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黄文(新华社摄影记者)

　　姜薇(北京青年报记者)

　　主持：尹惠

　　责编：姜春艳

　　主持人尹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周六专版《女人花园》，我是尹惠，11月8号是中国记者日，这让我想起我的很多同行，想起在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中有多少紧张忙碌的身影，今天的《女人花园》请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女记者，黄文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摄影专业，同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1995年黄文作为中国第一个学员进入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师班，1997年至1999年她在波恩及柏林任新华社常驻德国摄影记者，1999年3月作为中国第一位前往国际战争的女摄影记者黄文远赴南联盟，在第一线拍摄科索沃危机和战争及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等一系列战地报道，经历过战争的沧桑黄文说我不知道要消减这份疼痛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另一位记者姜薇是《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小学开始她就在校刊上发表作品，13岁姜薇成了北京青年报学通社的成员，不久当上了学通社第六届第一分社的社长，从那时起姜薇就是一个每天要发千字文章的记者，1994年姜薇毕业于广播学院电视系，还在电视专业学习的时候她已经在电视台《京城不夜天》的栏目中做了一年多的主持人，还在作学生记者时她写的文章就有大部分是关注社会问题的，在姜薇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中她渐渐明白唤醒社会就是记者的神圣职责，等一下姜薇和黄文将在今天的《女人花园》中讲述她们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日夜。

　　尹：各位听众这里是《女人花园》的节目现场，11月8日是中国记者日，记者这个日子对你们来说有没有特别的含义？

　　黄：我们把它当成节日，但是它应当没有什么特殊的，对我来说，但是今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是新华社建社70周年的第二天，我们新华社是1931年11月7号红中社成立的。

　　尹：黄文已经在新华社呆了12年了？

　　黄：对。

　　尹：当初选作摄影记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心愿？

　　黄：这事儿说起来是一个特长的事情，我记得上大学那是从一个理科班直接进的文科班的大学，进去以后老师说三个专业你随便挑，传统的新闻学写作，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我们那一年我记得全国各地保送生有12个，我是其中之一，我在选专科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选谁，传统的新闻写作肯定是最精典的，广播电视又是最新兴的，我们同学当时一句话，她跟我说我爸爸说在中国要搞新闻的话就应该进新华社，那一年的新闻摄影班是专门给新华社代培学生的，我就选了新闻摄影，当时系里老师觉得有点奇怪，你说你一个女孩子选新闻摄影，这12个人里你是唯一一个，进去之后就发现自己整个没感觉，不会照相，作业都交不出来，最怕的就是老师点评作业，每次点评作业我就有想往桌子底下钻的感觉，进新华社也不是马上做摄影记者，然后就去当图片编辑了。

　　尹：什么时候对于你摄影的技术也好，感觉也好，一下就开了？

　　黄：我觉得你得到一个机会，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你的眼界能够慢慢开阔，我觉得一个人看得慢慢越来越多的时候自己感觉就会越来越好，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没有感觉，我感觉不行，不能再干了，因为我在当图片编辑的时候也拍点照片，拍完之后兴冲冲的，哪个报纸用了啪剪下来贴报，留作虚荣心的纪念，但是没感觉的东西就是没感觉。

　　尹：怎么一下能够进入荷兰摄影大师班呢？

　　黄：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当时在那之前我有一年半时间不摸照相机，天天看书看照片，看别人拍的东西，应该说在那段时间看到了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影像，突然发觉摄影的语言是比我的想像要丰富得多的，一下眼界就开阔了，原来照片可以这么拍，你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照相或者拍照不再是一个工作或者完全任务这样的事情，而是你想表达自己了，我觉得在那种状态下再去照相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刚好那一年我赶上了那个机会，荷兰的世界新闻摄影大师，他说我今年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招生，中国第一次包括进去，他说的是全世界有若干个推荐委员会，每个推荐委员会推荐自己认为最有才华的年轻摄影师参加竞争，100多个摄影师去竞争10到12个这样的位置，我一看自己的条件，除了照相不好其它我觉得我应该都可以跟人家一拼。

　　尹：但人家要的就是照相好。

　　黄：对呀，那怎么办？在这样直接的动因之下，尤其那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想用摄影来表达了，摄影不再是一个让我觉得没感觉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选择我认为好的主题去一阵狂拍，五六十天的时间大概做了三四个图片故事，做完之后我把这些东西拿给同行看，同行一愣说我们没想到这东西是你拍的。

　　尹：说明你有这样的潜质，感觉到那儿了一下就激发出来了，是不是？

　　黄：我觉得对于摄影来说我还是属于努力型的，我不属于天赋型的摄影师。

　　尹：就是从大师班学习完了又回到新华社？

　　黄：对，学习班的时间实际很短，在前面准备多半年的时间然后去大师班真正碰撞，和大师们交流和同学们交流不过是一个星期的事情，应该说大师班给人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和窗口。

　　尹：就是打开你的眼界。

　　黄：对，让你在这样比较世界性的平台上去和同行做争针相对的交流，以前他们对我们也不了解，我们对他们也不了解，现在我们给一个机会彼此了解，再带着那样一种新的了解回国来，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那以后就拍了一系列的图片故事。

　　尹：你99年3月份去南联盟，我觉得新华社也有无数的男记者，也有无数的摄影记者，为什么会选中你去南联盟？

　　黄：据大家讲我是所有新华社同行里面申请最早的，当然我提了我三个最有利的条件，我说第一我离那儿最近，确实全世界的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里面我离那个地方大概只有1600公里，最近。

　　尹：当时在柏林？

　　黄：我在波恩。

　　尹：在波恩做新华社驻德国的摄影记者？

　　黄：对，1600公里坐飞机差不多是从北京到上海，一小时四、五十分钟就到了，近，反应就会快一点，第二个因为近的原因，科索沃危机从一年前爆发的时候我就关注这个危机，因为德国有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在那儿进行，我也拍了不少照片，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背景都比较了解，第三个我说语言上我有一点点优势，因为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用英语和德语这两种语言，这两种语言虽然不是当地语言——塞尔维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但是作为外语来讲应该说它是所有外语种类里最占便宜的两种外语，英语嘛，大家都用，是一种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德语因为去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历史上实际有相当的老百姓，被奥匈帝国统治，纳粹法西斯的侵略等等让他们老百姓有很多会讲德语，我说由于这三个条件我觉得是优势，我就跟老板说我要去。

　　尹：但那不是一个优美的风景区，是一个战争即将爆发的地方，那时候你说你去南联盟是你期待以久的，但是又很出乎你意料之外的经历，在你去之前有没有想过你是在进入一种战争状态？

　　黄：当然想过，而且可能就是冲着战争去的，我觉得人没有进入战争的时候可能想法不一样，或者说没有进入战争的时候想法是一种想法，那时候我说的职业责任感肯定是一方面，因为那儿没有摄影记者，那儿应该有个摄影记者，我是离那儿最近的，我有工作条件我应该去那儿，这是一个逻辑，另外一个逻辑也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不纯粹的想法，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去到那儿，在战地，是不是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的东西？老实讲是，因为那时候太想成功了，谁都知道战争这种极端的状态实际从某种意义来讲对于一个职业新闻人是一种机会，一个弱小的女人在那儿去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轰轰烈烈，然后一种英雄主义情怀吧，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就想试试，看自己能不能活下来。

　　尹：但是你从南联盟出来的时候心态是不是就有所改变了？

　　黄：我没出来的时候心态就有所改变了。

　　黄：那战争爆发以后你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一个，甚至一批一批死去，然后你看到那些原来好好的，很美丽的建筑一下就化为灰烬或者废墟，每天你发现其实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所有战争里的人都在受伤害，而且那种伤害是身心两方面的，在那种情况下人好像就不那么想问题了，因为人在战争里面实际上人的所有的潜能调动出来，他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我要活下来，因为你每天面对的都是你要活下来，然后工作下去了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过去所有的欲念都特别微不足道，因为生命是我们延续一切行动的前提，当这个前提被人耻辱了，实际就是被人挑衅，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被谁打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价值就变了，然后你再看那么多无辜的人死了的时候，同事发出那样的感慨我觉得特别正常，我们同事曾经在前方写了一篇东西写得特别好，我还记得最后两句，他说我们的笔在流血，我们宁可不要这种所谓的机会，也不希望这场伤害这么多人的战争在继续下去，在那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希望战争停止的主要原因不是恐惧，因为你一旦选择了做战地记者你就没有选择，出生入死就是一种本份的东西，必须上，那是没得说的，但是你不希望人家受伤害，你不希望你的同胞或者同类包括你自己受这么强的伤害。

　　尹：等一下我们再听黄文讲她在南联盟67天当中很细的经历和对她生活的改变。

　　(音板：在我国，以职业命名的节日有三个，教师节、护士节和记者节，1937年11月8日，由范长江等人发起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成为中国记协，2000年，我国正式把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确定为记者节，虽然是节日，但记者们仍像平常的每一天一样奔波在自己的采访途中，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两位有许多工作经历的记者，她们分别是新华社的黄文，和北京青年报的姜薇，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她们的生活，请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周六专版《女人花园》——《柔肩担道义》。)

　　尹：姜薇是从13岁就开始做学通社的记者是吧？当时学通社也很出名对吧？

　　姜：小孩儿都喜欢到学通社组织来，因为它是北京市正式批准的社团组织。

　　尹：如果不熟悉姜薇的人可能看电视的人能从东方时空看过你的《光阴的故事》，可能喜欢足球的人能看你写的那本书叫——

　　黄：《告诉你一个真国安》，写北京国安足球的。

　　尹：熟悉娱乐界的人知道你写过罗燕经历好莱坞，熟悉记者的人可能知道姜薇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好像你从十几岁写的文章就开始关注社会，那个意识是怎么来的？

　　姜：我现在在做文化记者，做了不到一年时间，因为报社内部调整，我一直是做社会新闻记者，那种社会责任感可能和刚才黄文讲的战地记者可能又不太一样了，小的时候和现在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小时候做记者就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自己狭隘的思想，就觉得谁欺负我了，或者我身边发生什么事了，我就打抱不平。

　　尹：怀着铲平天下不平事的心愿。

　　姜：再加上一点儿公报私仇，也有一点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长时间做新闻职业的磨合磨练吧，我现在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尹：你觉得最大的变化呢？

　　姜：最大的变化是责任心，我觉得现在的责任心和原来的责任心不太一样了，不是因为你跟某件事而去改变这件事，我觉得是你作新闻记者，尤其是做社会题材的新闻记者，社会问题的新闻记者，通过这件事来鞭策这个社会在不停的前进，有时候我就想我们做的事都微不足道，可是你过三十年五十年再回头看看社会在前进发展的时候，也有你自己做的一份贡献。

　　尹：对，我记得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是很偏僻的地方有一个姓萧的女士她的儿子被杀，但是凶手七次被抓又七次被放，这个人就化妆成乞丐，化妆成“小姐”，千里想寻这种真相，你在得到这个线索后马上坐飞机到了武汉是吧？

　　姜：对，坐飞机到武汉，从武汉到当地的村子，当时发大水的地方，很远，还没有人去，没有司机去，而且当时那条路特别乱，又正在修路，据说抢劫的很多，我说打车去出租司机都不送，我又左磨右磨，跟当地找了一个司机多加钱给人家，人家说去没关系，我们两个男司机去，我也吓得够呛，人生地不熟的，两个男司机，万一走到荒郊野外把我给绑了怎么办？我也害怕，我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我说我现在坐上一个什么什么车，几号几号，如果过多长时间我没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赶快报警，我都跟家里联系了，我就跟两个司机说你们坐前头，我坐后头，我不能让你坐后头，这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万一出危险了，一路就走，聊得还不错，到了当地村子里，那已经是漆黑不见五指，太黑了，村子里晚上都不点灯，大概是夜里12点多，又不知道住在那儿，那村子没有门牌号码，我当时深一脚浅一脚的。

　　尹：事先没有做任何安排？

　　姜：没有安排，没有跟公安机关打招呼——

　　尹：没有联系住的地方，没有人接待什么的。

　　姜：对，我想这样采访可能会采访出一些不真实的东西，我想从最基层开始采访，一级一级往上走，就到了当地，推开一户人家就问情况，问住哪哪哪，然后说能不能住在你那儿，那些老乡都特热情，说你住在这儿吧，没问题，那时候已经快两点了就住下，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就开始去采访，发现很多问题，因为被杀的人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个杀人的人是村长的亲戚，我就先到村长家采访，再到出事的地方采访，反正采访了很多人，当时地方很大，跑来跑去的，村长又不见，一直到采访回来都没见村长，等了他一天他不见，东躲西藏的，地方很大，回去整理出来的材料包括发现的问题，包括采访的那些东西发出来了可能就不能满足某些人的心情了，只能替受害者说话，我们只能很客观的报道这件事情，报道完了以后出了很多问题，当地一些涉及到的部门涉及到的人，比如有些权力的就给报社打电话写信，给我打电话威胁我，要求铲除影响什么的，要求投诉。

　　黄：我的同事因为在全国各地跑，也是报道某些地方一些负面消息的时候受到很强的阻力，等到东西出来以后，不要说诉讼，连生命威胁都被提出来了，当记者去做所谓揭露性，针贬时弊的报道的时候可能事先都要做很强的心理准备才行。

　　姜：对。

　　尹：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交谈。

　　(音乐)

　　尹：各位听众，欢迎回到《女人花园》的节目现场，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我们也想起在这个行业中的同行，我觉得他们是日夜操劳，还不像一般的职业可以休息一个星期天或者节假日，有时候忙起来真是没日没夜，姜薇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从13岁就开始在学通社，现在在北京青年报作记者，黄文是来自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在1999年3月24号的晚上在南联盟的科索沃，你目睹了一场战争的爆发，当时战争就在你面前爆发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黄：震动，3月24号晚上8点钟左右战争爆发大规模空袭开始了，我住在科索沃首府市中心的一个酒店的十层楼上，导弹下来就在这个城市的周围，到处都爆炸，而且因为爆炸量很大，引发爆炸的声音特别响，火光从后面一下就翻起来了，楼后面一下就翻起来了，等一下我们那儿所有的通讯设施全部失灵了，房间里的普通电话，因为是当地的保安部门出于安全的考虑全都剪掉了，我带去的一个德国手机可以在南斯拉夫漫游的，失灵了，拨不出去号，用不了，海式卫星电话本来说是不受当地通讯条件限制的超强的通讯工具，失灵了，没办法联系，等于我们在一座死城里面，灯火管制，全国一片漆黑，你就觉得周围不断的炸炸炸，当时的感觉就在想下一个会是谁？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如果真把你带进去以后你从此无声无息，你甚至连消息都没办法往外面通报，那时候就只能想，我在房间里呆着，我想但愿今天晚上我不被打中，明天天亮了，我可能就有机会了，那时候也许我就想办法再去做什么事情，再和外边联系，但那种感觉就只有四个字，惊心动魄，但怎么说呢？第一个晚上熬过来了，往后的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

　　尹：但是在战争当中，一个人面对死亡，你觉得你做了哪些心理准备和哪些物品上的准备，在战争当中。

　　黄：我觉得至少要有七种准备，心理准备肯定是最基本的，就是你得有足够强的心理准备，在突然情况发生之后你不慌，恐怖情况发生之后你不怕，这两点你必须做到，然后你要有足够强壮的身体，案头工作一开始我们说是为了写好报道，拍好照片，真在战场上战争爆发了死亡随着威胁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好的案头工作是救命的，因为你案头工作做得充分对形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的时候你能从真正死神的手指缝里钻过去，还有一些工作技能准备，你会开车，会外语，会最基本的工作操作或者会和人打交道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我们说的物资准备，就是你讲的要准备什么东西，我记得当时几个特别清楚，特别明确的，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军刀，你什么时候要用哪一样我都有，我有一双特别暖和而且特别轻的军鞋，大皮靴，特别暖和，在科索沃三月份极冷，有一天把我冻得差点都掉眼泪，就冷到那种程度，都三月底了，下了一场大雪，特别冷，你要穿得足够暖和又要足够轻，要有足够长的胶带，我们拿胶带往我们坐的汽车上贴标志，就是贴TV，因为老百姓识字不识字的看见TV就知道这跟电视台有关系，这是记者，是记者相对受袭击的可能又会降低一点，还能补衣服，衣服破了啪一个胶带一糊就行了，羽绒服里的毛毛就不会到处乱飞，要带足够的巧克力，高能量的东西，因为方便你自己，真的被包围了或者你一天24小时没饭吃的时候你可以吃，那个东西可以给小孩儿，因为你在采访的地区都是比较困苦的地区，人可能经常处在极度惊吓的状态下，糖这个东西是能够让人镇静下来的东西。

　　尹：有时候也能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黄：对，怎么说呢？软化人与人之间僵硬的关系，你给他一块糖吃，我记得最清楚，有一天我去一个正打着的村子里头，有几十个老百姓捂在里头出不来了，一屋子七十多人进去之后小孩儿一下就哭了，因为他突然发现来了一个外来者，他认为这条路跟外界通了，放松下来以后一下就哭了，我当时包里只有七颗糖，七颗特别小粒的糖，我就一粒一粒的给小孩儿，他吃到糖味儿自然而然就笑起来，他的家长也会因为这个跟你缓和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拍照片也好，想跟他们交流也好，你就会发现变得很容易，所以我们当时带这些东西，当然，还要带足够的钱。

　　尹：说到战争中我觉得最悲惨的可能还是孩子，因为我看你的照片，看你拍科索沃，在那座城市有些孩子在那儿玩，他们那种天真的脸，天真的眼神，但是在战争中就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他们在沿途中的哭泣和从窗子往外望，不知道明天在什么地方，没有家，你在贝尔格莱德医院也看到了这些没有暖气，没有医疗设备的孩子，当时是什么样的？

　　黄：我觉得因为是女性摄影师的原因，可能我们对细节的东西有更感性的反应，或者更母性化的东西，到现场，到任何一个现场你会不自觉的朝向相对弱势的群体，因为你知道孩子和其他所有的群体比起来他们应该是最弱的，他们没有自我保护能力，到了极端的情况下他只能随着命运的手搬来搬去的，他反抗的能力很小，他当然就被放在特别极端特别困难的情况之下他表现出来的无助实际是最让人心疼的东西，所以拍他们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音板：黄文于1995年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学员进入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师班”学习，1999年3月，她又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摄影记者远赴南联盟，她亲身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在那里她每天首先面对的都是生存的挑战。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姜薇虽然没有经历过炮火和硝烟，但是她在几次对刑事案件采访报道中只身涉险，为了一名记者的职责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她擒起了正义之盾，请您继续收听由尹惠为您主持的《午间一小时》周六专版《女人花园——柔肩担道义》。)

　　尹：在战争中一个女性记者或者作为一个女人会不会有心理上的变化，就是慢慢你必须让自己坚强起来，你的心得硬起来，你看见眼前的一切你要会控制自己，你要不感到那么伤心，无力，因为人在伤心的时候会显得特别无力。

　　黄：其实你说的是特别好的点，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得不这样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面对悲惨的情景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让自己坚强起来，或者强硬起来，但是你心里保持的态度实际是你对他深刻的同情或者说一种同类之间的心灵上的响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战争中呆上一段时间了人的心会变得相对强大一点，为什么呢？我觉得实际我在战场上呆了几天以后我觉得我的心里就有了亡命之徒的感觉，就是无所畏惧了，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其它的选择了，我只有向前，因为你恐惧并不意味着你不受伤害，我不能被我的恐惧杀死，我必须要调动我所有的潜能活下来，在那个时候人处在高度亢奋的状态，24个小时在高速运转中，当然后来学会了在战争间隙休息，抓一切可能睡觉，调整自己，让自己尽可能长的，健康的工作。

　　尹：你有一张照片是在被炸的坑里，但她的脸上还是在笑，那时候还是有笑容的。

　　黄：我觉得可能还不完全是笑，我觉得那时候已经很坦然了，你这么想吧，无论是进还是退，包围你的可能都是死亡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我的尊严，我要活得更体面一点，当你生命受到威胁你会想一些办法尽可能自我保护，但有些时候你不能恐惧，你甚至不能想太多。

　　尹：对，有一次姜薇调查另外一个杀人案，而且杀人犯还是检查官的儿子，他又跑到检察官的家里去了。

　　姜：当时是在一个医院门口，一辆出租车把一个过马路的行人给撞倒了，就在医院门口，送到急诊室就50米的距离，而且当时这个人的伤势不重，就晕了，但那个出租司机怕负责任，他把这个人拽上车，拉到荒郊野外的施工工地一个水泥柱子里头，头朝下脚朝上倒立着扔在那儿，他以为人家死了就扔到那儿了，实际那个人是活的，9个小时以后被晨练的老太太发现了，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几个小时才死亡，但当时只有50米的距离，如果他背到急诊室什么事都没有，顶多有些经济上的赔偿，死者家里人不知道他在哪儿，死者身上也没有身份证，他妈妈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找这个儿子，这个儿子过马路的当天是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小孩儿刚刚满月，等于家里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失去了儿子等于孙子没有父亲，很惨，他母亲也是到处立牌子寻找目击证人，后来终于找到了，找到以后没想到这个出租司机是当地检察长的儿子，当时我那篇报道我觉得也是冒着挺大风险写的，来自方方面面的风险，我记得标题作得很醒目，叫《出租司机杀人逃逸，凶手原是检察官之子》，很长的一个标题，也可能是因为这篇文章被改判了，但当时我去他们家采访的时候，我把录音机藏在袖子里，我说我是北京来的记者，我想了解这个情况，当时他爸爸特别嚣张，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地的公安机关特别配合，开着车护送我去他们家，他们在楼下等着，说你多长时间不下来我们就冲上去，我就上去了，有这样的安全作坚强后盾我上去就义无反顾，他爸爸当时就说反正我不管，已经这样判了，谁要让我儿子死的话他也没好下场，他一定得死，我当时有录音，就是改判以后我也接到这样那样很多呼我的，留在我呼机上的威胁我的言语。

　　尹：你经常看一些杂志，报纸，你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很多很多，造成的医疗事故，法律事故，得不到解决，很多农村的人没有办法请律师打常年的官司，得不到经济赔偿，得不到心灵的赔偿，可能很多人就会把这种职责放到记者身上，其实这是——

　　姜：这是错误的，我觉得。

　　尹：他们就觉得记者能够拯救的，在记者的职业中你们又副带了多一层的，还要起法律的作用，但是不是也有一种无力感，到底你们能解决多大的问题，或者能帮多少个人？

　　姜：其实有时候是挺错位的，我不知道黄文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老百姓在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他把希望寄托于媒体，就像《东方时空》可能天天上访的人很多，但实际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就像我，我接到的信可能更多的是告状的或者遇到不公平的事希望我们去调查采访，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尹：那你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我要管？比如这两次你去调查你都可以装没看见，你都可以说我装作没看见这件事，这件事情没有在我生活中发生，你就不必冒这个险，你当时为什么要管这样的事情？

　　姜：这两次采访都是挺意外的，因为最初采访的初衷和我们后来调查的情况都不太一样，说到这儿我就要说记者一定要亲自到现场采访，而不是说坐在家里打打电话，联系联系，问问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双方打个电话一写，我觉得这是特别不负责任的记者，你只有到了现场用你自己的眼睛，用你自己的笔才能发现现场的事情和你听来的事情是否是一致的，我觉得新闻记者的职责就是这个。

　　尹：但是作为一个女记者是不是她注意的东西跟男性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黄：我倒不是太同意，我倒觉得实际可能在大方向或者一个原则性问题的判断上讲不是看这个记者是男是女，而是看他有没有正义感，责任心，至于进入的手段和方法上，可能操作上男性和女性的差别是有的，女性可能从细节或者从小的地方入手，男性可能会对过程，宏观的东西有更好的把握，但这些都是相对而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具体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可能按统计数字来说百分之多少的人是这样，所以——

　　尹：这不是绝对的，比如刚才战争中你会拍这种弱势群体，当然男记者也会去拍，但是你那种心情，男记者也会报道这样的事情，或者这种不公平，这种社会没有办法解决的，靠个人的能力也没有办法解决，他也会有种正义感在里面，但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女记者你们好像都有潜在的母性在里面。

　　黄：那种要求可能更强烈，实际在社会责任感呼唤的下面其实还有另外的需求，实际是比较个人化的需求，这是作为母亲也好，女人也好，是一种本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在这之前一定还是更社会化的原因。

　　姜：我记得前几年我做过一个调查，当时还在我们报纸上发表，就是每年女性从事媒体的人员在逐年增加，超过男性20%——30%，我觉得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从事到新闻职业里，而且可能是用她们与男人不同的视觉来参与新闻的发展和建设。

　　黄：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可能我们有时候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发挥我们身上可以利用的优势，我认为无论在战地也好，在日常比较困难的采访中，作为一个女性有她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为什么？我觉得获得途径最容易，谁会想到这样一个女孩子在人家面前内心有着很强的无论是背景还是心灵力量的人呢？对方可能会忽略你，而这种忽略本身就是说女性出现在别人面前她没侵犯性，没有侵犯性这种温和的形象加上一个坚强的心灵能够让她成很大的事情，我95年去大师班的时候一个老师说了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她说在今天摄影这个过程里面拍照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最难的实际是获得拍照的途径，就是你怎么能够说服对方让你给他拍照片，这实际就是你到了一个困难的场合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让对方开口说真话，而且无论是哪一方对你说真的，这就是获得途径的本事，女性在获得途径方面真是特别有优势的。

　　尹：可能是这种生活经历当中给你的感觉，也不是说一定要在这儿说男的怎么样，女的怎么样，性别怎么样，可能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或者在越来越多的阅历当中在经历的事情当中有这样的印象，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交谈。

　　(音乐)

　　尹：各位听众，欢迎回到《女人花园》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是为11月8号中国记者日特别请来了两位记者，一位是来自《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叫姜薇，另一位是来自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黄文，黄文1999年3月在科索沃度过了67天，我觉得你在那儿可能看到的所有战争的疮痍，战争的破坏，大楼就在你面前坍塌，150年的汽车的厂房一下就化为灰烬，还有卷烟厂，但是我觉得最惊心动魄的可能就是让你目睹人在战争中死亡。

　　黄：那是非常惨烈的场景，而且应该说恐怖之极，你想我在上战场之前说实话死人都没有看见过几个，但到战场上不行，你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或者你看到的就是一些尸体的残片。

　　尹：我觉得在战争中可能更残酷，因为它涉及到了你自己，比如你在看一场车祸的时候它好像跟你还不是那么直接的关系。

　　黄：因为在车祸中我们是目击者，在战争中我们是受害者。

　　尹：对，比如你在日记中写的，在你面前你看到当时在一个大楼里要给他救出来的医护人员，当时就要截断他的双腿才能把他救出来，这个人在半个小时之后因为流血过多就去世了，我觉得你在看到这样的时候有一种不一样的，跟在城市当中看车祸而死亡的还是不一样的感觉。

　　黄：我在战争里看到最恐怖的一幕是99年4月中旬的时候，我第三次到科索沃去，当时我们一车70多个各国的记者到科索沃，那一次轰炸里面炸死了70多个老百姓，我们到那儿去看了三四个现场，其中有一个现场真的那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恐怖的影像，你看整个地上全是尸体的残片，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那天晚上，因为那天晚上我没有能从科索沃出来，因为当天两个外国电视台得到特殊的优惠条件让他们多在那儿采访了两个小时，把全车记者离开科索沃的时间给耽误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留宿科索沃，在那样的情况下心灵会受特别强的刺激，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酒店里面，没水没电黑乎乎的，眼前就过电影，白天看到的惨像不断的出现，那种刺激真的特别特别强烈，对人的震撼。

　　尹：而且当你的同行在战争中，比如塞尔维亚的新闻社大楼一下子坍塌的时候被炸的时候死去了十个人，那几天是不是对你来说是最——

　　黄：实际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大楼给炸的那天我们到那儿去，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是现场为了把一半儿埋在里面的人拉出来，他们现场就把那个人的腿锯掉了把上一半拉出来，结果还是没能救活他，那是一次很强的刺激，但真正让我觉得撕心裂肺，最疼痛的一次面对同行的死亡实际是我们大使馆给炸了以后三个同行的牺牲，真的现在我想我在整个战争60几天的时间里面如果说流过眼泪的话就是从5月8号到11号的那四天，每天都特别伤心，看见自己的同事转瞬间没有了，而且死得那么惨，我真的特别特别伤心。

　　(音板：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周六专版《女人花园》，战争不仅使城市变成了废墟，也使人的生命遭到了践踏，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和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他的妻子朱颖在战争中牺牲了，这带给黄文极大的心灵冲击，黄文从战争走出之后她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姜薇对工作的投入让她甘苦倍尝，虽然很忙，但她还是认养了两个贫困山区的学生，每年都要定期翻山越岭去看看他们，黄文和姜薇的生活都因记者职业发生着变化，请您继续收听由尹惠为您主持的《午间一小时》周六专版《女人花园——柔肩担道义》。)

　　尹：我觉得虽然只有67天，在你人生中是一段很短暂的日子，但是这67天让你回到和平年代，回到现实生活中是不是对你改变很大？

　　黄：我想是吧，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价值改了，以前可能会对获得成功有自己的界定，会有一种更深的渴望，觉得这样做是成功的，那样做是成功的，真正从那种状态出来以后想法就不一样了，你会觉得就我们这么自如这一点就是一件很应该感激的事情，你知道你有生命的话就意味着你有明天，你有明天就意味着你没有放弃希望，你有希望就有一切，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整个的态度已经变成非常感激的态度。

　　尹：姜薇虽然不大，但比我们俩都小，但是如果从13岁算起的话，已经有了那么长时间的记者生涯，你觉得这种记者生活改变了什么？或者说使你的心态或者说使你对生活的认识有什么改变吗？

　　姜：我觉得新闻这个东西和记者这个职业对我来说就跟毒品一样，有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恨得咬牙切齿，跟自己说我绝不再做了，这个职业太苦了，每当我一篇稿子出来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方方面面的原因发表不了，或者我不能达到我想要求的，那种痛苦，还有没日没夜的不睡觉写稿子发出来，为了千字稿每天跑来跑去的，我们没搬家的时候《北京青年报》在老楼，很破的楼的时候大家跑来跑去，时间很紧张，我在楼梯上摔过若干次，就这种跑步的速度你就滑倒了。

　　尹：你觉得做了记者那么多年，总会有很多难忘的事情，最难忘的事情你觉得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姜：就是比较紧张，因为我一直是做社会题材，一直跑政法，接触的不明的冤枉的事情比较多。

　　尹：会不会影响你的个人生活？

　　姜：会，我爸我妈就特别担心，我们家住的地方反正碰上过治安不好的时候，我们那儿晚上楼道都没灯，我爸特地从我们家接了一根电线接到楼道里，实际我们楼道里的灯走我们家的电的，不是走公共用电的，因为不知道我晚上几点回去，有时候12点，有时候2点3点，特别不放心，我不回家他们就不好好睡觉，就睡不着。

　　尹：可怜天下父母心。

　　黄：都一样的。

　　尹：你去的时候我觉得你妈妈有让你去也是——

　　黄：我没告诉我妈妈，我妈妈不知道，她是在战争爆发以后从亲戚那儿听说我在前线的。

　　尹：当一个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可能还有全家人在受到威胁。

　　黄：应该说经历了战争之后我和爸爸妈妈的关系拉近了很多，过去真是不太在乎，因为往往亲人对我们的情感我们最不牵挂，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理所应当，我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对我这样好，我长大的过程里他们也对我这样好，他们就应该对我好，他应该能够容忍我的一切，我就应该从他身上得到一切，但是真正经历完战争之后看到妈妈的不容易，5月8号以后我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我说我好着呢，没事儿，没受伤也没其它问题，我妈妈就说了一句话，当时让我肃然起敬，我妈妈说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讲，你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好了，我突然一下觉得欠了母亲很多，所以从战场上再回来以后对爸爸妈妈的情感一下就觉得贴近了很多，好像理解了他们很多。

　　尹：今天我们是为11月8号中国记者日特别准备的一期节目，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她在1999年科索沃经历了67天战争，这个战争也影响了她的生活和情感，更多的时候还是像姜薇这样的没有经历战争，但是每一天都在经历记者生活的这些女记者们，女记者的生活可能确实是有一些男记者体会不到的事情，刚才我们讲到女人在战争当中，女人在法律或者在正义面前所怀有的正义感，关怀，包括母性，人性，婚姻家庭，我们今天除了工作也聊到一些情感方面，也聊到对生活的感悟，希望还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在一起聊天，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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