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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千禾味业因“零添加”酱油检出镉元素陷入舆论漩涡，其核心争议点直指两大核心问题：一是国际与国内食品中镉含量标准的差异，二是现行国家标准GB2762-2022中为何未对酱油设定镉限量。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深层焦虑，更揭示了国内外标准制定逻辑的复杂博弈。本文基于权威数据与政策文件，拆解争议背后的科学依据与监管逻辑。
一、国际标准差异：严格与弹性的双重逻辑
1、主要经济体镉限量对比
根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及各国标准：
大米：中国、欧盟、韩国设定0.2mg/kg，而CAC、日本、越南允许0.4mg/kg，澳大利亚/新西兰则严至0.1mg/kg；
大豆：中国限值0.2mg/kg，欧盟未单独规定原粮镉限量，仅对婴幼儿谷类辅食设定0.04mg/kg；
调味品：CAC未直接规定酱油镉限量，但中国通过原料（大豆≤0.2mg/kg、小麦≤0.1mg/kg）间接控制。
差异根源：
膳食结构差异：中国大米年人均消费量达120kg（欧盟仅5kg），需通过更严标准降低累积风险；
风险评估模型：欧盟采用“敏感人群保护优先”原则，而中国侧重“总量控制”，如婴幼儿辅食镉限值为欧盟1.5倍（0.06mg/kg vs 0.04mg/kg）。
2、标准制定方法论分歧
国际经验：CAC及欧美普遍采用“总膳食研究”（TDS），动态评估污染物暴露量。例如美国自1961年启动TDS，每5年更新数据支撑标准修订；
中国实践：虽自1990年开展TDS研究，但标准更新滞后。如GB2762-2022仍延续“原粮与成品粮统一限量”模式，而欧盟已区分糙米（0.4mg/kg）与精米（0.2mg/kg）。
二、酱油镉限量缺失：科学理性与监管漏洞的博弈
1、 现行标准的间接管控逻辑
GB2762-2022未直接规定酱油镉限量，但通过原料控制实现间接约束：
大豆：≤0.2mg/kg（与大米同等级）；
小麦：≤0.1mg/kg；
食用盐：≤0.5mg/kg。
千禾味业声明其原料符合上述标准，检测显示成品镉含量未超出原料理论最大值（按配方推算约为0.15mg/kg）。
2、 监管空白成因分析
暴露评估结论：中国疾控中心研究显示，酱油对居民膳食镉暴露贡献率不足1%，远低于大米（47.3%）和蔬菜（28.5%）；
产业现实考量：直接设定酱油镉限量可能抬高检测成本，尤其对中小酿造企业形成挤压，与“放管服”改革导向冲突；
国际参照缺失：CAC、美国、欧盟均未单独规定酱油镉限量，中国缺乏先行经验可循。
三、争议本质：标准滞后与消费者预期的错位
1、“零添加”标签的认知陷阱
千禾“零添加”商标争议（未外源添加防腐剂，但原料自带镉）暴露行业通病：
消费者预期：认为“零添加”等同于“绝对纯净”，忽视农作物自然富集污染物的客观规律；
标准滞后性：GB2762-2022未强制要求标注原料重金属含量，企业主动披露动力不足。
2、国际监管启示
欧盟模式：通过《食品信息条例》（EU 1169/2011）强制标识关键污染物来源，如德国要求酱油标注“原料种植地土壤检测报告”；
日本经验：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对加工食品中污染物实施“原料+成品”双轨管控，如酱油镉限量参照大米标准上浮20%。
总结：标准迭代与风险沟通的双重挑战
千禾事件折射出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的深层矛盾：
科学性与适用性失衡：尽管中国镉标准整体严于国际（如大米限值比CAC低50%），但“一刀切”模式难以匹配复杂产业链需求；
监管与产业协同不足：原料控制无法完全规避加工过程中的污染物富集风险，需建立“从农田到酱油瓶”的全链条监测体系；
消费者教育缺位：公众对“零添加”“有机”等概念的过度追捧，暴露科学传播与风险沟通机制的薄弱。
未来，标准修订需更注重三点：
动态风险评估：借鉴TDS模型，每3年更新污染物暴露数据；
分级管控：区分大众食品与婴幼儿等敏感人群食品，实施差异化限量；
信息透明：强制企业披露原料溯源及污染物检测结果，重建消费信任。
正如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杨卫民所言：“食品安全标准不是数字游戏，而是风险与成本平衡的艺术。” 在镉标准争议的背后，中国食品监管正站在科学理性与公众感知的十字路口。
数据核查声明：
国际标准对比数据引自《CAC、欧盟、美国与中国粮食中重金属限量标准的差异分析》及《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没有国外好？》；
中国标准条款依据GB2762-2022官方文本；
千禾事件细节来自企业公告及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