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见过廷·巴特尔的人都要问：你为什么不回去？

　　父亲廷懋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担任过中顾委委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儿子竟然下乡当了牧民？

　　于是，也就有人作进一步猜想：是不是廷·巴特尔当“黑帮子弟”时受过打击，才去寻找一块心灵的栖息地？

　　是不是廷·巴特尔爱上了牧民的女儿，抛不下那份儿女情长？

　　抑或是美丽的草原让他难以割舍？

　　面对廷·巴特尔时，记者就是这样满怀疑问，想从他那染满风霜的典型锡林郭勒草原牧民红黑的脸上找寻答案。

　　说实在，当19岁的廷·巴特尔下乡到萨如拉图亚（汉译月光）嘎查的时候，他和同伴内心中更多的是好奇和对草原的向往。

　　1974年的7月，那也正是草原上最美的季节，从呼和浩特到当时的白音高勒公社，小汽车足足走了4天，那是满目绿意的4天啊！

　　此后的日子里，他们发现绿色草原并不能替代现实生活，没有电灯，没有纸和笔，更不用说书报杂志，城里人常用的东西几乎一样看不到，在美丽的月光嘎查，他们虽然享受了最美的月光，但煤油灯却远没有“月光”那般的诗意。

　　他们初来的七八九月，正是草原上产奶的旺季，也是草原上最酷热的季节，大队乳品厂的生产期也就在这几个月。

　　一间厂房有七八口大锅，锅底要不停用炭火加温，怕糊锅，每一口锅都得有人不停地用铁锹搅动，满屋蒸汽升腾，人就像浸泡在汗水里。这是廷·巴特尔和知青们夏季的主业。

　　而冬季来临，蒙古包里晚上捂着被子盖着皮德勒（皮制蒙古袍）还冻得瑟瑟发抖，提回来的凉水到早上就变成了厚厚的冰块，点起了火炉他们才敢从被子里爬出来。

　　一次，队里给了一只羊让他们杀了吃，3个年轻人在蒙古包里没把羊杀死，羊却挣脱而去，3个人追了10来里路，结果耳朵都冻成了冰葫芦。

　　廷·巴特尔赶快找来了獾子油给每个人搽敷，几个人的耳朵很长时间都在滴黄水。

　　语言不通，饮食不适应，脏活累活，包括严寒酷暑，其实都不是最大的问题，对于廷·巴特尔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热闹惯了的孩子来说，孤寂才是他们最大的困扰。

　　牧区地广人稀，离他们蒙古包最近的牧户也有十来里地，平日里一个人放羊，一走一天，天地间除了羊吃草的动静，只有风声。而到了晚上，更是万籁俱寂，煤油灯下，几人默默无语，无风的时候，彼此的呼吸都能听得到。

　　所以，骟羊、打马印子、剪马鬃，甚至牧民搬家、起羊砖、打草，凡是集体活动，都被他们视作难得的节日。

　　很显然，美丽的草原并没有给予廷·巴特尔诗意般的生活。但是，廷·巴特尔有了另外一种收获，而这种收获也无疑是他在今后能够选择牧区、扎根草原的重要原因之一。

　　廷·巴特尔说，刚下牧区时，和牧民同吃同住，谁家也没有被褥，穿蒙古袍睡觉，脱了靴子就是枕头。牧民老乡看见你穿得单薄，冷，就把自己的皮德勒脱下来给你盖上，而他却穿着单薄的袍子打哆嗦。

　　有件事廷·巴特尔至今说来都掉泪，那一次他们寻找失散的马群，奔波了一天的他们疲惫不堪，又饿又累，来到了一户牧民家。正准备吃晚饭的牧民赶忙给他们每人盛了一大碗面，几个饿极了的小伙子眨眼间就狼吞虎咽地把一盆面吃了个净光。

　　当时牧区口粮不足，牧民除了喝早茶，每天只吃一顿饭。看着孩子们眼巴巴地瞅着他们吃饭，起初他们以为是孩子们不大适应他们这些客人，等到孩子们争抢着喝剩下的面汤，碗都被舔得干干净净时，廷·巴特尔他们才意识到人家每天仅有的一顿饭给他们吃了。

　　正如廷懋将军所说，廷·巴特尔小时候就成了“黑帮”的崽子，院子里没有朋友，从小不会叫阿姨叔叔，走在街上还经常挨打，而淳朴的牧民却把他当朋友，给他送炒米、送奶食，教他骑马、放牧、打草，老额吉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他缝蒙古袍……在心灵上他很自然地与牧民有了一种亲缘。

　　然而，这种亲缘同样并不足以拴住廷·巴特尔，因为就在他下乡前两年，父亲就已经“解放”，他们又搬回了军区的东小院。而在知青回城的1976年，父亲又出任了内蒙古军区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分管知青回城工作。

　　从呼和浩特到萨如拉图亚嘎查，从自治区首府到牧区大队，其间的差别有多大，不用衡量谁也明明白白。

　　知青开始回城时，听说了廷·巴特尔父亲分管知青回城，人们便断言：第一个走的肯定是他。然而，在嘎查开会宣布知青返城条件时，廷·巴特尔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大家在，我领头干；大家走，我把最后一位送上车。

　　其实，按照廷·巴特尔几年的积极表现，他该是第一个回城的知青。然而，正因为有了父亲这样的背景，他反倒不能去争取。当他送走了最后一批知青，回到了空空当当的知青点的时候，内心涌动着浓浓的失落和孤寂。

　　牧民们看他来了，嘎查领导也看他来了。当着牧民的面，嘎查领导把濒临倒闭的乳品厂交给了廷·巴特尔。而一年下来，从来没有赢利的乳品厂竟有了5万元的赢利，廷·巴特尔的体重却掉了十几斤。这年底，21岁的廷·巴特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春节前，已是副大队长的廷·巴特尔回呼市修车，修理厂让等两个月。当他兴奋地告诉父亲他已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父亲郑重地把儿子叫到办公室，送给他一件礼物———《中国共产党章程》

　　在家的日子里，他看到了那么多的人来找父亲，要求把他们下乡的孩子调回城里，他也耳闻了父亲自豪地用自己的例子去说服别人。本来想说说什么的廷·巴特尔最后什么也没有说。

　　春节过去了，廷·巴特尔开始悄悄地打点行李。一直想把儿子留下的母亲只好流着泪默默地为儿子准备行囊，将他爱吃的食品装了一包又一包。

　　送儿子去车站的路上，父母都没有说话，他们知道，这个曾是家中最调皮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将军的儿子可以当将军，也可以当老百姓。但将军的儿子就一定得当将军，那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做的事情！”父亲的话此时总在儿子的脑海里萦绕。

　　那天，当廷·巴特尔风尘仆仆回到萨如拉图亚的时候，本来以为他不会回来了的牧民，闻讯后呼啦啦赶来一大片，有人冲上前紧紧抱住他，好像生怕他再跑了似的。

　　洪格尔高勒苏木副书记宝力格说，牧民们特别耿直，他们推崇诚实、无私、勤劳、品德高尚的人，他们如果不喜欢你完全可能赶你走，但他们选择了廷·巴特尔，因为在他们眼里，廷·巴特尔就是这样的人。

　　从此，廷·巴特尔似乎忘了回城的事。当着急的母亲跑去问他为什么一次次把回城的事都推了的时候，廷·巴特尔这样回答：在城里我可能是个半文盲，但在这里我却还算个有文化的人，牧民们需要我，离不开我，我也觉得在这里才有我的用武之地。

　　廷懋将军为儿子有这样的自知之明感到自豪，他说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巴特尔不回城，其实道理很简单，牧民需要他，需要就是价值嘛，他在牧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体现自己的价值，那他为什么还非要回来呢？

　　1981年深秋，廷·巴特尔和勤劳美丽的牧民姑娘额尔登其木格结婚了。两只碗，两双筷子，一个破旧的纸箱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

　　看着那个小小的蒙古包，从呼市赶来的母亲没进门就哭了。她掏出500元钱塞到廷·巴特尔的手中，廷·巴特尔又把钱塞给了母亲，他说：牧民都是这样过来的。

　　“牧民都是这样过来的”，廷·巴特尔已经自觉地把自己划入了牧民的行列。这是一个将军的儿子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廷·巴特尔也找到了最适合他为人民服务的位置。(本报记者 史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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