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潭向记者讲述王雪民的篆刻人生 摄影 本报记者 杜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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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南方的篆刻代表人物层出不穷，“皖派”、“浙派”、“粤派”等声名显赫，相比之下，北方为代表的篆刻门派和篆刻大家则显得默默无闻。然而在清末民初，天津的一位篆刻家异军突起，成为当时北方篆刻的领军人物……

　　-本报记者黄卫

　　手戳，收藏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私人印章。现代的人们渐渐习惯了手写签字，对于私人印章的概念已经有些模糊，不熟悉它的人对于这种印章的讲究也无从得知了。然而在百年以前，天津的篆刻家们默默地刻画着自己的追求，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当年的努力为天津的篆刻艺术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段历史。

　　南盛北衰 王雪民领军北派

　　1904年，金石家丁仁、王福庵、叶为铭、吴隐等在杭州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金石书画的学术团体。经过10年筹备，于1913年正式成立“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公推著名篆刻家吴昌硕为首任社长。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仙郎、长尾甲也远涉重洋赶来入社。印社每年清明、重阳集会，成为研究金石篆刻的学术中心。

　　时至今日，无论国内国外，篆刻界人士仍然都以成为西泠印社社员而自豪。天津印社社长、西泠印社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孙家潭先生说，人们通称的篆刻，多数是指个人图章的篆刻。到明清时期，南方的篆刻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一些沿袭至今的篆刻门派也开始出现，有文彭、何震的“皖派(也称徽派)”；兴起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丁敬创始的“浙派”；黄士陵的“粤派”；1913年在杭州成立的西泠印社。这些著名的篆刻门派与篆刻团体均在南方，相比之下，我国近代印人南盛北衰，北方为代表的篆刻门派和篆刻大家则显得较少。不过，在清末民初时期，天津的一位篆刻家无论在篆刻功力以及对于篆刻艺术的贡献上，是当时北方篆刻的领军人物，这位篆刻家就是王雪民先生。

　　由于历史的久远以及当年王雪民先生的不事张扬，他的名字已经为后人所陌生。但作为天津人，如果谈到金石篆刻的艺术名家，王雪民这个名字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的。

　　篆刻三王 天津王独树一帜

　　篆刻难，刻好更难，难在体现印人的自我。而清末民初年间，从南到北出现过一脉相承的“三王”印风，则是一件值得引人注目的印坛佳话。“三王”就是指王石经、王福庵、王雪民三人。谈到王雪民，艺术圈外的人士多数会感到陌生，但对天津著名的甲骨文收藏家、最早发现甲骨文的王襄老先生恐怕都会有所耳闻，王雪民先生就是王襄先生的六弟。

　　王襄先生的弟子，现居住在呼和浩特的书法家杨鲁安先生介绍说，篆刻“三王”之一的王石经(1833—1918)是山东潍县人，刻印取法古玺汉印，善于将金文、缪篆笔法灵活运用于印文上，以圆劲曲转之线，显示平实中具灵动、严整间透活泼之感。而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1880—1960)，治印出入秦汉，兼融皖、浙两派之长，刀工稳健，柔内寓刚，布局舒展匀称，气韵淳朴。

　　王雪民先生(1883—1946)一生清贫，好古不倦，铁笔刻印，巧夺天工，倜傥不群，当年在津门独领风骚，誉为印坛高手。能够与中国著名的西泠印社创始人并列，可谓天津印人的骄傲。王襄先生博学多闻，收藏颇丰，家学的渊源使王雪民先生少年时与胞兄王襄共案切磋，潜心金石，探索印学，饱览家藏甲骨，铜器、玺印、封泥、砖瓦、钱币等大量文物。杨鲁安先生告诉记者，王雪民先生曾著有摹印之论称：“传世之古印最著者，为周秦官私玺，汉魏六朝宫私印，唐以后无足观焉。此治印学者所宜知也。然周玺之文，与钟鼎款识之文类；秦玺之文，极尽变化，殊形诡制，开印学法门。自汉迄六朝缪篆兴，摹印之学，遂集大成。”此论正与王石经，王福庵二家所宗相同，三家印风亦大体相近。当年天津著名画家，学者陆辛农先生有诗赞曰：“师古不泥具卓识，追幽探奥成婀娜。天人工巧两称绝，想见游刃如挥戈。”由此可知雪民先生篆刻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

　　雪民先生平生治印累计逾数千方。当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王襄以及天津书法大家华世奎、孟广慧诸公所用之印，多数为王雪民精心力作，堪称绝品。

　　三字印风 独创津印静雅活

　　篆刻艺术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前辈印人的创作手法，曾经借鉴过各门姊妹艺术。王雪民先生极力搜集并充分利用所掌握丰富的金石文字资料，特别是过目并熟记家藏五千多片甲骨上的斑驳刀痕。

　　王雪民先生不仅以甲骨文入印，而且常用甲骨文刻边款，有的长达二十多字。甲骨文不够用时就改用金文，绝不胡乱拼凑。这是王雪民先生的一大创举，为前辈篆刻名家所没有的。这种手法，不是拟古，而是创新。杨鲁安先生介绍说。王雪民先生在给二哥王襄刻制的“簠室”、“簠室藏贞卜文”，朱文利刃切冲，白文单刀直入，凭其直觉把武丁时期贞人宾、争、韦各家的刀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已故天津书画名家李鹤年先生常用的王氏刻印，其边款多数为甲骨文，均以帝乙、帝辛之世卜辞文字出之，晶莹隽美，一丝不苟，这是在当年别家边款上看不到的奇迹。

　　王雪民先生钟情汉印，所治之印俱能透出稳健、纯朴、温润、雅静之韵。他仿两汉铸印模式，运浙派刀法，所刻“华世奎印”、“孟定生印”、“鹤年分隶”三方白文印，发出不同的效果，“华”印方劲，“孟”印圆融，“鹤”印浑厚。雪民先生一生治印，全凭路子正、学养深、技法精，才创出一派具备“静、雅、活”3字特色的印风。主张“既然是今人印，何必敲边学古人”，寻求历史的真实，从不作假，因而所治之印比起边缘残破的古印更加自然，真实。他的这种思想，对于后辈的天津篆刻人士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应时求变 天津篆刻新加好

　　作为天津仅有的两位西泠印社社员之一，孙家潭对天津目前的篆刻艺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天津的同仁应当把握好篆刻的“新”与“好”，在坚持北方特色的同时，增加篆刻的时代感。

　　作为王雪民的再传弟子，孙家潭在秦汉风格印的创作上，最成熟的是古玺印。他刻的甲骨文印，白文粗线条，神完气足，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孙先生解释说，其实他的风格总体上也是属于传统的篆刻风格，属于北方雄强粗犷一派。和南方灵秀阴柔的风格相比，北方流派的篆刻更遵循了秦、汉的传统刻法。总的感觉南方流派刻法的时代感要强一些。

　　时代在改变，如何把握篆刻的“新”与“好”可不是说说那么容易的。孙家潭认为，篆刻的创新必须把握“新”与“好”，“新”是指必须要有艺术的生命力，“好”是指传统艺术的严谨性，如果两者只能选其一，则应当选“好”。因为，“好”与历史的艺术传承密切相连，具有极强的根基和持久的生命，而“新”则是对生命力是个严峻的考验。

　　“完美的构思，好的石材，精湛的雕刻，文学性极强的篆文加上不俗的边款，就会成为一幅好的篆刻作品。”孙家潭告诫年轻的篆刻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