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病毒袭击中国科研体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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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11日01:46 21世纪经济报道 | |||
2月11日下午3点,广州南方医院,一例SARS病人的尸体解剖正由病理科专家丁彦青主刀进行。在现场等候分取标本的有广东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简称广东省CDC)、广州市CDC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三家单位。这例尸解是中国第一例,亦是全球第一例。 标本难题 记者从丁彦青教授处得知,5月前广东共有5例SARS尸解,4例在南方医院进行,另一例在广州军区总医院。丁教授主持和参与了4次SARS尸解。在病因不能确定的情况下,科研人员遵循“可能是周身性病毒感染”的初步推断,在4次尸解中都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取样,包括血液、渗出物和所有脏器。 4例尸解的尸体依次由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广州中山二院、广州中山二院和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提供。历次尸解所得标本除分给广东省CDC和市CDC外,上述尸体提供单位均有“份”。而各次尸解标本均为国家CDC留出了份额。2月中,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简称中国CDC病毒所)副所长梁国栋带着2例SARS患者肺组织标本飞抵北京。此即南方医院交由广东省CDC保存的特地为中国CDC留出的标本份额。 梁所长带回的标本被分成了3份:一份给中国CDC首席病毒学研究员、中国工程院洪涛院士做电子显微镜观测,一份给李德新研究员做PCR(聚合酶链反应,又称无细胞分子克隆系统),另一份用来做细菌培养。 2月13日,南方医院发布患者的尸解报告,称死因为“病毒型肺炎”。但到了2月18日,洪院士向社会宣布了其电镜观测的结果:SARS的病原体为衣原体,是破坏力并不大的“细菌”。 2月19日,广东非典型肺炎治疗专家指导小组组长、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院士对衣原体之说公开表示“震惊”,认为仅凭2例尸检报告确定在广东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由衣原体引起还为时过早。 “可用的标本资源太少”,CDC病毒所副所长毕胜利坦承这是导致产生“衣原体说”的要因之一。 2月25日,丁彦青教授主持第3例尸解时,正在广州的洪涛院士到场观摩,为中国CDC病毒所取回了第2批标本,这次包括所有器脏。2月26日,洪涛院士向广东报告,10份送验标本测出衣原体阳性。 2月中下旬,CDC病毒所郭教授在香港大学微生物系管轶教授处意外发现了5块SARS患者肺标本。管轶教授后被媒体称为“成功分离非典病毒第一人”。管最初“成功分离”的时间是3月18日,其“辨认病毒花了10天”,而3月5日香港才发现第一例SARS病人。 一位中国CDC病毒所人员对记者说,从时间上推测,香港获得该标本的途径有两种可能,一为来自广东省CDC,二为中山二院和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后也向外界确认自己在“2月中下旬”向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提供了“血清和咽拭子”,“但绝不是肺组织标本”。钟南山事后回忆,“当时的确有压力,特别是期间我们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合作寻找病原体,港方还一度怀疑是禽流感,当时我们非常担心他们单方面宣布这个结论,但港方严格遵守了双方签订的协议。现在看来,禽流感有明确的疫源、明确的传播方式,反而比这种到现在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传染病好应对一些。” 据丁彦青教授回忆,2月底,南方医院的领导传达了卫生部关于禁止SARS标本四处流传和流向境外的指示。 对于这样的的指示,6月4日下午,钟南山院士在北京一个研讨会现场向本报记者解释:“他们的意图,是希望不要引起更多感染”。但钟院士同时坦承“这对SARS科研有一定的阻碍”。 3月17日会议 3月16日,洪涛院士从302医院进行的北京首例SARS尸解中得到了第三批器脏标本。为观摩解剖和得到标本,70多岁的洪院士“在一个小板凳上站了3个多小时”。 但标本数仍不足使病毒所12位专家都能开展科研。毕胜利副所长告诉记者,中国CDC曾请求有关部门协调,得到的反馈是:标本的事情“很敏感”。后来中国CDC主任李立明安抚大家称:“开完这个会就会有标本了。”李所指的“会”,是3月17~18日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为攻关SARS组织全国20多位专家开的研讨会,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召开的首次全国专家联席会。 李立明主任的信心来自于“这次会议上会将中国CDC定为全国进行SARS科研攻关的牵头机构”。 丁彦青教授说,会上出了这样一个精神:“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研究成果,包括发表文章;要发须先报中国CDC”。 曾参与3月17日会议的丁彦青教授说,南方医院在2月20几号就通过电镜在SARS病人肺组织标本中找到了病毒颗粒,但在会议发布“禁令”后,他们的研究被迫中断,4月初才开始恢复。 3条战线 3月20日,毕胜利终于得到了可供自己研究之用的病毒标本。这是广州市CDC迪彪主任经领导同意派其研究生送来的40克肺部组织及血清、咽拭子和细菌培养物若干。 3月底,毕又通过朋友关系从北京佑安医院得到了3块器脏标本。从此,他不用再为标本犯愁了。 3月19日香港宣布分离出冠状病毒后,中国CDC病毒所内于是分为两条线:一组专攻衣原体,由洪涛院士带队;一组专攻冠状病毒,由李德新教授带队。在卫生系统之外,2月12日上午10时,军事医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所长助理、流行病学专家和病毒学专家曹务春和病毒学专家祝庆余受命前往广东采集SARS病毒标本。同时,军事医学院以设在该院的全军微生物检测中心为核心,组成13名权威专家带队、由病毒学、细菌学、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等多个实验室参加的SARS攻关团队。 2月14日,与中国CDC同步,曹和祝带着从南方医院热带卫生系获得的器脏标本返京。 2月26日,军事医学院一线科研人员发现病毒颗粒,经请陈德惠等6位病毒形态学家辨认后,确定为冠状病毒。33月21日,军事医学院向有关部门报告发现冠状病毒。但因需“层层申报”,结果到4月9日才正式对外宣布。 4月9日,毕胜利应邀前往军事医学院交流。被告知已发现冠状病毒但不能确认就是病原。交流回来后,毕得知病毒所在9天前也分离出了冠状病毒,“但所里没让上报”。4月10下午4:30到晚上11:00,急于确定病原的毕胜利等8人在病毒所P3实验室连做6个试验,证明了SARS与冠状病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请示领导后,毕等人在次日的《健康报》上发布了自己的发现。11日晚,有新闻重申所有科学家不得自行发布研究成果。“所里有人认为我学风有问题”,毕用一句“常使英雄泪满襟”涵盖了自己满腔的委屈。 在美国CDC工作过的毕胜利知道美国CDC“一般会选在周五发布成果”,而4月11日正好是周五。 卫生和军事这两个系统因拥有标本资源而在科研上“有所进展”,而其他希望能参与研究的部门,此时还在为寻找标本而四处奔劳。 4月4日,在2个多月里遍寻未果的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汪建找到了毕胜利。在毕的协助下,当天晚9点后,汪派人进入CDC病毒所取得核酸标本若干。4月18日,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宣布,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合作鉴定出患者血液中的SARS病毒蛋白质。 4月15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陈则也从CDC病毒所得到了追寻多日的SARS器脏标本。5月初,武汉病毒所宣布分离出冠状病毒。 这是中国最主要的几家在SARS科研上有所成就的机构。毕胜利认为“军事医学院成就于它的管理,其他(单位)的成就在于获得了资源”。而在资源的取得与共享上,“主管部门协调是完全失败的,只能靠私人关系”。 联而不合 中国各方在查找病原上的较力,以4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关于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正式声明而告一段落。 4月25日,科技部牵头的全国防治非典科技攻关组成立,各方力量开始进入“联合攻关”阶段。多项SARS科技攻关项目纷纷出台。 北京大学医学部在这波SARS科研项目竞标中大获全胜:获教育部项目3个、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3个、获科技部863重大项目一个。这些项目均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神速”的程序进行审批。一位获得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的教授说,“5月5号交标书,9号就定了”。此外,“在2~3天内就分完了钱,很多人都不知道”。 北大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一位教授告诉记者,在北京疫情严重的4~5月,该院抽调了40多位老师和学生投入一线,其中有15位老师在北京15个区担任副总指挥。“我们投入的人最多,一线经验也最丰富,但结果一个项目也没有得到。” 而获得教育部项目的北大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陈慰峰院士,却也发起了愁。6月4日,陈告诉记者“既没有资源,又没有P3实验室”,虽然得了项目,但“基本没做什么研究”。 据了解,北大医学部已多次召开校SARS领导小组会议,撮合校基础研究部门与下属医院进行“联合攻关”。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北大医学部一位教授告诉记者,“医院手里握有标本和临床数据,要联合得先讲清楚论文的第一作者是他们才行”。北大医学部的庄辉院士也抱怨:“他们(合作医院)都出了两篇论文了,我们还是零。” 医院之间的联合也是难度重重。朝阳医院从科技部获得了一个将北京市9家医院的临床经验进行总结性回顾的项目。但项目启动后半个多月内,“从其他医院没能得到一份病历”。 北大医学部的一位教授说,“北京一共不到3000多个病例,资源就这么多”,现在大家的心理是“谁有能力谁先占了再说”。“北京市卫生局没有研究项目,但是前不久它也通知下属医院,要求每个医院提供多少份SARS患者的血液。” 据5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前段时间逢会便讲:“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整体失败。”而毕胜利认为,“这样下去,中国不仅在寻找病原上吃了败仗,在疫苗上还会再吃败仗”。 本报记者 张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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