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的一篇社论中，《华盛顿邮报》称，如果终止对外太空的探索，无疑相当于中国人在郑和时代终止航海的冒险。“神舟四号”重新点燃了中国人探索外界的热情吗？“就像在太空里乘坐公共汽车”，一位负责人对媒体这样预测可能即将到来的太空旅行。将于2003年或2004年发射的神州5号有望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完成载人太空飞行的国家。但这一极具标志性的事件仍淹没在2002年底纷扰的新闻事件中，这一壮举没有赢得“英雄”式的祝贺。

　　但这也使这一事件可能回归到其本来的意义。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对于外太空的探索仍带有强烈的国家争霸色彩。当尼克松与赫鲁晓夫在1957年展开厨房辩论时，他们都希望自己所代表的制度具有更强的优越性，所以当苏联最终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轨道时，它令美国人与西方世界紧张不已。同样地，对于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而言，帮助中国实现火箭的上天与邓稼先的“两弹”计划一样，是实现中国独立与“东风压倒西风”目标的关键步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学探索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争夺。从人造卫星到登月计划再到星球大战，科学探索变成了科学家非功利的好奇心与政治人物的政治诉求不断较量的游戏。

　　没有人比费米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罗伯特·威尔逊更能表现出一位科学家在这种争辩中的迷人风采。在回答国会质询他建立粒子物理实验装置能否增强美国的国防能力时，他出人意料地回答道：“新知识对荣誉与国家贡献良多，它与保卫我们的国家毫无关系，但它使我们的国家值得保卫。”

　　阿波罗登月计划除了清洗了美国人在1957年的耻辱，它还给因越战而混乱与暗淡的1960年代美国带来了奇迹般的光彩。当亿万美国观众目睹着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时，他们重又回忆起肯尼迪时代的光辉与灿烂。当奥尔德林对阿姆斯特朗说：“美呵，美呵，壮丽的凄凉景色”时，它鼓舞的不仅仅是美国人。

　　而对于中国人而言，除去意识形态与国家的需求，科学探索还带上了某种对自己的传统与文化重新审视的意义。曾在1980年代后期风行一时的《河殇》就不乏武断地认定，以科学为基础的蓝色的海洋文明，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陆地文明的一次洗刷，而秦始皇的长城和雄心勃勃的郑和夭折的航海计划一样，是中国人缺乏进取心与征服欲的象征。

　　当科学实验越来越不再是爱迪生的灯泡研究，或是麦克斯韦尔的试验室内的电磁实验时，国家的意志就在科学探索中扮演了越来越具支配性的角色。是的，我们喜欢罗伯特·威尔逊先生富有尊严的回答，但它并不能在每一次质询之前都确保成功。当美国国会在1993年砍掉了超导超级对撞机的项目时，那些粒子物理学家陷入了巨大的沮丧之中，哈佛大学物理系主任谢尔登·格拉肖掩饰不住自己的意志消沉，他甚至失去了威尔逊式的自信：“没人能宣称这类研究会能造出什么实用的东西，那只是句谎言。就政府目前的态度来看，我所钟情的这种研究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但在科学探索这一问题上，我们总要面临重重矛盾。科学源于人们无法餍足的好奇心，科学重塑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但科学的结果也常常迅速转化成实用性的工具。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整个20世纪，科学正迅速堕落为对技术的极端追求，它失去了最初的朴素而无穷尽的好奇心。但我们在承认科学的功利化倾向时，也同样要承认，科学家本身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口口声声强调科学的非实用性目的的同时，也同样满足了自己的实用性要求，除了科研经费，还可能是科学家的过度幻想。就像最近人们对于NASA的质疑，它所实施的火星登陆计划缺乏目的，雄心勃勃的NASA科学家，似乎就是为了寻求与阿波罗登月相匹配的壮举。

　　伟大的科学壮举与体育与文艺成就一样，是鼓舞一个民族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我们更需要了解，当我们过分局限于这个目的时，就很容易忽略这些成就的实质是促使人类的健全发展，甚至可能仅仅为了实现人类对游戏精神的渴望。对于长期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中国科学界来说，我们还不存在过度的好奇心与预算间的矛盾，令人担心的反而是对实用性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压抑真正的科学精神。我们希望神舟四号与未来五号的发射，能够激发起中国人对未知世界的热情，我们也能像库布里克在1967年幻想2001年的世界一样，对于未来做出科幻电影般的畅想。当更多的中国人在太空漫游，并像加加林与阿姆斯特朗一样目睹到地球原来只是个蓝色的星球，而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是如此渺小与顽强时，他们对于中国的观念也同样会改变。许知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