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

　　两个月前，延安一对夫妻在家看黄碟，四名警察入室搜查，双方发生冲突。昨日的消息称，被刑事拘留多日的这位丈夫(下称“张某”)已被警方报请批捕，检察院将在7天内决定是否批准。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方面报请批捕的理由是“妨害公务罪”，而和“夫妻在家看黄碟是否违法”这个引发全国新闻界、法律界大讨论的问题完全没有关系(从讨论的结果看，主流的声音明显是：不违法；就算是违反有关法规，首先也是法规本身有违宪法精神。可以断言，如果这种行为被认定违法，将是中国法制史上耻辱的一笔)。

　　显然，当地警方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张某21日被刑事拘留的理由也因此变成了“涉嫌妨害公务”，而事发次日，万花派出所是以“传播淫秽物品”为由给张某出具了一份“现场扣押物品清单”。

　　那我们现在来看“妨害公务”这个问题。这是公民个人基本权利和国家公共权力相冲突的典型案例。作为警察，合法搜查私人住宅是允许的。问题是什么叫合法呢？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搜查的目的是合法的，有正当的理由；第二，搜查的程序是合法的；第三，要有一个独立的、权威的司法机关对搜查的具体行为进行审查，而且要对它所依据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国务院17年前颁布的《规定》指：“凡存有淫秽物品的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将实物上交公安机关登记，如果逾期不上交，隐匿、转移等等的，要依法严惩。”这个规定是否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值得争论——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按下不表)。

　　具体到这个案子，像所有第三方不在场的冲突一样，当事双方对“搜查与反搜查”的描述颇有不同。不过，双方都未否认的事实至少包括：警方接举报后“找借口进入”张家，当时四名警察着警服——但没有警号，也没有戴警帽。也许我们可以说，搜查目的是正当的，是合法出警。但可以肯定，程序显然是不合法的，执行任务的警察没有向张氏夫妇明确自己的身份和目的。

　　代表着国家权力的警察完全有责任严格按照完整、合法的程序来处理涉嫌违法的行为，而不能用非法的行为对待哪怕是违法的行为。从更高层面上看，公职人员借助特殊身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滥用公权，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比公民违法犯罪行为的危害更加严重。

　　个案之外，我们强调，在普通公民面前，警察更应该树立的是一个让人生敬的形象，而不是让人生畏，执法的手段并不见得比执法的目的更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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