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文学院10月2日宣布将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接着，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6日决定，把200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保罗·劳特布尔和英国科学家彼得·曼斯菲尔德。7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俄英美三国科学家。

　　至少在六个项目的诺贝尔奖的三项中，我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名字。虽然，我们不能认同诺贝尔奖是检验一个国家科技、文化进步的惟一标尺，但不论抱以怎样复杂的心情，至今没有在中国本土诞生的科学成果获得诺贝尔奖这一事实，都不能不说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憾事。而当我们在为这种现状焦虑的时候，甚或乐观地说我们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

　　诺贝尔奖看重的是该科学家对这一领域长期的、有革命意义的贡献，所奖励的是原始性创新科技，是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科学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对一个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一次全面的评价，它包括：现代科学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政府及社会对科技的投入水平，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等等因素。但是显然，我们在稳定持久的科技投入产出以及科研体制等等方面，还没有来得及顺应这一潮流。

　　首先，在科技竞争力方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版的历年《国际力竞争力报告》中，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一直处于比较低的位置，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在国际上也处于较低水平，人均科研费用更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无论从每年的科技论文总篇数看，还是选择科学技术的基础投入等指标，我国总体的科技竞争力现在仍处较弱水平，基本上与印度持平，不敌韩国，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另一方面，在科研体制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目前国内科研经费的申请，需要依靠三五年内就能取得成绩，但正如专家指出的，真正重大的发现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必须拥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而国内的基础理论水平还有待提高。今年春天暴发的SARS疫情也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国内科研队伍内部的交流目前还很有限，而且派别之争依然存在，跨学科的联合研究更为有限。

　　而在科研人才的储备方面，也存在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事实，这就是优秀人才的出国潮。近几年国内一些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出国人数基本保持了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15%左右。美国人不必做什么，只需在中国设置两个“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托福、GRE，就轻轻松松把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尖子——也就是中国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收割走。这是2000年10月15日《北京晚报》的一则报道，三年过去了，这种现状有所扭转吗？

　　不必否认，我们的确需要一次诺贝尔奖，这已成为中国人历久弥坚的一种情结。但是，如果我们依然不能理顺包括上述缺陷在内的一些关系，诺贝尔奖依然是梦。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便不是因为诺贝尔奖，我们同样急需解决科研投入产生以及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获得持久和良性发展的动力因素，是国运之所系，国民福祉之所系，社会进步之所系。这是最需要我们看清的，也许，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需要一次诺贝尔奖的真正理由。

　　本报评论员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