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图片来源：国新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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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

　　胡世祥，1940年生，黑龙江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总工程师，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主任。长期从事火箭卫星发射试验，主持发射过多种型号卫星。现任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主管“神舟”号飞船发射工作。

　　记者：您一生当中参加了无数次大型的航天发射。但载人航天工程和过去有很大的

不同。尤其是“神舟”一号飞船，当时有些技术还不是很成熟。作为工程的高层领导和决策者，您怎么看这件事？

　　胡：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到1999年第一次打，期间经历了7年多时间。对整个工程来说，

　　记者：主要是飞船方面。

　　胡：在飞船方面，当时已经进行了一轮电性试验，它的基本功能还是可以的。如果要适应无人飞船，主要是飞船能否返回，还有留轨舱要留轨。在返回方面的技术，因为我们过去搞过返回式卫星，基础是有的。但它毕竟是飞船，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技术。针对这些，我们又做了大量的试验，觉得打上去、回得来，还是有把握的。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我们研制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到2000年了，我们应该向党中央有个汇报，向人民有个交待，应该有个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所以我们当时下决心，在1999年打第一艘飞船。

　　记者：您当时觉得有多大的把握？

　　胡：当时沈荣骏副主任提出来，找我们几个商量。大家都觉得研制进行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有所作为！如果试验成功，对我们提高凝聚力，提高我们这支队伍的信心，促进整个工程的发展都会有积极作用。当然，把电性船改造过来，会有很大的风险。我们分析了它的利弊关系，做了一些调研，感觉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大概能占到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说有七分成功，三分失败。这件事任何时候都是有风险的，作为这么一个大工程，应该有这么一个试验过程，应该下这个决心。所以我们还是冒了这个险，果断地下了决心。结果试验成功，也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大大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最主要的是验证了我们过去的研制方案是正确的！

　　记者：作为工程的领导者，您感到最难决策的是什么？

　　胡：这几次发射都有非常难断的事情。“神舟”一号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当时牵扯到飞船里面的一台仪器，主份出了问题，但是有备份，到底排不排除？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大家都是本着对产品负责的精神，有的认为可以不排除，因为排除这个故障要把大底拉开，三舱分离。已经进行到测试的后期了，这个时候把大底拉开，再去排除故障，就会碰这碰那，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再说，万一把大底开坏了，飞船就报废，所以搞飞船的同志们不主张排除这个故障，他们觉得有备份，可以正常工作。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故障，因为不是关键设备，不影响成败，也放弃了。我和沈荣骏到了发射场以后，听了很多人的意见，分析研究之后，觉得这个问题还得排除，只要我们精心组织，就可以避免这些风险问题。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应该把备份用在天上，那样成功的把握更大。我们下决心要排除故障以后，大家就一起想办法，为了避免发生其他问题，我们没有像原来那样大规模地开底，只是拉开了一个缝儿，用最小的动作，把这个故障排除了。所以应该说，群众当中蕴藏了极大的积极性，有很多聪明才智，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只要发挥出来，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记者：解决问题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胡：解决了问题，锻炼了队伍，也让领导同志们的意志、对问题的承受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没有这个勇气和魄力，这件事情就做不成，就意味着你的承受能力不够。所以即使再复杂的问题，只要有成功的可能，就有成功的希望，就有成功的把握，就应该果断地去做！

　　记者：“神舟”二号以后主要是您来抓载人航天工程了。

　　胡：“神舟”二号、三号以后，沈荣骏副主任也不怎么来了，主要是我在这边抓这件事。“神舟”三号刚刚进场就出了飞船穿舱插座的问题，当时测出来有一个点不通，而且那个点有备份，信号可以通。当时就有人提出来穿舱插座有批次性问题，要换，这样就在换与不换之间产生了更大的分歧，比“神舟”一号的争论还大。因为“神舟”一号的时候大家基本上还是想换，但又怕换，飞船大底没有这样开过，怕开坏了。这次要换，带来的问题将会更大。为什么呢？穿舱插座70多个，如果全部换下来，连密封板都要换，会使进度大大推迟，不是像“神舟”一号那样几天就可以解决。发射场这边打电话后，沈荣骏副主任就跟我说：你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到那边处理问题很困难。我说那我也得去。来到发射场以后，这边两派意见争论不下来。飞船系统他们说，我不是不换，你要说我是批次性问题，我就换；要是个别问题，我不换。为什么呢？我70多个插头，1400多个点，只有一个点不通，而且这个点是冗余的，有备份，我不能因小失大。这当然也对，大家都是为产品负责，两方都有道理。争来争去，最后他们说，领导说换就换，这一下子全压到我的头上来了。

　　记者：您当时怎么想？

　　胡：我当时反复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基本上想说服飞船系统要换，我也跟当时的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王礼恒通了电话，王礼恒说如果“神舟”四号非换不可的话，这次也应该换，他有这个态度了。因为我们的子样已经特别少了，不像人家，可以打十几次。我们要保证一个完整的子样，就不能带着问题上天，出于这种考虑，还是下决心要换。要换任务就得推迟，500多人的队伍面临着撤场，这个决心下起来相当困难。我说这样，咱们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看看到底是不是批次性问题。当天我们飞机到北京以后，马上又买票去了厂家，看他们的整个生产工艺流程，还放了录像。结果这一看，真相大白了：这是一个设计和工艺都有问题的批次性问题！这下专家总师们都服了，我也不用再问他们了：换！不但要换，而且要重新设计、重新投产！

　　记者：这件事对您是不是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胡：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反思，想我过去走过这一年的路和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前面的工作都做得不是很扎实，基础没有打好。后面的工作我们应该压住步子，稳扎稳打。所以利用这三个月时间，我们就开始拼命地抓质量，大规模地搞整顿，领导同志们都到一线去抓，一定要把质量抓起来！

　　记者：您现在对什么最不放心？

　　胡：从2001年到2002年，我们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也进行了大规模整顿。应该说，我们的工程质量和队伍素质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确实教育了我们这支队伍，使我们这支队伍逐渐成熟了，能够承受得住大的困难和波折。比如“神舟”四号期间，出现了低温问题。其实在开指挥部会议之前，就发现这段时间的温度不是很高，预报达到了-20℃以下。当时曹刚川副主席和李继耐部长走了之后，还叮咛我们要把低温的问题处理好。后来他们都回去开十六大了，我留在发射场。我当时跟各专家组商量讨论，大家都纷纷表态，说没问题，我说没问题就好。最后我问了一句：谁写的最低发射条件是-20℃，请你们给改一下，给我出个通知单，不然温度低于最低发射条件，我这个指挥员没法操作。工程办公室说：那是我们写的，但我们不能改，要改大家都得说话。我说要不发射场指挥部出一个也行，反正没有不行。结果这下炸锅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他们找我，说低温发射还得再商量商量，火箭的燃料输送管冻了，可能会裂开，很危险。我说我得听汇报。当时我就打电话给崔吉俊副主任，让他赶紧去做试验，摸清楚温度的下降速率，注意安全。做这个试验很危险，因为那都是有毒性，吸一口不得了。崔副主任他们想办法，现找了一样粗的管子，焊了一个小储箱，有加注口，有回流口，把温度传感器也放进去，做得很漂亮。加注好之后，用温水加热到18℃，再放到冰柜里面冻。下午他们要我表态，我没开口，就等这边的试验结果，一直到晚上7点，试验做出来了，说5分钟下降一度。这下我心里有底了，我们可以调整程序，塔架晚一点打开，温度就不会降得太低。

　　记者：可以在低温环境下进行发射。

　　胡：决定第二天打是可以的，但我觉得这个时候要冷静下来，把队伍组织好。因为塔架推迟打开，到时候人员怎么撤？还有一个麻烦：这之前我们为了保温，给火箭包了100多条被子，到时候能不能及时撤出来，也是个问题。当时发射测试站的同志们很厉害，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安全撤收。发射部队给我很大的鼓舞。这也确实反映了我们这支发射部队的应变能力，7个小时做出结果，我非常高兴。说实话，我当天要是下决心打也就打了，我认为我这支队伍是可以的，我有信心。但后来还是考虑推迟了一天，毕竟这些事情不是我去做，是这么多人在干，打得稳一点。另外，我们也渴望温度能有一点回升，更有把握。后来发射成功，大家都很高兴。

　　记者：听说返回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波折。

　　胡：当时是在返回的当天后半夜，两点多吧，北京航天指挥中心打来电话，说有点问题，我就赶紧爬起来找司机。司机跟着我好几天没回家，那天他正好回家了，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就到司机宿舍，拽起来一个：“起来，会开车吗？”他说会。“给谁开车？”他说给程开甲院士开车的。我说你马上把我送到唐家岭。他就赶紧穿上衣服，去把车开来。当时怀疑是通信出了问题，从2点多折腾到上午11点多，大家都困得不行了。曹刚川副主席和李继耐部长也来到现场。大家说要不明天返回。其实返回有程控也有手控，但大家觉得以前没用过，不保险。我就问指控中心主任，当天返回行不行。他说没问题，他们有程控，程控不行还有手动控制，保证当天返回。我跟曹刚川副主席和李继耐部长他们说了一下情况，这时候必须作风险决策了：注入数据，当天返回！他们说好吧，就这样做。后来到返回的时候，我这心里就很紧张，因为返回制动用的是同一条通信线路，怕万一再出了问题，麻烦就大了。结果很成功。后来推断可能是当时外部有点干扰。

　　记者：载人航天工程迄今已经进行了好几次发射，我们也一步步临近首次载人飞行。作为工程的领导者和决策者，您想对航天员说些什么？

　　胡：哥伦比亚

　　记者：工程进行到今天这一步，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胡：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有后劲儿的、朝气蓬勃的、四个特别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航天队伍，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不但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进，而且历经了这么多磨难，我们的队伍也是一支值得骄傲的队伍。无论是精神上、技术能力上、管理能力上，各个层次，我们的队伍都是一支值得骄傲的队伍。将来我们在10年20年之内，我们的航天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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