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费家胡同１０号院落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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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瑜说：“事实上，这位费宫人系天津人的说法，是一种杜撰。但却表达了人们对这样一位奇女子的崇敬。编纂天津史志的前辈高凌雯在他的《志余随笔》中提出了质疑。”

　　高凌雯先生在《志余随笔》中简单地叙述了确认费宫人故里的经过后，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案，费宫人杀贼事见《明史》，盖采野史书之。然若吴梅村、毛西河所载皆不详其居里。嘉道从来始有谓为天津者，至今称道其事。佥云得知父老传闻，然彼父老又何所据

耶！存其说以俟考可矣。”从高凌雯先生说这段话至今，已有70余年了，但对于这段没有出处的历史，他并未做出任何结论，而是将进一步考证的使命寄托给了后人。

　　李世瑜老先生的朋友宫长海老先生，就住在老城内，曾结识一位费伯达先生，而这位费伯达先生三年前已经以90高龄过世了。宫老说，费伯达先生就是费敬之的后裔，仍住于大费家胡同，但并不是老宅，后又迁至仓门口。

　　费伯达说，老宅靠胡同口路西门牌10号，是一座磨砖对缝的建筑，大门洞前有六磴石阶，过了门洞便是一座雕砖照壁。院里是个大四合套，跨院里有个祠堂(家庙)，其中就有费宫人的牌位，还有列祖的“影”(画像)，其中也有费宫人。只不过，现在这些都不见了，费氏故居已经成了大杂院。

　　但令李世瑜老先生疑惑的是，封建世家的祠堂中，是不可能供放着女儿的牌位的。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要离开了这个家族，祠堂中便不会再有女儿的牌位。“即便费宫人是费家的族人，即便费宫人地位特殊，为国家、为君主做出了‘贡献’，费氏家族只可能为她立牌位——但至于画像，是绝不可能的。”

　　费伯达老先生已殁，记者无从继续考证，但有幸的是，记者寻访到了费伯达老先生的女儿，费贻恩女士。

　　费贻恩女士年近花甲，对于“大费家胡同”的记忆也只是儿时那古色古香的大屋，精雕细刻的墙砖，还有日渐冷落的门庭。

　　“解放前，我们一个家族的人还是住在大费家胡同的，当时最年长的是爷爷，爷爷有五男五女，一大家子的人像《家·春·秋》里演的一样住在一起。但当年我才四、五岁。那时候，我们早已家道中落，基本上是靠卖祖宅为生了。一间间房子、一道道院落，都被统统卖掉。后来，我们只剩下了二道街的一个院落。”

　　在费贻恩的脑海中，父亲费伯达倒是时常提起那间供放着祖先牌位和画像的祠堂，但年轻人的脑子里总是记不下太多的“旧事”，至于祠堂是个什么样子，即便是父亲描述过无数遍，她也是记不得了。“祠堂随着家族的落败，也不见了。祖先的牌位和画像，都被放在了一个红木箱子里，辗转随我们搬来搬去。”费贻恩女士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文革之前，扫“四旧”正是高潮，祖先的牌位和画像，在一把大火中烟消云散了。

　　“但在那些牌位中，我并没有看到有费宫人的牌位。小的时候，我常在牌坊边上玩，有人传说，我们是费宫人的后代。至于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清楚。”费女士笑了，如今她住的地方已经离大费家胡同很远很远，有的时候，便会想起童年那段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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