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中旬，读者沈光良看了我在周刊上的一些报道，打听到与我的联系方法，打通了我的手机。沈光良说，去年6月22日晚，他的儿子在就读的上虞高级中学门前的公路上，被两辆汽车撞倒，死状惨不忍睹。沈光良在上海工作，所以他把儿子送到了这家浙江省的重点中学，作为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理当对学生有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但他想不通他孩子是怎么离开校门的？

　　沈光良说，在事发当天，他孩子连同其他5名同学，曾遭到班主任主持的所谓“民主评议”，向全班同学发放评议表格，还将评议结果张贴公布；这种“批斗”式的“民主评议”，给他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以致离校排遣郁闷之情。同时，沈光良反映，过去此位班主任曾收受他的800元钱，已允诺减少对他儿子的“评议”。

　　另外，当沈光良赶到上虞处理后事时，他听到的却是他儿子“翻墙离校”的传闻，这传闻的潜台词是：学校没有责任；而律师的调查结果是，他儿子是从校门离校的。

　　中年丧子的沈光良常常通宵不眠，有着剜心之痛，据称，事故发生后，校方始终没有向沈光良道歉。沈光良多次与校方交涉，都没有结果；最后，他委托上海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海清，把校方和班主任告上法庭。

　　师德是所有教师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素养，教师也是我们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在江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发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今天，这样的事情引起了我的关注。

　　沈光良诉上虞高级中学一案，于11月19日在当地开庭。11月18日下午，我动身前往上虞了解案情的进展；我和同事顾嘉健约定，我进行前期的观察和初步的调查，一旦时机成熟，两人再一同前去正式采访。

　　庭审结束院长抢包

　　11月19日早晨8点20分，我来到上虞市人民法院民庭，该民庭处于上虞开发区。我先上二楼，找到承办此案的审判员蔡军民，说明的自己的身份，并表示对此案的关注；当时，蔡军民正在和其他几位法官聊天，他表示，在法庭开庭期间，记者要进行采访，必须给当地中院打报告；我就说，开庭时我不采访，我带了记者证，也带了身份证，我只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进行旁听，以观察案情的发展。蔡军民说：“那可以。”

　　8点25分，我下楼，在走廊内遇到被告方上虞中学的副校长和几位老师，当即分别进行了录音采访。其中，副校长对此三缄其口；一位校长助理再三看了我的记者证后，表示无可奉告；一位老师见到我就躲开了。

　　约8点30分，审判员蔡军民发现民庭内的日光灯不亮，好像是断电了，就通知改变开庭地点，叫原、被告双方及律师赶到上虞人民法院本部开庭。

　　约8点40分，在上虞人民法院门外，我遇到上虞市教委的一位领导，有意思的是，我尚未进行采访，他就已知道我的身份。

　　沈光良说，他买了两个骨灰盒，一个放儿子的骨灰，一个准备放法院判决书，但在开庭前，他所携带的空骨灰盒被审判长徐孟勇喝令移出法庭。尔后，徐孟勇在宣读“旁听不得记录”等法庭纪律后，宣布开庭；此时，我将采访机收起放入包内。但我发现，被告方两名教师在庭下旁听时用纸和笔作记录，徐孟勇却没有当庭予以制止。

　　中午休庭。

　　中午，我赶到上虞高级中学，进行了初步采访调查。我发现，这所封闭式的寄宿学校，大门虽未开，侧门却半开着；我进去后，对两位门卫作了采访。直到我进入校内采访同学和老师，这两位门卫才找到我，说进入校内一定要登记。

　　13点50分，我来到法院，在法庭门外的走廊内，遇到该校事发当日的值班门卫，据说此门卫曾和沈光良的儿子关系良好，我就对他进行了录音采访。

　　14点，法院继续开庭，我关了采访机，放入牛皮包内，系上背包搭口，进入法庭旁听。当时，法庭内旁听的共有六七人，我坐在法庭门口第一张椅子上，门开着，门外还有四五人在旁听。

　　约5分钟后，我发现旁听席上还是有人在作记录，就近递纸条给律师，指出有人违反旁听纪律；律师向审判长徐孟勇提出后，徐孟勇对该行为予以了制止。

　　15点45分，庭审即将结束时，我上厕所，离开法庭。约5分钟后，我回到法庭，发现庭审已经结束，几位旁听的公民正在离开，另有几位继续呆在庭外的走廊内；法庭内双方律师正站立讲话，审判员蔡军民正叫原告及被告委托人双方翻看庭审记录，准备签字。

　　当我走入约30平方米的法庭中央时，就听到身为上虞市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徐孟勇向我喝道：你出来一下！我不明白他有什么事，脚下稍一迟疑，还是决定跟他出去，正转身时，徐孟勇却突然来抢夺我的背包。

　　他没有讲明任何原因，就扑上来，使劲拽住我的皮包，猛力抢夺。

　　我当即就对徐孟勇大喊：“你凭什么抢我的包？你这是抢劫！！”

　　猛力殴打强行禁闭

　　皮包斜背在我的肩上，徐孟勇的猛力抢夺，使我不得不弯下腰来；皮包很牢，我也使劲拉住自己的背包，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律师刘海清向徐孟勇发出警告：“这里是法院，你要干什么，你抢他包是非法的！”但徐孟勇根本不听，仍奋力抢夺我的背包。和我僵持了一两分钟，他才对我叫道：你在庭上有没有录音？把录音机交出来！此时，审判员蔡军民也围了上来，喝令我交出采访机。

　　作为陪伴了我多年采访工作的背包，我很担心就此被非法“没收”。我回答：“庭上我根本没有录音！你们可以检查我包内的采访机，但不能抢我的包！”然而，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

　　徐孟勇死死拽着我的包带，我自然也不肯放手。

　　徐孟勇见抢包不成，恼羞成怒，大声叫道：你等着！我叫法警来拘留你！他嘴里嘀咕着：你不要走，看我不拘留你！他奔下了楼去；蔡军民则紧逼住我的去路。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事态也发展得出人意料！与其说我当时不害怕，还不如说我根本没有时间来害怕。通过二楼法庭走廊上的窗户，我向楼下看去，但见一辆面包车刚刚驶进法院，徐孟勇奔到车前大声说了几句，4名穿制服的法警就下了面包车，向二楼法庭跑来。

　　徐孟勇又到法院门口叫了几声，另外三四名穿制服的法官也随之跑了出来。

　　很快，4名法警跑上楼来，在随后到来的徐孟勇的指使下，扑向我；紧跟着，另外三四名法官也爬上楼来。

　　徐孟勇率先扑向了我，并向法警大喝：把他拘留起来！

　　不由分说，4名法警猛力把我推搡进法庭内；同时推搡律师刘海清，把他扭出庭外，然后关上法庭的门。

　　门一关，我满眼看到的是穿制服的法警和法官，满眼看到的是向我捶来的拳头。至今想起这一阵暴打，我还心惊肉跳，心有余悸：他们拳打脚踢，还用肘部猛力撞击我的后背，致使我的头部、后背、臀部，尤其是双手等多处受伤。

　　其时我大声叫喊：“我没有录音！你们这是非法的！”但得到的回答只有拳头，只有喝斥：我们是法院！我们是法院！你懂不懂！

　　最后，2名法警反剪住我的双手，另2名法警抓住我的双脚，使我不得动弹，并把我的身体俯卧着强按在被告席的桌面上，夺去我的背包。

　　这个过程持续了约15分钟。这期间，沈光良被3名法官围在法庭的一角，根本无法上来劝阻；法庭外的走廊上，也有三四名旁听的群众没有离去，透过走廊和法庭间紧闭的玻璃窗，他们见证了我遭殴打的事实。

　　尔后，法警们让我双膝半跪，反剪住我的双臂，呈揪斗状。一名不知名的法官打开我的背包，翻出采访机。

　　徐孟勇拿到我的采访机后，就和其他两名法官走到法庭审判员的位置，开始播放我的录音带，“检查”我有无在庭上录音。面对其他两名法官，徐孟勇一再叫嚷：他录音了！他录音了！然而，他把采访机从头听到尾，就是没有听到一句在庭上录音的话。

　　在徐孟勇“检查”采访机的15分钟时间内，我一再声明，“在庭上我确实没有录音，只要你们听出一句庭上的录音，我愿接受你们法院任何处置，但我确实没有录音！”但在紧闭的法庭内，4名法警还是使用强力反扭住我的双臂。

　　据我事后所知，此时，被法警推搡出法庭外的律师刘海清逃到法院外，跑到街上，已通过手机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大、上海市司法局、上虞市政府、上虞市人大、上虞市政法委等多方联系，呼吁求助。

　　也许是有关方面给法院方面打了电话，也许是徐孟勇实在听不到一句庭上的录音，尽管他还口口声声称要拘留我，但法警却开始放松了对我的“看管”。

　　至此，我已被殴打、拘禁了约30分钟。

　　抢走音带拒绝封存

　　当法警放松了我的手脚，我才在紧闭的法庭内，心惊胆战地偷偷拨打了当地110；随后，我又打电话给单位同事顾嘉健，叫他马上向领导汇报情况，并想尽一切办法保障我的人身安全。

　　不一会儿，110就赶到现场；110民警表示，法院的事情他们不太好管。

　　此时，徐孟勇仍在听录音带，但仍没有听出一句是在庭内录音的，他就强行扣押下录音带，并叫一名法官抄录下我的记者证号码，还对我宣称：你要写检讨书！写了检讨才放人，否则你不能走！

　　见我不写检讨，徐孟勇拿了录音带就开始走人。我就向他提出，录音带应当面封存，双方签字，再移交有关司法部门鉴定；或者当场再录制一盘，双方各持一份。但徐孟勇根本不答理我的要求，在法警的簇拥下扬长而去。

　　事实上，在肃静的法庭上，我如果真的录音，按按钮也会发出声音，法官必然会予以制止；而且，我距离审判席有4-5米距离，放在牛皮包内的采访机，技术上是根本录不下任何声音的；再者，我旁听时靠近门口，在门口旁听的几位群众也可以证明，我确实没有动过录音机。

　　最关键的一点，有录音带为证，我在法庭上确实没有录音！

　　徐孟勇指使法警挥拳殴打、拘禁并抢走我的录音带，对此我唯一的解释是：他是为了“消灭”我在学校等地的采访内容。

　　约17点左右，我瞅机会逃出了法院，打手机找到律师刘海清，来到上虞市人大，找到一位办公室主任，向他反映了情况，并提出封存录音带。这位办公室主任当即打电话给已经回家的徐孟勇，第一个电话被拒绝了；第二个电话再打过去，他才答应。

　　约17点30分，我和刘海清同时向当地百官派出所报了案。

　　约18点15分，我和刘海清等人又赶到法院，等徐孟勇来封存录音带并双方签字，但徐孟勇始终没有来；打电话给他，我们的要求被他一口拒绝。我们在法院一直等到约20点，想尽一切办法，都没有等到徐孟勇来签字封存。

　　当夜，我不敢留住上虞，连夜赶回上海；回到上海已是子夜。

　　当夜，由于头部、背部、臀部及双手多处红肿发紫，我疼痛难忍，一夜失眠。第二天，我赶往瑞金医院就诊，拍X片、敷伤，手腕等部位进行了包扎处理；第三天，由于背部软组织多处挫伤，双手臂裂伤，平躺时疼痛难忍，我持续失眠。

　　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情绪极不稳定；想起在上虞法院所遭受的暴打和拘禁，我每每愤怒之极！在此后的几天里，我连正常工作的精力都没有，由于双臂疼痛难以打字，在写有关南京路结构调整的一个稿件时，文字输入不得不请电脑房工作人员帮忙。

　　11月19日，上虞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徐孟勇亲自动手并指使法警，扭住我的手脚，把我强按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现在，本人保留起诉徐孟勇的权利，准备把他推上被告席。本刊记者／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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