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者 刘晓林

　　第一课

　　认识危机和处理危机

　　宪法规定，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

　　而危机就是对公民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最大威胁，所以进行危机管理，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公民免受恐惧，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义务。 然而，这次SARS危机却让我们震惊地发现，我们某些官员不但没有养成"执政为民"、对人民负责的行政习惯，更谈不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跟上国际 "善治"时代的行政习惯。直到死了人，我们的某些官员还在视若不见，谈笑风生。

　　我们的一些官员没有养成与国际接轨的"每日勤洗手"的行政好习惯。

　　现实告诉我们：伴随全球化时代而来的危机，往往也是全球化的。

　　但我们对社会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这不但影响到民众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准确判断，也直接导致社会管理层在日后处置社会危机过程中的思维定势与防范准备的不足。

　　虽然我们也研究了这个春天的伊拉克战争，我们也的确了解了发生在非洲的疾病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我们也知道人类自古以来经历了多少流行疾病、地震等灾难，如我们知道WHO（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一次报告就说，仅1995-2002年间，全球就有过至少30起疫情的爆发；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2002年的统计显示，截止到该年十月份，在非洲乌干达爆发的埃波拉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厉害的传染病病毒，人一经染上，死亡率高达50%-70%，至今还没有找到疫苗来医治它……除此还有战争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等。

　　但我们在"隔岸观火"时，却没注意到我们国内的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悄然来临……

　　就在2003年4月3日，离发现第一例SARS病人早已过了三四个月，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还若无其事地讲着大话："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还说："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2003年4月20日，因为失职，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撤职。 中国政坛果断地罢免了一批抗非典不力、失职、渎职官员，无疑是政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只有适应"善治"基本要求--合法化、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有效性、回应、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的官员才有资格问政。只有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能够应对危机全球化的形势的官员才能不辱使命。

　　4月20日是我国改革历程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此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些建议，与国际接轨，每天公布疫情，并决定将非典型肺炎列入我国法定的传染病范畴进行依法管理。胡锦涛、温家宝到第一线调查研究，迅速成立了全国抗非典指挥部。难能可贵的是，"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吴仪强调，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国内各方面的协调，"对前一段时间政府与传媒沟通不够，应作出道歉"。一系列果断措施，充分体现了中国新一届政府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为民"的良好政府形象，也迅速扭转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负面看法。中国政府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是一个对全人类负责的国家"的大国风范。 危机一下子暴露出旧模式中的种种弊端，它带出了此前我们行政中危机管理方面的薄弱等问题。那种"有权无责、是非不分、赏罚不明、很少承担责任的臃肿低效"的"当官法"将成为历史。人们问：从1980年"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件后有部长被撤职，以表示对此负责外，有多少表示负责的？某些官员有错，只是易地当官，有多少人为自己的错做过公开的道歉，我们建立了引咎辞职制度吗？现在我们有了预期、有了答案。

　　4月20日前后的变化，给我们的行政官员"该如何行政"上了一课。

　　第二课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SRAS爆发后，一个问题摆在了中国面前--

　　"现在，除了天气预报我们可以提前几天预知外，哪一次的洪水、地震、瘟疫……不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说来就来，以至我们没有充足的事先准备的？" "此前也发生过不少天灾人祸等各种危机--洪水、地震、流行疾病……可我们为什么总是做'事后诸葛亮'、'马后炮'？为什么我们在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总是只有手忙脚乱，匆忙应战，而这些突如其来的灾害总是因我们的无法预知而造成重大损失？"

　　有人对我们的预警能力提出了质疑。

　　"这次SARS危机也是这样，如果不是这么麻木，而早早就'如临大敌'，加强针对性隔离，传播也不会如此之快、之广。"

　　行政决策的基本原则中的预测原则是关键。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预测是决策的前提。

　　"人类社会在前行的过程中，总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问题，有些是先前发生过的，有些是先前没有发生过的，在我们的工作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预料之外的突发性问题。因此，当一个领导人，哪怕只是掌管百里方圆，也必须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国内权威媒体《瞭望》发表文章说。

　　所谓"突发"，并不全然是无端飞来，而是事先在大自然或社会中存在，出现之初，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迹象。只是迹象不明显而已。因此，人们对它以前发出的那些讯号没怎么注意到。等它一下子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时候，就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了，这正是突发事态的基本特点，具有不确定性。

　　而中国的行政管理中却有一些不如意的因子在部分地方存在，比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办法，比如"批示行政"代替"常规行政"。

　　当然，更多人认为作为血肉之躯的单个人靠不住，可靠的是一个完善的机制。这场可怕的SARS瘟疫，让人们意识到"突发事件危机处理机制"的重要。

　　世界许多国家早已形成共识，建立了危机管理制度。国际组织制定危机管理计划，因为每年世界上的各种危机，像疫病流行、自然灾害、战争危机等都在夺去千百万人民的性命。如美国有联邦危机局，有危机评估体系、危机复原系统、危机管理学习、创新系统。美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处理危机的战略，特别是9·11后更加完备。

　　所幸的是，人类就是在与各种危机的斗争中进步的。现在国务院成立了抗非典指挥部，紧急出台了《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媒体上都有洪水汛情等危机公告。

　　5月17日新华社电，深圳出现局部流行性甲型流感，因为有了预警和预防措施，几天后便得到控制。

　　这是一个进步。

　　第三课

　　信息不对称 将带来恶果

　　如果学生考完后，只告诉家长考得好的成绩，考得不好的便瞒着不说，或者谎称自己考得好，"想讨家长的欢心……"这样做，真的能取悦家长吗？

　　如果哪一个政府官员的子女这样对自己，大概这个官员也一定会为这"信息不对称"而恼火的吧？

　　但是，我们的部分官员自己却早已像这类学生一样，习惯于对外、对上报喜不报忧。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思维。这次关系到13亿中国人乃至全球人类生命安全的非典病人的数字及相关疫情也有人曾采取了"到处莺歌燕舞"的谎报办法。 此次SARS危机又一次让我们温习了这一课：瞒报、谎报严重造成了"信息不对称"，给决策带来极大害处。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个获得者George Akerlof、Michael Spence和Joseph Stiglitz，是因为他们的信息经济学而获奖的。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不单出现在经济界，它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状况。

　　"信息不对称"从社会学的角度细分起来有三种情况：①A与B因为所处位置不同，A给予B的信息不完整；②A给B的信息是虚假的；③在一个大系统中，下级对上级，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发出的信息是完整的、真实的，但因接受信息方的分析判断力、不能理解信息的正确内含，而最终获取的信息不完整，不真实。

　　类似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到处可见，也对决策起着误导作用。如1986年4月26 日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早在1982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发生过事故，释放出相当能量的放射性毒素，但这个报告没有引起上层重视。4年后大爆炸发生了。一开始有关部门说问题不大，高层也以为是中小型事故，结果导致决策的重大失误。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下层专向上层汇报上层喜欢听的话，结果以讹传讹，连连做出错误决策等等，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恶果。 所以，在SARS猖獗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新上任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对大家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贪污信息！"

　　公共信息隔离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公众知情权的忽视和淡漠。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非典"危机表明，对知情权的侵害不仅造成危机影响的被放大，同时也会导致对公民其他一系列基本权利的侵害。

　　这次抗非典中，一些地方传媒的教训是深刻而沉重的。2003年春节前后，广东最早发现"非典"患者。从第一例到疫情迅速扩散，从医护人员被感染到少量病人死亡，从家家闭门"防非"到市民大规模抢购白醋、板蓝根、食盐、大米等医药和日常生活物资，媒体的一些"保守"做法导致了被动。当2月10日《羊城晚报》首次发布"广东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新闻时，已是传闻四起，"小道消息"接连不断。据广东媒体调查，此前市民有关"非典"的信息来源有百分之八十是手机短信、互联网和人们的口头传播。好在权威媒体很快用大量而准确的报道遏制了传闻和谣言，稳定了人心。

　　3月26日，新华社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这是首次有关北京"非典"的官方报道，而北京当地媒体依然保持沉默。

　　媒体是大众传播工具。当媒体自身"良知"受损时，就会"祸及"受众。我们的一些媒体"忘了"自己的责任，在该说话时往往处在失语状态。为什么？我们怕"犯错误"啊，怕丢了饭碗啊！丢了官位啊！

　　在有些地方，我们所怕"犯"的"错误"往往是当地部分领导给"封"的。如果你报道了本地的事故、工作失误，一句话，揭了当地的"丑"，把"家丑""外扬"，当地领导就会来电话或紧急召见主管负责人，指示某某新闻一律不能发，否则……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社长、总编辑之类的官也捏在"上头"的手心啊，何况一个小小记者。于是，往往在这种考虑中，作罢。

　　于是"家丑"不"外扬"了。于是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媒体再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只揭外地的"短"，不揭本地的"疤"；只歌功颂德，不揭露矛盾……一句话，把一些盖子捂上。

　　媒体这样做实在是有苦难言，君不见当年就是大腕媒体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焦点访谈》要曝一个小小乡长、县长的光，打电话、递条子、找上门来不让播出的就那么多，早几年的南丹煤矿事件，重庆虹桥事件，不是事先就要封媒体的口吗？

　　据报载，2002年7月，某市公安局向当地五家新闻媒体发出《关于个别记者涉警曝光失实的函》，称有16位记者的报道"经调查完全失实"，警告这些记者以后不得再到公安机关采访，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对他们"不予接待"。据《南方周末》记者的对几则新闻的当事人和有关群众事后调查，该市公安局所称的"完全失实"并不符合实际。只是该局按照自己的调查结果单方面充当"裁判"，对涉警报道的记者进行"封杀"，以"封锁"一些对公安形象不利的"负面新闻"。这种"封杀"和"封锁"的做法，无疑是典型的违法行政行为，又恰好证明了自身存在严重的工作作风问题。

　　还有最近发生在辽宁海城的捂住"学生豆奶中毒死亡事件"不报的事件也是一例--据报道，3月19日的辽宁海城发生"豆奶事件"，有超过2500名孩子中毒入院治疗，12岁的学生李洋死亡，但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始终不将详情告知公众，致使学生家长数次集会抗议。出事第17天政府部门才与家长对话。直到4月9日才对外公布事故信息。而对蜂拥而至的全国媒体，海城市的一位领导说："我们不愿让报道，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而宣传部门的态度是：热情接待，婉言谢绝，最好不报道。采访的巨大难度，使得许多媒体知难而退，在采访了一半后愤然而去。但更多媒体坚持下来，加大力度……

　　我们的媒体一批评某些官员，某些官员便会拿出新闻"不讲党性"、"只讲人民性"的帽子来压媒体，似乎他本人就是党，他的德性就是党性。似乎讲人民性就等于不讲党性，把"人民性"与"党性"对立起来。他真是忘了，我们党从建党起就宣布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与时俱进的"三个代表"思想，更是讲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讲人民性怎么就不是讲党性？况且，中国共产党有各种民主监督的措施，舆论也是其中的一种监督手段。党本身就欢迎监督，舆论监督某个官员怎么不合乎党性了？

　　其实，一旦发生了重大或突发新闻事件，主管部门应积极协助新闻单位，把事件真相说出来，宜疏不宜堵。这样反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解决问题。如近年发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园内的恶性爆炸事件，都在第一时间内由媒体发布了客观、翔实、权威的信息，及时有效地排除了包括"恐怖分子行为"在内的各种流言和传闻。

　　在信息化的时代，"讳疾忌医"的方式是既无效又愚蠢的，是会害死人的。 专家认为，中国的传媒正在经历一种"非典型"，以往一些动作机制已被突破。新华在线总裁夏鸿将现时直指为"媒体改革的转折点"。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主流媒体的缺位势必导致小道消息的横向联合，从而加重社会的恐慌心理。

　　喻国明强调，公众对于知情权的要求日益强烈，因为惟有知情才能为理性行为提供依据。

　　在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再次被强调。务实的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宣传思想工作"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在'三贴近'上取得新进展"。

　　在依法治国的新一届政府执政时，人们呼唤已久的《新闻法》但愿能够出台。

　　有专家还认为，中国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的运作机制使这种瞒报、谎报有机可乘。行政学专家杜刚建说："在中国的行政结构里，一般而言，更偏重于中央各部委。惯例是，各省市出了什么问题，按相应对口的部门逐级上报。以SARS为例，广东下面各地会报到省疾控中心或卫生厅，省疾控中心或卫生厅就报到中国疾控中心或者卫生部，当然也会报到省政府，但作为块的地方政府，会等着上面拿主意。SARS就等着卫生部拿主意了。这时候，如果卫生部自己掂量一下，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自己来平衡报不报，报多少，取一个乐观态度，麻烦就来了。另外，上面的这种平衡选择，很自然会刺激下面的想法，结果层层掂量层层平衡，当然就可能瞒报谎报。这种模式，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什么特别的麻烦，但面对SARS这种的传染病，如果上面犹豫或者判断出了偏差，问题就大了。" 目前各国都在制定法律确保信息的公开。公民参政的前提是知政。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都有信息公开法。信息公开法也应建立"司法救济制度"，也就是说，因为政府信息不公开而导致公民利益受损的，公民可以告政府，要求一定的经济赔偿。

　　第四课

　　如何评估官员政绩

　　这次抗非典战役中，中央政府投下20亿元资金，给困难的人以救助，给各部门添置医疗设备。温家宝总理承诺农民和贫困人员一律免费治疗非典。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利于抗击非典共渡难关的经济政策。

　　看着非典期间，一节节火车车厢里医务人员免费为乘客体检、量体温，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转念又想，如果我们的医务人员平时就这样定期为中国的每个公民体检，为他们的健康着想，还会有那么多"癌症晚期"吗？还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早逝"现象的发生吗？

　　经济学家张曙光说："如果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没有趁势建起来，那么，非典带给我们的损失就真的太大了。"

　　我们缺的仅仅只是一个很好的医疗保障体系吗？

　　一些官员也许会批评学校--不是抓"素质教育"吗？为什么总是只注重"应试教育"？为什么对学生只是一个词：分数！分数！还是分数？！

　　这些官员大概忘了，自己也一样，患了"政绩急躁症"，长期以来只考虑的是自己的分数--GDP或FDI等，为了GDP，而丢了别的，忽略了公共管理责任。

　　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为公共福利服务。

　　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应仅指"物质"方面，在现代社会，它更应指国民素质，健康素质和教育素质，而这些政府应该有较大的投入，而且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在这些方面我们缺乏很多，包括人类安全新概念、公众健康教育、社会危机教育长期缺席。

　　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后，新的更好的体系没有得到好的资金上的支持。政府的支出大多为资本支出，较少投入在公有物品上，中国在建立与完善卫生体系上的力度就相应稍弱些。据有关部门的领导及专家说，卫生部被视作花钱部，国家对卫生部门的投入较少。部门内资金少，只好减少投入，转而向患者要钱。

　　这次抗非典斗争中，上级向各地各部门各系统各社区下达了消毒等指令，但许多媒体都报道了很多地方因经费无处出、没有钱而大打折扣，或者强行向公众收费的现象。这说明我们的应急体系、公共健康体系的建设还不完善。

　　在求得GDP成绩的思想指导下，各地政府势必"各自为政"。在抗非典中，一些地方发布"实现非典病人数字保持零的'零突破'，否则撤职"的"死命令"，这种做法也是GDP成绩行政思想的延续，这不仅与疾病有不可抗因素的实际不符，也容易导致各级官员谎报、瞒报。阻断交通、禁止外地人进入本区域，隔离病情发生地与未发生地的交流，乃至部分地方划地而治……这种"各自为政"的做法暴露了我们行政上的一些弱点。

　　第五课

　　SARS危机让我们忧患什么

　　思考题第1题：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有哪些弊端？

　　这次非典危机再次暴露了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一些弊端，有人把弊端概括为：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有利益各部门拼命抢，有责任往上推，都等着最高层来做决定。

　　在这种体制下，一级政府遇到社会危机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某些部门（如卫生部门）的有效控制能力，而某些部门自我做大，将权力的行使与自身利益纠缠在一起，在处理方式上习惯于层层审批，总是等待着上级的意见，该负的责任谁也不清楚，行政审批的复杂化，又导致正常工作效率低，遇到SARS之类的特殊危机，更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处理。一遇到危机，马上暴露出缺乏有效及时的快速反应机制的缺陷。

　　另一弊端是，由于政府职能没有划分清楚，许多事项管理上条块分割严重。从整个体制上看，在危机时刻对一些重大事项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谁也不清楚。即便中央政府下令，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也可能难以有效协调--大家都是一亩三分地，各管各的。利益拼命争、责任拼命推。一直推到中央发话才行得通。 上述两大弊端即体制四化弊端与条块分割弊端形成危机处理中的三足鼎立的利益僵局。一"足"为事发地政府的主管部门，二"足"为该部门所隶属的本级政府，三"足"为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危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政府的主管部门需要同时向该部门所隶属的本级政府和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报告。在部分宣传管理部门的报喜不报忧多报喜少报优传统宣传方式的惯性影响下，以及揣摩领导意图讨好领导喜欢的官本位思想影响下，一些事发地政府的主管部门在上报时不得不再三权衡对自己的利弊得失。当本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之间在态度和意见上存在分歧和差异时，该报告部门则更加为难。好在最近国务院紧急出台的《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对报告疫情等做了规定。但这个条例只是针对公共卫生方面的，别的方面的报告制度仍有待理顺。

　　思考题第2题：干部应如何树立公民权利保障意识？

　　从这次非典事件中，政府应吸取的另一方面的教训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公民权利保障意识。之所以会出现有的部门、单位的领导在SARS危机面前麻木不仁、欺上瞒下、克扣公共信息、压制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等现象，是因为除了体制制度方面的缺陷外，有些人根本不了解公民权利为何物，自然也会对人的各项具体权利如公民的生命权和知情权等缺乏认真保护的意识。

　　卫生部和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被免职，这个处理是及时的。通过对这两位高级干部的处理，对于其他干部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对中央有关非典危机的决策，必须不打折扣地贯彻执行。在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方面，犹豫不决的、不能坚决贯彻的，马上要撤换；情节严重的，要承担法律责任。SARS被纳入法定的传染病范畴，已在法律层面上被定性。对于涉及公众生命安全的公共信息，故意隐瞒不报的，已经构成违法，对有这样行为的官员，不光要免职，严重的还应该追究法律责任。

　　一些专家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规定不清，这也反映出法律规范必须严格。目前，卫生法、药品法等法律只是明确了有关部门的权力，而行政官员如果违反规定，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却缺乏足够详细的明文规定。有人抱怨说中国的官越来越不好当，这是好事。

　　非典提醒我们，在完善有关法制方面，应该强调责任意识，通过建立法律责任机制的方式，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

　　思考题第3题：公众的知情权如何保障？

　　在这次SARS事件中，大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公民的知情权问题。信息公开化问题早在十年前就呼吁过。但十年过去了，将"信息公开法"列入立法阶段仍然很难。SARS事件应该是一个推动。现在看来，以前那些"内部情报"、"保密"的东西许多都是应该公开的。公众的知情权必须保障。不但危机事件本身的信息应该公开，危机事件之外政府行为的信息也应该公开。

　　思考题第4题：如何健全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方式？

　　国务院5月12日公布实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实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权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必要时，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并可以依法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锁。"但是目前全国各地采取的隔离措施中出现了一些过激的情况。本来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质检总局、民航总局、海关总署的紧急通知规定，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机场、客运码头采取卫生检疫措施，对经测体温高于38℃的人员，要立即报告并送至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安排的医院诊治。而有的地方随意加码，规定对经检测体温高于37.5℃的人员必须统一处理；一些单位和地区随意划定隔离对象，搞所谓封闭式管理，对不属于隔离对象的人采取隔离措施。更有甚者，南京市建邺区上新河河南村为了本地区的"安全"，竟要从疫区回宁的人员搬出去。结果从北京回到南京的租住地的朱先生被赶出家门、露宿街头，尽管他还有本地户口。这类对不属于隔离对象的人员实行隔离的做法，已经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目前大家出于危机时期的考虑尚能予以理解和配合。但是如果对此类现象不加以制止，任其蔓延下去，容易诱发社会危机。

　　思考题第5题：后非典时期的中国前瞻

　　危机，由危（risk，危险）、机（chance，机会、机遇）组成。危机意味着正处于十字路口，这是作出重大抉择的关头。

　　后非典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几个机遇：

　　一、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换应当从优先经济目标向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并重转变。

　　二、传媒改革。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

　　三、医疗体制改革。在"非典"危机的压力之下，应当严肃思考现行医疗体制的改革。

　　四、社会改革。在开放社会的条件下，应对突发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有许多事政府做不了也做不好，应当相信社会的力量，扩宽社会参与渠道。

　　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第一，由于某些干部过于看重GDP等政绩考核标准，甚至将疫情等同于辖区内"重大事故"，惟恐考核中"一票否决"。这种干部考核和任命只是对上负责，没有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这样的体制，必须尽快改革；第二，新闻舆论和各民主党派适时监督政府，帮助政府提高决策的准确性。政府因措施不力而造成的失误，应向受害者和公众及时认错，及时道歉。对于党和政府来说，"非典"是一次切切实实为民众服务、改变自身形象和提升社会公信力的机会。党和政府所奉行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人民至上。

　　六、经济改革。"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在于其不确定性。因此对其风险的认识不能以事件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判断。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使中国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加快推进系统性的改革进程已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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