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专题：< 新浪评论专题 > 

　　作者：陆建华

　　GDP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尤其在各级地方官员那里，它不仅与地区增长的目标是不是实现连在一起，更与官员的政绩或升迁连在一起。这是事实，反映的是一种很强的约束力。有过“文革”经历的人都会意识到，GDP成为官员升迁的一种重要因素，比之过去以整人、斗争人为政绩标准的时代，不知要好多少倍。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对地区发展，乃至整个国家发展来说，GDP还是一个发展观的问题。刚刚结束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的重要决定，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也就是说，经过改革25年，经过搞市场经济10年，我们现在要认真想一想，这个社会的发展道路要怎么走，要走向哪里。GDP问题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思考，就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GDP是一个反映经济发展状况和速度的综合性指标。应该承认，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到处都存在着GDP综合征，从领导部门到规划部门，到管理部门，一切围绕着GDP转，一切以GDP为指挥棒。这就是片面地顾及经济领域事务，而把非经济领域的事务置之视线之外。似乎一些地方官员就是为GDP而“打工”。所以就出现了很普遍的社会领域发展严重滞后的脱节现象。许多经济学家并不为此感到焦虑，而社会学家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眼见着就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道德水平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渐次严重化而担忧。各种警告在十多年前就有了，但引起的关注不多。可谓，不撞南墙难回头。GDP综合征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即便在专注经济领域事务发展的时候，很多官员关心的是发展速度而不是发展质量，因为GDP在年度内的比较最能够反映出政绩。这样的偏差给经济发展本身也留下了很多隐患，比如，经济效率不高，企业竞争力不强，因为竞相优惠引资而破坏竞争规则、投资扩张冲动难以抑制等等。正可谓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这样的GDP综合征会把一个地区引导到一个严重失衡的境地。如是，那些官员实现了升迁目标，但付出的代价却往往是全社会的。

　　根治GDP综合征的关键就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要把一个地区、整个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很多相互有机关联的亚系统，要提升整个系统的优化水平，所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一个亚系统花功夫而不顾及其他亚系统的情况，不注重各亚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固然，经济领域是各个亚系统中最具有基础性的和广泛连带性的亚系统，没有经济领域事务的健康发展，一个地区一个社会是很难有稳固的发展基础的。在1978年年底全中国面临的就是如何启动经济这个亚系统的活力，实现突破，来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应该说，那样的历史性选择没有错。GDP综合征是随后不断发展起来的，那些不具备科学发展观的官员，误以为GDP就是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地区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全部要义。偏差的发展观只有在导致出很充分的恶劣后果以后，才会使人警觉，引人反思。所以，在2003年这样的时刻，由执政党的决定来提醒全党和全国民众树立全新的、科学的发展观，既有历史的宿命因素，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因为显然在过去时期是难以把发展观问题提出来或上升到如此高度的。那么，这样的历史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促使我们要根治GDP综合征了呢？是经济片面发展的一系列恶果(比如，那些弱势群体求助的眼光，那些被无情地污染的河流，那些遍寻难求的人才)，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的新挑战(比如，国外企业对中国的反倾销大战，对中国的战略产业领域的合理合法的渗透，对中国知识产权不受保护现象的善意批评)，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在高起点上思考问题的睿智(比如，对2003年春天那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再思考，对各种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及其政策的再梳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再探索)。

　　GDP是一种象征，它曾经维系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发展希求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一个国家走在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GDP依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引导性力量，但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力量。GDP固然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但是更多的、可能更有利于发展的诸多要素，不单单是GDP指标能够反映的，于是就有很多专家提出，我们应该环境GDP、民生GDP、民主参与GDP、心理健康GDP、社会安全GDP等等。把GDP泛化，当然是需要审慎考虑的，但是这样的思路却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要关注一个社会的系统性进步，而不是单方面的突进。统筹兼顾的说法之所以在2003年又成为重要的政治概念，就是强调系统的协调。和50年代使用这个概念的客观主观条件已经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大背景下的、多种实现方式的统筹兼顾。其中的要点就是彻底抛弃GDP综合症及其思维方式。

　　面对依然严重的GDP综合征，此时，伏契克的呼吁还是很重要的：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