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刚才您已经谈到中国政府对于生活困难的非典病人和农村的非典病人建立医疗救助的制度。但是我看到有报道说，有些生活困难的非典病人在进医院的时候被拒收，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属实？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高强：我也注意到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有些地方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医院发生这种状况可能有客观原因，比方说有些医院不是传染病医院，它是治心脏病的，如果把SARS病

人送到它那儿去，它就不可能进行有效地治疗。但也有个别因经济原因拒收病人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我们在北京指定了6家专门治疗SARS的医院。对这些医院的地址和电话公开公布，使SARS患者和可疑患者可以及时地到这些医院就诊，既能够得到有效治疗，也防止病人运送途中的扩散。

　　第二，我们在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医院要求设立相对隔离的、专门的呼吸道疾病门诊。对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的患者，这些门诊要及时进行判断隔离，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北京市的防疫部门报告。北京市有关部门接到报告以后，要及时派专家、医生和救护车到这些地方去具体诊断，如果诊断可疑就把他用专用车辆送到定点的专门医院收治。

　　第三，我们对医院的院长提出严格要求，重申了纪律。即对发现的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更不得以经济原因拒收。如果医院客观上确实有困难，应该把病人暂时找一个场所隔离，立即报告，采取措施，绝不允许把病人拒之门外造成扩散。如果发现有拒收病人的情况，发现一件处理一件。诸位如果在社会上发现这种情况，欢迎向我们举报。不仅在北京，在全国都要成为一个统一的纪律。

　　合众国际社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方面在报告有关疫病患者的数字方面，既包括已确诊的病人，也包括疑似病人，在报告方面会更加开放。您提到以后每天发布有关数据。您准备通过哪一种机制来做每天的发布？既然您能在患者的数目方面做到更开诚布公，对涉及到的费用问题能否也谈一点？卫生部已经有多大的预算来处理有关“非典”的情况？专门的拨款数额有多大？这项拨款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怎样分配？尤其是比较贫困的西部地区，他们将得到怎样的财政支持？

　　高强：我不是卫生部的专职新闻官，不可能进行每天这样的发布会。主要通过有关的新闻媒体来发布。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要保证使每一个关心和重视中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人士都能够得到相关的信息。对于这位先生刚才问到卫生部有多少钱来用于SARS病防疫问题，我可以做一个承诺，中国政府已经要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要准备相当多的资金来用于防治、控制和消除这个疫情。为了控制这个疫情，花多少钱，我们都在所不惜。

　　具体说需要多少预算，现在还很难编制出来。但是我们和财政部门有一个默契，只要卫生部提出开支预算是合理的、科学的，财政部会给予大力支持。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当前的整个经济财政形势非常好，不会因为资金问题影响防疫工作的开展。

　　美国之音记者：现在死亡率有小幅度的上升，您觉得这一点是很严重的吗？

　　高强：死亡率上升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希望死亡率是零，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到。减少死亡率的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治疗，如果一个病人得了病，不能够及时送到医院去救治，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到医院以后，再好的抢救措施都可能不起作用。我们要求广大群众密切注视自己、密切注视周围，如果确实发现有类似的病症，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我们的医院也购买了很多药品，这些药品主要是提高人们的免疫力，提高人们的抵抗力，用人们自身生命的活力来战胜病魔。现在还没有一种有效杀死病毒的药物。广东摸索出一套很有效的治疗方法，治愈率达到了85%。卫生部正在组织力量把广东的一些预防治疗的经验，向已经发生疫情的地方推广。

　　中国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是负责的。我们对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一定想办法弥补和改进。从当前卫生部的工作来讲，最重要的任务是团结一致、协调一致，共同研究能够克制SARS病扩散的控制办法。

　　中国日报记者：中国农村人口非常多，而且医疗条件非常差，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也相对要低得多，这有可能导致SARS在农村迅速蔓延，难以控制。中国政府有何措施预防这一点？

　　高强：目前还没有发现中国农村有比较大面积的SARS流行，但是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农民收入相对城市来讲比较低，农村医疗条件相对城市来讲也比较差，农民的自我防护意识相对城市来讲也比较低，一旦农村发生疫情流行，后果就非常严重。如果农村发现患者，要及时送到有关医院去治疗。对经济困难的农民，当地政府财政给予经费补助。如果当地财政经济困难，由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给予补助。

　　SARS流传到农村最大的可能是外出打工的人把病带回到农村去，因此，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这种问题的出现，第一，对所有交通工具都要采取严密的监测、隔离措施，一旦发现病情，立即送当地的留验站观察；第二，对在城市里打工的患者，要像城市居民一样，一视同仁，给予积极救治；第三，农村也要密切注意可能出现的疫情，如果一旦发现，及时报告，隔离治疗。

　　CNN记者：为什么不一次把病例都报道出来，是不是对这个工作不重视？

　　高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有上千万人，既有中央单位，也有地方单位，还有部队的单位。而这些单位都分别管理着一些医院，这些医院都收治了不同的病人，这是中国医疗体制上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北京市到一个部队医院去准确的、及时的疫情情况是比较困难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已经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才决定对北京的党政军所有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防疫工作由北京市统一领导。在统一的领导体制下不会再出现像前一段时间的情况。

　　远东经济评论记者：您能不能更多地谈一下非典在北京发病的情况？北京患者人数有大幅度上升。我想知道，在什么时期病人大幅度增加？病人在病情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在北京的医护人员感染上非典的情况比其他地方要少的多呢？现在是否鼓励国际交往？

　　高强：你说北京的疫情大幅度上升，这个用词不准确。我刚才讲组织几百个人，经过一周紧张的时间，才把过去分散在好多医院里没有发现的病人统计清楚，应该说现在通报的数字比过去有所上升。5天以前，卫生部公布北京的确诊病人是37人，现在是339人，增加了302人。但这302人绝不是在这5天内出现的病人，而可能是10天以前、20天以前已经发病了，住在某一个医院里，但是并没有发现。现在把过去没有发现的病例发现出来，而且如实的向大家报告，这是中国疫情统计制度的一个进步。至于北京的医务人员受感染的比较少，我想可能和北京的医疗条件比较好，人们的防护意识比较强，医院对医务人员采取的防护措施比较周密有关。为确保地方报告疫情数字的准确性，我们已经派出了督察组，如果发现哪个地方有瞒报的情况，会及时向大家通报。

　　至于鼓励国际交往的问题，加强疫情防护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保持国际之间的正常交往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不提倡讲“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你们来保证不会得SARS”这个话。但是我也同样不赞成说中国是一个很危险的国家，来到中国就可能得病。因为这个病不仅中国有，据我所知，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都出现了这个病。我们希望还是进一步加强在华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的一些安全措施，一旦发现有不舒服的症状，及时去就医。我没有准确的统计在北京的外籍人士和港澳台人士有多少。但我刚才讲了，目前在北京住院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只有9个人。这9个人中，一个加拿大人已经出院，还有两个台湾人也即将出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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