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渗灌>>一片荣获四季度金奖，做为编导与出镜记者，你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王利芬：得了奖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每个片子做完之后，我总是有很多的遗憾，并为此担心。比如，片中原来的那个地委书记如果晚一点出场，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片中还有些，比如声音的录制上还不够有冲击力，剪辑点也跳动过快，让人视觉上有些不太舒服，当时播出时的压力实在太大，因此后期剪辑确实没法做到精益求精。这些都让我觉得非常遗憾，所以，高兴真是还谈不到。

　　记者：做为出镜记者，你对自己的表现打多少分？

　　王利芬：我对自己的表现，打的是60分。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王利芬：我觉得刚刚够格做一名记者，好记者还谈不上。采访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在采访的角度、思路、手段上以及如何掌握采访对象的心里活动从而挖出更好的、更具有肺腑之言的东西上，还是很欠缺的。作为一名记者，很多时候的采访，需要一种本能上的快速反应和对职业的执着，但是在调查生活的过程中，他的现场表现应该是多种多样、丰富饱满的，如此才能加强记者在片子里的立体度，并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始终认为一个很棒的记者，他的功力首先应该在采访上。所以，提高采访水平，可能是我非常任重道远的一个任务。

　　我为什么只给自己打60分？就是因为我的采访更多的是一种本能反应，是一种追问式的单一手法，没有更多地根据不同人的不同心理、身份、职位以及他们在片中所处的作用来做一些调查，让他们说出极具个性的东西来，我一直为这种欠缺所遗憾。最近看了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录(加上邓小平那一集的)，他的采访手法是相当丰富的，无论是在提问语言的凝炼，以及对新闻事实背景的把握，再加上对对方情感火候的控制，都非常令人叫绝。而我离自己想像的状态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打60分表明我想继续在记者这个行业干下去，要打50分的话，就说明我干不下去了。

　　记者：那你在<<渗灌>>片中是以一种什么心态出现的呢？

　　王利芬：这个心态就是，记者不凌驾于任何人之上，并且力求客观公正，对事实负责，然后把一件事从头到尾控制好，将它活生生的托出来，让大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有深度的认识，也就是让观众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当然片子中除了有表面的原因，还应有深层的原因，比如说大跃进的年代，一窝风的搞形式主义，一窝风的虚报，这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心理的积淀，我很愿意把这种深层次的东西通过节目表现出来，当时的出发点是这是一件表面上属于形式主义作假的工程，实际上可以挖出很深内容的大事件，我一向对这种选题非常感兴趣，它看似冰山一角，其实底下埋着很多的金矿，挖掘起来非常过瘾。

　　记者：在采访中你设计模式了吗＞

　　王利芬：所谓模式，可能是你在某个领域做得时间很长，形成了某种东西，这个东西恰恰是思维性的一个表现。假如<<渗灌>>片中记者的采访是有一种模式的话，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模式的好。

　　每一个事件所涉及到的人物，每一个记者所涉及的事件所面对的人物，都是千奇百怪的，都不太相同，记者是不能对几种类型或几个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归类，然后再运用到采访中去的，那会非常僵化和生硬。因为人和人的相处，更多的是一种微妙的感知，一种心理上的调试，把握它就像我们说的“宏观调控”之中的那种“微调”，必须运用各种手段，跟每个人接触起来，从而把最真实最鲜活的东西表现在你的画面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让每一个采访对象遇到你的时候，都能谈他最真实的东西，动他最深处的感情，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那都是真正的成功。尽管我现在还没做到这一点，但我却希望大家不要拘泥于什么模式，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应寻求一种新的突破。

　　记者：面对被采访人的一派谎言，你当时是怎么忍受和处理的呢？

　　王利芬：我从小一直到工作很长时间内，都是喜形于色，不太能藏得住自己内心的情绪。但是作为一名记者是不能这样的，从你的脸你的眼睛你的表情上，应该让人看不出你对某个问题观点上的倾向，这样你才能真正对事实负责，或者说才能挖出你真正想要的事实。因为有些人会根据你眼中流露出来的对事情的判断，然后跟着你的判断走。职业要求我必须努力改变性格，不能沿着原生态的性格继续往前走。

　　我想让自己在采访对象面前有一定的内涵，让他看不出我究竟在想什么，我究竟是认可他还是反对他，这样他就摸不着底，从而说出新闻的事实。我想这也是做一个新闻记者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要克已，对自己的性格来一次全新的塑造，正是我所面临挑战的比较大的问题。

　　记得当时面对那些采访对象，我确实非常生气，心里异常恼火，他们一是撒谎，二是歪曲事实，还有就是胡搅蛮缠，说实话，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碰到这类事，我都能跟他吵起来，但是因为你是记者，不能这样，必须忍受，否则新闻事实你就拿不到了。

　　记者：编导、记者集于一人之身，两者兼做，你觉得难吗？

　　王利芬：难不难倒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累。比如在采访现场，你可以知道这一段放在节目的什么地方，在你的结构里起一个什么作用，节目里记者应起多大的作用等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编导的设计进行。这样工作起来，等于我一个人的大脑在干两件事件，实际上效率很高，做起来也比较快。如果是两个人的话，你就必须和别人交流，体现你编导的意图。

　　现在，我一个脑袋在完成这两份比较重要的工作，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当然好也是我，坏也是我，所以压力极大，非常的累。

　　同时在实践中我自己认为兼做不利于职业化。就比如我在采访时经常得想这个时候需要拉出来要一个全景，或者说还有什么，经常要想作为编导要想的事情，无疑会分散采访的注意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完全声浪于采访，到现在我也不会只给自己打60分，可能会多一点，我会有时间仔细琢磨采访对象的心里反应、成长背景、思维定势，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说出什么样的话，他不说出这些话的原因是什么，我要说出什么样的话，我会怎么样才能对事物本质有更深的了解，或者把我的采访语言凝炼的更好，那样我就会非常专业的走记者这条路。

　　可是，现在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局面，我想脱手还不太容易。按个人的愿望我还是非常乐意做记者，对于记者的兴趣比对编导的兴趣更大，因为我权衡了一下，现在对自身的投资和自己应有的一点优势，主要还在记者这方面。编导是要求镜头剪接得怎么好，结构怎么好，逻辑思维怎么好，这个可能我也能做，但我更大兴趣在于记者，更喜欢人与人的、面对面的较量和交流，我就喜爱这样。

　　记者：如果两者必选其一，看来你要选择记者了？

　　王利芬：肯定选记者，因为我的努力方向就是做一名80分的记者。我不敢说多，只敢说从60分跳到80分，尽管这个过程可能非常的艰难。记者的新闻敏感程度和他的职业习惯，包括他的教养、才气，那不是一般的表现，而是多种综合素质、应变能力的结合。这将是我终身努力和向往的。

　　记者：你对自己的出镜风格有没有一个总结？

　　王利芬：说老实话，这也是我特别担心的，因为我集记者、编导于一身，很累，所以出镜效果不是特别好，除了演播室不好，就是在现场因为劳累等原因，也不是特别理想。一个职业记者，无论他的内心感受怎样，但在提问、外形语言甚至感觉、动作、手势上都应是职业设计的，现在因为分散出击，没有集中地把自己凝炼成为心中理想的那种状态，所以还很欠缺，更无风格可总结。我想这将是我以后要做的事情，知道了缺陷也很好，那样以后就有许多事情可做了。

　　记者：在<<调查>>中，你所做的节目与所学专业有关吗？

　　王利芬：我所学的专业与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在内容上没有任何联系。但我想，博士专业的学习，可以对人的思维方法有一种训练，它可以培养你在丰富的、繁杂的事物中抽取事物内核的能力。这种应付各种重大事务和场面的能力对我影响很大。有了这个方法也就有了最根本的东西，至于什么内容都可以用它来驾驭，可以比较容易的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并且能够极快地查清事物的发展状况，从而采访就能比较接近事物的本质。人不在于学什么，而在于你学到了方法没有，如果学到了方法，你应付其他的东西也会非常自如。

　　我并非没有阻力和缺陷，只是相对来说从硕士到博士这几年给了我很大的训练，优势明显一些，尤其是新闻记者行当，一会儿做世界性的国际题材，一会做国内的，什么人物性的，什么行政机构改革的……这个时候恰恰需要你有非常快地进入另外一个领域的能力，而且能抓住事物最核心的东西，在关键时候出击。

　　记者：在<<调查>>你觉得有压力吗？

　　王利芬：有，我觉得在这里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一个<<新闻调查>>节目，从份量上看，相当于新闻专题类的博士论文，只不过它是用画面和声音来写的论文，它在逻辑结构的清晰程度上要求非常高。为什么有些节目看不懂是不好看，首先是逻辑结构不够清晰，如果能够十分的清晰，并且是一种外在的、通俗易懂的清晰，再加上非常好的细节和表现形式的话，这个节目绝不会低于80分。每一次去架构节目，我都觉得几乎在向自己的极限挑战。记得在做<<跨世纪的政府>>的时候，我觉得脑子几乎是不够用了！面对现在所处的时代，我真觉得知识不够用，原来学经济可能会更好，如果学经济，不仅对思考方法很熟悉，同时在经济领域还能非常熟练去采访，现在我要在后天补很多东西。我们所进行的改革，首先是经济改革，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以现在如果没有在这个原动力上提前去报道，我们抓的很可能是表面的东西。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不管有多高的学历，我们都需要时刻学习、补充自己？

　　王利芬：太对了！干的事情越多越应该学习。与经济相关的原理或者基本知识、新出现的现象，你得关注；亚洲金融危机你不能不懂；欧元，它相关的经济学知识非常多，它关乎整个欧洲市场的趋势，以及欧洲如何与美国的抗衡，你要了解……这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还有外语不能丢，等等。我不主张书呆子的方法，而是觉得作为一名记者，你得有很多的时间来看相关的材料，需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否则永远只是对一个很浅的现象的描述，既打动不了自己，更打动不了别人。记者就跟老师一亲，你要给别人一杯水，你自己就得有一桶水。否则你即使嘴巴再灵巧，也是“客里空”花架子，表现出来的一定不像样。

　　记者：除了做片子，你每天学习的时间有多少？

　　王利芬：学习时间真的没有多少，所以我很着急，我希望不做片子的时候，一定要静下来看几天书，看有关下一个片子的东西或我自己感觉比较缺的，尤其是国家向市场经济推进的每一个改革关口的东西，然后进书店补充一下。我认为<<新闻调查>>应该关注国家的改革举措，跟改革的齿轮紧紧咬合在一起，那样我们的节目才会有份量，否则就会走向边缘，走向可做可不做的境地，而边缘化的负面将让许多人痛苦。

　　记者：如此说来，你对<<新闻调查>>的定位也有过思考？

　　王利芬：这正是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因为太爱<<调查>>了，所以不能不思考。最近在两会期间，我们节目播了一些原先题材不太一样的节目，这不知是两会的需要，还是<<新闻调查>>的方向有了改变？如果是方向问题，那么<<新闻调查>>会很快边缘化了。因为有些节目是<<社会经纬>>、<<万家灯火>>或者是纪录片室的有关什么人，什么故事的题材。我记得孙主任当时表扬了一个节目<<国家的孩子>>，为什么好？因为它是一个新闻节目，是在庆祝内蒙古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播蒙汉两族的故事才有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深，如果在一年以前可以做，在十年以后也可能做，这样的节目我认为绝不是<<新闻调查>>。根本不是新闻，何一调查？

　　<<新闻调查>>已经三周年了，但我觉得还是比较难过。尽管现在有一些影响了，大家也都非常希望它辉煌，但是它现在就像一只摇摆不定的船，还是没有找到航向，也还没有定位，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船要往哪里开，要做什么事情。

　　<<新闻调查>>创办的时候，希望把许多有识之士组织起来，和整个国家的改革紧密联系，然后做种大事情的调查和分析，做一些大事情的介入。但现在我们有些偏离这个主题，是我们不具备这种的能力？还是这个栏目不想做这样的东西？我想不清楚。孙主任所说的“故事”，我认为一定是和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和新闻大事联系在一起的。45分钟的节目是一人含金量很高的矿产，需要的是你来开掘，否则就无病呻吟。

　　现在案件的节目，一般是对既定事件的一种复述，如果是复述，记者的作用便没有，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还有生活状况的节目，背景、单纯的故事很可能精彩，但记者不会出彩，因为记者在片中没有调查的对象，没有重任在身，讲故事没有记者更好，其它手段完全可以让故事丰富精彩。在这样的节目里，记者既无魅力也无价值，是一个多余的摆设，一个高级花瓶。对此我不敢苟同。

　　<<新闻调查>>需要有记者品牌，而要打出记者品牌，一定要和节目的内容、份量、实现的手段密切相关，或者说记者出现效果最好，一定是此类节目非记者出现不可。但现在许多选题的节目是为了出现记者而出现，为了硬性规定而出现。

　　另外，我还认为人长大了才知道，一个人只适合在某些领域的某些部门类中发展才会集中自己的最优势，才会显示自己独特的价值，而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我们这个时代有种种的诱惑，会让你发生许多千奇百怪的分叉，挡不住诱惑，你最终会弄得人将不人，或者说你根本不是你自己了。

　　<<新闻调查>>三年了，怎么能往前走，不是很清楚，另外作为一个栏目，新闻的思维、新闻的动作还不尽如人意。

　　记得最初到<<新闻调查>>时，我们都是带着一颗非常虔诚的心，认为这个栏目的确厚实有份量，它撇开了那种简单的揭露或者赞扬的思维定势，同时对整个事件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在国家处在世纪末问题成堆、改革尚待深入的大环境下，做这样的一种调查和分析很有意义，也是我们作为个体的人对社会的一份贡献。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最美的青春时光，最棒的机敏能力和反应能力，最好的精力都贡献在这个事业里了，并且无怨无悔，还将一如既往。但目前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当然有很多原因，这也不是哪一个个人的问题――让我感到比较忧虑，我怕发展下去栏目会很快边缘化，也存在可不存在。

　　只看重收视率这是“有奶便是娘”的做法，它会抹杀一个有魅力的栏目。这样讲不是我不看重收视率，而是看重收视群体的收视率。在电视台，每一个节目都是可以以它独有的角度来抓住某个群体取胜的。

　　记者：听了你的话，能感觉出你对<<调查>>的爱之深，那么作为一名女性做<<调查>>，你是否觉得你已付出了很多需要人们来理解你呢？

　　王利芬：我不觉得付出了许多，相反收获颇丰。所作的一切对我而言其实更是一种乐趣和挑战。面对每一个选题，能以各种手段排除种种困难，并最终把它非常具体的深入在节目中，那是多么的幸福！而此时你的一切痛苦与郁闷都显得微不足道。至于作为女性，我有一句话：在上班的时间，我除了进女厕所知道自己是个女的，其它时间都没想着自己是女的。节目不能因为你是女的就可以做得差一些，制片人也不会因为你是女的就可以降低一点要求。不要企求每个人都去理解你，那样你会很累。不要让每个人都全面地了解你，那样你很可怕。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觉得你是个完美的女人呢？那何必呢？你又不是要嫁给每一个人！我的丈夫了解我，很好的朋友了解我，还有我敬重的人了解我，这就足够了！我不希望在工作场所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女性。我觉得这跟我们整个职业有关。比如西方社会，工作就是工作，理解不理解无所谓，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那些总是需要别人去理解的人是很脆弱的，所谓女性化是一种极本质极内心的东西，绝不仅是某种外在的。

　　记者：在领导那里审片时，你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吗？

　　王利芬：好的片子一定是观众认可，领导也认可。和领导相处与跟其他人相处来比较，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他们更威严一些。我一般不把领导看得有多高，通常的心情是比较放松的。另外，每次去审片子时，我都抱定要改片的心态。因为不怕改，反而轻松了。每一个片子做完之后，除非我各方面包括精力已经到极限，否则我不会善罢甘休。我感觉当自己真的把一件事情把握得基本可以时，领导也不会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因为他也希望收视率，也希望播出好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双方是一致的，有共同的心理基础，也就是说你与他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有许多节目确实得益于领导审片时当时的意见，有时当场不太理解，细想一下还是很有道理，照着改后效果比以前就好多了。把领导审片当做是请一个水平比自己高的人指点一下，那你的感觉会不好？

　　记者：通过上面的谈话，我知道你今后的奋斗目标是什么了。

　　王利芬：谢谢。所谓的目标一定是要和自己的栏目连在一起的，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我热爱电视，更热爱我们的栏目我们的<<调查>>，我的目标就是做个80分的<<调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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