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新华社记者于绍良、刘刚、张连业

　　瑞雪兆丰年，春雨贵如油。植树节前北京的几场雨雪，滋润着“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心田，让春天里的盛会远离那让 人生厌的沙尘暴。联想到去年北京优良天气首次超过200天，代表委员感慨地说：“北京越来越美了。”

　　“生态建设成就令人鼓舞，但还没到让人乐观的时候。”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郭庚茂代表说，“北京的天气变化与国家 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有关，说明北方部分地区生态建设初见成效，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北方生态的根本改变需要一代人 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生态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为再造秀美山川建立永久动力机制。”

　　生态建设呼唤“生态存折”能兑现

　　人大代表中不乏造林大户，来自陕西靖边县的牛玉琴就是其中的一位。谈起植树治沙，她兴致盎然；然而当说起扩大 发展，她却感到阵阵心痛。这位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治沙劳模发出呼吁：让“生态存折”能够取出钱来。

　　“我一家人从1985年开始治沙，3年后男人累死了，我把他埋在沙里，带着孩子继续种树。到现在共治理沙漠11 万亩，林草覆盖率达到60％以上。如今荒漠变绿了，家里却背上几十万元的欠款。”牛玉琴感慨万千。

　　这次来北京开会前，牛玉琴特意买了新衣新鞋。然而这位淳朴的农村妇女却在为价值100元的外衣、20元的毛衣 和30元的皮鞋而心疼：“一元钱可以买10棵苗哩。”

　　牛玉琴说：“平时大伙儿都说我富，因为我有价值几百万元的林子。但这林子却当不了‘生态存折’，变不了现。18 年了，有的树已经成材，儿子结婚要砍几棵用，跑了一个部门又一个部门，都说国家有政策，生态林一棵也不能砍。从大道理 上讲，我也懂。但不能砍树，国家、地方政府能不能花钱把我的林子买下来，或让有钱愿买的个人、公司买，让我也享受到‘ 生态银行’的实惠？”

　　在陕北，有许多像牛玉琴这样干了十几年的治沙大户现在都成了“特困户”：陕西省承包荒沙造林第一人石光银造林 6万亩，评估价3000多万元，可他却卖掉了几乎全部家当，欠账最多时有300万元；承包上千亩山地造林的刘世杰，投 入了数百万元，现在四处躲债……牛玉琴们的境遇，让许多代表深思。

　　陕西榆林市长王登记代表说，他担心长期这样下去今后还有多少人敢去治沙造林？承包大户在生态治理中以植树造林 为主，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也为当地生态环境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建议国家出台 有关措施，保护自发投入生态建设的生产大户的利益，调动起社会各方面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生态建设呼唤建立补偿机制

　　代表委员们认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不是某一个地方的事情，大江大河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好了，受益的是整个流域。 不远的将来，当北方大面积水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被树林和草原覆盖，我们如何保证不再出现新一轮毁林开荒？要彻底解决这 一问题，必须对农民进行生态建设的生产成本作出合理补偿。

　　黄春长代表说，同样是从事农业生产，对农民来说，种粮与种树种草没有本质的区别，谁能满足生存的需要，谁能带 来最大的经济效益，谁就是最佳的选择对象。在种粮与种树种草之间，不能仅依靠农民自觉承担生态效益最大化的责任与义务 。

　　吴一坚委员说，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在农业生产中，退耕生态区农民除和东部农民一样承担生产成本外 ，还要多承担相应的生态成本。政府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考虑西部农业生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二重性，生态受益区要 向生态建设区做出补偿。

　　符秀容代表说，要想取得国家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变，实现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农民农业生产的生 态成本给予相应补偿，使他们由盲目的生态破坏者，成为自觉的生态保护者，让生态效益最大化成为农民的必然选择。

　　会议期间，陕西的黄河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建设法的议案。他认为，生态建设法内容 应包括：明确国家和投资者的权利、义务；明确林木所有权主体；国家为了社会利益对林权干预的程度和范围；规定国家对林 木所有者补偿；国家补偿以后，允许林木所有权变更；生态环境监管，以及生态建设区与受益区的生态利益补偿等等。

　　生态建设呼唤后续致富产业

　　代表委员认为，生态建设要不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后腿，当前各级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民退耕还林、还草后的后续致 富产业开发，这样才能确保“退得下，稳得住，不反弹。”

　　延安市长张社年代表说，三年多的退耕还林实践，我们得出这样经验：任何一项事业，不首先关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 益和要求，这项事业就不可能成功。退耕还林只有双赢，没有单赢；只有群众受益，国家的意志才能实现；只有在国家规定享 受退耕还林政策的8年内解决好“怎么干”的问题，为农民群众的长远发展和奔小康找到后续产业，才能保证退耕还林成果在 8年政策到期之后不出问题。

　　张社年介绍说，这几年延安一边搞生态建设，一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形成了畜牧养殖、苹果、蔬菜三个退耕后的致 富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存栏羊106万，苹果年产量5.5亿公斤，蔬菜年产量23万吨，三项产业的销售收入占到全市农民 收入一半以上，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说到延安的经验，张社年坦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三年来，延安是依靠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 积累了资金，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免有关税费，才调动起农民调整产业结构的积极性，再也不用到山上“刨食吃 ”，实现了生态建设和农民增收的“双赢”。

　　延安有财力支撑，用了三年时间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才初步到位，假如没有地方财力支撑，大多数退耕还林的贫困地 区，8年后也不一定能有“造血功能”。因此，张社年代表建议国家对退耕地区必须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免农民相关税 收，尽快在8年政策期限内，让退耕农民家家有一项后续致富产业，这样才能避免“造林—毁林—再造林—再毁林”的“历史 周期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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