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水平不错态度一般治疗费用不高环境拥挤

　　老外评说中国医院●本报记者李颖

　　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莫里斯来自西非的贝宁，他告诉记者，有些同学对中国的医院不太放心。一名亚美尼亚同学生了病，竟然打电话让妈妈在家乡的药店买了药再寄过来。

　　老外宁肯这么眼巴巴地等着千里之外的药品，也不肯走进中国的医院，这是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医院和医生有什么看法？记者对此进行了了解。

　　医院楼梯的台阶很高，走起来不顺当

　　莫里斯说，中国医院治病没什么问题，他对中国医院相当信任，有些同学多虑了。莫里斯上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名同学因阑尾炎住院，莫里斯眼看着他在中国医院里顺利康复。

　　在同学住院的那段时间里，莫里斯的厨艺得以施展———医院的饭同学吃不惯，在供应时间上又很苛刻，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莫里斯经常自己做了送到医院去。走在医院的楼里他感到有一点不便———楼梯的每个台阶特别高，像他这样的大个子走起来都不是很顺当，何况是那些身体较弱的病人。

　　是医院的环境吓退了一些老外吗？莫里斯说，其实同学们比较在意的还是中国医生的态度。有些人嫌中国医生话太少。有时候，自己难受得要命，以为得了什么大病，到医生那儿一看，医生就是那么几句话：“感冒”，“开点药”，“没事了”，“行了”。同学自己不放心，只好打电话叫家里人寄药过来。

　　对中国医生看病的“效率”，法国人蒲皓琳也有很深的体会。事情发生在两年前的上海，当时，蒲皓琳的女儿高烧到了40℃，她抱着孩子冲到医院的急诊室，“急诊室里病人挺多，一个女大夫没等我把话说完，看了看孩子，就说要打一针，打完针后就告诉我可以走了。”医生给孩子打了什么针，蒲皓琳不知道，这让她非常着急。“我抱着孩子走出医院大门，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不过，没过多久，孩子的烧就退了，蒲皓琳破涕为笑。

　　还有一次是在北京，蒲皓琳怀了第二个孩子。“医生告诉我‘你怀了孩子，要当心’，但他们没有告诉我要当心什么。”蒲皓琳心里没底，最后决定回国生孩子。法国的医生又是检查、又是询问，忙活了半天，最后告诉她，正常情况下，胎儿的头是朝下的，而她怀的胎儿头朝上，所以需要特别注意。蒲皓琳说：“我们不仅要接受治疗，还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治疗。外国医生在接诊的时候，基本上前50分钟都不说话，听你把话说完，他检查后，才下结论。”

　　说话间，蒲皓琳卧室的房门开了，在她家做事的阿姨抱着小娃娃走了出来。蒲皓琳指着阿姨对记者说：“中国医院排队看病的时间也长了点，昨天她去医院，花了整整一天。”

　　病人要在收费处和检查室间来回奔波

　　韩国《中央日报》驻华记者刘尚哲最近很忙，晚上9点多钟，他才抽出时间与记者谈起了他的就医经历。他最先谈起的也是“时间”。刘尚哲说：“医生让我第二天早上8点去做静脉造影。我准时去了，已经有好多人在排队，有护士来收走了我们的申请单，可她没有告诉大家各自是第几号，我们都不知道大概多长时间后能轮到，就只能坐在那儿干等着，连厕所也不敢去。”刘尚哲那次是过了两个小时才轮到，他等得很心烦。“我们都是病人，如果早知道要过那么长时间，可以找个舒服的地方做点别的事情。”他认为这个愿望不难实现。“中国的很多银行都有电脑发号的排队系统，医院也应该在这方面投入。”更让刘尚哲不满的是，“在大家都焦急等待的时候，有人跟着穿白大褂的医生从外面进来，这个医生跟里面的同事说一句，后来的人就神神秘秘地进去先检查了。这种现象让人感觉很不好。”

　　刘尚哲说，在中国看病还有一点不习惯：每干一件事情都得先交钱，看医生要先交挂号费，化验要先交化验费，一次次地在收费处和检查室间来回奔波。生了病本来心情就不好，转来转去更令人晕头转向。而在韩国，所有的费用都是在全部结束之后再结算的，病人也不用自己在医院里走迷宫，护士会热情进行引导。

　　看牙，一次麻醉没有起作用，后来连脑袋、耳朵都麻了

　　刘尚哲还有一次在北京做胃镜的经历：“我在韩国、香港都做过胃镜，都没有两年前那一次印象深刻。因为以前做胃镜都是麻醉的，用的管子很细，而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麻醉，管子也比较粗，让人不得不吐，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有。”

　　在京工作的日本人五十川伦义在北京看过牙，他告诉记者：“不知道我怎么那么惨，第一次在中国看牙，医生给我的牙龈打了麻药，接着把工具凑上来，没想到麻药没起作用，疼得我叫了出来；第二次还是看牙，我上次吃了亏，这次多了个心眼。医生打完麻药，我说‘不够，再加一点’，又加了一点还不够，这样加了三四次，我突然感到麻了，脑袋、耳朵都麻痹了。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口腔麻痹是不应该麻到这些地方的，虽然最后没事，我还是被吓得够呛。”

　　五十川伦义嘱咐记者不要写出是哪家医院，因为“医生的态度很好”，“这两次事情也可能是偶然的。”

　　一个医生同时给几个病人看病的做法让人不理解

　　刘尚哲的同胞黄仁元对医院有更多的了解，他在中国学过5年的中医，现在在北京朝阳区的望京新城医院从事管理工作。望京新城医院除了这名韩国管理者，还有一些韩国医生和朝鲜族的护士，他们接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在望京一带居住的韩国人，因此，这家中国医院带着些韩国气息。

　　记者初次见到黄仁元的时候，他站在医院门口，微笑着跟每一个病人打招呼。黄仁元说，这是对待顾客最起码的礼貌。中国的商店、饭店不都是这样吗？为什么医院就做不到这一点呢？黄仁元说，据他观察，在中国，病人进了医院，很少会有人主动上去跟他们招呼，病人环顾四周，找到挂号处后，往往会听到里面传出一个硬梆梆的声音：“看哪科？”黄仁元说：“病人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样会让他们很难受的。”

　　最让他不能理解的是，一个中国医生可以同时给几个病人看病，一个病人在门诊室接受检查，周围站着四五个病人也在等着瞧病。他说：“有些医院的妇科检查，管理得也不够，女患者在诊室里脱了衣服接受检查，外面的病人等着急了，就扒着门缝往里头看。这种情况很常见，病人的隐私就这样被侵犯了。”黄仁元说：“所以我一再嘱咐我们医院的每个医生，要在这方面多加注意。有时候我在医院里转悠，看哪个诊室的门没关严，就去把它关上。”

　　记者跟黄仁元在医院里走了一圈，透过走廊一侧的玻璃窗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花园般的景致。黄仁元说，这块地方有两个用途，一是新人在进行过婚检之后，可以在这里拍婚纱照；第二，这种设计也是尽可能地让病人看到更美的风景，让他们心情好一点。

　　黄仁元建议记者有机会去看看韩国的三星医院。“在那里，不是病人找医生，而是医生找病人，病人到了医院可以不动地方，相关的医生会挨个来找他。”黄仁元也能够理解中国医院的苦衷，就拿收费方式来说，他们医院也曾想过，像韩国的医院那样，先看病，后收费。考虑再三，他们还是放弃了这种想法。

　　在国际医院花2000美元，在中国医生那儿50元人民币就解决了

　　意大利人马凯学中文才一年，就已经能说流利的普通话了。他告诉记者，来中国之前，以为中国的医院很差劲，去过中国的朋友们也都说在中国看病是个大问题。来中国后，他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中国的医院硬件上是有差距，意大利好多医院漂亮得像饭店，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但看病的医术，中国医生一点也不差。”

　　前一阵子，马凯去三亚玩了一圈，回来之后觉得不舒服，去一家国际医院，各种检查做下来，花了2000美元。后来他又去了北京某大学附近的一家医院，“大夫说可能是喝了不干净的水，开了50元人民币的药，吃完药，我就没事了。”

　　马凯说：“国际医院的医生可能也知道我是什么问题，但他们要稳妥，又看我有医疗保险，就让我多做几项检查。这种态度我并不反对，可中国有那么多人，必须要有灵活的中国医生才能经济实惠地给老百姓看好病。”

　　前些日子，蒲皓琳爬山扭伤了腿，她告诉记者：“看病的时候医生问我会气功吗？我以前刚好练过，医生教我怎么样用气功疗伤。才1个月就大有好转。”蒲皓琳拿着好转后拍的片子去国际医院就诊，那里的医生说：“看情况已经恢复了3个月吧。”她听了很开心。

　　蒲皓琳在中国住了20多年，去过河南、山西等很多地方的农村，她觉得中国医疗最大的问题是资源不均衡，一些偏远地区和农村缺医少药，耽误了一些人的病情。不过，她也表示：“这么多年，眼看着中国各方面都一点点地好起来，相信医疗问题也会一步步得到改善。”

　　在跟其他外国朋友的交谈中，记者发现，他们的说法有不少重合的地方。概括起来，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太挤”，挂号太挤、输液太挤、看病也太挤，很多外国朋友因此只选择国际医院。“医生态度”也被老外们频频提及，最大的问题是觉得一些中国医生太“冷”，“不听病人把话说完”，不过他们对医生的医术还是相当认可的；医院的硬件设施是另一个反映的热点，有人说，为什么中国的饭店、商场那么富丽堂皇，而医院都破破旧旧的，好像几十年没有整修过？

　　如果医生对你的病不重视，也许说明你的病不严重

　　了解外国朋友对中国医院、医生的评价后，记者又和一些中国医生进行了交流。在北京一家著名医院工作的张医生(应被采访者要求，不透露其工作单位和姓名)向记者道出了他们的一些苦衷：“其实我们不是不爱说话，我们知道的东西，是很愿意跟病人分享的。可实际情况摆在那儿，很多病人都奔着北京、上海的大医院来，导致一些地方的小诊所、小医院‘吃不饱’，大医院又人满为患。”

　　张医生说，当医生以来他从没有下午5点下过班，经常忙得连水都喝不上。他出门诊的时候，一般每天要看四五十个病人，多的时候达到60个。这样算下来，跟每个病人只有十分钟的交流时间。如果跟一个没有大碍的病人交谈太长时间，势必会让后面的病人等得太久或者看不上病，医生也于心不忍。这一点相信有过就医经历的人都能体会，大家都盼着前面的人快点看完，轮到自己的时候又希望医生尽可能地慢一些了。张医生说，医生们都知道病人的心理，会在工作中尽量满足病人。他也想通过本报告诉患者，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你觉得医生对你的病不够重视，也许恰好说明，你的病的确不严重。

　　对外国朋友所反映的医院硬件的问题，张医生说，他和同事们也每每为工作环境而摇头。“这件事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张医生说：“你们的报纸有一次做了《医院建得像公园》，谁不想在公园里上班呀？可那不是要花很多钱吗？”

　　有研究表明，如果病人透过病房窗户看到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而不是冷冰冰的砖墙，他所需要的药品将减少30%，而康复速度会提高30%。张医生表示相信，在医生、病人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就医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生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