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志6月号记者陆祥

　　4月20日对于中国政府抗击“非典”是一个转折点，可能在以后也会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者们提起。当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取代卫生部长张文康出现在记者面前，当他说到“我不会说来北京旅游是安全的那样的话”时，敏锐的记者已经意识到，一些重要的变化已经发生了。果然，在高强

宣布中国“非典”病例的最新数据后不到两个小时，新华社授权发布：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党内职务。很快，孟学农引咎辞职，由王岐山任北京市代市长。按理说，部级高官因为“工作不力”而被解职的事例，多年来堪称罕见。不仅如此，还引发了一场风暴。此后数月时间内，为数不少的各级官员因为抗击“非典”不力而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非典”摘乌纱

　　2003年5月6日上午，一个特殊的300人紧急会议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举行，在“非典”时期，早就接到通知尽量不开会的各乡镇办、区委负责人，疑惑地聚在一起，有消息灵通人士悄悄议论是处分干部的事。果然，一份盐湖区委、区政府分别对闫玉海作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降级处分，并免去其卫生局副局长职务的决定宣读后，大家仿佛才回过神来。同时宣读的还有对卫生局局长王彦存党内警告处分，卫生局医政股股长张州春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的决定。一时，当地舆论大哗！干部在“非典”时失职丢乌纱，不是闹着玩的！原来，为防止“非典”蔓延，山西省运城市委、市政府已经作出了《“非典”期间禁止举行聚众宴请》的规定。然而，该市盐湖区卫生局原副局长闫玉海的母亲4月30日去世后，第二天闫赶回临汾市翼城老家。之后，闫的妻子打电话找到盐湖区卫生局医政股股长张州春。张州春通知了盐湖区各个体诊所和非公有制医院负责人参加丧事。盐湖局卫生局局长、书记等18人分5批前去吊唁。

　　另一位在抗非典中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陕西省兴平市卫生防疫站原站长蒲清望，却先行一步丢了官职，4月22日，其以公共场所消毒为由，对茂陵博物馆进行了全面消毒，并进行不合理收费，在当地造成不良影响，5月2日被撤销职务。

　　4月初，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一位50多岁的妇女到北京一家医院陪护患脑血栓的丈夫。十几天后，这位妇女返回涿州后，很快出现了发烧症状，先到附近诊所输液，后到当地医院治疗，4月26日被送到保定市就诊，被确定为“非典”病人，并于4月30日死亡。患者丈夫、儿子、儿媳及雇用的陪护工等多人被感染，分别被确诊为“非典”和疑似“非典”病例。5月4日，由于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致使疫情传播的河北省涿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亦被撤职，另有5名干部受到撤职或免职的处分。涿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的卢科长对《经济》杂志记者说，大家“普遍的看法是同情与理解”，并抱怨“北京一下子放出那么多人，大家都没有经验，开始说疫区的人观察2到7天，后来又说7到14天，再后来又说21天。变化很快，没个谱”。

　　而海南省三亚市农垦医院传染科原副主任骆明生却在上级检查中表现出对呼吸机操作不熟悉；接到两名空姐被送至医院进行隔离观察的汇报后，没有及时赶往现场，两位空姐出院时也没有向该市防非领导小组汇报；后来，他又擅自批准一个高烧未退的小孩离院。4月27日，骆明生被撤职。但直到5月上旬，《经济》杂志记者与三亚市非典办联系核实具体过程时，接电话的一位女士还反问记者：“没有撤职吧？撤职了吗？”背后是乱哄哄的聊天声。这位女士提高嗓门问了办公室的同事后，还是回答“没有啊”。

　　在革职的官员中，原因形形色色。彭孟雄是湖南省常德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副书记，是市里防治非典指挥部综合信息组负责人，彭在主持召开了有关部门相关人员会议后，未按要求及时将会议情况反馈给指挥部，却应约与一个体老板等在酒店吃饭喝酒，指挥部多次电话与其联系，都未联系上，直到晚上9点多钟，彭孟雄才回到指挥部，致使防非典信息网络培训会议通知整整推迟6个小时才发出。

　　官员“洗脑”

　　“疫情就是命令！懒散就是叛徒！”北京市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物资保障组办公室主任张工告诉记者：“从4月19日开始，物资保障组有关负责人连续在晚上8点以后到市里开会，25日晚竟开会到深夜12点多，而市政府主管领导连续10多天只能在深夜2点以后才能睡觉。”《经济》记者日前见到北京市西城区政府非典防控指挥部的一名工作人员，称吃住在办公室多日没有回家了，今天特别准假出来看看在京城工作几个月没见的外甥。“非常时期，人命关天，政府就得为老百姓负责。”西城区的这名工作人员眨眨疲惫的眼睛，匆匆又返回单位了。

　　5月初，陕西省宝鸡市市委书记吴登昌下死命令：党政一把手要负第一责任，确保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不发生一例非典传染病例。所在辖区若出现一例非典病人，县、乡分管领导要予以免职，对发生传染的，要免去县、乡党政主要领导的职务；如果医护人员被感染，院长和防非办负责人要予以免职。同时，派往县区的督察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尽管此举引起“命令也要讲科学”的争议，但人们普遍认为，宝鸡市真的下了大决心，决不让本地发生非典疫情。宝鸡市在外打工人员共22万多人，当时，返回人员已经达到13000余人，其中从北京、广东、山西等重疫区回来的人员高达1万多人。

　　农村防非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传统的思维惰性和制度习惯使然，有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在‘非典’疫情蔓延初期，沿袭了过去把‘坏消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一位在政府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官员意味深长地说。一位官员总结说：有一部分太平官的口号就是“不误事、不出事，争取办点事”。不误事指的是上面喊啥咱喊啥，不出事指在任时不要出事故，然后才是争取为老百姓办点事。

　　“非典”摘乌纱已经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将这场疫情看作政府职能转变的一次契机——“这是第一次公共卫生领域的事件造成了这么大的经济损失，这至少说明我们的社会的各个领域已经高度关联。”经济学家茅于轼说。在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眼中，疫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政治的一次大冲击。“对政治体制来说，借助于全民对疫情的防卫，尤其是借助于强势地位的人群对疫情的关注，最高决策层成功地推动着体制的转型。”“个人修养的要求只是干部标准的底线，必须有一套科学严密的监督考核制度，并不折不扣地执行。”山西大学哲学系邢媛告诉《经济》。“我看到了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索尼(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正田说。详细情况，请见《经济》杂志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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