形成了产、学、研、用的新机制。 面对矿产勘查热形成后各地钻探工程量猛增但高素质钻探机班长紧缺的现实,2005年起,他们自筹资金办起了全国钻探机班长培训班,免费为全国的钻探队伍做起了人才升级工作。近几年矿产勘查热度下降严重,但培训人数逆向上升,已由第一届培训的50多人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40多人。到如今,这一培训已连续举办13期,累计培训1480人。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张探公司将以整装进驻张家口地质装备园为契机,在新厂区投资建设我国唯一的钻机综合试验台,推进了百年老厂数字化、智能化进程。 面对我国钻机生产厂商虽然众多,但缺少对钻机各部件的扭矩、钻压、转速、液压油温度、立轴行程、立轴加压、钓载等进行检测试验装置的现实,张探厂决定投资300万元,在新厂区建设我国唯一的钻机综合试验台。 “这一试验台建成后,既可分别对钻机的各部件进行检测,也可进行整机的协调试验。”马彦说,它还将对我国钻探装备的进步提供基础支撑,通过检测、试验获取的参数,可用来进一步优化钻机设计,提升钻机的整体性能,进而提升我国钻机设计制造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详情]

从二八自行车到小汽车 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从二八自行车到小汽车 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原标题:从二八自行车到小汽车…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过上了越来越美好的生活。网友结合亲身经历和感受,纷纷在本网留言,分享作为改革开放参与者、奋斗者、见证者的心路历程与难忘记忆。 网友“路漫漫而求索”:以前经济条件差,买衣服要布票,买吃的要粮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服能穿9年,不到过年饭桌上见不到荤腥。现在,想穿什么、想吃什么,坐在家里打开网购平台随时就可以实现。高中之前,我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南京,那年放假,我随亲戚的大货车到南京送货,当时我见识了大城市的高楼,一个窗口一层,一共30多层,我从未见过这么高的楼,跟大楼合了一张影;现在,高楼比比皆是,有的乡镇建的楼也不只这么高。以前,了解国内外大事,只能通过电视、收音机、报纸;如今,想知天下事,打开手机马上就能知道。我深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国家发展了,人民富裕了,生活丰富多彩了,人们的笑脸随处可见了。 网友“冰心玉盘”:自我记事起,家里生活条件的提高,总是伴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善。上世纪80年代末,我家是三间土坯房,栅栏外面是一个猪圈。1993年,我家盖新房,那时候盖砖房是“富裕”的象征,三年级的我每天放学都很期待地去看看新房的进度,奶奶说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住上大砖房。后来,农民种地实现了机械化,解放了人力,妈妈一个人就可完成种地收割,爸爸则外出打工,家里的收入增加了,新的围墙砌起来了,代表门面的“大门”也盖起来了。2000年后,我们将大门进一步拓宽,换成了气派的大铁门,盖了上房顶的楼梯。那时候,爸爸总说:“咱们家小康了。” 2013年,按照镇里的规划,我们家要迁到附近的居民楼,爸爸说:“这可真是没想到过的,住楼,可一直是城里人的生活呢!” 网友“ahc9”:记得小时候,我们出门走的都是泥巴路,坑坑洼洼,一下雨就更难走,现在到处是四通八达的水泥路、沥青路,马路又宽又平;以前家里没装电话,想和亲戚朋友联络,要跑到镇上的邮局去寄信,再后来,就可以到商店里打公用电话,现在人人有手机,不仅联系方便,还可以视频通话;还有记忆中的土坯房、烧饭的柴火灶、水井、二八自行车等等,经过改革开放40年,也都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我们住的是大楼房,烧的是天然气,喝的是自来水,开的是小汽车,经常周边游,偶尔出国游,改革开放带来了生活巨变,现在的人们真幸福。 网友“liaoying”:改革开放前,国家的教育事业几近瘫痪,在相对落后的农村,父老乡亲都是守着门前的一亩三分地过着沿袭了数百年的靠天吃饭的日子。受教育权的丧失、知识的匮乏、技术的落后和精神世界的封闭使乡野孩子失去了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年轻人的梦想又一次被点燃,助学贷款的政策帮助许多农村孩子圆了大学梦,或者说是圆了几代农民的大学梦,很多人的命运因为知识而实现了大逆转。现在,农民也享受了医疗保险、失地养老保险、高龄补贴等等,手头有了足够的生活费用,儿女们的压力也小了,大家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网友“美好生活lyc”:我小的时候,村里有座“桥”,那是用两根树木搭成的桥,是我们上学时的必经之路,也是男孩子的“专用通道”,女孩胆小,只能趟水过河,那些男孩还时不时地对着女孩做鬼脸;上初中时,那条河上已经没有原来的那座“桥”了,而是村里修的简易桥,上学的女孩们,虽不用趟水,但是因为新桥很窄,调皮的男孩总是挤到前面,过了桥还不忘对着身后的女孩大笑;后来我在县城读高中,有一次回家时经过那条河,那座窄桥不见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宽敞的大桥,孩子们上学结伴而行;现在我大学毕业几年了,村里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当然变化的还有那座桥,如今那座桥已被重新修砌,更宽更牢固,不时有满载农产品的大货车从上面经过,把村民们的致富梦想运往大江南北。 网友“瑾年似锦”:小时候,我们全村没有一台电视机,全村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看露天电影。后来,外公买了一台12寸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这成了轰动全村的大事。再后来,21寸的进口彩电流行了起来。而今天,彩电越来越大、越来越薄,功能也越来越多,彩电已经不是当初遥不可及的抢手物品,而是每一个家庭最普通的生活电器。我觉得电视机的发展变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缩影,它见证了我们普通百姓生活的巨大改变。 网友“汝河水清灵灵”: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快了,新生活还没有适应,就又变了,我都快赶不上时代的潮流了。就说照相这事吧,小时候只有过生日或者有喜事才去照相馆照相,洗出来的是黑白照片,取回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相册或者摆放在家里显眼的位置。现在不但冲洗胶卷的店铺少了,而且胶卷也买不到了。几年前照相还用数码照相机,现在随时都可以拿出手机来拍照留影,而且也不用到照相馆去冲洗,直接存到手机里或者云端,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看看。再说交通,现在想去哪里,飞机、高铁、火车、公共汽车、私家车随便选,总有一款适合你。我刚上学那会儿,从家到学校距离15公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要步行上学;后来有了自行车,再后来,有了公共汽车…如今,无论去哪里,飞机、高铁已经是普通百姓出行的基本工具,即便去不远的地方,私家车、滴滴打车都很方便。40多岁的我,经历了祖国40年的巨变,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是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给我带来了越来越美好的生活。(以上留言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留言板”|曹静静整理)  [详情]

视频|我与改革开放:40年磁带,故事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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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我与改革开放40周年:快捷支付让我成为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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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39年,他拍下60万张天安门游客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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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5分钟沙画了解改革开放40周年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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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风雨兼程、路途艰辛,终得硕果累累。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和小康的跨越,社会实现由封闭、贫穷、落后到开放、富强和充满活力的巨变,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科技教育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沙画《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带您再一次重温改革之路。(八一电视)[详情]

改革开放40年 记录火车上的中国人
改革开放40年 记录火车上的中国人

   1978年,哈尔滨三棵树站,乘客们排队检票上车。王福春摄影 1989年,北京——广州。青年拿着收音机在听邓丽君的歌曲。王福春摄影 1989年,牡丹江——长汀。列车员高举“放像车厢”走过。“放像车厢”,即电视车厢。这当时为满足部分乘客需要开设的服务。王福春摄影   1991年,哈尔滨——上海。打开水的人们。王福春摄影 1991年,哈尔滨——上海。硬座车厢内的几位旅客让出了头顶上的一片空间,让一位躺在担架上的病人可以舒服地休息。王福春摄影 1991年,上海——重庆。挤在过道一个狭小空间里的一家四口。王福春摄影 1992年,南宁——北京。年轻的妈妈想出了用八宝粥的铁罐来当作“临时厕所”,以解决儿子的内急。王福春摄影 1994年,沈阳——大连。改革开放后做生意的乘客在卧铺车厢拿着当时最时髦的大哥大联系生意。王福春摄影 1994年,哈尔滨站。蜂拥上车的旅客们扛着大包小包挤向狭小火车门。王福春摄影   1995年,兰州——西宁。停车后一拥而上的小商贩,他们提着竹篮往车窗里递东西。王福春摄影 1995年,兰州——西宁。从窗户爬上列车的乘客。王福春摄影 1995年,齐齐哈尔——北京。在宠物狗旁吃方便面的女青年。王福春摄影 1995年,武汉——长沙。一位光膀子的男子躺在硬座座椅靠背上,为防止自己摔倒,他不得不用手抓住上面的行李架。王福春摄影   1998年,通辽——集宁。从列车车窗探出头来的旅客。王福春摄影 1998年,哈尔滨——牡丹江。人们把有天线的小电视带上火车看节目。王福春摄影 2007年,北京——哈尔滨。三位乘客同时在看火车上的杂志,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效果。王福春摄影 2007年,南昌——上海。依依不舍的送别。王福春摄影 2007年,北京到拉萨的列车上,一位女子躺着做面膜,另一位男人则在玩电脑。王福春摄影 2009年,广州——北京。上铺的乘客用电脑来度过漫长的黑夜。王福春摄影 2010年,北京——沈阳。一位小伙子带着眼罩入睡。王福春摄影 2011年,北京——上海的高铁商务车箱。王福春摄影 2012年 ,宜昌——汉口。孩子们人手一个iPad,场面极其壮观。王福春摄影 2013年,北京——上海。一位女士在办公,其他的人则睡觉的睡觉,无聊的无聊。王福春摄影 2014年,重庆——北京高铁。一位男士使用便携支架看手机。王福春摄影 2014年,广州南——北京西高铁。乘客喝茶聊天玩手机。王福春摄影 2015年,上海——杭州东。一位男士用支架架起手机娱乐。王福春摄影 2015年,北戴河——北京。这一年的5月1日起,有视力障碍的旅客可以携带导盲犬一起乘坐火车。王福春摄影 2015年,北京南——抗州(德州)。一对新人拿着喜字与和谐号合影。王福春摄影[详情]

40年 改革开放与我们的生活
40年 改革开放与我们的生活

  原标题: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 40年,改革开放与我们的生活 前不久,一款香奈儿2018早春系列丝绒唇膏,持“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电子信息凭证”在上海口岸报检,短短几天就完成进口通关并上市销售,几乎与国外同步。从以前的5个月到现在仅5天,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审批改革,让中国人的“美丽消费”直追国际潮流。今年全国两会后,这项改革迅速在广东、重庆、四川等10个自贸区推开,从审批改备案,企业节省了可观成本,消费者享受到更好体验。 这则消息没有引起多大关注。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消费者早已适应了充斥市场、琳琅满目的进口消费品。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 由1978年的3645亿元,至2017年的82.7万亿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40年间迅速跃升了200多倍。中国经济总量已提升到世界第二。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史无前例的25974元。40年来,丰硕成果惠及13亿中国人民,让广大人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理解了民生方面的变化,才能正确地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远去的票证制度 今天,当年轻人在超市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很少有人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前,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民生带来的巨大变化,1992年,中国告别了长达40年之久的票证时代。 1972年天津市地方粮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北京市结婚家具购买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四川省中江县煤油供应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农业基础落后,粮食等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于1953年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人们要凭票证来限量购买粮食、油、布、煤、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票证。我国的票证种类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全国2500多个市县,还有一些镇、乡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此外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吃的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鸡鸭蛋票,各种糖类票,各种豆制品票及各种蔬菜票等等。穿的除了各种布票外,有化纤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棉胎票等等。用的有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抹布票、煤油票,各种煤票、商品购买证、电器票、自行车票、手表票,还有临时票、机动票等,五花八门,涉及方方面面。总之,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一些当时的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和农业迅速发展,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日益丰富。80年代初,禽蛋蔬菜价格逐渐放开,一些工业品也逐步达到了供需平衡。于是从1984年开始,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逐渐离开流通领域。到1992年,随着中国最后的一种票证——粮票被取消后,票证最终结束了它长达40年之久的特殊身份,老百姓从此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 几乎与此同时,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5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填饱肚子到吃出健康 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老百姓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自家餐桌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凭票购物,到各国料理珍馐食之不尽,国人餐桌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1984年深圳取消粮油额定供应,人们在园岭粮店排队购粮(深圳博物馆供图) 1950至1980年代,百姓只能凭粮票、油票、肉票等才能购买食品。门市部、供销社是商品供应的主要渠道。由于食品物资的匮乏,供应的时间仅有几天,每逢年关或节假日前夕,供应点就会簇拥着大量凭票购物的人们,购物长队成为那个年代的一大街景。副食也同样匮乏,在北方的冬天,人们把白菜、土豆、萝卜储存腌制,以备过冬。 随着改革开放,物资开始慢慢丰富起来,商品市场逐渐活跃。1981年4月12日,中国第一家超市——广州友谊商店自选超级商场开张。超级商场最初开办时,普通市民需要持外汇券才能购买货品。由于广州是侨乡,不少人拿着外汇券涌入超市,一时间商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商场只好限制人流。 到1983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1984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用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老百姓的餐桌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品种渐渐丰富,蔬菜、瓜果、蛋、禽、肉类摆上了货架,粗粮食品逐渐淡出,细粮成为餐桌上的主角。80年代后期,全国实施了菜篮子工程之后,彻底解决了副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1980年开业时(右)与现在的北京悦宾饭馆 1980年9月30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国美术馆附近的翠花胡同被挤得水泄不通。一家个人开办的名叫“悦宾饭馆”的餐馆吸引了无数围观者,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应运而生。当天《北京晚报》就登出一篇巴掌大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当时大家都想去尝尝“第一家”,饭店每天到了午饭和晚饭时间,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一天下来,女老板刘桂仙数着面额不一的纸币、硬币:38元,这差不多是当时一个高级工人的月收入。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在一篇报道里称:“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慕名而来的外国使馆人员越来越多,饭店包桌居然排到了68天之后。1981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慕华来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他们“不用怕”。就这样,北京陆续又有第二家第三家个体饭店,经营环境开始越来越好。 到了90年代初,进餐馆尝鲜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谁家有喜庆事,都愿意在饭店摆一桌。那时候刚时兴自助餐,许多人都好奇要去尝一尝。再往后,鱼翅、鲍鱼、海参等高档食材开始出现在人们面前,经营粤菜、生猛海鲜的餐馆生意都很火爆。 1987年,肯德基北京前门店开业后,排队吃肯德基的场面 1987年11月20日,肯德基在北京前门正式开启中国第一家餐厅。开业那天,顾客几乎需要2小时才能等到一个座位。眼看着门口排队的人群快要挤爆,不得不求助警察来帮忙维持秩序。只要到周末,光餐厅外排起的队伍就有400多米,必须分段分时放人进来。前门肯德基变成了北京城里的“网红店”,上肯德基吃西餐变成了一件时髦的事,甚至成为北京旅游的一大景点。很多来到北京的人,必定要去肯德基尝一下,然后与门口的山德士上校人像留影纪念。 1990年麦当劳深圳光华餐厅开业以后,生意非常红火 1990年10月8日,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光华餐厅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盛大开幕。按照当地的风俗,舞狮、点睛、采青,一样都不能少。开业当日,深圳光华餐厅就创下了当时全球麦当劳有史以来的单店单天营业额与顾客光临数的记录。 自此,洋快餐加快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这不仅带给中国人进食口味上的不同,还有饮食文化、管理模式、用餐观念等的改变。 恩格尔系数是指购买食物的人均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它是用来判断国民生活水平的国际指针。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是54.2%和58.8%。到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50%,进入小康水平。 到了21世纪,饮食的极大丰富导致了大量肥胖、疾病的产生,人们开始寻求健康饮食。人们的饮食习惯,由原来的饱餐型向营养型、新鲜型、简便型转变。外卖行业发展如火如荼,各色饮食都可以通过网络轻松下单,快速便捷地送到顾客手中。 从黑灰走向时装个性化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色彩和样式单调。映入眼帘的,千篇一律的是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被形容为“蓝色的海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那个年代的金科玉律。稍微颜色亮丽一点的衣服根本没人敢穿,一不小心就会引来指责。当时百姓生活水平有限,衣服的数量也很少。用当时的话讲,叫“艰苦朴素”,说到底还是供应紧张。 20世纪80年代,北京,穿喇叭裤的青年 40年过去,中国纺织工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发展。1978年,纺织工业实现工业总产473.2亿元;2017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68935.65亿元,约为1978年的140多倍。纺织品服装出口2745.1亿美元,是1978年的127.4倍。1978年,中国人均纤维消费量仅有2.9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8%。2017年行业规上企业服装产量287.81亿件,相当于为世界人口(按76亿计算)每人提供6.89件衣服。 老百姓服饰的春天开始于改革开放。一些西方的服饰进入中国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潮流。20世纪80年代初,戴蛤蟆镜、穿喇叭裤成了一种大街小巷的时尚。随后,“港裤”“燕尾服”等各种新潮的服装相继涌现。 1979年,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内部时装秀 1979年3月,法国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来华,他是第一位来华的国际级服装大师。他率领12个外国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法国时装表演。当年的中国,涌动街头的还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服装表演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内部观摩”。 皮尔·卡丹回忆说:“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我是第一个让中国人了解什么叫时尚的西方人。我很像马可·波罗,因为我们都具有冒险精神。” 皮尔·卡丹带来了“时装”和“品牌”的概念,讲究穿衣服要穿“牌子货”。皮尔·卡丹也成了中国“时尚”的启蒙者,一波比一波繁华的时装潮流、一个比一个华丽的奢侈品牌就前赴后继地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的模特 服饰的变化是一个人精神面貌的最重要体现。20世纪80年代穿着“的确良”白衬衫的女青年显得那么单纯,和那个时代一样。随后,80年代中期,城市里开始流行红裙子,女孩子脱去了暗淡的外衣,穿着色彩鲜艳的编织毛衣,留住美丽,一场时装的革命正在悄然而来。时髦的男青年一边跳着霹雳舞,一边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尚”。喇叭裤,包紧了臀部,裤脚管很大,像喇叭,兼具扫地功能。随后,连体裤、哈伦裤、健美裤、蕾丝裙、中性套装、露脐装……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个月,时尚,就是一阵风,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90年代以后,中国服装至少在高端人群中已经实现了与世界的同步。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蜗居”到“广厦”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住房制度是福利分房,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房屋是租赁单位或者房屋管理部门的,只有少数居民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住房靠国家,分房按等级”,房子面积分配的大小要根据级别和家里人口的数量。一般是一家三四口人,甚至老少三代一起吃、住、生活。人口多、住宅面积小是当时最常见的普通居民生活状况。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缺房户达869万,占城市总户数的近一半。 待拆迁的长沙东二环筒子楼 1980年4月,邓小平指出,住房改革要走商品化的路子,由此开启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此后,我国房改大致经历了试点售房、提租补贴和以售带租等改革阶段,以及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1994—1997年)阶段。而房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则是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2012年的32.9平方米提高到2016年的36.6平方米,6000多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 从60年代的平房,70年代的筒子楼,80年代的单元楼,90年代的二室一厅、三室一厅到跨入新世纪的小高层、复式住宅、跃层、别墅,从“居者忧其屋”到“居者有其屋”再到“居者优其屋”的变化,深刻地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深圳房地产公司建起怡景花园高级住宅区(深圳博物馆供图) 1998年,房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新的住房时代开始了,拥有一套新住房成为人们的新追求。21世纪,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在追求宽敞的同时,还在追求着居住环境的各种配套设施,要住得舒服,住得开心。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房子是头等大事,这造就了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房价高企,令多少适婚买房一族望房兴叹?不过另一方面,中国住房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不争的事实,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城乡居民住房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是必然的趋势。 从“自行车王国”到说走就走的旅行 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中国老百姓,绝不会梦想有一天会开上私家车。 40年前,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购买自行车要凭票,每年一个单位最多能分到十几张购车票,能有幸分到票的人自然不多。当时人们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除了公交车外,绝大多数都骑自行车或步行。永久、凤凰、飞鸽等品牌的自行车开始风靡中国。那时,有一辆自行车的感觉不亚于现在有辆轿车,骑“永久” 就像开奔驰一样有面子,而一辆“凤凰”就像现在有一辆宝马一样。 1982年,北京街头停放的自行车 20世纪80年代,摩托车开始逐步成为人们的新宠。那时,摩托车是家庭富裕的象征,骑着一台摩托车游走于大街小巷会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198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喜剧电影《雅马哈鱼档》热播全国。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喜爱上了摩托车。当时广州一些比较大的商店,像华侨大厦、友谊商店等,都有摩托车卖,虽然都是雅马哈、本田、铃木等进口车, 价格比较昂贵,但一般市民也开始光顾了。 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其中说:“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这年年底,北京国际家庭轿车研讨会在国贸中心召开,全球各大汽车公司送来各自的家庭车型参会。配合研讨会的车展也在北京引起轰动,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批车迷。 1990年第一届北京车展,长城汽车工业公司二分厂生产的轿车,人们新奇地围在车旁 1995年以后,合资生产的桑塔纳、捷达、富康;引进技术生产的天津夏利、长安奥拓以及易货贸易进口的小型车,私人购买量在北京以及深圳、广州、温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日益增多。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老百姓对于轿车被压抑多年的需求急剧释放。今天,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把轿车当作自己的生活、出行、谋生的现代化工具。一到节假日,各大旅游景点人满为患,车流滚滚。春暖花开时节,去赏花休憩,或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了很多私家车主的假日选择。而私家车太多,停车难又成了大问题。 今天的我们,外出可以用共享单车低碳出行,可以坐时速高达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可以坐豪华轮船周游列国,坐飞机比当年骑自行车都常见。据《宁夏日报》报道,即使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甘肃固原,从固原启程,乘飞机飞至银川出差、飞至西安购物、飞至福州旅游,当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习惯于打“飞的”。 “四大件”的兴衰 四大件,又名“三转一响”,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出现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当时为各个家庭所希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这四件家庭物品分别为: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及手表。这几乎是一个家境非常好的人才能够拥有的奢侈品。这“四大件”会让上了年岁的人如数家珍,在其头脑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一块手表曾经就是她的嫁妆,而一辆崭新的“飞鸽”或“永久”也许使他当上了新郎。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凭票供应时代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新“四大件”的诞生: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电子时代的到来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每个家庭的家居生活。 上海无线电十八厂飞跃牌9寸黑白电视机 20世纪80年代东芝录音机 新“四大件”走入家庭没多久,就由流行走向了没落。黑白电视的魅力哪里比得上彩色电视?录音机和“家庭影院”放在一起,明显就相形见绌了。还有家用电话、空调、电脑、微波炉…… 1994年,广州,手持“大哥大”手机的市民 改革开放进入20多年之后,家电逐步由奢侈品转变为日用消费品,国内家电进入到消费的黄金期,普及型消费市场已经形成。最近的10年,中国家电产业厚积薄发,开启了全面超越外资品牌的征程。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家电智能化过程中,中国家电企业明显走在全球产业的前列。2008年国内家电销售金额为4345亿元,10年后的2017年销售金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120亿元。 人们在尽情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的同时,也懒得总结什么“四大件”了。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使人很难从中选择出哪种商品与你息息相关,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大件”。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详情]

三天一层楼 效率就是生命 见证的是奇迹
三天一层楼 效率就是生命 见证的是奇迹

  圆通吧:出彩新时代丨三天一层楼,效率就是生命,见证的是奇迹 改革开放初期, 缔造“深圳速度”的“四顶红帽子”是谁?  每天绑扎300公斤钢筋的“铁姑娘”又是谁?  打破大锅饭,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  又从何时开始?  让小青为您揭秘“深圳速度”, 翻开深圳特区第一代建设者们的故事。  故事1:工地上的“牛郎织女”  1983年4月,时任中建三局副局长的李传芳赴深圳驻点,全权负责三局在深的业务,重点负责国贸大厦的建设工作。李传芳意识到国贸工程的重要性,干成功了将成为中国建筑信誉和效益的金牌,干失败了不仅个人前途受损,中建三局也会被赶出深圳。  在她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在动员会上严肃地宣布了一条铁的纪律:“我们来了30多对夫妻,从今晚开始必须住单身宿舍。”话音刚落,一些人就笑出了声。因为李传芳的丈夫俞飞熊也在工地上,并担任项目总工程师。她补充道:“全部严格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也不例外。”另外,除特殊情况,谁都不准回家,也不准家属来队,国贸大厦建设成功那天,这条纪律才能作废!”顿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  故事2:局长亲手煮的面  许多老员工在回忆国贸建设这段往事时都感叹,“无论是多大的领导,在工地都没有特权,吃住都跟我们在一起。”  那时的人民南路还是一片泥泞,张恩沛为了让加班的员工填饱肚子,亲自为大家煮从湖北带来的挂面。有时下雨,他就撑着伞挡住锅,待面差不多熟了,他一声“走起”,同事用抹布包住锅沿,双手端起锅,向工棚里冲,张恩沛则撑着伞挡住锅跟着一路小跑,口中还喊着:“小心点,别撒了!” 至今还有老职工自豪地说,“我可是吃过张局长亲手煮的面。”  故事3:“四顶红帽子”的重任 上个世纪80年代,缔造深圳速度的“四顶红帽子”反复出现在各种报章上。他们是中建三局项目主任、施工指挥王毓刚,支部书记、副指挥厉复兴,总工程师俞飞熊和滑模主管罗君东。  第一次试滑,因为滑模起提速度太慢,正在凝固成型的墙体被严重拉裂……第二次、第三次试滑实验均以失败告终。一时间批评、谩骂声铺天盖地,很多外电记者蹲点等着报道国贸大厦坍塌,“四顶红帽子”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甲方负责人甚至说,“你们要包赔我的损失,赶早给我滚蛋!”  怎么办?滑模究竟能否成功?一种乌云压顶的感觉瞬间袭来,大家没日没夜的总结失败教训,一头扎进工地,做实验、测数据,经过一次次滑模技术实验,他们终于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光有先进技术不行,物料质量跟不上。  当张恩沛再一次来到现场,在简陋的会议室,“四顶红帽子”齐刷刷地站在他的面前,以慷慨赴死的决心望向这个他们敬爱的领导。张恩沛听了他们的汇报,心潮澎湃。随后问道,“你们确定要再试一次?”“四顶红帽子”齐声回答:“要!”俞飞熊甚至承诺,“如果再次失败,我愿意去坐牢。”  但是购买5万元以上设备要经过漫长审批还可能不被政府批准,怎么办?工期临近,张恩沛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没有经过任何批准,他以个人名义做担保,用外汇券从香港贷款购买了十几台国外先进设备。  1983年9月18日,第四次滑模正式开始,在16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滑模缓缓提升。“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混凝土墙面又平又光!” 瞬间现场哭声、笑声、欢呼声交织一片,“四顶红帽子”相拥而泣。  滑模的成功,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工地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工人的工作量和收入直接挂钩,原本工人一个月只能拿十几元,但在国贸建设期间,最高能拿600多元。  故事4:“铁姑娘”的国贸芳华  18岁的杜先芳刚到国贸大厦工地,和大多数女生一样,被分到了项目钢筋班组,这个班组被称为“铁姑娘班”。  “与身体的疼痛相比,心里的恐惧才是更难跨越的。”杜先芳回忆,深圳国贸大厦从第三层开始滑模,“铁姑娘”们要负责绑扎钢筋,跟随着滑模一直攀上150米高空。杜先芳还记得第一次站上十几米高的操作板面,望着脚下缩小了半圈的熟悉风景,真是脚步打颤、手心冒汗。  国贸大厦随后进入快速施工期,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不断“长”高,满怀喜悦的“铁姑娘”们投入到更加忘我的工作之中。当时,杜先芳所负责的双观电梯区域难度颇高,钢筋排布造型复杂、体积大。下班后她经常向老师傅请教,上班时顶着高处的寒风与流下的保养用水稳步进行绑扎,越来越熟练,到后来平均每天可以完成300公斤重的钢筋绑扎。  一次验收,180斤重的验收组长站在杜先芳绑扎好的钢筋上晃动几下,钢筋几乎纹丝不动。欣喜的杜先芳在几个老师傅的撺掇下爬上了龙门架,望着脚下的高楼和遍布深圳的建设工地,她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不恐高了,还忍不住站在上面唱了一首当时正流行的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推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  重温缔造“深圳奇迹”背后的故事,  体会中建人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儿。  无奋斗,不青春!  今天的你,也同样行!  (参考:中国建筑微信公众号) [详情]

我与改革开放 | 月票的时光记忆
我与改革开放 | 月票的时光记忆

  原标题:我与改革开放 | 月票的时光记忆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换学校,离家远了。我想骑自行车上学,爸妈不同意,担心我技术不佳出事,便让我坐公交车上下学,15路汽车,两边各走半里多地。 去学校大部分路段就这一路车,几乎天天人满为患;我上下学挤上车,还要拽着书包从大人们的腋下挤过去,仰着头伸长手臂,找售票员买车票,手里的五分钱或一毛钱捏得紧紧的,生怕掉了。父母也麻烦,每天上学前要想着把买票钱给我,忘了或没来得及,我就没钱乘车了,于是爸妈决定给我买月票,每月两块五。于是,我就有了人生第一件显示自己身份的证件(带照片的),再不用挤来挤去的买车票,下车时拿出来,亮给售票员,小小的傲一下。每到月底月初,要去公交车总站的一间小屋窗口前排队换月票,在月票卡上用新月份贴盖老月份,再盖上蓝色椭圆的章,压住照片一角。妈妈怕我弄丢了,就给月票缝了个小布兜,和门钥匙一起,每天挂在脖子上…… 我与改革开放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工作了。当时地铁刚开通了一号线,很拥挤,我还是选择乘它上班,快捷,有保证。也许早早尝到了有月票的“好处”,我便千方百计弄了张地铁月票。地铁月票发放控制得很紧,据说只能“以旧换新”,丢了不补。而地铁还是人工检票,进出的人如潮水,检票员非常辛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国去日本,看到人家地铁如织,检票全部自动化,既新鲜又羡慕。 已淡出视线的公交月票 视觉中国供图 我拥有私家轿车时,已是新世纪初年了。于是我的“月票”就换成了随时可以出行、去哪里都可以、不用更换的“汽车年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越来越多,街上车水马龙,常常拥堵,耗时间,耽误事,停车难,常郁闷。 与此同时,公交尤其地铁、轻轨快速发展起来,地铁建得越来越多,一条接一条,短短几十年就在北京地下编织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就这样,我又放弃了驾车出行,改乘方便、快捷、靠谱的地铁。而地铁也早已废弃了月票,现代化的检票系统,每天服务着大海一样的人群。我当然用上了“一卡通”,地上地下,去哪儿,一刷,齐活。那天,西直门地铁站里广播告知,可以刷手机进出站了,我要试试,于是,手机就成了我的新“月票”。 跟一个文友微信聊天,他喜欢剪报。不知咋的聊到了月票。他说,你等着。一会传来一张照片,是我1986年9月发表在报纸上的一首小诗《月票》: “有一天,妈妈忽然发现,我,超过了车门上的红道——不再是一张识字卡片,一张一群小猫的日历,一张随意涂抹的画稿,妈妈给我打了张月票。从摇篮走上公共汽车,从小院走向宽宽的大道;可就是走不出妈妈的心,她给月票缝了个带松紧口的布套。” 朋友说,这首小诗常常让他想起自己的少儿时代。他还说,你退休了,再过几年,乘公交车,就啥票都不要了。 是吗?那样的话,关于月票的一切,就真的彻底封存在时光的记忆里了……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会员,企业退休。 征文启事 即日起至9月15日,欢迎您与我们分享自己与改革开放的故事。经过甄选,您的故事有望在本报等京城媒体刊载,还有可能跟着百姓宣讲团走进千家万户。 本次故事征集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网信办、市委讲师团联合有关单位开展。应征故事应紧紧围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突出个人亲历、亲闻,注重真实性、典型性,以凡人小事反映时代主题,以真实经历激发时代共鸣。文字作品请发至邮箱wyggkfgszj@163.com或wyggkfgszj@126.com。 作品集中评审将在9月16日至10月15日举行,文字作品将评出一等奖各5名、二等奖各20名、三等奖各50名、优秀奖各200名,优秀组织奖若干名,一等奖5000元,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2000元,优秀奖1000元。 应征故事要求字数不超过2000字,为原创作品,未公开发表过,以第一人称撰写。实名投稿,并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100字内个人简介。 文字 | 刘连勇 来源:北京晚报[详情]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音乐:为人民抒怀 为时代放歌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音乐:为人民抒怀 为时代放歌

  原标题:[光小明的文艺茶座]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音乐:为人民抒怀 为时代放歌 来源: 光明网 [光小明的文艺茶座] 音乐作为一门抒情达意的艺术,植根于人民丰富的生产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面貌日新月异。那么,音乐是怎样与时俱进的?记者日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谢嘉幸。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谢嘉幸 光明网: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哪些主要类型? 谢嘉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具体来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音乐类型: 流行音乐逐渐进入社会生活。起初,人们对这种新的音乐类型,存有一些疑虑。后来,慢慢接受和喜爱。几十年来,流行音乐方兴未艾,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艺术音乐,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期间,涌现出了谭盾、叶小纲、孔祥东、吕思清、吴碧霞、廖昌永等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传统音乐,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七八十年代,针对中国民间音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民族民间器乐和民间歌舞,专门启动了“五大集成”工作。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在传统音乐保护和传承方面更加重视,取得了可观成效。 三种音乐各得其所、此起彼伏。同时,也在追求良性互动和深度交融,不断书写新篇章、创造新气象。协调发展的前提,是引导而非抹杀。流行音乐未必就时尚,传统音乐也未必就陈旧;艺术音乐未必就高雅,流行音乐也未必就低俗。只要品质佳,就能打动人心;只有好内容,才能传之久远。改革开放40年,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来之不易,对此我们应当珍惜。不同的音乐类型,需要一如既往地相互尊重。 光明网: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是怎样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的? 谢嘉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在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时刻都在发生着新的故事。这些,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丰沃土壤。中国音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音乐创作空前活跃,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四十年间,新歌层出不穷,老歌久唱不衰,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音乐内容方面,既有歌颂祖国、赞美时代的宏大主题,也有表现个人情感、生活哲思的细微洞察。例如《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中国心》《走进新时代》等,抒发了深沉的家国之爱,感动了一代代中国人。再如《故乡的云》《烛光里的妈妈》《迟来的爱》《朋友》等,表达了对人世间深情厚谊、悲欢离合的深切体悟。 另外,还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影视金曲广为传唱,为音乐文化抹上了一笔绚丽的色彩。二是优秀戏歌、民族歌曲受到追捧,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一些感人的细节,在音乐中闪光,让人回味无穷。音乐的精品化、经典化之路,既要立足传统,又要推陈出新,做到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 光明网:随着社会进步,传统音乐应该怎样继承与创新,更好地走进现代生活? 谢嘉幸: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着历久弥新的魅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在全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传统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在这方面,业界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 首先,以特色活动为抓手,重视传播手段创新。进入高科技时代,充分利用多媒体,来实现音乐的文化解说和文化的音乐阐释,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传统音乐复兴,离不开教育的积极推动。从娃娃抓起,构建一个完整的传统音乐教育体系,十分必要。希望将来在基础教育、学位教育当中,进一步加大传统文化、传统音乐的比重。最后,立足实际,妥善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传统音乐种类繁多、知识驳杂,怎样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一是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来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二是兼顾大众的审美能力和需求,在普及上多下功夫。 弘扬音乐文化,创造美好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折射了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只要共同努力、不断进取,未来的中国音乐,必将更好地绽放光彩、闪耀魅力! 采访整理:光明网记者李姝昱[详情]

我与改革开放40周年:快捷支付让我成为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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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
青海: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

  原标题:青海: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 “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图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 本报记者 李 婕摄 人民日报海外版西宁6月25日电 青海将再创世界纪录。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此举将打破去年该省创下的“绿电7日”世界纪录。 靠水、光、风发电,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确保安全、平衡和稳定,这是对多年来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一次实力验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观察生态中国的极佳样本。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青海正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回归生态本色——“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又回来啦!”经过系统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江河源头重现千湖美景;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 保持发展绿色——青海没有海,但是有成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青海做足“阳光工程”。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不光有绿色制造工程,也有绿色惠民富民。“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让老山庄变了样。畜禽养殖、粮油种植、果蔬、枸杞沙棘……高原生态农牧业拉起青海绿色产业链。 探索体制特色——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夜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的特殊身份是生态管护员,管护高原家园和草场的一草一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体制探索创新不断。自然保护区禁止旅游、生态区开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干部考核实行生态环保导向……青海立下许多生态规矩,用严密法治和制度创新强化执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很有启发意义,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对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深邃思考。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化,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这样说。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件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记者李婕)[详情]

“听声”四十年 智能公交报站暖心
“听声”四十年 智能公交报站暖心

  原标题:“听声”四十年 智能公交报站暖心 作者供图 城市公交车大家太熟悉不过了,无论是车型还是车内设施的变化都折射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有幸在公交公司大一路车队工作数年。当时身为售票员的我,每天手持有线话筒边报站边售票,遇人多时还得走出售票台到乘客身边去售验票。故而时常漏报站名,给乘客带来不便。受电影《小字辈》的启发,我萌生了改变手持话筒报站的想法。虽是电影故事情节,但当时没有实际先例。 起初,我设计了一个电示运行报站器简图和所需材料表,得到了时任党支部书记刘宝庚的支持并取得了技术科的通力配合,完成了工艺制作。在售票台上方,随着灯光的显示,达到了预报下站的效果。 随后,又利用业余时间设计出了音频信号放大电路板,采用盒式录音机芯,配上地铁专业广播员的标准报站录音带,成功试制出了第一台北京市公共汽车录音报站器的样机。并安装在大一路公共汽车3678号车上使用。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认可和广大乘客的赞许。 时隔四十年,公交车的录音报站器已更新了几代。从磁带式逐步更新到了电子芯片模式,从售票员手动控制到现在的行车起步自动播放。从昔日灯泡显亮预报下站到如今的高亮LED屏的滚动播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将更加智能化温馨化。 纵观公交车语音报站器的变迁,充分反映了我们的人民生活,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愿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愿我们的民生更加温馨幸福。文/秦凤鸣 来源:法制晚报[详情]

中关村系列报道:中国硅谷之路
中关村系列报道:中国硅谷之路

  原标题:中国硅谷之路——中关村系列报道之一 1992年,在中关村大街的路中央矗立起金黄色的“双螺旋”雕塑,成为中关村的标志。(李继辉摄于1998年) 如今,新的“生命”大型雕塑落户在中关村西区广场上,外形和颜色均保持不变,但体量更加高大。(饶强摄) 中关村,曾经是北京西北郊名副其实的小村。40年前,这里的庄稼地已被切割得七零八落,与众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为邻的,是大批冒着黑烟的手工作坊式乡镇企业。 40年后,这里还叫中关村。只是,这里不仅有高楼林立的繁华,更有创业创新的激情和梦想。“中关村”三个字,已远远超出了地理名称的范畴,成为科技创新的代名词和首都发展的金名片。 1984年9月11日,北京日报头版的一篇《开创中国式硅谷的探索》,第一次将中关村这片热土,与大洋彼岸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谷联系起来。 “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北京日报记者敏锐地意识到,一批新型技术公司的聚集,让中关村走上了一条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之路。 果然,1988年,国务院批准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承担起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经验的重大历史使命。 体制改革打破创新壁垒,人才“松绑”引凤筑巢,创新创业生态不断完善……中关村的发展史,恰是一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史。40年间,中关村从中国硅谷,逐渐成长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关键枢纽,从“跟跑”,向着“并跑”甚至局部“领跑”转变。 “试验田”里的核聚变 一个多月前,以先驱者10号驶出太阳系探索未知宇宙的故事开场,陈云霁、陈天石兄弟俩创立的寒武纪公司发布了新款人工智能AI芯片——理论峰值速度每秒128万亿次定点运算,功耗不超过110瓦,在全球树立了AI芯片的性能和能耗新标杆。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让人工智能芯片计算效率提高一万倍,功耗降低一万倍!”陈云霁说。 这对中科院学霸兄弟的创业,源于几年前一篇摘得全球计算机硬件顶级期刊最佳论文奖的科研论文。为了将研究成果尽快转化,兄弟俩开始酝酿创业。 公司还未成立,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就大手笔投入数千万元资金。凭借着这笔“天使投资”,寒武纪团队在2016年初做出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芯片的原型样片。 短短数月后,一个由中科院占股30%、寒武纪的科研人员占股70%、估值上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诞生。依托于北京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寒武纪一降生,就未曾尝过缺钱、缺人、缺动力的“成长烦恼”。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把实验室的成果变成真实产品能这么容易。”一位活跃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天使投资人感慨。相比当年中关村的第一批探路者,新世纪的创业者何其幸运。 1980年10月23日,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陈春先,在一间闲置仓库里,创办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家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不经意间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 科研成果前脚走出实验室,后脚就迈进工厂大门,教授、科学家也能以个体身份办公司——1978年的硅谷之行,曾给陈春先带来前所未有的观念冲击。回国后,他着手移植硅谷经验,没想到很快被扣上了“不务正业、损公肥私”的帽子。 几乎与此同时,经营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的王洪德也惹来了“违法经营、经济犯罪”的调查。 “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如果聘走不行的话,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 撂下这掷地有声的“五走”,王洪德彻底告别传统体制,创办了日后声名赫赫的北京京海公司,以“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全新机制,探索技工贸相结合的中关村企业发展模式。 同样在中科院计算所,诞生于传达室一间小平房里的联想,1993年底终于打破100%国有资产的属性,按中科院20%、计算所45%、联想职工35%的股权比例分红。 到2001年,联想再进一步,将分红权过渡为股权。财政部、科技部和北京市牵头对联想进行改造,允许联想员工动用多年积攒的分红购买相应的股份。一群“憋”了很多年的科技人员,在历经市场狂风暴雨的考验后,终于得到应有的回报。 这样的激励机制,助推联想扛起IT领域民族产业的大旗,并迅速走出国门,完成了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蛇吞象”壮举。 股权激励,仅是中关村众多先行先试的政策之一。在中央支持下,科技成果收益权和处置权、高新技术认定、外籍高层次人才“绿卡直通车”等试点政策,陆续在中关村率先示范。 “如果说农村领域改革是小岗村首开先河,那么科技领域改革启动就在中关村。”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说。 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第一家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100%的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投资机构、第一个政府引导基金……在这片土地上播撒的创新种子,如同粒子发生的核聚变,爆发出了惊人能量。 148家企业,总收入9亿元——这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刚刚成立时的数字;2017年,这里的企业总数已超过2万家,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5万多亿元。 创新加速度 5月3日,小米申请在香港上市,雷军手持港交所受理IPO收据,乐开了花。 港交所,是雷军再熟悉不过的地方。2007年10月,5次冲击IPO的金山终于在香港挂牌上市。但时任金山总裁雷军的内心深处,却认为自己“做得不怎么样”。 十来个人熬了一锅小米粥,低调朴实的庆祝“仪式”后,40岁的雷军再度启程创业,目标是“像乔布斯一样办一家世界一流的企业”。 如今,诞生不过7年的小米,估值约700亿美元,有望创出2014年以来全球IPO最大规模。 中关村,从来不缺奇迹。联想、新浪、百度、小米等标杆企业,不断刷新企业成长速度——中关村首批一百家公司上市用了20年,第二批一百家公司上市仅用了不到4年;这里拥有70家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成为全球仅次于硅谷的独角兽聚集区,其中不乏滴滴出行、美团点评、今日头条等近几年高速成长起来的超级独角兽。 这样的加速度让全球投资人为之眼热。《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的一篇文章评价:全球有许多城市都试图复制硅谷,吸引众多的科技创业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但是,只有一个已经成为硅谷有力的竞争者——北京。 为什么会是北京? 到中关村转一圈,便不难找到答案。 2011年,曾创办世界最大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的美籍华人陈士骏到访中关村,刚刚起步的车库咖啡让他大吃一惊:“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创业,即使在硅谷都没有这样的场景。” 过去几年,创新工场、3W咖啡、贝塔咖啡、天使汇、36氪、创业邦、创投圈、i黑马等近百家创业服务组织应运而生,一大批国内顶级天使投资基金追着创业项目走,中关村人真切地感受到:创业者的黄金时代来了。 2012年底,原谷歌眼镜核心开发人员赵勇,在中关村著名投资人徐小平的邀请下从硅谷辞职,创办人工智能公司格灵深瞳。回国后他才发现,中关村的“魔力”比他想象中还要惊人。 “回国一个星期之内我约了10个投资人面谈,结果前5个全部明确表示愿意投资!”赵勇很清楚,在硅谷,见10个投资人能获得1个人的支持就已经很幸运了。 在短视频创业风口大获成功的快手,短短一年时间实现了注册用户从4亿攀升至7亿的爆发式增长。“如果不是在中关村,我和合伙人也碰不到一块儿,也不会有精力学习‘机器学习’技术,接触不到那么多优秀的产品研发人员、工程师。”快手创始人兼CEO宿华感叹。 与早期中关村的创业者须赌上自己的全部身家不同,如今鼓励创新的各种扶持政策和活跃的风险投资,显著降低了创业者的试错成本。 数据显示,全国80%的天使投资人活跃在中关村;2016年中关村股权投资案例2584起,披露股权投资金额1557亿元,分别占全国近三成和超四成。由于无惧失败,随时可以从头再来,中关村持续创业比例高达四成。 全球创新枢纽 和美国硅谷相似,创新创业是中关村与生俱来的气质。 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胡昭广放弃铁饭碗,通过竞聘成为试验区办公室第一任主任。他在上任之初就明确提出,中关村要学习硅谷、复制硅谷。 50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满怀激情地把旧桌旧椅搬到一起,将试验区的牌子挂起来,连个仪式也没有,试验区就“起跑”了。这,就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 40余所高校、206家各级科研院所聚集的丰富智力资源,让中关村从来不缺乏创新活力。在第一代本土科研人员“下海”成就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繁荣之后,海归人才又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浪潮中激情迸发,李彦宏、田溯宁、张朝阳等人创办的百度、亚信、搜狐等互联网公司迅速崛起,成为中关村“二次创业”的成功典范。 这一轮热潮中,海归们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前卫理念,也向中关村移植了与西方接轨的现代科技公司管理架构。与此同时,本土企业、高校院所等市场主体,纷纷探索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发展路径,中关村企业逐渐摆脱以贸易为主的盈利模式,开始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迈入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加速“跟跑”的第二个十年。 2001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正式实施,其中一条“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被敏感的国外媒体称之为“对知识人才充满敬意的法律”。 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在本世纪前20年再上一个新台阶,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自此,中关村吹响了第三次创业的号角,进入原创引领、高效发展的第三个十年。 海龙大厦的变迁,见证着中国硅谷之变。 “海龙电子城市场一层至五层自7月7日起停止对外营业,并进行场地升级改造。”2016年7月初,一张亮黄色通知赫然张贴在玻璃门上,宣告海龙迈开了转型智能硬件创业中心的腾笼换鸟步伐。 有着17年“攒机圣地”历史的海龙,成就过无数电子科技市场的“弄潮儿”,也曾是刘强东京东商城梦想起飞的地方。 2018年5月中旬,北四环“一号桥”西北角,中关村最后一个电子卖场被拆除——轰轰烈烈的电子卖场时代远去,创业大街模式成为未来主导性新业态,比肩甚至超越硅谷的中关村梦想也变得日渐清晰。 打破旧有体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实行“科学家为主”的管理机制,成功吸引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华裔科学家王晓东回国。如今,王晓东率领研发团队,正在向做全球最好的抗癌新药发起猛攻。 “一个中国农民最多只能养活4名国人,为什么美国可以做到一个农民养活98个本国人和34个外国人?”带着全球领先的现代农业技术和诸多思考,美国科学院院士邓兴旺放弃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身份,回国创办了未名凯拓公司。 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人工智能专家汉斯,2017年也带着自己的看家技术,来到北京“创业”。 一条新政应运出台: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籍人才可以在中关村示范区内担任新型科研机构法定代表人。毫无疑问,这将有利于新型科研机构直接引进外籍顶尖人才,争取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导权。 目前,中关村聚集了30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外籍从业人员总数近1万人,留学归国人员3万多人,其中海归“千人计划”专家1343人,占全国19%。 在高端人才“梦之队”的带领下,中关村前沿科技企业不断涌现。这些平均创立时间不过三四年的新型创新企业,正在5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芯片、无人驾驶平台、石墨烯材料制备、液态金属增材制造、靶向免疫、高端医疗器械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一代又一代,中关村的追梦者总有相似之处——他们都睡过地板,在破砖房、小民居或是宿舍的钢架床上做过研发。 一代又一代,中关村的追梦者也有着本质不同——新一代创业者不必在铺天盖地的电子表、盗版光盘、水货中寻找机会,他们站在巨人的肩上,创业之初便可以从全球尖端技术领域起步。 越来越多的中关村企业将自己定位为总部位于北京的跨国公司。截至目前,中关村企业已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或分支机构近千家,中关村管委会也在硅谷等地设立了十余个海外联络处,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和人才汇聚。与此同时,Plug & Play、Trendlines等世界知名孵化器相继落地中关村,一大批海外创业者成为中关村的熟面孔。 “除了硅谷,很难找到像北京这样适合创业的地方,互联网产业全球领先,人才、政策、资本都聚集在这里。”通过积分评估获得中国“绿卡”的也门小伙阿哈迈德说。 2018年夏天,从126个国家及地区选拔出的15名优秀海外青年,将通过创业大街的国际实习项目,进入中关村的顶尖科技公司实习工作,近距离感受这里的创业热潮。 中关村,这个当年的京西北小村,早已不是北京的中关村,而是世界的中关村,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占据越来越关键的枢纽地位。(涂露芳 孙奇茹) 来源:北京日报[详情]

看改革开放40年:交通篇——从双腿丈量到抬脚上车
看改革开放40年:交通篇——从双腿丈量到抬脚上车

  原标题:看改革开放40年:交通篇——从双腿丈量到抬脚上车 中国青年网北京6月18日电(记者 张潼 杨月 实习记者 曹若鸿)在你的记忆中,是否还有绿皮火车的身影?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你的出行方式发生了哪些改变?小青一图梳理中国交通事业改革开放40年巨变,带你get中国交通强国时代的正确打开方式。  [详情]

我和2022有个约会
我和2022有个约会

   2022年冬季奥运会花落北京,作为全世界第一个举办夏季、冬季奥运会的城市的一员,我感觉到非常荣幸,而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重要的一站-怀柔区,有着浓厚奥运情结的怀柔市民最近正热议着“2022冬奥会”这个话题。大家期待着再次相约2022,相约北京冬奥会。 拿我自己来说,我是怀柔区一名射击教练,在11年的工作中,家长对于体育认识的改变,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07年怀柔区刚刚开展射击这个项目时,一和家长说想让孩子能用放学或者周末时间参加训练,绝大多数家长都是持否定的态度,总是认为搞体育的都是学习不好,或者是偏远山区的才应该选择体育这条路;也许因为自己是运动员出身,对于体育运动的偏见,激发了我越是困难越要迎难而上的这股拧劲儿,从心底里,我告诉自己,要做的不仅仅是教好教学内容,同时要通过我的行动,改变家长对于体育运动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这种认识。 转眼来到了2010年夏天,4年一次的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就要召开,这是最高级别的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盛会,为了这次运动会取得一个好成绩,更为了得到之前那些家长的认可,从5月份开始,我对各个区射击项目的情况进行调研,通过往年比赛分析每个区的重点对手,分析自己每一名队员在每一个项目上的的优、劣势,针对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出现了问题应该用那种方法解决等等,做了一系列的具体比赛预案和比赛方案。 7月暑假到来,在和家长多次进行沟通后,同意了运动员进行暑假集训,这是决定胜负关键的一个月,在这一个月的集训中,我与运动员同吃、同住、同练,在训练场上,顶着30多度的高温,没有空调,没有风扇,一起穿着3层厚厚的训练服装,每天都要湿透2套贴身的秋衣裤,每天晚饭后还要进行身体素质训练,就这样坚持了6周,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有的只是执着,汗水的六周。 我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舞台——8月,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射击项目决赛。在比赛中,我们按照赛前的计划安排,在自己优势的项目上取得了冠军,同时在弱项上也取得了参赛的最好成绩。 在得知我们最后拿到了冠军时,运动员和我第一次紧紧的拥抱在一起,眼泪不住的流淌出眼睛,那是兴奋的眼泪,愉悦的眼泪,更多的是,证明的眼泪。也就是通过这一次的比赛,真正得到了各位家长的认可,赛后他们看到了这些运动员的成长,他们回家后会主动帮忙做家务,知道自律,知道自己要为什么事情去坚持努力,在其他人出现困难时,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解决问题,这一切的一切,让各位家长真正的认可了体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怀柔区射击队有了真正的队魂,无论在什么地方大家都以一名合格的运动员标准来要求自己-自律、自强、无私、坚韧。 现今已是2018年夏天,当初的运动员大多进入了工作岗位,有的考入了专业运动队,有步入了社会这个大家庭,而我们的训练场地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不用在刮风下雨时用百米冲刺去换靶纸,训练场地安装了空调,地暖,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我们队伍的队魂,记得我的教练对我说过:“要想打好抢、先要做好人”,这也是体育带给我最大的收获。现如今我依然和之前的家长保持着联系,现在在训的运动员有很多都是之前那些家长主动来给报名的,他们说练射击,不为练出一个奥运冠军,更多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意志品质。从07年的和家长磨破嘴皮也不想练,到如今家长们能够主动来报名参加,我相信这仅仅是个开始,在今后会有更多的家长了解体育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好身体,更能培养一个人的思想品格。 改革开放至今,怀柔成功举办了apec会议,一跃成为中国举办最高级别会议的中心;以“高点定位、开放合作、全面改革、内涵发展”为基本原则,打造高效管理、宜业宜居、绿色生态智慧人文的怀柔科学城,已有全世界多个顶级科研项目落户;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2年东奥会,14年的时间,我见证了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的延续,更多的是看到了体育对大家的改变,人们从最初的喊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式为奥运健儿们加油呐喊,贡献自己的力量,到今天积极参与到各项体育运动当中,尤其是冬季项目之中,营造良好的冬季运动氛围;同时践行绿色低碳环保出行,为北京的蓝天碧水作出努力,2022年冬奥会,我们以东道主的身份,欢迎全世界的体育健儿,与冬天来一次亲密的约会。 文/何磊 作者简介:原北京市射击队专业运动员,退役后担任怀柔区射击教练,在2010、2014年两届北京市运动会中,都带队取得冠军和多项名次。现担任怀柔体校科员职务。[详情]

戏剧学院门口的开始
戏剧学院门口的开始

  原标题:[广场]戏剧学院门口的开始 我是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的,入学的时候,已经是11月份,宿舍楼前高过窗户的白杨树叶子,开始哗哗地落了。这是我第二次考进这所学院,1966年的春天,我已经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学梦破灭,一个跟头去了北大荒。十二年,一个轮回,重新回到校园,一切有了新的开始。 就在刚入学不久的一个早晨,我起床后想去离我们学院不远的棉花胡同西口的早点铺吃早点。刚出学院大门,往西走没两步,看见一辆车身上印着东城区清洁队的垃圾车,正停在学院院墙根儿的两个大垃圾桶前面。我绕过车,从胡同另一侧走过去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四下张望,从垃圾车上跳下一个身穿环卫工作服的工人,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 是秋子,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的北京知青兼中学同学。在北大荒,他是我们队的副队长,四年前,我从北大荒回北京,是他赶着一辆老牛车,顶着细碎的春雪,十八里地,嘎嘎悠悠的,送我到农场的场部,再搭乘汽车到火车站。四年没见,没有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他。 他第一句话说:听说你考进了戏剧学院,我负责你们这一片的垃圾,天天早晨从你学院门口过,心里还想着呢,没准儿哪天就能碰到你。今天,还就真的碰上了!然后,他告诉我,他刚刚从北大荒困退回到北京,街道上知青办分配工作,有几个地方可以选择,他选择了清洁队。别人都不理解,好歹在北大荒也是个干部,回到北京倒成为了工人,而且是环卫工人,整天不是早班就是夜班地穿街走巷倒垃圾。他倒没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他对我说,这儿工资高,每天出车还有补助。我知道,上有老下有小,他拖家带口,经济负担重。 尽管我没有说,他也还是看出来我心里的不解,替他有些不平,担心。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家都这么劝他。他宽慰我说:哥哥放心,我在这儿干得挺好的,只要好好干,总有出头的日子。原来在北大荒我不也就是一个农工吗,好好地干,照样当了副队长。看得出,这样的话,他肯定不止一次对人讲过,什么高呀低的,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车在等着他,他不能多停留,匆忙告别,跳上垃圾车,把倒完的两个大垃圾桶搬下车,又跳上车,跟着车驶出了棉花胡同。车颠簸着,他扒着车帮,不住地向我挥手。秋子和我一样,一切也是新的开始。 看他随遇而安,又信心满满的,很为他高兴,也相信他的能力。那天,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我总是走神,总会想起秋子。四年前牛车上挥动着鞭子的秋子,四年后垃圾车上倒垃圾的秋子,交错叠印在一起。 我们四年没有见面,以这种方式,在这样的场合重逢,让我想起入学之前的写作考试,题目就叫做《重逢》。这样的重逢,如果换到今天,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和心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时,我们都很兴奋,为彼此祝福。那一份祝福,是真挚的,是难忘的。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不管做什么,几乎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了盼头,脸上也露出朝气,就像他所说的,只要好好地干,总能有出头的日子。这话说得虽然朴素,却道出那时候我们所有人心底对未来的一份信心。时代的风气,吹拂起人们的心气,清新而撩人,是1978年留给我最深的感受。 四年之后,我从戏剧学院毕业,留校当老师。暑假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北大荒,又回到我们的生产队。当地老乡都很关心知青,挨着个儿地问遍了每一个人的情况。问到秋子的时候,我告诉他们,秋子当领导了,现在是清洁队的党支部书记了。老乡纷纷说:我就是说嘛,秋子没得说,能在咱们这里当队长,领导百十号人,种上百亩的地,还领导不了一个清洁队? 那一次,从老乡家借来一台录音机,让每位老乡对着话筒,向回北京的知青说几句话,录下了一盘磁带。回到北京。我约大伙儿到我家来听老乡们的录音,秋子也来了,一件砖红色的T恤,显得人很精神。我把老乡的话带给了他。他说:当然,是咱干得好,但也是这个时代好,看到了,也看中了像咱这样好好干活的人。这叫做疾风识劲草…… 大家打断他的话,纷纷开玩笑说他:行了,说你胖,你就喘,你以为是在你们清洁队开大会听你训话呢!你还劲草呢!你就是一根狗尾巴草!秋子脾气好,嘿嘿地笑着说:狗尾巴草也是草,人家能把咱这根狗尾巴草给扒拉了出来,派上了用场,没遇上这个时代能行?他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1982年那个夏天的夜晚,大家笑得格外明朗。 日子过得飞快!从在戏剧学院门口遇到秋子到现在,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早已经退休。去年冬天,秋子开着他自己新换的一辆SUV,带着老婆孩子,长途跋涉,一路开到海南过冬。到了三亚,发我微信和照片,得意地告诉我,他天天到海边,从渔民那里买从海里打上来的新鲜的鱼吃。想象着秋子开着自己的私家小车,从北京到南方一路奔驰的情景,不禁想起四十年前他跳上垃圾车,扒在车帮上冲我挥手的样子。不禁感慨,真的是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变化的,不仅是人,还有时代。 作者:肖复兴 来源:北京日报副刊 [详情]

我和我的一卡通
我和我的一卡通

  原标题:我和我的一卡通 马永红 40年前,骑自行车的上班族潮涌式行驶在大街小巷,成为京城一道亮丽的街景。乘公交车的上班族每到月底月初,必到公交车站的月票站排着长长的队伍换月票,也是北京一景。 2001年,北京开始使用市政交通一卡通。我在那年8月份,从中信银行海淀支行购买了两张一卡通,卡正面有17位编号,背面有六家合资企业的名称。每张卡押金30元,还有收据和使用手册。但当时能刷卡的车很少。我记得,特4是最早能刷卡的,刷卡和买票都是2元,也只维持了两年,又停止刷卡。人们对持卡乘车还不适应,热情不高,也有刷卡机坏了不能及时维护的原因。743路车是一直坚持能刷卡的,让我出行方便了许多。北京一卡通也走了很艰辛的磨合期大约六七年,谁能想象,40年后的今天,北京交通发展的变化,能如此清晰地体现在一张小小的IC卡上。 2009年推行刷卡打折优惠政策,公交客运刷卡打折全覆盖。手持卡片,乘9字头公交车,方便快捷,价廉舒适。交通一卡通,小小卡片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京津冀的距离。 我记得,在三四十年前,到远郊区去游玩,对个人来说是件很难的事情。那时,都是单位组织星期日春游,需要提前报名,得要准备上好几天,带上干粮和水,早早动身,下午三四点就得返回了,玩得匆忙而疲惫。 近十年,交通环境改善,人们自由选择到远郊的景点方便了许多。尤其是一卡通的使用,一卡在手,想走就走,想哪里去哪里,来去自由,完全由个人掌握,其乐无穷。 现在,不管是双休日或平时,在京城各远郊公交车站及沿途乘9字头车刷卡上车的人越来越多。到郊区去旅游观光、休闲,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也促进了远郊区的经济发展,增进了城乡百姓面对面的交流,更促进了城乡百姓的身心健康。 本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利用假日亲身体验乘坐9字头刷卡乘车的方便快捷、价廉舒适。我把917、918、919、970都坐了个来回,有直达快车、快车、慢车之分,发车间隔仅几分钟,都是空调车,到终点仅一小时多一点,到延庆来回9.6元,到周口店来回4.8元,到平谷来回12元。917路乘务员手持刷卡机很方便;919路首班车提前到4:30,末班车延迟至20:30……这期间我还游览了天津蓟县、河北涿州和涿鹿、周口店猿人遗址、十渡和霞云岭、平谷的轩辕黄帝陵、延庆的龙庆峡、密云的古北口、金山岭长城、门头沟的灵山及古村落,领略了永定河沿途的自然风光,亲眼看见了远郊农村的发展变化,退耕还林,生态环境,山清水秀。 乘9字头公交车不仅仅方便了城里人,对远郊人乘车族上班、学生上学、走亲访友、进市区参观奥运场馆等等,都是极其方便快捷的。近年来,远郊民俗村、度假村、农家乐发展很快,给村民带来切身利益,一卡通的使用,方便价廉,吸引了城里人,又极大地促进了民俗村的发展。 如今,各远郊区在本区环路也实行一卡通,乡镇村村通,京津冀三地通,并同时享受三地各项优惠政策,一卡通就成了“神通卡”。[详情]

儿时赶大集:偷拿鸡蛋换水枪
儿时赶大集:偷拿鸡蛋换水枪

  原标题:儿时赶大集:偷拿鸡蛋换水枪 刚打开电脑,各大电商“6.18”购物狂欢节的信息便扑面而来。这令我不禁想起小时候跟着父母去赶大集买东西的往事。几十年过去了,老百姓的购物方式,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小时候,母亲在院子里养了二三十只母鸡。每天我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扔下书包,去鸡窝里掏鸡蛋。有一次,我问母亲:“咱们家这么多鸡蛋,怎么不吃啊?”母亲摸着我的头,苦笑着说:“这些鸡蛋,是留着去大集上换东西用的。”于是,我便期盼着赶大集的日子。那时候,家里的油盐酱醋茶等生活必需品都要去大集上买,母亲在逢集的日子就会把鸡蛋拿到大集上卖了,然后买回家里所需的物品。当然,在我们那里的大集上也可以直接拿鸡蛋和别人交换商品,倒省去了不少麻烦。 记得我小时候还偷了家里的几个鸡蛋,悄悄去换了一把玩具水枪。母亲知道后,并没有责备我,但我却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莫名的心酸。那个年代,毕竟不富裕,鸡蛋就是家里的“人民币”。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村里一些年轻人开始去南方沿海一带打工。那些打工的年轻人每次回家,都会带回来一大堆新鲜玩意儿,让村里人很是羡慕。看着别人如此“风光”,二哥中学毕业后便也去了广东打工谋生。春节时,二哥带回来一个游戏机,这让我欣喜万分,我也为二哥感到自豪。那个时候,村里人如果很喜欢外出打工的人带回的东西,就会托他们在外地买了寄回来或者回家的时候捎回来。在一段时间内,这种“代购”竟成了村里的一种购物时尚。慢慢的,村里老百姓发现在集市上或者商店里也能买到他们需要的商品了,至此,像二哥这样的“代购人”任务算是结束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村里人的购物需求越来越旺盛。于是,几家头脑灵活的村民便开始在村里办起了小卖部或者小超市,销售副食、粮油、五金等老百姓的日常必需品。如此一来,村里人买东西就方便了,出了家门就进了小卖部门。不过,新的烦恼很快又出现了。随着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现金使用也频繁起来。在集市和商店里,不仅现金结算麻烦,找零也让人头疼不已,甚至还会有人为多收少找几块零钱发生争吵。 后来,刷卡交易的方式开始流行,为大家省去了一部分现金交易的烦恼。我带着家人去商场、超市购物时,直接用自己的银行卡在商家的POS机上刷一下,钱就过去了。这让母亲惊讶万分。而村里一些做生意的人,不仅刷银行卡,还刷信用卡消费,刷卡购物一时成为了村里人的新时尚。 时代的发展让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想象。这两年,我随着家人去赶大集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如今的农村大集已不再是单纯的农村商品贸易聚集地,而是一场乡村风俗和乡愁文化的盛宴。大集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与城里基本没有区别,而且每个摊位上都挂着一张电子支付码。老百姓买东西更方便了,不仅能挑选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而且不需要现金,连银行卡也不用刷了,直接拿出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就一切都解决了。大集上那“滴”地一声响,像是在宣告这个时代的巨大进步。 但是,人们似乎并不完全满足这样的购物方式。新的时代,和城里一样,村里也刮起了一股网上购物风潮。一些快递公司在镇上开了网点,可以将网上买来的物品直接送到老百姓的手里。村里的老百姓足不出户即可享受购物的乐趣,再也不用像小时候那样起早去赶大集,再也不用为找不开零钱发愁。网店里的商品不但比过去大集上丰富,而且价格也实惠。买家甚至可以和集市上一样,在网上和商家讨价还价。这种新时代的“赶大集”,令我近七旬的母亲十分感慨。她开玩笑地说:“我要是还养鸡,就把鸡蛋拿到网上的‘大集’上去卖。”全家人哈哈大笑,笑声中带着新时代的喜悦。 改革开放以来,从赶大集,到网上购物,老百姓的购物方式和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这一切,无不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无不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作为沐浴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对新时代充满了憧憬。 作者简介:马银河,男,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机要文档处处长。曾在《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上发表多篇文章。[详情]

从海鸥相机到拍照手机
从海鸥相机到拍照手机

  原标题:从海鸥相机到拍照手机 在上世纪的7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姐夫常常用一架照相机为家人拍照,多数照片是未放大的一寸照,尽管小,也是一种留念。 1982年,刚参加工作一年的我,还是每月工资21元的学徒工时,用80多买了一架印出来就是“大”照片的120海鸥4B照相机,由此家人、朋友出行游玩,我都带新着我的“海鸥”一起去。 过了两年,开始流行彩照了,我的120海鸥4B照相机要想装“彩卷”就要安一个附件,因没能买到装“彩卷”的附件,工作三年“学徒”期满,月工资34元的我,花220元,在北京西单商场的天津“东方”相机展销会上,买了全手动135“东方”相机和外置闪光灯。 在女儿4、5岁的时候,一次,我的“东方”相机被女儿当成了玩具,机身内的一个定位销脱落,快门失灵。去西单专修店去修,此品牌的相机已不生产。委托一位在天津照相机厂工作的小车班司机,带到厂家修理。没过几个月,又“瘫痪”。 在带女儿去铁壁银山游玩的前一天,我用《北京青年报》有奖线索二等奖的300元,加上月工资,买了在当地商城最贵的“傻瓜”全自动理光带日历的135照相机(带日历功能比不带日历多整整100元)。 为了家人使用方便而买的全自动相机,一用就是八、九年。记得一次爱人的同事借用过一次,在爱人反复的说服下,借出的。没过三天,我就催促爱人:让他快还给我,当年我的120海鸥4B照相机可是连自己的亲姐姐都不借的…… 到了2004年,市场上出现了200万、300万相素的数码相机,在看到一个姐们用数码相机直接将照片转到电脑,而不是冲印出来,再经扫锚仪扫锚到电脑再找印,并了解到300万相素可参加摄影赛活动后,失业的我,用买断工龄的补偿费,花了4200多元在六部口专卖店买了十倍光学变焦的柯尼卡美能达数码相机。 最初使用数码相机的日子,我常常把“理光”和“柯尼卡美能达”都带上,担心数码相机不保险…… 转眼到了2011年9月,女儿要上大学了。为了让女儿留下大学生活的美好瞬间,我为女儿更换手机时,又为她买了一架十二倍光学变焦的“佳能”卡片机,没想到,仅过一年,女儿就开始用手机拍照了。 说起手机拍照,前不久有这样一件事:单位搞活动,我外出,把单位的尼康D60数码相机转交同事,同事说:“不用,这个相机还不如我的手机相素高。”是的,现在是手机在手,拍照摄像、上网全都有。 2001年,从我的第一部“诺基亚1410”手机开始,现在使用的是第13个手机了。前9个诺基亚、摩托罗拉、华宇等直板的、翻盖的等手机,不是摔坏就是淋雨、进水而损坏,第10个智能机开始,除了上一个是因买了6个多月丢了而更换外,其余都是因功能落后而更新。使用智能手机很多时候随时随地的拍摄,随时随地的发送、分享,等不及转到电脑再发送。 时代在发展,我们的生活在变化。智能化的今天,人们不仅能够远程监控自家的安全防盗,还可以远程操控室温、冰箱调节、远程烹饪、煮饭等。智能化让我们从许多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休闲、娱乐。这日子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文/石淑兰 昌平区南口镇南厂东社区专职副书记 来源:法晚网[详情]

大病医保让我无后顾之忧
大病医保让我无后顾之忧

  原标题:大病医保让我无后顾之忧 俗话说“年轻人找病,年老病找人。”人体如一台机器,常年累月零件磨损总会出毛病。老年人怕得病,不及自身痛苦、花钱劳神,而且还给子女带来负担。 过去职工有病靠企业,相关的治病费用全都摊到企业成本中去,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改革开放以后,本着个人少交,单位补充,国家兜底的原则,国家逐步对各个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医疗改革。我个人所在的企业于一九九四年参加了大病医疗保险改革。实话说当初没觉得跟个人有太大关系,直到二零一二年我得了一场大病才真正体会到了医改的益处。 那年四月,我到西安看望一位老战友,顺便游览兵马俑等西安著名的名胜古迹,在游览过程中,总觉得身体乏力,走不动,跟不上队伍,返京后还以为是血压高引起的症状,便到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当时,医改鼓励老百姓分级诊疗,方庄卫生服务中心也是国家分级诊疗的试点单位。 我家当时住在附近,便把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选为医保定点机构,这里不仅药品齐全,看病方便,而且医生认真负责。我因有家族血压高病史,每月需定时领药,加上之前的旅途不适,就顺便想请医生再开点药。签约医师开完处方药后,发现我面色不好,就询问我是不是贫血,我回答很长时间没有抽测了,她当即开化验单子让我做检查,化验科的大夫也非常认真,指血检测发现我的指标不太好,怕有误又从另一手指再次抽测,结果发现血色素已到重度贫血的边缘,签约医师告知我随时都有晕倒的可能性,必须重视起来,让我立即到大型医院血液科做进一步检查。 预约后第三天,我便来到同仁医院就诊,当天院方就通知有床位,让我立即住院做全面检查。一周内通过输血,身体稍有恢复后,通过核磁、肠胃镜等一系列检查,确诊为结肠癌。我听到是癌症需要手术,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可怕的癌症这次到我身上了,这治疗得花多少钱啊。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院方主动联系普外科为我走医保程序尽快住院并安排手术。待到手术顺利完成,养好出院时,通过医保实时结算,整个住院手术过程,我个人才花了不到二万元就完成了。后期通过化疗及中医调理,现在我个人身体已经恢复的很好了。 时间一晃已经过去六年,如今我已经七十五岁了,这期间我按时服药,并保持良好心态,几次复查身体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近两年一次飞机,二次游轮赴国外旅游,最近又到雄伟的三峡大坝、白帝城等地欣赏祖国的壮美河山。若不是赶上医疗改革的好政策,如果没有分级诊疗制度签约医生的认真负责,没有医保实时结算,我可能还会因担心癌症昂贵费用再耽误了治疗时间。是医疗改革的红利照亮了我的晚年生活,让我可以安心享受这多彩斑斓的每一天!(文/霍然) 来源:法晚网[详情]

视频:外国人眼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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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傅老师拉家常---我们改革开放40年: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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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傅老师拉家常---我们改革开放40年: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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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每晚到五里之外追剧
那时,每晚到五里之外追剧

  原标题:那时,每晚到五里之外追剧 周六,本想惬意地蜷在沙发里做个“电视土豆”。手握遥控器,面对宽屏液晶网络电视,数十个栏目换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却没找到能让自己静下心来收看的节目。每晚追到五里之外看“手帕”那点大屏幕、且始终被“雪花”笼罩的电视剧的情景便浮现于眼前。 1982年,我10岁,近40户人家的村庄没一家买电视机。后来相邻村民组有个姓郑的“万元户”率先“吃螃蟹”,买了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轰动效应一下子波及到全村。当年秋天,省电视台正在热播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每晚两集。下午一放学,我们就眼巴巴地盼夜幕早点披下。晚饭一吃,我们一帮孩子便“奋勇前进”,徒步赶到五里之外的郑家,以便“占领”有利的地形。记得有一天雨夜,为了赶去看大侠霍元甲,三口两口扒下一碗饭,穿上雨衣就与小毛子、小呆子等扎进夜色中。原以为下雨天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添热闹,谁知,一到他家,郑家那30多平米的正堂已挤得水泄不通,大门口都挤满了人,还有人也跟我们一样为踮着脚、伸着脖看不到电视发愁,拼命叫唤前面的人把头偏点、再偏点……主人实在架不住观众的热情,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电视捧到大门口放,上面用一把固定的大雨伞罩着,三边还分别用塑料纸挡着。主人慢慢地调出声音、图像,调到“雪花”少了点,还用红绸布好奇地擦下屏幕。雨中,我们不时为大侠霍元甲的表现惊呼、赞叹,没有一个人意识大雨就在身上疯狂……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大人孩子都余兴未消地谈论着电视剧里的精彩片段,哼哼唧唧地模仿着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 1984年,父母看我们兄妹每天晚上风里来、雨里去地“追剧”实在“辛苦”,便用省吃俭用下来的钱买来了村民组第一台电视,且是17英寸的“黄山”牌黑白电视机,花了近600块钱。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那是一年承包水田的净收入啊。那一年,省电视台正在热播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父母决定买这台电视机跟这部香港电视连续剧及央视“春晚”的直接触动肯定有关。从此,我家每天晚上就变成了“影剧院”。吃过晚饭,父亲便早早地将桌子搬到大门口,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电视机轻轻抱放在桌子中央。打开电视后,几乎百余人都全神贯注地盯住了屏幕,家中所有能坐人的椅、凳全部派上用场。全家人就像待国宝似地精心爱护这台电视机,定时开关,天气出现变化,立马拔下电源插头,母亲还特地买了一匹红绸给电视机做了件好看的“衣裳”,每晚电视一关机,立即给它穿上…… 等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大哥结婚的时候,18英寸的遥控彩色电视机已成结婚的“标配”。那时姑娘嫁人的几大件里,三间瓦房和彩电是必不可少的大件。我家第一台彩电是“长虹”牌的,画面五颜六色,清晰度也高,看着别提多舒服了。一年后侄女出生,大哥一家三口分开单过,父亲又买回一台21英寸彩电。新世纪初,我和弟弟、妹妹都离开家乡,父母和哥哥家都换上25英寸的彩电,我们在外也都买了彩电。2009年,父母及我们兄妹各家的电视机都来了一次“更新换代”,全换上液晶电视,且屏幕都是32英寸以上。去年,我换了一台55英寸的液晶电视,挂在客厅墙壁上,并接上宽带,闲暇时,坐在电视前,都有进“影剧院”的感觉,就是为找不到自己喜欢的电视剧犯愁……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上学的我经历了电视从无到有,从小英寸到大屏幕,从黑白到彩色,从“大屁股”到超薄液晶,从接收无线信号到有线电视,再到现在的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的深刻变化。由30多年前每晚五里之外“追剧”想到的是,改革开放不仅使我们的物质生活富裕起来,也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否则我哪有机会为找不到喜欢的电视剧犯愁与苦恼! 来源:北京日报 [详情]

视频:北京地铁40年 现在每天载客1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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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快板:改革开放变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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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从一篇稿子说起
我与改革开放:从一篇稿子说起

  原标题:从一篇稿子说起 刘庆邦 我从197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到今年仍在写作,仍在发表小说,时间已经延续了整整40年。我也是1978年春天从河南的一座煤矿调到北京来的,北京接纳了我,拥抱了我,我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时间也是整整40年。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稍作回顾,就思绪绵绵,心潮滚滚,觉得有很多故事可讲,有很多话要说。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可讲的故事太多,想说的话也太多,反而不知从何说起。我知道不可贪多,也不能贪大,贪多不易集中,贪大容易失当。我想来想去,还是从一篇稿子的命运说起吧。 我写第一篇短篇小说的时间是1972年秋天,当时我还在河南新密煤矿的水泥支架厂当工人。我的工作是在很深的石头坑里采石头。后面的工序,是用破碎机把大石块粉碎,粉成一些细小的颗粒,掺上钢筋和水泥预制成支架,运到矿井下作支护用品。当工人期间,我参与组织了厂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宣传队里谈了恋爱,找到了女朋友。宣传队参加完矿务局的会演解散后,队员们回到各自所在的岗位,继续当工人。这让我有些不大甘心,我不甘心只当一个体力劳动者,还想当一个脑力劳动者;不甘心只过物质生活,还想过一过精神生活;不甘心只在石坑里采石头,还想采一采自己的内心,试试能不能创造一点什么。特别是有了女朋友之后,我心灵成长的速度在加快,开始有了担当精神,并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不必讳言,我也是想通过自己在业余时间的学习和努力,增加一点对女朋友的吸引力,说是为了爱也可以。 能做什么呢?我选择了写作,既写诗歌,也写小说。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女朋友之所以愿意和我谈恋爱,主要看中的就是我能写一点东西。在宣传队的时候,我写过对口词,还写过豫剧剧本,我不能因为宣传队解散就让她失望。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写成的。单身职工的宿舍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面积不大的一间窑洞式的宿舍支有四张床,住了四个工友。我只能借用其中一个工友的一只小马扎,坐在低矮的马扎上,趴在自己的床铺上写东西。我们睡的床铺,都是用两条长凳支起的一张床板,因为我铺的褥子比较薄,不用把褥子掀起来,直接在床铺上写就可以。我以前读过一些小说,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都读过,但我还从没写过小说,不知从哪里下手。我有一只用废弃的炸药箱改成的箱子,箱子里虽藏有我从老家带来的《红楼梦》《茅盾文集》《无头骑士》《血字的研究》等书,但那些书当时都是被批为“毒草”的禁书,一点儿都不能参照,只能蒙着写。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写小说可以想象,可以编,能把一个故事编得自圆其说就可以了。小说写完了,写了六七千字,读过之后,觉得小说有情节,有细节,有人物,有感情,还说得过去。但问题来了,写完的小说往哪里投稿呢?据我所知,那时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几乎都处在停刊状态,在厂里什么文学刊物都看不到。写了小说稿子无处可投,没地方发表,写小说的积极性就难以维持。此后几年,我没再写小说,转向写新闻报道,希望能当通讯员,最好能当记者。好在小说得到第一读者、女朋友的夸奖后,我没有舍得扔掉,放到箱子里去了,跟那些所谓“毒草”放到了一起。 转眼到了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各地的文学刊物纷纷办了起来。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中国的文艺事业也迎来了春天。此时,我已从支架厂调到了矿务局宣传部,当上了新闻干事。在文学刊物上看到别人的小说,我想起来自己还写过一篇小说呢。回家从箱底把小说稿子翻出来看了看,心里感动了一下,觉得还可以,似乎比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差得并不是很远。稿子在箱子里放了好几年,稿纸已有些发脆,字迹也有些变色,于是我改巴改巴,抄巴抄巴,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近寄给了刚创刊不久的《郑州文艺》。如果小说投出去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会影响我继续写小说的积极性,或许再也不会写小说了。不料编辑部通过外调函对我进行了一番政审后,我的在箱底沉睡了好几年的小说竟然发表了。不但发表了,还发表在《郑州文艺》1978年第2期的头条位置,小说的题目叫《棉纱白生生》。 小说写的是厂里女工师傅爱厂如家、勤俭节约的故事。我们厂确实有这样一位女师傅,她的工作是开水泵。为保持机器的清洁,她每天都用棉纱把机器擦拭得干干净净。棉纱上沾了油污,她把棉纱洗干净,晾干再用。她洗棉纱用的洗衣粉是从家里拿来的。同是开水泵的青工认为洗棉纱没必要,反正棉纱由厂里供给,用脏了再领就是了。可女师傅认为,棉纱是用棉花纺成的,一尺一寸、一丝一缕都来之不易,能节省就节省一些。在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的时候,我把这篇小说重读了一遍,觉得小说的故事有些简单,思想有些肤浅,语言也不够有灵气,跟一篇好人好事差不多。可能因为当时大家写小说的水平都不高,小说还是发表了。 处女作的发表,对我的鼓舞作用不言而喻,从此我就一篇接一篇写了下来。40年来,我大约已经发表了五六百万字的作品。且不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仅短篇小说就发表了300多篇,曾获得过30多项短篇小说奖,其中包括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首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家奖。回头想想,如果不是新时期的开启,如果不是有了好的机遇,我的那篇小说很可能永远不会被唤醒,永无面世之日。我潜在的写作能力也不会被挖掘和释放出来,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好比一粒树的种子,只有把它种进肥沃的土壤里,有充足的水分,它才会发芽。发芽之后,它还需要阳光和空气,根才会越扎越深,叶才会越长越茂,逐渐成长为一棵树。也就是说,树的成长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同样的道理,人的成长也是有条件的,而且需要的条件要复杂得多。除了自身的条件,在外部条件上,它需要国家的改革开放,需要相对和平、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需要有对个性和自由选择的尊重,需要不拘一格的选才机制,还需要给鱼儿以大海,给鸟儿以天空,等等。还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本人极有可能一事无成,平庸地终其一生。 不光我自己是这样,与我同辈的诸多作家朋友如史铁生、王安忆、莫言、贾平凹、刘恒、张炜等,都是因为赶上了好时候,才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才当上了作家,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我们的创作年头差不多都超过了40年。由于有条件长时间持续写作,许多作家的作品数量都有几百万字,甚至超过了千万字,文集一出就是几十卷。众多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如此高涨,创作生产力这样得到极大释放,作品的产量大得这般惊人,这种现象在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极为罕见。文运连着国运,国家兴则文学兴。我国的文学事业之所以能够实现空前的繁荣发展,无疑是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的成果之一。 相比之下,老一代作家,如鲁迅、萧红、沈从文、老舍等,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所处的时代不是战乱,就是动乱,不是颠沛流离,就是横遭批斗,不可能安下心来,持续写作。不好的时代的突出特点是不把人当回事,压制人,摧残人,毁灭人,根本谈不上为个人才能的发挥提供舞台,帮助人们实现人生的价值,满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萧红是我所敬仰的作家之一,我常常想起萧红在旧时代的悲惨遭遇。萧红多次说过,她对环境没有别的要求,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安定之所,能有一张书桌,能够安心写作。可在那战乱年代,她被迫从北跑到南,从东跑到西,连生存问题都很难解决,何谈安心写作!最后,萧红贫病交加,还是死在被日军侵占的香港。想想萧红的遭遇,我们深感幸运的同时,确实应该倍加珍惜目前的大好时机,抓紧时间,争取多写一些作品。 (2018年5月18日至20日手上正写长篇小说,插进来写了这篇文章) 来源:北京日报 [详情]

解码中国丨此生无悔:四十年芳华献深圳
解码中国丨此生无悔:四十年芳华献深圳

   原标题:此生无悔:四十年芳华献深圳丨解码中国 一代人的芳华能有多燃? 在深圳蛇口, 有位老人用40年给出了答案。 1979年, 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区 蛇口工业区(the Shekou Industrial Zone) 成立了。 1980年,年轻的船员(sailor)陈尚武 被报纸上登出的薪酬政策吸引。 他写信毛遂自荐, 一家五口人来到深圳蛇口。 筚路蓝缕。 改革开放(reform and opening-up)初期, 蛇口还是一个荒凉之地。 他安慰小女儿说: “这里很好玩的,将来会有很多高楼大厦。” 此生不悔。 如今“高楼大厦”成为现实, 他已两鬓斑白。 薪火相传。 留学美国的陈明荣回到蛇口, 准备延续爷爷的奉献精神。 改革开放 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 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芳华。  [详情]

Mike和Andrew在中国:遇见诗与远方
Mike和Andrew在中国:遇见诗与远方

  年轻、改革、活力、创新……深圳有着太多的标签和定义,从偏居一隅的渔村到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世界大都市,在发展速度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与之媲美。 而国际化的深圳,已经汇集着来自全球的精英。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每一个人都怀揣着梦想在这里打拼、奋斗,并最终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这其中,就包括百余万的外籍人士。 阳光的笑容、干净的穿搭、精瘦的身形,这是美国人Michelini给人的第一感受。他给自己取了个中西合璧的名字“迈理倪”,但他更喜欢人们叫他Mike,或是亲切的“老迈”。 2007年,迈理倪第一次来到中国,像无数异乡人一样,他也经历了迷茫和不知所措。经历了多次创业的波折,如今的他,成为了一名跨境电商界的专家,每天乐此不疲地向大家分享和亚洲做生意的经历和经验。飘荡多年,他还在中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老迈说,挑战让他的生活充满乐趣,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每个人都是发展的机会。 同样扎根深圳的,还有来自英国的南科大助理教授安德鲁·哈金斯。安德鲁是一名典型的英国人,爱吃奶酪,爱喝啤酒,自带“冷幽默”属性。作为一名扎根中国做生物制药研究的科学家,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味”很浓的名字——何安竹。 安德鲁介绍,研究团队的目标在于,用基因组编辑和计算机技术研究复杂人类疾病的成因,揭开人类DNA更多的神秘面纱。选择南科大,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这里,他可以参与重要的科研项目,与众多青年科研人共同成长,“很高兴成为创造这伟大目标的一员。” 每天,还有很多像迈理倪和安竹一样的“老外”奔走在深圳的大街小巷,他们为深圳的发展速度和包容氛围所着迷,也为这里注入了更多国际化、多元化的元素。这座年轻的世界城市正在张开双臂迎接着每一个逐梦人的到来,他们都在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伟大的目标”兴奋着、鼓舞着、奋斗着、创造着,这是此刻的深圳,这是未来的深圳…… (总监制|宁文茹  监制|戴元初 沈澜  记者|陈越绮 高晰 田雪吟 渠占洪 杨毅   摄像|续武  后期|廉永搏)[详情]

视频:改革开放40周年:通讯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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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外国人眼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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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改革开放40周年:通讯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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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住房
我们家的住房

  原标题:我们家的住房 我的老爸叫孙殿奎,是山东广饶人。四十年代初流落京城后,学会了打造、修理木制大车的手艺,落脚在豆各庄村。作为外来户,他没有房子,借住在村里一陈姓人家。本地人称之为“串房燕儿”。 几年下来,由于为人厚道、义气,手艺不错,渐渐在十里八村有了点儿名气。人送外号“大车孙”。大约是1947年,他用6石(音“担”)棒子的代价,从本村“铁道杨家”购买了一块位于村东头的宅基地,盖了三间土房。 那三间房虽说是砖木结构,但没有木柁。墙和隔断全用“半头砖”和土坯砌成。北边一间盘着土炕住人;中间一间搭了灶台,靠西墙摆了一张木桌和几个凳子,算是饭堂与客厅;南边一间是放置杂物的地方。哥哥孙雨田成家时,把这间房收拾了一下,做了新房。 1950年秋天,我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出生的。由于房子破旧,不得不经常修修补补。屋顶尽管年年抹花秸泥,却总还是漏。有一年夏天,雨特别勤,好几天都没停,住人的那间房两根木檩突然掉了下来,全家人只好连夜逃到不远处的土地庙里避难。 我的父母虽说都认不了几个字,我却从小把读书当成了乐趣,心里一直梦想着有一间小书房。可那会儿的现实告诉我:这只是个白日梦罢了。我的老爸是在这座房子里病逝的。那是1974年冬天,他78岁。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给了这所房子致命一击:前檐坍塌、墙体裂缝。再次修补一番以后,我们哥儿俩一商量:盖房!就是砸锅卖铁拉窟窿(借债)也要翻建房子! 那时,村里一个壮劳力干一天,好年景才挣块儿八毛钱。不少乡亲干上一年反倒欠队里的钱,成了“超支户”。我们家就是一个“超支户”。要建新房,谈何容易? 这年秋天,全家人东拼西凑筹集了一笔钱。先找人帮忙推土把低洼的宅基地垫高、夯实,再开槽砸上焦渣(块煤燃烧后的废弃物)。哥哥自己动手做了4架“人字钢筋柁”。房子墙外侧砌砖,内侧是我们自己打的土坯,俗称“里生外熟”。坐北朝南的新房,前面还留了一道三尺多宽的走廊。买不起木料和水泥构件,支撑走廊的柱子是用砖砌成的方形垛子。 这六间房,东面三间由哥哥一家居住,西面三间是我、老妈和妹妹的。不过,因为买不起瓦,房顶还是花秸泥抹的,每到雨季常漏水,家人只好拿些盆儿碗儿接水。有时还得顶着风雨爬上房去苫盖。直到三年后,才凑钱从通县土桥砖场买了瓦,解决了这个问题。 1979年以后,家里又有了些积蓄,陆续建起了东西厢房。2009年,因为国家搞“土地储备”,豆各庄村开始腾退搬迁。2011年底,我们迁入了新居——朝丰家园小区的定向安置房。5口人共分到三个两居、一个一居,共275平方米住房。 住在宽敞、明亮的新楼房里,喝的是专业水厂提供的清洁水,用的是燃气新能源。又安装了随时可调控室温的自采暖和空调机,房间里一年四季像春天一个样。别提多舒心啦! 小区附近有幼儿园和小学中学;有社区医院和各种诊所;有菜市场和大型超市;有公交车站和地铁站……生活很方便。我终于有了一间小书房。每天在里面读读书,看看报,上上网,写写字……真是其乐融融啊! 安居方能乐业。我觉得,我们家住房的变化,就是社会变迁、时代进步的一个缩影。具体、客观地反映了新中国从贫穷、落后,逐渐走向繁荣、富强的历程,见证着改革开放给平民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文/孙雨山 征文启事: “我与改革开放”故事征集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网信办、市委讲师团联合有关单位开展。应征故事应紧紧围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突出个人亲历、亲闻,注重真实性、典型性,以凡人小事反映时代主题,以真实经历激发时代共鸣。文字作品请发至邮箱wyggkfgszj@163.com或wyggkfgszj@126.com。 [详情]

我与改革开放:从女儿的照片看发展变化
我与改革开放:从女儿的照片看发展变化

  原标题:从女儿的照片看发展变化 说来也巧,我女儿的出生日,就是那篇著名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当天。可以说,我女儿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成长的,她的照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变化。 从她出生起,我们就一直在不停地给她照相,如今,她的照片已经装满了整整8大本相册。每当翻看这些照片时,就像看到了我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页页记录。 女儿出生那年,我们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彩色照片,只知道可以在黑白照片上加色,但那也算是比较奢侈的了。我们当时拥有一部红梅牌手动120相机,特地为她照了几张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是女儿躺在床上,盖着小夹被,又小又瘦,瞪着两只眼睛好像在说:“我要吃奶!”是啊,那时我们还在北大荒,由于她母亲怀孕时吃得营养太少,女儿出生时就因早产先天不足,体重才4斤多一点儿,她母亲又奶水不足,只能上顿下顿地喂奶粉,怎么能胖得起来呢! 女儿的第一张彩照是1985年7岁生日时照的。当时我国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虽然我们家还属于一般生活水平,但为了给女儿过一个愉快的生日,我们还是咬咬牙,决定花十几元钱给她照一张彩照。就这样,在北京的大北照相馆留下了女儿的第一张彩照。照片上的女儿,已经是一名少先队的中队长了,穿着一身队服,戴着红领巾,骑在一匹小马上,笑得很开心。那笑容仿佛在说:“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 自从有了这第一张彩照之后,女儿的彩照就逐渐多了起来。后来我们淘汰了那部手动120相机,买了一部135“傻瓜”相机,每逢女儿生日或带她外出游玩时,都要为她照上几张,日积月累,到女儿30多岁时,她已经拥有上千张照片了。 1998年,女儿大专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就在她毕业前的20岁生日时,我们全家十几口人在一家饭店为她举行生日宴会,光这一天就照了一卷彩照,其中一张是女儿身穿名牌T恤,头戴皇冠生日帽,抱着一盒大蛋糕,写在她脸上的笑容分明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未来更加美好! 2006年,我们又花2700多元买了一部数码相机,这样照相就更方便了。2014年,女儿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照相简直都不算什么事儿了,随手就来,想怎么照就怎么照,爱照多少就照多少,而且不用加印,直接保存在微信或电脑里就可以了。 现在,看看女儿长大后的照片,几乎每张都是笑容挂在圆圆的大脸蛋上,如果不是照片作证,谁能想象得出她刚出生时瘦小枯干的模样呢!这圆圆的大脸蛋上的笑容,表达着我们共同的声音: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甜蜜!文/沈建平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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