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77年春天，巴金在家里接待(从右起)柯灵、王西彦、张乐平、孔罗荪、师陀、巴金的胞弟李济生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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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中国当代文学泰斗；祁鸣，一个极普通的影视记者。若以世俗的眼光看，两人的社会地位有霄壤之别。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笼罩在巴金头上的乌云尚未彻底驱散，祁鸣就开始零距离地跟随巴金，22年中（从1977年到1998年巴金住院前的最后一次照相），用镜头记录下无数珍贵画面。而巴老也始终将祁鸣当作知心的晚辈，与他敞开心扉聊天，并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他们两人的情分，体现了一位文学大师的崇高人格和温热的人文情怀，并证明了一个真理：高尚的人之所以令人尊敬，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谦逊

　　撰稿／沈嘉禄（记者）

　　11月25日，躺在华东医院病床上的巴金将迎来他的百岁生日。在玫瑰、蛋糕、红烛及大量的颂辞之外，《生活中的巴金——祁鸣摄影展》在半岛艺术中心开幕了。

　　“这不是我个人的摄影展，它其实是老人家这20多年来的丰采展现。我只想告诉大家，生活中的老人家其实更加亲切，更加真实，也更具人格魅力。”祁鸣一直将巴金称之为“老人家”。他将摄影展的作品小样展开在记者面前，100幅照片是从一桌子照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因为忙累，祁鸣上火了，嘴巴一边大一边小。

　　巴金回故乡，巴金在汪庄，巴金吃馄饨、巴金在散步，巴金在沉思，巴金被外孙女逗得大笑……

　　因为是文化名人，巴金的私人空间一再被压缩。但生活中的巴金，依然保持着亲切，谦虚，低调，婴而不孩。

　　“那还是1977年春天的事情了，‘四人帮’被粉碎了，大家的心里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想多做点事情。”在上海西南角一间普通的新公房里，年过六旬的祁鸣俯瞰着窗前缓缓东去的小河，深情地回忆起来，“当了多年的记者，接触了不少文化名人，慢慢地酝酿着一个念头：把渡尽劫波的老艺术家的音容笑貌记录下来，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库留下一点珍贵的资料。那年春天，我为张乐平先生拍了一组电视片，同时问起巴老的情况。张乐平马上说：对啊，你赶快去给他拍片！在他的引荐下，我见了仰慕已久的巴老。”

　　祁鸣清楚地记得，在那条僻静的湖南路上，深深的庭院杂草丛生。巴老那时刚获得“解放”，但有些问题似乎还没有定论，来看望他的人很少。见到张乐平和他，巴老显得特别高兴。叙谈中，祁鸣向巴老表达了要拍几张照片的愿望，巴老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巴金在家里接待柯灵、孔罗荪、王西彦、师陀、张乐平，巴金的胞弟李济生也在座。那天，几位老人显得格外高兴，谈笑甚欢，祁鸣选择不同角度飞快地按动照相机快门。这张照片见报后，全国各地报刊多次转载，读者反响也极大。老艺术家们的笑容明确地告诉大家：文艺的春天来到了。

　　初春的浮冰还没有完全消融，祁鸣为老艺术家“树碑立传”还不是名正言顺的。再比如，贺绿汀还没有平反，赵丹、俞云阶的头上还笼罩着阴影，但他根本不顾这些，满腔热情地为他们拍电视片。后来他又拍了电视专题片《访老作家巴金》，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8年初才播出。

　　“但是要跟踪巴老拍些生活照和工作照，他怎么也不同意。”祁鸣说，“巴老一向主张作家的名字应该和作品一起出现，更不愿抛头露面。他对我说：‘你应该去拍茅公，拍夏公，拍冰心大姐，我算什么呀？’可是我想起鲁迅，由于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他留下的资料极少，所以现在我们研究鲁迅就有不少遗憾。如今条件允许了，环境也好了，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呢？我恳切地要求巴老以后每遇重要活动就通知我一声。然而我一次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祁鸣一次次到巴老家里“泡磨菇”，巴老就是不点头。有一次，祁鸣去参加市政协一个联欢会，恰与巴老乘同一部电梯上楼，巴老幽默地用四川方言说：“你也来啦，我看到你就害怕。”祁鸣就趁机再次提出要求，巴老终于为他的真诚打动，与他达成一条“君子协定”，“你要拍我可以，但不要太突出，有些照片在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发表。”祁鸣连连点头，一张脸笑得就跟一朵花似的。

　　巴老说：一个人也不能挨饿

　　祁鸣开始为巴金拍电视和图片资料，用的是自己的业余时间，照相机也是自己的。当时摄像机还很笨重，为了确保质量，他经常用电影胶卷，向电视台借机器还要候空档，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祁鸣用“地下”两字来比喻自己的工作。后来上海广电局的领导去看望巴金，提起要为巴老拍些资料。巴老说：“你们台里的祁鸣已经在拍了。”局领导一听非常高兴，回台后马上给祁鸣配了设备，从此祁鸣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从“地下”跑到了“地上”。

　　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巴金、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上海为巴金授勋、巴金在寓所接受“但丁国际奖”、巴金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仪式、巴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巴金回故乡等，祁鸣都在场拍下了珍贵的资料。在北京，夏衍看了部分资料片后还建议他“把萧珊的镜头补进去，巴老在法国住过的地方也要拍一些”。曹禺则称赞他：“为中国文坛，也为世界文坛做了一件好事。” 20多年来，巴老与这位普通的记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80年代末，祁鸣发现巴老行走时有点不方便，追问之下才知道他脚底生出一个鸡眼。不久，祁鸣请来浴室里的老师傅到巴老家给老人扦去了折磨他很久的鸡眼。同样，巴老也时时关心着祁鸣，只要他一段时间没去，他就会问家里人：祁鸣怎么好久没来了？他去哪里啦，会不会生病了？

　　巴老每出一本新书，或者再版旧著，都要签了名亲手送给祁鸣。而最让祁鸣难忘的是1984年在日本东京参加国际笔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巴金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祁鸣是随团采访的唯一的中国记者，他身背20多公斤重的电瓶，右肩挎着重10公斤的摄影包，脖子上还吊着一架长镜头照相机，活像一个货郎担似的与身高马大的外国记者抢镜头。经常工作到次日凌晨才能回到住所，累得喝口水的力气也没有了。代表团下榻在新宿地区的京王饭店，但负责接待工作的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只管巴老和他的女儿李小林，还有一个作协的干部和翻译四个人的伙食，祁鸣只能到外面找小饭店自己解决，花费甚高又吃不饱。巴老知道后就对他说：“要吃一起吃，一个人也不能挨饿。”

　　日本料理本来就以量少精致“闻名于世”，4个人的伙食5个人吃就更显尴尬了。但菜一上来，巴老首先将自己的那份挟到祁鸣的盆子里，并用家乡话说：“不要搞垮了身体，吃饱了才干得动活。”

　　祁鸣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吃饭前又跑出去找小面馆。在笔会的20天里，祁鸣一共拍了3000尺胶片，回国后编成了一部专题片《巴金在东京》。

　　难忘那年中秋节

　　生活中的巴金是个极普通的人，他爱大自然，爱看京戏，有许多业余爱好；他爱孩子，爱与客人拉家常，对已故夫人萧珊的感情非常深切，凡在文章中提到她，字字句句总饱含着无限的深情。他对生活的要求是极低的，从不要求家里人给他烧什么菜，买什么衣服。但细心的祁鸣发现老人家喜欢吃肉，尤其是炖得酥烂的蹄膀。于是他回家吩咐太太买来新鲜的带皮后蹄，小火炖酥后拿给巴老吃。巴老一吃，连声称好。后来，祁鸣经常炖一些童子鸡、黑鱼、甲鱼给巴老补身子、换口味。巴老从来不吃田螺，祁鸣的太太就将田螺肉挑出来，与猪腿肉一起剁成泥，再塞进田螺壳内红烧。巴老一吃，马上说：“味道不错嘛。”巴老家人说：“祁鸣，还是你有面子嘛。”

　　巴老在成都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是省委某部门的一个干部，希望巴老回故乡看看。但巴老知道此去必定兴师动众，前呼后拥。而这正是他最最讨厌的，就一直没点头。80年代初，祁鸣到成都广元县拍摄摇摇欲坠的县衙门。巴金的父亲曾在那里任过知县，审案子时巴金有时也会旁观，看到贫苦的农民因为欠债还不出而遭到责打，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对贫苦民众的同情由此产生并不断加深，这一段生活经历对大师的人格形成影响很大。就在这时，巴金的那位亲戚就对祁鸣说：“听说四外公对你的话还是很重视的，你应该动员四外公到成都来一次。”

　　祁鸣说：“你们是亲戚，你怎么会请不动他呢？”

　　那位亲戚说：“我确实请不动，你就告诉四外公，想见的人我给他安排，不想见的人，决不会让他们知道他的行踪。”

　　祁鸣回上海后一直动员巴老回故乡，但过了几年，一直到1987年才成行。

　　“我记得是国庆节前一天，我刚从西德回来，就去看望他老人家，带去了他喜欢吃的巧克力，聊了一会，李济生来了，我就回家了。10月3日，我发现巴老不在上海了，打电话到作协，才知道巴老已经到了成都。这下我明白了，成都方面不希望我跟随巴老回故乡。为什么？因为巴老在某些人眼里是一种资源，他们要垄断这种资源嘛。但老人家回故乡是我反复做工作的啊，怎么可以过河拆桥呢，这太不够意思了。不过我先压下心中的火，我想我应该赶到现场，记录下巴老回故乡的每个镜头。台里的同事也够朋友，想办法给我买了飞机票，让我赶到成都。到了成都，我又想尽办法找到已在省委招待所住下的老人家。”

　　说到这里，祁鸣像评弹演员说到关子上，干脆站了起来比划：“我预先是有心理准备的，随身带了全套设备，连电瓶、摄影灯也带上了，光电影胶卷就带了十几盘，脖子上还挂了照相机和曝光仪。那天我从上午到下午一直在找老人家，粒米没咽，滴水没进，一直赶到省招所在地金牛坝，看到一幢小楼前站着巴老的女婿祝鸿生，他正与别人闲聊，心中的石头方才落地。此时正是下午3点，老人家应该午睡过了，祝鸿生见了我就向屋里大声喊：‘爸爸，祁鸣来了！’我直冲屋里，老人家坐在椅子上，眼睛顿时一亮，有点责怪我说：‘怎么搞的，现在才到？’又转头对女婿说：‘快拿月饼给祁鸣吃！’我这才想起这天是中秋节，可是此时此刻，我反倒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了。祝鸿生对我说：‘爸爸来成都后没发现你，一直在唠叨，祁鸣怎么没来？这下好了，他安心了。’见到老人家，又听说如此，我满腹委屈冰消雪化。这次老人家回故乡，我又拍了不少片子。不过，没老人家的关照，我又怎能拍得顺利？比如说吧，外出活动，成都方面开始不安排我用车，老人家就当着接待方的面说：祁鸣，明天你就坐我的车，我们挤一挤。这么一说，对方只得安排车了。前不久，四川电视台的同仁来找我，要借当时的素材带做节目，原来当时他们拍的是电视录像带，已经掉磁粉了，而我拍的是16毫米电影胶卷，至今清晰如初。”

　　祁鸣回忆至此，深深地感叹一声：“老人家一直为别人着想，有些场合他不便多表态，但心里清楚得很呢。”

　　就在这次回故乡时，四川有关方面提出修复巴金的故居，被巴老坚拒了。

　　巴老说：既然有这个信仰， 就不要放弃

　　如北京人所说，祁鸣是石骨铁硬的“苦孩子出身”，12岁时，他就在玻璃厂当童工，一年后上街当报童，后来又在码头上当过搬运工，蹬过三轮车，拉过大板车，尝遍了人间的酸苦。建国后，他在运输公司工作，被选拔为青年干部，读了夜校才算学到了一点文化。然后又作为工人文艺人才调到市总工会文工团当舞蹈演员，每年大部分时间下基层、农村和工厂演出，深受群众欢迎。不久，上海电影分为江南、海燕和天马三家，相当一部分人员支援外地，电影厂出现人员紧缺，天马厂就把祁鸣调去当演员。1958年，上海电视台建立，台里成立了广播电视艺术团，一纸调令又将祁鸣调走了。到1963年他又干起了摄影记者这一行。

　　祁鸣早在1952年就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并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但因工作变动频繁，组织问题就搁下来了。80年代中期，电视台组织部门的领导找他谈话了，再次真诚地向他敞开大门。祁鸣此时感到有点突然，愣了一会后，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向党组织倾诉了多年的苦闷。

　　那个时候，西方的意识形态包括各种哲学思潮正以汹涌之势进入我国思想领域，并得到了我国知识阶层中不少人的回应，社会上出现了令人困惑的“信仰危机”，许多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当真诚的愿望遭遇到曲解后，祁鸣也有点犹豫。过了一天，他来到巴老家，向老人家谈了自己的复杂心情。巴老听后，沉思了一会，然后一字一顿地说：“祁鸣，既然你有这个信仰，就不要轻易放弃。”

　　巴老这句话，给了祁鸣极大信心。第二天，他就郑重地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仅仅过了一个月，这个老新闻工作者就一脸阳光地站在鲜红的党旗下了。

　　“老人家虽然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现在还仍然是个无党派人士，但他对进步事业一直是抱有希望并热心投入的。”祁鸣说。他永远也忘不了，那次谈话时巴老眼睛里闪烁的炽热光芒，这光芒，至今仍在激励着他做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

　　（本文图片均为祁鸣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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