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常委现任职务

　　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职务

　　来自中央机关等方面的中央委员简历

　　来自地方基层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简历

　　来自解放军、武警的中央委员简历

　　本报记者龚维松发自北京

　　十六大是一次中共领导人交替的大会，更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制度化以及告别革命的历史性政治会议。党的人事制度化特点逐渐显现，并进入实际操作层面。

　　年轻化和专业化

　　在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平均年龄55.4岁，98.6%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180人是在建国之后参加党的工作；其中180人是新入选的；其中，各地省长与省委书记、副书记占三成席位，这几乎是十五届中央委员比例的两倍，这证明中共有意培养地方官员进入政治核心，特别是具备年龄和政绩优势者，更符合年轻化、专业化的原则。

　　新一届24名政治局委员中，中共中央7人、国务院5人、地方首长10人、军方2人，惟一1名候补委员王刚　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除6名引退的常委外，在另外14名原任政治局委员之中，也有7位年龄在66岁或以上的委员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告别了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人事变动透明化

　　2002年8月底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在江泽民10月底访美同时，中共中央罕见公布高层人事安排，调动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两人至中央工作，中共十六大后政治局常委人选从那时起即慢慢浮出台面，透露出党的人事较前透明化。

　　十二大新党章正式确立干部队伍建设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准则。精心挑选优秀的中青年干部组成“第三梯队”，准备作为较高领导班子接班人的后备队伍。胡锦涛曾表示，“从政并非初衷”，但是他却成为邓小平所提倡干部“四化”样板。

　　1980年破格升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后调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时年39岁，是当时最年轻的中委。

　　从十二大开始，在省、中央建立顾问委员会(实行两届，十四大撤消)，让一些老干部退居二线，让位于中青年干部，平稳实现新老交替。1982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了任期限制，并在理论上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国家宪法也作了相应修改。十五大，中共曾明确规定年龄划线的“新老交替”方案，因此，外界依此推断，中共十六大的人事更替，可能体现“梯队接班”机制的制度化程度。

　　曾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的81岁的前党主席华国锋，在十六大上也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他自十二大以来的四次党代表大会上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一名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说：“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室主任胡鞍钢称此次十六大“建立了更透明、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制度”。

　　胡鞍钢说，十六大完成了一次“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领导人交替，比一般人所预期的“更彻底”，是“历史性的进步”。

　　领导班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研究员在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时认为，在共产党国家，权力交接问题关系着政治体系的繁衍，由于缺少制度化的安排，使得每次权力交接承担很大风险，为降风险，自然倾向于减少换代次数，也就容易导致老人政治。反之，换代的周期长也积聚了大的风险，造成不稳定的因素会比较多一些。

　　高放教授指出，“列宁认为，党的领袖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所以采用了党、政、军、国四驾马车的制度，列宁本人也没有指定接班人。”“(前苏联)真正实行高度集权体制则是从斯大林开始，集党政军大权与一身，实行终身制，指定马林科夫作为他的接班人。但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就被赫鲁晓夫搞下台，斯大林的做法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发动突袭搞下台，此后，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三位苏共最高领导人都以高龄死于任上，成为事实上的终身制。此时，苏共干部老化非常严重，党内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干部阶梯没有形成，后继乏人。

　　邓小平1978年就意识到：“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不再靠个人威望维系党的合法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权威主要建立在法理的合法性上。这也是16大实现顺利交接的一个重要原因。王赓武教授认为，江泽民1989年就任总书记就是这个时代的新开始，因为江泽民属于新的类型，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新一代领导集体将是中共建国以来平均年龄最低、学历水平最高的一代，将是从过去的“革命家”演变成为顺应时代潮流的智能型决策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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