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非不力上百官员受惩处非典推动高官问责制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7日01:16 北京娱乐信报

　　　突如其来的非典击中了数千名患者，同时击倒了一大批政府官员。从4月20日至今，全国十几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上百名政府官员纷纷受到党内和行政处分。在一次突发事件中受到惩处的官员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这种做法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有舆论报道说，各级政府通过处理大批失职官员等措施促进各级干部带领群众全力以赴防治非典扩散，表现了对人民的关爱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就这一话题，《央视论坛》请来了中央电视台评论员白岩松和特约评论员杜钢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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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约束官员　　

　　平时战时各不同　　

　　记者：这些官员受惩处的程度不同，其性质也有所不同，比如湖南常德市政府副秘书长，他属于典型的擅离职守五个小时，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人是该被撤。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如涿州市一位副书记受惩处，是因为一家医院的怠慢而使病人失去了生命，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具体一家医院负责，这种情况在以前可能并不需要一个市委副书记直接负责，但是这次不同。　　

　　杜钢建：领导责任包括的责任形式有很多，有的是自己直接行为导致的责任，这是直接责任；更多的是领导要承担领导责任，谁分管的领域出了问题，特别是危机时期、有特别法律依据等情况下出了问题，他都要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涿州市委副书记就属于这种情况。　　

　　白岩松：领导二字不过是引领、导引，越是在危机的时候，领导越重要，更应该承担非常大的责任。　　

　　杜钢建：另外对这些官员处理，反映了进一步真正把权力跟责任挂钩。平时跟战时必须要明确区别，要用不同的规则约束官员，如果以平时的速度解决危机时期的问题，就会延误战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果断措施，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惩处官员　　

　　责任要追究到位　　

　　记者：惩处这些官员是否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杜钢建：对于这些官员的处理，各部门，特别是卫生部门是有一系列规定的，其各部门相应的责任在各方面都有规定。比如传染病防治法当中，对有关部门应该履行责任没有履行到位、失职渎职的，都应该给予相应的处分，甚至行政处分。　　

　　白岩松：其实在4月20日，国家已经把非典纳入到了传染病防治法，这意味着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各级领导都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假如承担不好，就要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要受到相应的处理。　　

　　杜钢建：这就是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就是责任追究制度，把应该承担的责任追究到位。　　　　

　　“责”前加“问”　　

　　问责制更有分量　　

　　记者：我觉得“问责制”这三个字的提出特别有分量，因为“责”前面加了一个“问”字。我们知道责任和权力是相辅相成的，权有多大责就应该有多大，现在，权有多大，相应的就有人来“问”你的“责”，你的责就有多大。　　

　　白岩松：把问责制拆开是非常有味道的，首先要明确责任，而且不能是低标准的责任，所以领导走向岗位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责，你在你的任期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做什么事。　　

　　杜钢建：“问责制”涉及谁来问，问谁，问责制的主体、对象、范围、程序都要明确；“责”就是要承担具体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一定要细化；“制”非常重要，把所有这些法制化。　　　　

　　承担责任　　

　　不论庸官和好官　　

　　记者：其实回头看二十年来，党中央各级政府做出的一系列的决定中，高官被免职被撤职不在少数。比如1979年沉船之后，当时的石油部部长就被免职。还有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之后，林业部部长和副部长都被撤职。　　

　　白岩松：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件事，很多很优秀的领导，在局部处理某些问题时犯了错误也要坚决给予处理，不能说这个人非常能干，这事算了。比如1987年森林大火，大火平息后第三天就撤掉了林业部部长杨钟和副部长董志勇。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杨忠非常清正廉洁，家里普通的木板床。但是总有人要对事业负责，要为此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所以这跟好人是两回事。　　

　　杜钢建：法律责任应该是就事论事，你可能平时是一个好官员，很负责任，也很受大家拥戴，但这一件事失误要承担责任，是绝不看是庸官还是好官。　　　　

　　非典危机　　

　　加速社会进程　　

　　记者：对于官员的处置，有些老百姓议论，说这些人倒霉，因为他们赶到防非典的浪尖上，这阵过去了可能一切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杜钢建：我认为经过这次非典，我们行政体制改革会加快速度。实际上“问责制”过去就有，只是现在大规模动用了，这也意味着将来的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把我们问责制细化。　　

　　白岩松：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会慢慢细化，尤其是5月12日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条例，其中有几个新规定，如不得虚报、瞒报、谎报，后面还加了一句话“也不得授意他人虚报、瞒报、谎报”，这句话直奔的是很多高级领导。　　

　　杜钢建：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起草监督法，监督法出台以后，人大对政府的监督，问责制这方面都要进一步程序化，可操作性越来越强。现在很多法律法规都在起草过程中，包括国有资产管理法，当中都要涉及很多问责制。我相信即使非典过去以后，对官员的要求应该越来越严。　　

　　记者：非典会不会成为这种制度的一个很好契机？　　

　　杜钢建：非典危机带来的影响是深刻长远的，对政府行政管理的方式，对整个行政管理的职能带来深刻变化。目前体制的很多弊端，这次暴露更加充分，需要加快改革速度。　　

　　白岩松：我觉得尽管非典短期内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但从长远来看，非典必定会带来社会、政府和公民的现代化过程，会加速这个进程。　　

　　结束语：非典无疑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与此同时，非典也会让我们从中受益，比如一些官员就不得不改变原来的那种迟缓和懈怠的工作作风，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因此而丢官。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非典过后能够把这种改变变成一种常态，进而形成一种制度。《央视论坛》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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