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庆贵

　　当下，随着各地工业化进程的提速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成为政府、媒体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有些地区由于处置不当已经引发和激化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前不久，媒体至少已公开曝光过两起由拆迁补偿纠纷而导致事主自焚的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涉及失地农民补偿安置的居然发生于天安门广场，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我认为，依法按规给予失地农民以公正公平的补偿安置固然是当务之急，而如何防止失地农民失地再失业、谨防出现“住着别墅的乞丐”更是不容回避的紧迫课题，设若说前者仅属让失地农民“居者有其屋”的“权宜之计”，后者则可谓是实现失地农民安居乐业的基本人权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之计”。

　　近年来,不少地区都依法对失地农民进行了适当有效的补偿安置,其中绝大部分以建立农民新村(小区)的形式,让失地农民住上了二层居多的农家“别墅”(严格说应当是农居)。住上“别墅”的农民所得补偿款几乎悉数投入新房，不乏讲究者还因新房装修背上沉重债务。一些搬入新居的农民因此不无忧虑地感叹道，如今我们由农民变成了市民，虽然居住条件改善了，但生活条件却倒退了，因为过去我们是卖粮卖菜攒钱，而现如今却是买粮买菜花钱。失地已使我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主要的经济来源，如失地再失业，我们不就成了“住着别墅的乞丐”了吗？一个不争事实是，不少地方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失地农民一补了之甚至补而不足、有补无兑、补而未安有之；未将失地农民再就业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有之；对失地农民陷入贫困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有之，凡此种种，引发征地拆迁矛盾激化、补偿纠纷频仍、农民上访不断，甚至导致个别农民采取过激行为，严重激化了干群矛盾，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形象。

　　对失地农民当然首先要解决好土地和房屋补偿安置问题，不但要补足补够，而且要安快安好，这既是人民政府践行“三个代表”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现实要求，又是法治社会依法保障和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客观需要。凭心而论，自天安门广场发生失地农民自焚事件以来，高层多次强调要切实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并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新政和规定，近期中央还派出四路调查小组分赴山东、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突出检查拆迁问题，可谓心系民瘼、用心良苦。不容乐观的是，不少地区虽结合各自实际相应修订和出台了一些地方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意见，但局限性较大，前瞻性缺乏，内容大抵不出规范征地拆迁行为、提高补偿安置标准、加速补偿安置速度等层面，而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却缺少应有的关注和动作，难免给人留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口实。依我看，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充其量只能算作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万里长征”第一步、“系统工程”首道工序。

　　须知，如果说一次补偿安置解决的是他们居有其屋的“治标”问题，那么他们由于失地导致生计无着却是个终身须要政府解决和保障的“治本”问题。否则就有可能真的出现“住着别墅的乞丐”和自焚之类极端事件的重演。因此我认为，无论如何，政府都不能将失地农民视为“包袱”，更不可以藉以一次补偿将他们打发“甩包袱”。

　　应当说，为防止失地农民失地再失业，有些地区业已先行作了一些有益探索，如有些“先富起来”的地区试行农民退休和失业登记，将农民纳入养老和低保范围等等。我的观点是，对失地农民而言，社会保障固然不可或缺，亦十分重要，然而相形之下，解决其再就业却更加迫切和重要。倘若说社会保障是“输血工程”，“再就业”就是“造血工程”。毋庸讳言，目下一方面不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将农民纳入社保委实属“心有余而力不足”，尚缺乏时机成熟的现实基础；另一主面，失地农民有力无处使，强烈希望自食其力有事做。是故，当前各地应超前将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与规范征地拆迁行为、提高补偿安置标准、试行社会保障等统筹规划、一块动作，切忌瞻前不顾后、顾此而失彼。

　　与市民再就业工程不同，农民再就业工程最大的难题和障碍不是观念守旧而是技能欠缺和信息不畅。近日欣闻，2003年至2010年，我国将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6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35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这无疑是防止出现“住着别墅的乞丐”的“利好”消息,只是祈愿各地要将好事办好，千万不能再出现“歪嘴和尚把好经念歪”的尴尬,抑或重蹈“南郭先生”操作走样“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