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们已经提出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这一命题，那么我们该如何破题？

　　沈宝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它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重点是要实现党的现代化。我觉得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同时，必须和党的现代化相结合。

　　我们党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现代政党，但应该说现代化程度还很不够。邓小平讲的我们党有五个弊端，包括“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说这些弊端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这些东西不符合政治文明的要求，不符合现代政党的要求，必须革除。

　　我主张，实行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发扬和发展党内民主，要进一步实现党的现代化。

　　王长江：前面已经说过，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捏在一起，想方设法地增强凝聚力。没有凝聚力大家怎么跟你干？因为你是执政党，你是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党。公共权力是为全社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对全社会负责，要把社会上各种有用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当年有人在延安时问毛泽东：“你认为什么是政治？”这么大个题目几句话谁也不好答，但毛泽东看问题确实厉害。他说，“政治嘛，就是把你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这个思维是很好的。而且在这里面，执政党的一套执政理念就体现出来了。在搞革命的时候我们是有敌人的，我们要尽量减少敌人的数目。主要方法，就是武力消灭。在建设的时候，该武力消灭的已经消灭了，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也逐渐被淘汰了，剩下的都是社会发展所需的，不可缺少的。这时候执政党就要努力去凝聚他们。想方设法把大家捏在一块儿干。

　　从这个角度讲，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提出要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进入党内，这是增强党对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的一个重要开始。

　　胡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通过把工人阶级放大，使更多的社会阶层进入共产党内，成为党的群众基础或者阶级基础。但是这样做仍然有局限性，因为工人阶级的范围不可能无限放大，这个思路肯定是不行的。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让什么人入党，而是党内的运作模式要改一改，即通过什么机制，使新的成员能够既受到约束又能够进行适当的政治参与，如果没有渠道，那就很可怕，就会为非法渠道留下市场，那真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运作模式要变，这种模式不是动员模式，而是常态的管理模式，要从非常化的东西转到经常化的机制。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是要建立一种民主的模式，民主的体制。

　　决策体制里面民主是很重要的，但是民主还不仅仅是决策，民主还涉及到党员的权利、监督，权力的制约。从党内到党外，应该一步步来。

　　问：如前面所说，执政党获取这种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便是民主政治。在目前，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步骤是实行基层民主自治，那么，怎么看待基层民主自治的作用？

　　黄卫平：基层民主实验是值得肯定的，它甚至在开始推动党内民主的实现。基层民主发展一段时间以后，老百姓发现村长、乡镇长都可以选，但是无论村里还是乡镇，书记都是最大的，这也就是通常说的两委矛盾，这个矛盾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两票制选党支部书记，也就是谁当书记让老百姓投一下票，只有大部分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人才能作为党的领导班子候选人，这种尝试，将会进一步加强党支部的合法性。

　　这样的思路既没有动摇党的领导，又增加了选上来的人的合法性。这是基层党支部选择的套路。这个套路也许有很多弊端，但毕竟走了群众投票这套程序，应该说是好的。

　　“十五大”以后，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基层民主发动的结果，实际上是给党内民主提供了动力和压力。人们逐步发现，中国的党内民主如果不发展，人民民主没办法发展，所以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王贵秀：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应该得到支持和研究，但是从整个国家发展民主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对之寄予过高期望是不现实的。

　　原因在于，基层民主运作起来非常艰难，在整个从中央到地方纵横交错的权力体系的大环境下，它的生长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或者市县领导的支持力度，如果遇到不开明的上级领导就会夭折。

　　尽管村民自治有法律的依据，但在目前中国的法治环境中，一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要靠它推动党政民主，根本推不动。

　　发展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必须从党内民主突破，从高层开始，基层民主继续完善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有实质性的推进，不能在外围打转，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当然党内民主要有一个通盘设计，考虑中央、地方、基层，大致上原则是什么，从哪儿开始，重点突破哪个环节，这可以具体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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