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中国“两会”，有一个和以往“两会”不同的背景，即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古语说，“温故而知新”。此时，追溯一些政治人物的政治实践，尝试区分什么是可以愿望的，什么是可以做到的，或许对中国的政治文明之路会有新感觉。
毛泽东：对革命“约束条件”的深刻洞察
有句很流行的话：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究竟什么是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换成科学研究的话讲，就是要将一般公理和定律与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约束条件双管齐下(张五常语)。经验观察表明，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企业家、艺术家、还是政治家，无一例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约束条件有着独特的把握和洞察，都是审时度势的高手。毛泽东能够革命成功，能够让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领导人丢了决策权走人，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更能审时度势，更节约革命的成本和费用；而这又在于他对现实的约束条件有着更好的直觉和洞察、发现和把握。革命是要有资源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愿意革命的人。在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国民党人觥筹交错，摩登周旋，并陶醉自得之际，毛泽东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寒舍里挑灯宣讲，比其他共产党人更早、更清醒地斟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了。好的问题总是一刀见血的。“革命”这种创业经营活动，风险之高是没有任何生意可比的。谁是革命风险的厌恶者或喜好者呢？哪些人群对搞革命的风险感觉最小呢？搞革命的成本最低，代价最低的人群即是革命的朋友。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发现，当时中国，农民即是这样的人群，他们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的人群。在穷困得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的这个人群，革命比不革命，生活会坏到哪里去呢？大不了就是泥鳅变黄鳝，干革命的成本及代价几近于零。但呆在大城市的另一些共产党人，却教条地把“工人阶级”当成革命的朋友。他们也和国民党人及士绅一道，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当时共产党内的书呆子就难得想过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你不是要革命吗，你不是要政权吗？那么，革命对一无所有的农民说来成本高呢，还是多少仍有工资可拿的工人的成本高？毛泽东知道农民革命成本低，革命对成本低的人群才有激励。毛泽东生气地挖苦和训斥他的城市里的书呆子同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不仅深晓谁是革命的朋友，也深知如何打动他的那些革命本钱大多是肌肉和膂力的朋友。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红军大学，据伍修权回忆，“有一次毛主席到红军学校讲话，我回忆讲话的内容是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的破坏……举了一个例子说:中国过去的木盆都用竹子箍,现在从外国来了铁丝,中国的竹箍只得取消,竹箍工人就失业了。”(《中共党史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一辑)在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的今天，听闻毛泽东当年高论，有人或许会忍俊不禁。但在那时那地，只有深谙约束条件的政治家，才懂得如何用成本极低的交流方式来保证与文化不高的革命朋友亲密无间，才会创新出“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一切权力归农会”等更有效配置革命资源的方法。等到国民党蒋介石组合的资源足以控制大城市时，王明们在大城市活动的成本自然就陡然变高了。不得已，败走崇山峻岭，但他们并不知道哪里活动便宜、哪里活动昂贵，仍要打长沙，仍要取武汉。于是把毛泽东在江西大山里的农民朋友也赔进去了许多；于是有了红军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长征无疑是艰辛的，但毛泽东在长征胜利时豪迈赋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他之所以喜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已经拥有了对革命资源的经营权和决策权。长征后，中共将决策权匹配给了对革命信息掌握得最充分的毛泽东。或许有人会不以为然说，毛泽东对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有如此精微把握，为什么到其晚年就大失水准了呢？约束条件也是一种信息，洞察和把握它是需要有激励的。而最好的激励来自竞争。政治产品与其他产品一样，垄断的后果无一例外都是质次价高。没有了洞察和把握约束条件的激励，自然，信息的比较优势也就无从谈起。毛泽东对执政党、经济与政治文明的信息量，显然不如他对革命党及如何干革命来得充分。没有多少信息优势，却有那么大的决策权，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邓小平:巧妙安排竞争格局
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如果像以往那样靠一个或几个约束与激励不匹配的人拍脑袋，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费用和成本都显太高，效率太低。大致说来，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所需的信息有两类，一是治理方面的信息，即政治文明的发育以及匹配政治束缚和个人自由的约束条件；二是经济发展的信息，即洞察把握约束条件，动态权衡个人、企业、地区和国家的成本收益及比较优势。回顾20多年的中国改革路，应该说邓小平大致是通过竞争的办法来激励人们获取上述两类信息的。经济方面，竞争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替代了办公室官僚的计划和命令，让千千万万追求自己幸福的人去探索经济的信息和约束条件，将有形和无形的资源组合成财富，将潜在的需求和供给巧妙联系起来；千千万万原来嗷嗷待哺的人如今成了市场英雄，富起来了，并让更多的人有了工作和收入；人民络绎不绝告别贫穷，国家因此高速发展。政治方面，邓小平也为中国政治引入了特殊的竞争。什么是政治？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自私的人又不得不在一起社会化生活，势必带来一系列协调问题；而处理或均衡折中这些问题的制度规则习惯，就是政治。政治问题的经常表现是什么呢？罗素说：“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分讲求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或者是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据他观察，许多社会就饱受两个极端之苦，少享其福。粗略地讲，一个社会的个人自由匹配得少一些，政治束缚就匹配得多一些，那么，这个社会个人的创新活动就少一些，社会发展就慢一些；但社会却是稳定的，稳定也是一种收益，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与个人创新收益互相替代的。这类例子罗马帝国算一个。反之，个人自由多一些，政治束缚少一些，个人创新活动多，也就使社会发展快一些；但社会却可能是不稳定的，不稳定也是一种成本，如果成本大于个人创新的收益，这种个人自由就不大有人向往。这类典型例子恐怕是法国大革命。没有个人自由只有政治束缚的社会是僵死的，迟早带来狂暴的个人自由；没有政治束缚的个人自由是短暂而又危险的，很快就将招致更严酷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束缚。你需要与社会利益兼容的个人自由，就需要你那个社会有足够多的有财产的人，有足够多的能够为个人自由行为支付成本和代价的人，有足够多有条件权衡创新行为利弊的人，有足够多的交易产权并受保护的场合与市场。合乎逻辑的判断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自由与政治束缚如何匹配，攸关这一国家的市场发育程度。现在回想一下20多年前的中国市场发育情况，人们才能更深地领略邓小平鼓吹经济自由先行，着力推行市场经济的苦心孤诣、匠心独运和雄才大略。尤其他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巧妙地给中国政治引入了竞争。他并不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离，而是高举对外开放的大旗，让国人更多观看到外面的政治表演和政治技术；日日夜夜的对比，政府和百姓关于政治束缚和个人自由的知识和见识在悄然长进。其间，虽然有所谓“精神污染”与反污染，有民主墙及政治风波；有所谓“左”的和“右”的人群的互相多次冲撞，即双方皆不理会改革和其它人类活动一样是在约束条件下取利之道理；尽管我们也支付了改革的成本，但获得了更大的改革收益。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起码，在一个大国，改革支付的不稳定成本并不算高，却取得了个人经济自由和创新的更大收益，而且还是制度性的和可持续的，算大账是划算的。政治文明说白了，就是根据约束条件匹配个人自由与社会束缚的一整套制度和技术，它与市场发育是又一个均衡。政治文明的建设进程，除了开拓市场发育的深度和广度外，还需继续开放，以保持政府有获取信息、及时洞察和把握市场发育的约束条件的激励，及时恰当匹配和调整个人自由与政治束缚，使我们的政治文明与市场发育相均衡。不审势则宽严皆误。这或许可作为我们度量中国政治文明路程远近的一个视角。
一个不同以往的盛世
去年在京买了一本名为《康乾盛世》的书，此书的前言披露说，书的内容为几位教授进殿解读之辑集。我以为如此“前言”有肤浅比附之嫌。而且，作者们若真有此意，那是大大低估了当今中国的时势。以往中国所谓盛世，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直至清末所谓的同治中兴，大都系于皇帝个人的性情偏好，是封闭中的一次次个人景观罢了，极具偶然性，纯属百姓拣了次便宜。当今盛世与以往任何一次所谓的盛世本质不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今盛世，是在对外开放的政治文明的对比架构中，对内逐步确立私人产权等制度创新中，不断减少农民和贫困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一盛世来得更自然更稳定。一句话，它更像是制度的产出。由此可以指望，中国的繁荣将从个人英明圣杰和某一特定人群中逐渐换手出来，而越来越依赖于制度；中国的政治文明将与经济增长一样得到稳健的提升。(高小勇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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